楚國文化對漢初有什麼影響

『壹』 古代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掘《長江開發報》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題為《盤龍考古新發現，「商代」過大別崇山峻嶺，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重新改寫》文章介紹，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教授20年來潛心研究整理盤龍城遺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結論：被譽為中國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最近有新發現，該城的興廢歷經近300年，它將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提前到商代。「……將武漢城市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年。……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
文章說，盤龍城於1954年防汛時發現，於70年代大規模發掘，迄今共發掘文物二千餘件，其中大銅鼎、大銅、大玉戈等數十件文物為罕世珍品，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嘆為觀止。中外專家們稱，盤
龍城系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保護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寶，是江漢大地的一座文物寶庫，是「研究中國古城不可多得的標本。」
文章說，盤龍城遺址東西長二千一百米，南北寬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積一百一十萬平方米。擁有古城址、古宮殿、古城牆、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跡景觀……在已發掘的兩座宮殿中，一座設有四室，周圍是迴廊的宮室，另一座布局為一大空間廳堂。兩座宮殿為前朝後寢格局，系當時祭祀、冊命、聽政、出師、盟會等舉行國家大事的地方，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同時，四周作坊林立、釀酒、制陶、冶煉業十分發達，系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據考古研究所近期鑒定，盤龍城興建於商代二里崗期，荒廢於殷墟一期，歷經時間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間。盤龍古城遺址與武漢市城區僅一河之隔。……為古代河流灄水、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匯地帶！
《長江開發報》的上述報道，無疑是「漢江------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一命題的最新支持論據。一、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是在漢水之畔開的先河，打破了史學界關於「興建古城於春秋戰國」的統一認識。二、「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漢水文化的數十件文物是從漢水之濱出土的；在商代漢水流域就有了「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的」古城。三、從它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把中國興建古城的歷史由春秋戰國時期提早到商朝時期這一史實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過了大別山」，還是「漢江文化影響、造就了商代文化」這一新的急待重寫的中華文明起源學說課題。
《湖北日報》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報道：「荊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海內外學者近三百人來荊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紡織、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專家們認為，楚文化成就包括銅鐵冶煉與鑄造技術，磨漆彩繪工藝，絲綢加工技術，道家哲學，楚辭散文和音樂舞蹈，在當時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英國大英博物館館長羅森夫人說，「楚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力。（漢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更令人叫絕：世界上第一塊可鍛鑄鐵；世界上第一塊每平方厘米紡織170根絲的高密度絹；世界上第一件脫胎彩繪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連續發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張可折疊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僅熔鑄於楚人後代的心底，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財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貳』 楚國文化的形成，發展和繁榮

楚國文化主要的還是本土文化，特別是楚辭，大部分是當時的民謠與宗教祭祀為主題的歌曲。當然我個人是認為屈原所代表的藝術可算是頂峰，到了宋玉之流就不敢恭維了。
春秋戰國時期，盡管社會動盪，但文化空前繁榮，這主要是因為： （1）這一時期，鐵農具和牛耕的推廣，生產的發展，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大變革，即階級關系劇烈變化，奴隸制逐步崩潰，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社會的大變革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3）社會的動盪使得思想活躍，百家爭鳴，這有利於文化的發展和繁榮。社會的大變革使得許多思想家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變革發表不同主張，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當時列國紛爭，社會劇變，戰爭動盪，這些不僅有利於「百家爭鳴」的存在，而且使得當時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力量去鉗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躍。 （4）社會動盪時期，各國統治者為了在爭霸中獲勝，紛紛重用有才學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網羅在諸侯、大臣門下，他們為各國的爭霸斗爭和社會改革出謀劃策，這客觀上有利於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5）大國爭霸，社會的動盪，一方面使得民族融合加快。由於戰爭，於是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大遷徙、大交流；華夏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加強聯系，各族之間的地域界線被打破，這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豐富了華夏文化，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6）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繁榮還有兩個突出原因，即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創造和夏商周文化發展的奠基作用

『叄』 楚國文化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戰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要輻射地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
荊楚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肆』 什麼是楚文化楚文化的性質和淵源

