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蜀漢文化、金沙文化的來龍去脈
蜀漢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於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間,是四川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沿革
西周、春秋時期為古蜀國領地。公元前4世紀,古蜀國開明五世(一說九世)遷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遷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於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以蜀王舊都一帶置成都縣。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陽建制興築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國地置蜀郡,成都為郡。西漢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為導江郡,公孫述在成都稱帝。東漢末年為州、郡、縣治所。三國為蜀漢國都,兼郡、縣治所,兩晉為「成漢」都城,南北朝為州、郡治所。隋煬帝大業三年改益州為蜀郡,為郡、縣治。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在成都縣之東偏置蜀縣,始為成都、華陽兩縣治所。唐肅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為「南京」。五代十國時期為前蜀、後蜀都城。元朝時為四川行中書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華陽二縣治所。明末張獻忠在成都建大西農民政權,改名西京。清朝時設四川省,下設道,為省、道、府、縣治所。
1949年12月後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為四川省省會。
旅遊資源
成都氣候濕潤、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天府風光」、「熊貓故鄉」、「蜀漢文化」是其三大旅遊特色。西嶺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龍溝、天台山、朝陽湖、龍泉湖、桂湖、黃龍溪和農家田園風光共同構成了綺麗多姿的「天府風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縣黑水河、都江堰市龍溪——虹口三處自然保護區及成都市大熊貓繁育基地居住著世界上約80%的大熊貓,遊人不僅可以觀賞到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還可以了解到有關大熊貓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僅有獨具一格的自然景觀,還有著豐富的人文景觀,如望叢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宮、永陵、孟知祥墓、朱悅廉墓、僖王陵、彭大將軍紀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橋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戲冠天下」之譽的成都是我國戲劇之鄉。形成於清代的川劇是我國重要的地方戲劇之一,尤其是「變臉」、「吐火」等絕技獨樹一幟,令人嘆為觀止。
川劇:又名川戲。由四川本地的車燈戲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吸收了來自蘇、贛、皖、鄂、陝、甘等各地的聲腔,而形成的一個新的劇種。有崑曲、高腔、胡琴、彈戲、燈戲五大聲腔組成,使用四川話演唱,語言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具有鮮明的蜀地特色。傳統劇目:《柳蔭記》、《情探》、《秋江》、《評雪辨蹤》、《拉郎配》、《夫妻橋》、《望娘灘》、《白蛇傳》等。
變臉:變臉是川劇表演的特技之一,用於揭示劇中人物的內心及思想感情的變化,即把不可見、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緒和心理狀態變成可見、可感的具體形象——臉譜。最初的臉譜是紙殼面具,後發展為草紙繪制的臉譜,現在使用的大都是綢緞面料。變臉臉譜會選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俠士、鬼怪之類的造型,而人們所熟知的臉譜,如關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臉譜一般不用於變臉。
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是民工在開挖蜀風花園大街工地時首先發現的。遺址所清理出的珍貴文物多達千餘件,包括:金器30餘件、玉器和銅器各400餘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餘件,出土象牙總重量近一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為商代(約公元前17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晚期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編輯本段發掘概況
1929年春,四川廣漢月亮灣,當地農民燕道誠父子掏地下水坑時挖出玉器400餘件,翻開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頁。在挖出寶物之後,燕道誠懷著特殊的心理,將其中大部分贈給了親友鄰居,這使得部分文物流傳到成都,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關注。
1986年,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三星堆和月亮灣進行聯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幾個月的他們始終一無所獲;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的時候發現了兩個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員立即趕到進行仔細挖掘,三星堆遺址終於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開始發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在位於成都西郊蘇坡鄉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過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規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遺址。當晚,考古專家初步鑒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遺址是一個很有研究和考古價值、規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進駐現場,對挖出來的浮土進行翻查,並開始著手考古發掘工作。[1]
