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生孩子的理由從來只有一個，就是女生自己想生
「密集母職」是指觀念上人們普遍認為母親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顧者。
因此，在密集母職文化下，當妻子成為母親之後，她們的意志甚至自由變得不再重要，母親應該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目標。
但是，當女生成為母親以後，把孩子的利益做為最大目標，僅僅只是由於「密集母職」的觀念影響？其實女生自己知道，更多的是出於本能。
女生在成為母親後，自己對生活才有了更完整地體會，體會到了一種愛，這是一種對自己孩子的，本能地，無私地，沒有一點計較和計算的愛。
而孩子的成長，其實是母親看著他一次次長翅高飛的過程：從出生臍帶被剪斷與母體分離，斷奶，爬，坐，走路，跑跳，到求學，成家，立業，每一次都是越飛越高，越飛越遠。女生如果經歷過，就足夠幸運。
孩子是需要花大量時間去陪伴與培養的。這樣就容易理解很多高知家庭選擇丁克時的自我陳述：或者是覺得自己的基因沒有優秀到必須有三胎來繼承，或者是自己都沒有充分地體會過生活的更多可能，哪來成倍的時間去培育另一枝美麗花朵，並見證他的絢麗綻放？
所以，生孩子，從來只是因為女生自己准備好了，想生才生。
大S再婚了，她不想再生，祝福大S[玫瑰]
② 女代母職 是什麼意思女兒替母親辦事嗎
當然不是。這個成語的意思是，女兒擔起了母親的職責。例如家中母親早亡父親卧病，姐姐常年照顧妹妹，做盡了一切母親該做的事情，例如給洗衣做飯什麼的。當然，不一定要家庭那種條件，只要是姐姐或妹妹照顧了自己的兄弟姐妹盡到了一般家庭里母親的職責就可以用這個成語。不一定是長者照顧幼者，也有妹妹照顧姐姐妹妹照顧哥哥也是可以用這個詞形容。但是前提是照顧人的是女性，女代母職很明顯就不能形容男性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不能是母女關系。
③ 如何看待教育拼媽現象
教育「拼媽」帶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教育母職化和父親缺席，二是母親教育焦慮症的蔓延。教育「拼媽」帶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教育母職化和父親缺席，二是母親教育焦慮症的蔓延。當教育變成一種家庭投資為主的行為時，家庭內形成了一種新的性別分工模式：父親大多處於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地位，而把需要大量耗時費力的教育介入和課業管理統統交給了母親。這種性別分工規則背後，是基於男性在職場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晉升前景的性別差異。■ 楊笛 金一虹當今，教育「拼媽」已成為中國都市的一個普遍現象。許多家有學童的媽媽，都得把大量時間精力花在「陪讀」、課程輔導、搜集各種有關教育信息以及和學校老師保持良好互動之上。但教育「拼媽」會帶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教育母職化和父親缺席，二是母親教育焦慮症的蔓延。教育焦慮來自對優質教育資源的爭奪，而這種競爭受到了市場的操控，所以，家長們的焦慮來自對非公平性競爭下「輸掉」教育的擔憂，也是對向上流動機會稀少和不公的擔憂。而母親的焦慮還來自母職意識壓迫性力量造成的認知失調。理想化的母親為了孩子需要消解自我，包括為了孩子而改變、重新規劃人生，為孩子做出犧牲。身為母親還想保有追求育兒之外的個人發展意願，都是與這種「犧牲自我」的期待相悖的，因此她們不得不在持續的自我反思和由此而來的負疚感中掙扎，這是母親們教育焦慮症的根源所在。如何看待教育「拼媽」現象其實，「拼媽」的背後仍然是「拼爹」——家庭用於教育的投入不僅僅是母親的精力和智力，也還是家庭間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競爭。迄今為止，中國學界對待教育「拼媽」現象並無分析批判，最多批評個體相互攀比等非理性成分。在國際上，批判教育社會學已經對西方發達國家以市場主導在教育領域推行私有化重建的趨勢提出了尖銳批評，指出：盡管迄今為止教育尚未能做到為所有階層的子弟提供同樣多的向上流動機會，但起碼在未曾開啟教育市場化之前，平等受教育權作為兒童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得到普遍認同的，教育公平亦為各國教育改革的普遍訴求。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憑借教育必須提升本國「全球競爭力」的話語，以個體選擇自由、家長自主擇校、家長介入、家校聯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說辭，把教育變成了一個依家長的財富和能力而非學生的能力和努力的體系。結果所有社會階級的教育投資都增加了，但只有「有能力的家長」能為孩子購買有優勢競爭力的教育產品。「家長主義」(Parentocracy)取代「能力主義」(meritocracy)。批判教育社會學對「家長主義」復制社會不平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獨缺性別的視角。我們應該看到，在市場化導向性下，把教育變成一項家庭投資，由家庭購買教育產品的事業，深刻地改變了家庭的性別分工和性別關系，並重構了社會對母職的想像和規范。