楚文化為東周時期中國南方的一支高度發達且風格獨特的區域文化。
楚族源於中原，與中原華夏集團有著密切的關系。楚文明的主源應是中原文明。從地理位置而言，楚的先民長期與華夏先民居住、交往，楚先民吸收了華夏先民所創造的先進文化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被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 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系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熊繹受封
楚文化
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49]中出有少量銅器，並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
文化面貌
由於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於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於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徵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並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後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徵和鮮明的個性。
迅速發展
楚文化
楚武王熊通即位後開始謀求向外發展，「辟在荊山」這一狹小的區域也不能滿足楚人的發展要求，楚文王遷都位於今荊州紀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吳師攻陷郢都止，是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這一時期的楚國在鞏固後方的基礎上逐步吞並了江漢地區、南陽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區的數十個文化因素各有特點的國家，其地入楚境，民為楚人。在這一系列並國擴境的過程中，楚人根據形式的變化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及實力條件的不同，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處理方式，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滅其國，絕其祀，縣其土而有其民，在這一過程中，楚人採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將其逐步納入楚民族的共同體，民族融合進程加快。同時，這一范圍內各種經濟、文化因素相繼融入楚系，從而為楚文明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礎。
洗禮融合
實物資料表明，獨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來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礎上，歷經這一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的洗禮，通過融合、吸收被吞並的眾多周王室同姓、異姓封國及其它諸侯國的先進文化因素加以綜合、提煉並經過創造而成，正是在此時，楚文明以非凡的氣勢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籬，取得了質的飛躍，從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轉折，進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發展逐步定型。 楚文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擊敗吳人，後昭王遷都於鄢（今湖北宜城），後又返郢，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為楚文明的繁榮鼎盛期。 這一時期楚國歷史雖然有起有伏，但楚國的發展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是連續不斷直至達到最繁盛、最光輝的頂點。其政治體制方面有斷斷續續的改革，舊的縣由大化小，並已在全境范圍內普遍設立，邊境設郡，官職爵秩已經相當完善，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發達的經濟基礎為楚文明的繁盛創造了有利條件。楚文明一如沖出峽谷的江河，以奔騰萬里之勢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取得飛速發展，表現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內涵，以致盛極一時。 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社會生產蓬勃發展，政治局勢迅速改觀。到戰國早中期，楚國在北面與中原諸國爭雄，時有進退；西北、西南分別防禦秦與巴蜀而主要是來自秦的威脅，以秦嶺、巫山山脈相阻隔，並分別設立了漢中、黔中、巫郡等；東面是楚國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方向，其軍隊多次出入齊魯國境，並直至海濱，但戰爭頻繁，建設難以連續持久；南面主要是「蠻夷」之幫，楚人沿洞庭湖兩側南進，直到五嶺，這一區域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政局穩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續發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遺存就主要在江漢平原及楚國南部的今湖南境內發現，並向楚全境輻射。 楚文化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遷都陳城，習稱陳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遷都壽春城，習稱壽郢，直至楚負芻五年（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是為楚文明的滯緩衰退期。 這一時期楚國基本處於動盪之中，盡管有相對的穩定，也是十分短暫的。楚國政治腐敗，思想保守，經濟上又因國土的淪喪受到了慘重的打擊，楚文明也丟掉了賴以發展和昌盛的堅實基礎。楚國歷史已成頹勢，楚文明也隨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曇花一現。
融入漢文明
當然，楚文明並未隨著楚國的滅亡而消失，在楚國被秦國滅亡後，楚文明也被秦文明所接受、改造，在楚人亡秦的過程中，楚文明得以部分恢復，隨著西漢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建立，楚文明融入更廣泛、更深入的漢文明之中。 楚文化
而且，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於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復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並連續發展二千年。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伍』 漢代文化是如何繼承秦文化與楚文化的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

「文化」一詞的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因此，對它的使用，必須十分嚴謹而慎重。

說到「秦文化」，必須認識，其意義是多重疊合的。它本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區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圍大致上是今中國西北部的陝西、甘肅一帶。它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於西部的諸侯國秦國的領地內。它又有一個很長的發展歷史，經過許多世紀，達到頂峰，有一個極短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以政治統一為背景的全國性的文化——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戰國期間秦國的佔領范圍不斷擴大(到公元前3世紀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隨著秦的軍事征服、勢力擴張、人員遷動，秦文化所影響和覆蓋的地區不斷擴大。 在這樣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秦文化對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內容是越來越豐富的。