編輯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與廣漢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類金飾如太陽鳥金箔等則為金沙特有。玉器種類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約22厘米的玉琮,顏色為翡翠綠,雕工極其精細,表面有細若發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國寶,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主要以小型器物為主,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其中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相差無幾。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專家認為,極可能是當時貴族的奴隸或戰俘,這表明當時的蜀國已比較強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樸生動。 金沙村遺址的發現,引起各界關注。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金沙遺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獻中完全沒有的珍貴材料,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1]
編輯本段遺址意義社會生活
創造這個偉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們的祖先是位於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東北部、黃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們和華夏族的祖先是發源於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遷過程中,由於和岷江峽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當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開始定居農耕時,其民族成分已經和他們祖先有了一些區別,相貌也發生變化(如三星堆出土銅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長、臉部狹長而輪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邊形、鼻樑高挺、鼻翼寬闊、嘴唇寬扁、耳垂大而張。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為早期政治宗教場所;在城市周圍進行農業耕作,憑著成都平原豐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經營著發達的種植業,並在其帶動下發展著畜牧業,出現了早期手工業和商業。
隨著人口增多和生產力發展,古蜀文化進入文明時代--古代蜀國建立。在古蜀國,宗教的地位至高無上,每一個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領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築、雕塑為宗教服務,祭祀中心也紛紛建立,體現著神權的強大;祭師階級同世俗貴族共同掌握政權;大量國力運用於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銷驚人。
生活特點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時期的社會生活和同時期黃河流域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滿了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異域色彩。古蜀先民穿著左衽的細薴麻布衣或絲衣,有的衣服上還綉有龍、雲、人面、回字的圖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長,象長著"尾巴";他們梳著高高的椎型發髻,貴族還戴著蓮花高冠。他們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裝盛酒漿。他們將海貝作為法定貨幣進行買賣,而且還把其作為財富的象徵,或收藏或陪葬。[1]
僅供參考
㈡ 四川人是從何而來「川人」文化又是怎麼形成的
四川人,一部分是蜀人或巴人,主要分布於四川省。還有一部分就是外來移民。山水秀麗,資源豐富的四川,環境就是老天爺賞飯吃,天氣比較濕潤,更是讓四川人變成了無辣不歡的人群。
公元759年,詩聖為了躲避戰爭的傷害,一路從華州等地,來到了現在的成都,初到成都的他被這里的所震撼,更是做出了一首詩《成都府》,詩中的他只是不聽的感嘆道成都的魅力:“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見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清朝以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民,更加豐富了四川這一地區,各地風俗都開始進行滲透、逐步走向融合,更是形成了現在獨具個性的四川文化。後期的四川商品交易開始發展,有很多外地的商人前來做生意,人們的交流和接觸異常的頻繁,可也為現在的四川人熱情好客的性格打下了基礎。
㈢ 蜀文化的文化特徵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飢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涌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
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
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交流更多地體現在人才的雙向交流上。這一方面如明代狀元楊慎所說:「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一方面又如清代學者趙熙所說:「從古詩人多入蜀」。這種人才頻繁的雙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正是依據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點,不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庫,匯納南、北、東、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個聚寶盆,會聚周邊農耕、游牧、漁獵文化,進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國,進一步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並包,渴求開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移民有關。從先秦時期起,歷代的蜀都容納了東西南北四方眾多的移民。從歷史記載看,主要是外地人單向移入四川,而鮮有四川人大規模向外移出。秦漢時期周邊向蜀的移民,客觀上帶來了周邊的多元文化;蜀漢時期上層荊州士人集團及大批普通民眾的遷入,客觀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經濟昌盛,文賦繁華,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僅使蜀成為全國文化最盛的地區之一,而且促進了蜀文化與各種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廣填四川」,一方面恢復了蜀地戰亂後的人氣,復墾了因戰爭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粵文化與蜀文化的融會。歷史上這幾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帶來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雜糅各家,兼容並包,燦爛輝煌。 