教育「拼媽」背後不平等的性別分工當教育職責向家庭延伸之時，家務勞動的內涵和性質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家長大量介入教育的要求，使得管理輔導孩子的課業、與學校老師的溝通交流，也都進入了家務勞動的范疇。盡管介入教育、課業管理勞動的智力成分要比照顧性勞動高，但同樣是難以估算其價值的勞動。盡管現代家庭的男性越來越多地分擔了家務勞動，但只要女性仍然被視為家庭事務的主要責任者，母親承擔比拼教育的主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們的實證研究顯示：們不喜歡為他們認為耗時又不重要的事浪費時間，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是能夠產生市場價值的工作和應酬。男人應該保持男性氣質也是他們不高興在媽媽扎堆的家長委員會、家長QQ群和培訓班現身的理由。但是男性對孩子教育也不是不關心不介入，他們往往要在關鍵時候出馬，比如擇校、升學填報志願的時候。這樣，當教育變成一種家庭投資為主的行為時，家庭內形成了一種新的性別分工模式：父親大多處於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地位，而把需要大量耗時費力的教育介入和課業管理統統交給了母親。這種性別分工規則背後，是基於男性在職場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晉升前景的性別差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用投入產出比較解釋家庭中的兩性分工形成的緣由。他認為，「婦女的時間價值可能是較低的」，但是貝克爾沒有指出，如果說女性時間價值較低是一個嚴酷的事實的話，也是職場存在性別歧視所致;說婦女更願意將時間投資於家庭部門，不如說是因為她們難以在市場部門得到更好的回報。當時間成為今天最稀缺資源的時候，家庭中對享有發展和休閑時間資源的爭奪變得激烈。夫妻之間如何分配勞動和休閑時間，體現了兩性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當女性發展時間被照顧孩子和課業管理大量吞噬的時候，顯然對她們的職業成就會會產生不利影響，致使她們的時間價值變得更低。母職中教育權重擴大及母職「密集化」之憂在教育「拼媽」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時，對女性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對母職文化的重新建構。以往的母親角色也包含家庭教育的職責，但多限於對孩子道德和行為的教化，「課子」則是有教養的父親職責。而現代母職中教育的權重被放大，與以往在孕育、哺乳、生活照料等方面以母親「自然」「本能」來建構母職有所不同，新的擴大母職需要藉助現代性話語，強調兒童利益至上。海斯(Hays)在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母職建構的變化後，提出「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概念。所謂「密集母職」即指在觀念上人們認為母親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顧者，因此母親應該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全心全意投入照顧孩子，甚至放棄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母職密集化」具有時間密集的特點，今天的「母職密集化」不僅表現為時間的密集化，同時也表現在母親教育職責的密集化。對孩子未來獲得優勢地位的激烈競爭，導致母親對教育投入的「過密化」。而「母職密集化」吞噬著女性的發展資源，形成對發展的擠壓。當女性的角色幾乎被壓縮到和母親角色等同之時，女性個體的價值就被消解。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18歲~64歲女性中有29.1%不在業，比10年前第二期調查時提高了16.1個百分點，「照料家庭」是她們不在業的第一位原因。調查還顯示，18歲~29歲目前不在業的要承擔「大部分」和「全部」照料孩子之責的比例高達92.3%。而這一年齡組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在業城鎮女性，孩子需要照料是她們不在業的唯一原因——概言之：近10多年來，中國不在業女性有較大幅度增加，盡管並非所有不在業女性都是家有學童的母親，但她們中相當一部分，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在業年輕女性，開始以「教育媽媽」(本身受過良好教育，卻以輔助子女教育為「職業」的群體)的身份「登場」。但筆者相信，相當一部分中國女性會在追求子女教育成就的同時，堅持對自身職業成就的追求。不過如果政府部門沒有相應的政策調整——在堅持教育公平性的價值標准下，堅持教育的公共性以減輕家庭在擇校、優選方面的過度競爭壓力;實行消除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的積極平等政策;對新的性別分工的倡導;那麼，只能使職業女性事業和家庭的雙重負擔不斷加重，角色沖突更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