到秦朝完成統一，實現了對全中國的統治，進而又採取許多措施鞏固和發展統一，包括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識地統一思想、文化，以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 ·禮書》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2]，這是說，秦朝對六國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確定的原則是不師古，不崇經，以法為治，以吏為師。推行這些政策的極致，就是實行「焚書坑儒」的野蠻舉措，予文化以嚴重的摧殘，對思想和學 術自由更是沉重的打擊。因此，秦文化對於中原傳統文化又並非主要是「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

由於秦朝統治的時間很短，其目的在於統一思想文化的政策並未來得及完全實施，亦未取得預期的成效。與此同時，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統一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統一的短時期內，秦文化並沒有和東方六國文化融為一體，其作為全中國的主導文化的地位，也沒有來得及完全得以確立。在原屬東方六國的廣大地區內， 各區域文化繼續表現著它們的特色和活力。

隨著秦政權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體變為客體，其作為全中國統治文化的短暫時期也就宣告結束。不過，在代之而起的漢代，秦文化的 要素繼續存在，而且還保持著強有力的影響。「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統國家形態和大一統國家觀念的基礎，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建樹、對後世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為深遠的，應當說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戰國以至於秦漢時期，經常有人注意並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魏國的信陵君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儀德行」�[4]。西漢初年， 賈誼痛說「秦俗日敗」，指出：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一直是「並行於進取」，雖然「功成求 得」，但卻出現了社會道德水準嚴重下降的惡果，秦始皇又「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滅亡。《淮南子·要略》說：「秦人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勢 利」，司馬遷也說：「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5]。這里所說 的「俗」，部分地有我們所說的「文化」的含義。以上言論，雖然包含了對秦國或秦人的敵對心理，但卻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如秦人因其長期生活的環境的影響，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數民族的影響，傾向於強悍好鬥，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狠下決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實效、功利，質朴而率直，不事虛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動性極 強，為了實現某一目標，定會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難和力量的阻擋。秦文化的這些特點，似已得到當今學者的普遍確認。

漢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漢皇朝的政治統治在全中國確立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然後又隨兩漢(前206—220)的歷史進程進一步發展起來的。

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漢文化就是楚文化。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絕對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漢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很有意義的問題。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 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 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 ，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 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 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 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 「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 。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 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 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 」。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 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7]。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 「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8]以此來解釋楚文化 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 」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9]。項羽 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 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10]。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 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 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 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 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 [12]。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 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 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 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15]，也就是 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 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 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 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 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 。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 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16]，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 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 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 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 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陸』 楚國文化都影響到了哪些地方

楚國是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霸主，在文化上楚國的影響波及汝、漢流域的許、胡、番、息、黃、邛、曾，淮、泗流域的宋、蔡、舒、徐以及江東的吳、越等國。他們和楚國一起共同創造了一種奇譎神秘、瑰麗爛漫的文化，書法作為這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柒』 漢文化和先秦的楚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嗎

先秦的楚文化和漢文化是什麼關系呢？說成一脈相承不是太准確的。漢文化事實上是先秦各種各樣文化的大結合，而楚文化是這其中關鍵的構成部分。假如充分考慮打倒暴秦，創建漢朝的通常是以楚人為因素中堅和關鍵的這些人，楚文化對漢文化的干擾很有可能比大家想像得更加深入與悠久。

可以說，此刻發生的漢文化，是已有文明行為至今慢慢累積、溝通交流而磨合期為一個平穩的構造了。那麼說，並並不是否認楚文化的鮮明特徵，反過來，楚文化與眾不同風采或是很顯著的。我、充符、屈原，全是楚文化（文學類和邏輯思維）的楷模。

『捌』 楚文化的影響

先秦時代，楚國歷經八百餘年的發展，由僻處丹陽一隅，到擁有
中國半壁河山；從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問鼎中原，飲馬黃河，不斷
地發展壯大，成為「天下強國」。此間，楚國不僅位列「春秋五霸」、
「戰國七雄」，而且創造了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楚文化。秦滅楚後，
海內一統，而楚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則流傳至今。