蜀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人文積淀,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們是今天蜀文化資源的主要源泉。現存的蜀文化資源主要有: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6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7座,省級歷史文化名城24座,省級歷史文化名鎮22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2處,省、市、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00餘處,各種博物館、紀念館、陳列館64所,其他人文景點200多個。蜀文化的文物古跡主要包括歷代寺廟、園林、古建築、古城鎮、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廟、宮觀主要有成都昭覺寺、文殊院、青羊宮等;摩崖石刻主要有樂山大佛、安岳卧佛、廣元千佛寺等;園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樓公園等;重要古文化遺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金沙遺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興盛,在中國宗教歷史舞台上佔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遺跡保存下來,成為今天蜀文化的組成部分:除鶴鳴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覺寺,新都的寶光寺,平武的報恩寺,德格印經院,都是當今著稱國內外的宗教名勝。
蜀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民俗和民間風情,無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年按農歷次第舉行的節慶盛會有:正月成都燈會,二月成都花會,三月都江堰清明會和放水節,五月樂山龍舟會和郫縣賽歌會,八月新都桂花會,臘月自貢恐龍燈會等。而「麻辣鮮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種繁多、價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閑適的茶文化等都是積淀豐厚、傳承數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徵。 蜀文化作為年代久遠、傳承至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是長期積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於小農經濟,在歷史上與宗法等級制度及專制政治聯系在一起,從總體上審視,屬於維系封建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官方意識形態,正面和負面交織,精華和糟粕混雜,封閉與開放並存。歷史悠久,內涵豐厚的蜀文化,精華、進步、開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舊的負面因素也不可忽視。蜀文化這種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同一事物內部。比如受道教影響較大的蜀文化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順應自然和「無為」,總體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強調人為天地的中心,重順應自然和社會人事,忽視向自然界作科學探討和征服自然,並斥技藝為「奇技淫巧」的弊端,這無疑阻礙了蜀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普及。
總之,用唯物史觀審視,作為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歷史的積淀,是該區域社會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燦爛輝煌的一面,也有其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揚棄蜀文化的上述特徵,既有利於我們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又有利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
㈣ 巴蜀先民一直籠罩在神秘之中,那裡有著怎樣的歷史文化
巴蜀文化歷史悠久,並且具有獨有的特性和區域性。
巴蜀文化是中國從古至今延續的一種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不僅歷史悠久,在歷史的連續性上面非常有區域化的特性。縱觀整個巴蜀文化在歷史中的地位,是擁有值得對於西部開發過程中有著研究和利用的價值,它也構成了川蜀獨有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巴蜀文化也遵循了這個道理,他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保持著自己獨有的穩定性。也擁有著自己的區域特點,於其他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
三、 巴蜀文化開創與完美的結合巴蜀文化在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中整體轉型和超前精神,使他的社會根基同川蜀的人一樣,具有冒險的精神。巴蜀精神和川人的完美性和穩定性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具有了重要的價值,通過巴蜀文化研究,對於巴蜀文化的開放性在封閉的中華文化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對於社會結構轉型的阻礙能力和封閉性習慣的更新能力更大意義上起到了突破創新的作用。
總體來說,巴蜀文化是中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國四川和重慶利於文化的代表。川蜀文化在歷史過程中與中原文化能夠更好的融合,進而發展成新的巴蜀文化,這和中國獨有的文化改革是分不開的。巴蜀文化的藝術性風格比較獨特,裡麵包含了四川等獨有的地域性特點,也是勤勞文化溝通的方式。整體來說,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生活在川蜀地區的人能夠利用自己的聰明與祖先流傳下來的信息,形成獨有的巴蜀信息和文化,也表明了中國老百姓的智慧,同時巴蜀文化也就充滿了生機和濃厚的韻味。
㈤ 為何有巴蜀文化的說法,巴文化和蜀文化一樣嗎
因為巴蜀文化他們是兩種文化,這兩種文化雖然都與四川有著深厚的關系,但是他們在四川內部又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巴文化和蜀文化之間,他也有著自己的差異性。這種具體的差異性就表現在他們各自生長和繁衍的土地之上,巴文化他最早源自於重慶一代,也就是長江三峽一帶吧,而蜀文化則是在成都平原這附近為主。但是最終這兩種文化殊途同歸都會成了獨具特色的四川代表文化,成為了中華文化的主要的組成部分,為我國的文化發展貢獻出了許多不可估量的力量。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待巴蜀文化,那就是巴文化作為一種水域文化,而蜀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種內陸文化。這兩種文化的融合發展反映的是一種水陸文化的融合發展,它體現了獨具特色的四川文化魅力,也正是在這種文化的推動之下,才讓巴蜀文化逐漸成為了四川文化的代表性文化,也更加的被其他地方的人們所知道,逐漸讓四川這座美麗的城市呈現在人們的視野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