屈原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
一個民族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還要有體現本民族精神
的典範。楚國的屈原就是這樣一位跨越時空、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見聞廣博，「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為人「正道直行，竭
忠盡智以事其君」，在受懷王重用期間，努力實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張以法治國，「舉賢才而授能」，並從制訂「憲令」入手改革內
政。在外交上，則竭力主張改傳統的聯秦政策為聯齊抗秦政策。這兩
方面的改革雖符合歷史實際，有利於楚國的發展，但觸動了一些權貴
以及秦國的利害關系。內外反對勢力因此互相勾結排擠誣陷屈原，懷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遠屈原。頃襄王即位後，又偏聽「短屈原」的話，
將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並不因被放逐而改變「前志」，而是時刻
「眷顧楚國」，為表達其「存君興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之意，以辭賦進諫。他痛恨那些禍國殃民的奸佞黨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國殤》一章，熱情歌頌那
些為國捐軀的將士。在極度的抑鬱苦悶中，他多次產生「遠游以自疏」
的念頭，但或以「覽民尤（災難）以自鎮」（《九章·抽思》）；或
因「懷乎舊宇」，終於沒有離開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國為止。
正是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似「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頌》）的「後皇佳樹」，構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來，歷史選擇了屈原這個實有的歷史人物，充當體現中華
民族的精神的典範。歷代帝王著眼於屈原「竭忠誠而事君」（《九章
·惜誦》）：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為昭靈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為
「忠潔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為「忠節烈公」（《舊唐
書》、《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學者多從儒家角度，
引經據典評論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漢代劉安首次把屈作楚辭同《詩經》
的《國風》、《小雅》相提並論，並對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評價：「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離騷
序》引）。宋代晁補之認為：屈原愛君，「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辭，「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之時」，可與儒聖同等。故他說：
「原之敬王，何異孟子？」（《雞肋集》朱熹認為：屈原「乃千載而
一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心」，不辨自顯；其書可以發「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綱五典（常）之重」（《楚辭集注》）。皆意欲
將屈原納入正統的儒家范疇。而人民則因屈原的愛國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僅在他的故里秭歸和投水的汨羅江畔
修建了屈原廟、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還以端陽節吃粽子和賽
龍舟的形式來紀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甚至於不同的國
度，都具有強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所倡議紀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誠如毛澤東所言：「（屈原）不
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
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費德林回憶錄：
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
屈宋辭賦與中國文學
先秦時代，隨著（《詩經》）熱的衰落，以楚辭楚賦為代表的文
學崛起於楚國，並將我國詩歌創作推向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高峰。所謂
「自風雅（指《詩經》）寢聲，莫或抽緒（繼承），奇文郁起，其
《離騷》（代指楚辭楚賦）哉！」（《文心雕龍·辨騷》）即指此而
言。與此相應，涌現了以屈原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內的楚
辭、楚賦的作家群體。其中，屈原以楚辭著稱，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賦見長。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為宋玉，故
後世或以「屈宋」並稱。
楚辭作為一種文體，在民歌體式的基礎上，開拓了宏大的篇體和
錯落有致的句式。擺脫了《詩經》以四言為主的句式的束縛，節奏韻
律富於變化，表情達意更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創的這一文
體，「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
界，把執著的人生追求與愛國主義思想融為一體。故「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還采
用一系列的藝術手法，尤其是把當時流傳的巫文化引入辭章，神遊幻
境，馳騁想像，開創了以現實為基礎、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特色的新文
學天地，從而成為當世及後世文學藝術的典範。
《楚辭》同《詩經》一樣，是我國文學兩大源泉之一。歷代文人
學者幾乎沒有不讀《楚辭》，沒有不受屈作楚辭影響的。他們追慕屈
原，摹擬屈作楚辭，宋玉、景差開其端緒，入西漢而形成熱潮。漢代
摹擬屈作楚辭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辭章句》所見11篇，如鄭振鐸先
生所言，「不過百中取一而已」。漢代以後仿屈作者較多，唐代柳宗
元「為騷文（楚辭）數十篇」（《舊唐書·韓愈等傳》）；清初王夫
之還將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辭通釋》一書中，尤為
典型。屈作楚辭真可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
騷》）。至於「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
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吸引中國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研究楚辭，是屈作楚辭的
一種深遠影響。對楚辭的整理研究當始於宋玉，在漢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紀，都分別形成研究熱潮。20世紀的楚辭研究不僅專著多，
單篇論文更多；涉及多種學科，影響更加廣泛。此外，楚辭對其他詩
文、戲曲等等也影響至深。
《楚辭》在漢文化圈內影響也很深廣，它在唐代傳入日本，對日
本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此外，還被譯為多種外語版本流傳歐美及俄
羅斯諸國。
楚賦與楚辭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文體。楚賦雖「拓宇於楚
辭」（《文心雕龍·詮賦》），但它是在與楚辭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來「好辭」，但因在襄王身邊
奉命而作，受宮廷御用性質所決定，結果不是以楚辭見長，「而以賦
見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故司馬遷將「辭」與「賦」明
確區分開來。但後世學者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導致了對楚賦的忽略。

楚賦是一種問答對話的方式，鋪陳其事，極聲貌以窮文，韻散結
合的文體。屈原的《卜居》、《漁父》發其端，宋玉的《風賦》、
《釣賦》，始標賦名，「與詩劃境」（《文心雕龍·詮賦》），而宋
玉的《高唐賦》、《神女賦》是賦的成熟之作，其寫法開漢賦名篇
《子虛》、《上林》諸賦的先河，對漢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宋玉的楚賦諸篇及其楚辭佳作《九辨》，藉助《楚辭》、《文
選》、《古文苑》，得以廣泛流傳，影響後世。李白「屈宋長逝，無
堪與言」、杜甫「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的詩句，分別
表達了一些文人對屈原、宋玉的仰慕。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們的
喜愛。總之，屈宋辭賦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的文
化韻味，感染國人，影響世界。
楚人的巫、道與中國的哲學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國的巫文化和道家學說。巫以楚為盛，
道家學說是楚文化的特色內容，已為共識。這二者在中國哲學和宗教
的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深刻的影響。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遠古時代的楚先祝融。祝融為帝嚳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顯名，故後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傳統。
熊繹、平王、懷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較突出的信奉者，而著名
的巫學大師則是被稱為「國寶」的楚臣觀射父。
就其內涵而言，楚國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種巫術、飛升成
仙等等內容。它不僅滲透到楚國文學藝術等諸多層面，而且對後世宗
教信仰影響深刻。如：先秦時代，唯有楚人以東皇太一為至上神。馬
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太一出行圖》，太一在諸神中處於主神地
位；漢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為至上神，顯然繼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為至上神的傳統。神仙觀念是道教的基本觀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終
極追求。先秦時代的神仙觀有兩大系統，燕齊方士刻意於海上求取仙
葯，楚地則重在藉助靈物飛升成仙。楚地這種神仙觀及其各種巫術，
都是後世道教神仙觀和道教法術的重要來源。
道家學說，淵源於晚商時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學
思想的則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學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對楚國朝政產生過影響。入戰國中期以後，道家分化為
兩大派系：即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老莊學派以莊子為代表，黃老學
派，主要有�冠子、環淵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富哲學內涵，對後世影
響極為深廣。漢初，黃老之學作為「君人南面之術」，清靜無為，與
民休息，治理戰爭創傷，使天下殷富，社會獲得穩定發展。東漢以後，
道教興起，道家學說成為道教的理論基礎。老子被奉為教主，稱之為
「太上老君」，其書《老子》被奉為聖典，稱之為《道德真經》。後
來，文子、莊子也分別被尊為「通玄真人」、「南華真人」，其著作
《文子》、《莊子》也被視作「真經」，列入道藏。魏晉時代，玄學
興起，玄學以老莊道家的無為學說為本，探討綱常名教與自然的關系，
最終使漢末陷入危機的名教重新煥發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於鞏固
統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儒、釋、道三教長期合流兼容，老莊思想對
佛、儒二家產生過重大影響。宋代理學開創者周敦頤的「自無極而太
極」的理論，就來源於道家的「有生於無」，「復歸無極」（《老
子》）。老莊道家學說幾乎在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都能發生思想共
鳴。晚清民國初年，受社會危機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一些文人志士如
譚嗣同、嚴復等，重新審視老莊文本，並從中發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將道家學說視為匡世安邦理論。當今世界提倡返樸歸真，
回歸自然，遵從自然規律，加強環境保護，道家「天人合一」的整體
觀念，以及「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不僅在國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共鳴。
出土楚文化資料與現代學術文化
出土楚文化資料，主要是指考古發現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遺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無文字的兩類。其中一些重要的發現，在我國乃至世界
學術界都發生過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影響。
20世紀30～40年代，因盜掘先後在安徽省壽縣和湖南省長沙楚墓，
出土了著名的「壽縣楚銅器群」和「楚帛書」等重要文物資料。這兩
大發現當時就在學術界形成了研討熱點。尤其是楚帛書流落到美國後，
其研究也逐漸國際化，促進和掀起國內外的帛書研討熱潮，並為中國
史研究走出疑古時代提供了幫助。
20世紀後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時期。
楚簡批數多，數量大，居全國先秦簡牘之冠。迄今為止已發現30
余批，其中已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長沙仰天湖（M25）楚簡、信陽長台
觀（M1）楚簡、荊門包山（M2）楚簡、荊門郭店（M1）楚簡和上海博
物館館藏楚簡。尤其是郭店楚簡，資料一發表，就引起強烈反響，學
術界接連在北京、美國、武漢舉行3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青銅器及其銘文也有重大發現，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啟節、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銅器群、湖北省隨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編鍾編磬舉世聞名，復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為我國音
樂文化大增光彩。
楚國的貨幣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蟻鼻錢和金幣。蟻鼻錢，是一種
有面文的仿海貝的銅質鑄幣。楚金幣是一種稱量貨幣。楚國是先秦時
代唯一通行黃金鑄幣的國家。據初步統計，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土
600餘件，總重量接近4萬克。其中江蘇省盱眙穆庄鄉南窯庄出土的11
件「郢稱」金幣里，有一件長12．2、寬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記54個，半邊形印記6個，是所見最大最重的一件。這些楚幣不僅
為楚文化學界所重視，而且也吸引了經濟學界人士參與研討。
中國傳統的絲織工藝，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享有盛譽，而領先於
東周列國的楚國絲織工藝則是先秦中國絲織工藝的代表。湖北江陵馬
山1號戰國楚墓，出土絲織衣物38件，絲綢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種
齊全，色澤鮮艷，被譽為「絲綢寶庫」，甚為絲織與服飾研究者所重
視。
楚地多寶，地下礦藏豐富，湖北大冶縣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南北
長2公里，東西寬1公里，開采時間上起西周下至漢代，出產過大量的
銅礦，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國古代采礦和冶銅的生產情況，填補
了中國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豐富多彩，對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於開發地域文化資
源，也有利於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玖』 隨便談談「楚文化」和「漢文化」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 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 ，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 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 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 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 [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 「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拾』 楚族的楚文化及楚國發展

楚族在江漢地區發展強大，所建立的楚國後來能成為戰國七雄之一，而且曾一度成為霸主，其雄厚力量的積聚得益於他們對南方的苦心經營。在楚國日益強大的過程中，居住在南方的南蠻、百越等民族，逐漸成為楚國的庶民，被列入楚國的戶籍（楚國後期），成為楚國的被統治者。在春秋前期，楚大舉進攻蠻人，史稱楚武王「大啟群蠻」。
在政治上，楚國統治者基本上採用了量才錄用的政策。隨著楚國的疆域不斷擴大，新征服地區的各族「蠻夷」成為其境內的人民。由於楚國地廣人稀，人口的增加滿足了這方面的需求，因而楚國總體上是善待這些「蠻夷」的。這主要表現在楚國對待這些「蠻夷」採取了任用蠻夷、以夷制夷的政策上。如《左傳》哀公十七年載，都國的觀丁父和申國的彭仲爽被楚俘虜後，被任為軍率或會尹，進而助楚「大啟群蠻」。
在對待各民族傳統文化方面，楚國基本上實行了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保留各民族傳統文化的政策。
楚地由於位處江漢及漢淮之間，北方的華夏語、西方的藏緬語、南方的苗瑤語和東南的壯侗語都在楚地接觸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語自然是吸收了多種語言成分而詞彙豐富多采、音聲別具一格的方言。楚國語言屬華夏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彙上具有較多的自身特點。楚人不僅說「楚言」，並且用「楚語」著書、寫文章。「楚語」成為楚人與蠻夷各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溝通的工具，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
楚國先人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創造出了令世人矚目的燦爛楚文化。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吸收了長江南北眾多的土著文化的營養，而文化的多源性主要由民族的多源性所決定。楚族的發展與漢族的發展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這就是與周邊民族長期相處交融，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其中商周時期的苗蠻或南蠻，與楚的接觸最多，其族人和文化因素融入和傳人楚人及其文化的也較多。文化上楚文化受南蠻的影響最深，范圍也最廣，在宗教、生產、生活、風俗習慣、語言等方面均有較深的涉及，而以文學藝術方面最突出，如神話、詩歌、音樂、舞蹈、雕刻、繪畫、工藝圖案等。其中最典型的是盤古開天闢地和女媧神話，多數神話學家認為這兩個神話本是南蠻的神話，在楚與南蠻的文化交流中傳給了楚人，後來楚人融入漢族後才得以廣泛流傳開來，成為中華民族關於宇宙起源的著名神話。境內的濮、百越、戎等民族的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來源，從考古所見的出土文物看，在楚文化的考古學遺存中，保留或吸收了大量各民族文化的因素或遺物。
總體而言，楚族起始於中原偏南之地，隨著其居住地域和統治重心的南移，以其相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海納百川」的胸懷，接納四方各族的人民，並融會了其文化。尤其是在楚國極盛時期，今華東、中南、西南的大部分省區，都受到楚的控制或羈縻。在這遼闊的地域內，幾乎包括了當時南方的蠻、濮、越、戎等所有的民族。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楚實際上是中國南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堪稱當時民族聯結和融合的一個典型。
楚族不斷向東、向南發展，擴大了楚國的疆域，為以後秦、漢統一天下鋪平了道路。夏商時期南方地廣人稀，楚人南下後通過兼並各周代封國和各原始部落氏族，使大量蠻夷成為楚國的庶民，經過長期繁衍，改變了地廣人稀、人口不足的局面。並且幫助境內各族人民提高生產技術，改變社會生活，使蠻夷較快擺脫了落後狀態，縮短了與中原人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差距。
楚國滅亡後，楚人直接受到秦漢中央王朝的統治，加入到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融合大潮中，最終為漢族所同化。但楚族與華夏或漢族的融合過程，卻並非始自秦滅楚之時，而是在楚民族形成之初就已潛藏了這種趨勢。
在楚族存在的大約七八百年甚至千年左右的時間里，其文化的分布范圍大體上經歷了從小到大又從大到小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楚族向外擴展融合蠻夷各族的過程，後一階段則是楚族不斷被融合到華夏族及後來的漢族的過程。楚族的淵源與中原民族有很大的關系，楚文華中本身包含有許多中原商、周文化的因素，因而較容易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前面我們主要提到了南方土著文化對楚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其實楚文化的形成的發展，更多的是受到來自商周時期中原各地文化的影響和滲透。楚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早在楚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就已處於與中原文化交融的狀態中，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
楚文化本身形成和發展過程，是它融合南方各土著文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被中原文化影響和融合的過程。或者說，在中原文化向南的輻射中，楚文化剛好處於一個中介的位置，是中原文化擴大其影響的一個重要媒介。這為楚族最終融人漢族打下了基礎。
楚國滅亡後，楚族並非就此消失，楚文化因素仍然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楚文化因素的最後消亡，才是楚民族最終融入漢族之時。秦滅楚後，廣大地區的楚文化很快就和秦文化及其他文化混雜相處。到了漢代，楚文化又和逐漸形成的漢代文化相互影響，在這一過程中，楚文化終於逐漸消失了，而楚族也慢慢融入新形成的漢族之中。原楚地的文化雖然還帶有不少地域性的特點，但這已非原來具有自身傳統的楚文化的特點，而是各種文化經過新的綜合而形成的。因此可以這樣說，楚族及其文化是漢族及其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數百年裡與楚族相處的南方少數民族大部分仍保留著其傳統文化，開始了新的發展歷程。今西南和華南地區的許多民族，歷史上本來就是楚地的原住民乃至楚先人的後裔，後來才逐漸遷徙到邊疆和偏遠地區，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與楚文化存在著不少趨同現象不足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