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荊州文化

『壹』 什麼是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簡介】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 【荊楚部族的興起】 楚，也稱荊楚，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叫做「楚國」呢。「楚」本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做「荊」，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可用作薪柴等多種用途，人日常離不了。於是遠自商代時，北方中原人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中說的「維女荊楚居國南方」。但是，構成楚民族主體的，卻並不是江漢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支部族遷移到江漢流域，不斷地與周圍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後裔）相互融合，發展成為一支強盛的荊楚大族。 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對峙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周朝初年，轉投周王的荊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吞並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一方大國。 【先抑後揚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個歷史的地域概念，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范圍。當北方有炎、黃部落在創造中原文明的時候，南方江漢流域也興起了九黎部落，並創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這之後，隨著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擊敗，以及後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強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漸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後與中原的另一個原因是江漢流域多山林水澤，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區的氏族部落那樣較快地由採集和漁獵轉入農耕和畜牧，這種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相應地限制了文化的發展速度。因此，當北方已經出現了夏、商等奴隸制國家後，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屢遭中原勢力的壓迫和征伐。但就是在這種持續千年的蠻荒背景下，逐漸孕育發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後的楚國家，並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時、地利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開創了獨具異採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辭」】 「楚辭」這一名稱起於西漢。它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後期由屈原等楚國詩人以楚地民間語言和民歌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詩歌載體；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由西漢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後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由於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後人提及楚辭無不言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並常以「騷」或「離騷」作為楚辭的代稱。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特有的民間習俗。江漢水鄉，民間巫風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於中原地區的楚地民歌，這些因素都是楚辭得以產生的基礎。雖然在《詩經》這樣一部廣泛采錄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四方各國民歌的總集中，幾乎沒有收錄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於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楚地方言也難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僅從各方典籍保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楚歌來看，其內涵豐富，敘事抒情都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對楚辭的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澱的文化實體和形態。我們這里說的它們是同屬一個概念，是因為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如《詩·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這里是「荊楚」聯稱，荊在前，楚在後。《竹書紀年》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這里是「楚荊」聯稱，楚在前，荊在後。另據《春秋》記載，魯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稱荊，但自魯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後，就改稱為楚了。這樣看來，荊或楚，荊楚或楚荊聯稱，其意思是一致的，似無多大區別。時至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釋荊：「楚木也，從刑聲。」釋楚：「叢木也，一名荊也。」這樣就把荊山、荊楚木、荊州、荊楚國，統一了起來，形成為系統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說：「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沈括《夢溪筆談》也說：「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至此，荊楚約定俗成，成為一個專稱楚族、楚國和荊楚地域的一個特有的稱謂。當然，歷史上也還有其他各種說法，如《詩·商頌》毛傳說：「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又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註：「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但不論何種說法，荊和楚早已溶合為一體了，絕不能截然分割開來。作為楚人族所創造的文化，並在荊楚大地得以長期沿襲下來，當然也就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了。那種認為楚文化是專指為楚國時期的文化，荊楚文化則為荊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時空文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文化是傳承性的，源流嬗變，涓涓不息，楚國雖亡，文化不滅。我們今天溯其源，觀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從時空的角度，研究荊楚文化，著力為建設現代文明服務，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但不能說這就是荊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它本身的內涵和屬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科學體系，不能把荊楚地域內任何時期的文化、都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 關於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內涵，從目前大家比較習慣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這種概括，只是羅列荊楚文化所大致涵蓋的內容，絕非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的本質性蘊涵。 在楚物質文化方面，應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城市與交通各個方面。在農業方面，主要是體現在各種農具的發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興建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的發展。楚國是南方的農業大國，鐵農具先進與水利事業發達，是楚國農業兩大特色。「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一》，此乃歷史公論，反映了楚農業發展的豐碩成果。楚國手工業成就輝煌，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鐵器鑄造、絲織業、漆器業、竹木器業、建築業、造船業和料器製造業等各個方面。其中以漆器業、絲織業為最突出，可謂達到當時古代世界生產力水平的巔峰，其出土實物，至今為世人所傾倒。楚國歷來重商，故楚國商業成就突出，它生產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還遠至中亞、東南亞地區。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大有發展，除銅幣外，還有金、銀幣。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楚國城市眾多，水陸路交通四通八達。這一切都屬於楚物質文化的基本內容，表現了楚人的勇敢與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斗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荊楚文化的八大內涵】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 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 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 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 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 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 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貳』 建城史2700年的湖北省荊州市，有著怎樣的歷史

《尚書 夏書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礪、砥、砮、丹惟菌、楛，三邦厎貢厥名。

“荊州”這個名字來源於《尚書》中的夏書禹貢篇，這本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也就是春秋早期的儒家經典最早出現了荊州兩個字，而且確定了荊州的范圍。

一、荊州的由來

荊州來源於荊山，因為荊山以南稱為荊州，荊山是位於湖北省境內一座歷史悠久的山，位於神農架的東邊，襄陽的西邊，武當山的南邊，宜昌市的北邊，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據說和氏璧就是一個叫卞和的人在荊山發現了一塊未經雕刻的玉石，他兩次把這塊玉石獻給楚王，但沒人識貨，楚王還砍了卞和的雙腳，直到楚文王時期，這塊玉石才被開發出來，並打造成和氏璧。

今天的荊州古城牆

五、今天的湖北省荊州市

今天的湖北省荊州市自從楚文王在公元前689年遷都到郢都建城以來，存在了2700多年，荊州的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燦爛的荊楚文化和深厚的三國文化流傳至今，另外荊州現在還完整保留著清朝順治年間修建的古城牆，還有護城河，在中國七大古城牆中排名第二。

荊州地區的枝江關廟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樹、公安王家崗等遺址屬於大溪遺址，這一文化形成於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左右，距今有5千多年的歷史了。荊州附近埋藏著大量的楚國國君及貴族的墓葬，更是出土了數不清的歷史文物。

今天的湖北省荊州市作為地級市，下轄荊州、沙市兩城區，江陵、公安、監利三縣和松滋、石首、洪湖三市，和荊州經濟開發區、荊州高新區和紀南文旅行區3個功能區，總人口約647萬，荊州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家園林城市，長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南地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輕紡基地。

『叄』 什麼是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簡介】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

【荊楚部族的興起】
楚，也稱荊楚，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叫做「楚國」呢。「楚」本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做「荊」，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可用作薪柴等多種用途，人日常離不了。於是遠自商代時，北方中原人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中說的「維女荊楚居國南方」。但是，構成楚民族主體的，卻並不是江漢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支部族遷移到江漢流域，不斷地與周圍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後裔）相互融合，發展成為一支強盛的荊楚大族。
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對峙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周朝初年，轉投周王的荊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吞並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一方大國。

【先抑後揚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個歷史的地域概念，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范圍。當北方有炎、黃部落在創造中原文明的時候，南方江漢流域也興起了九黎部落，並創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這之後，隨著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擊敗，以及後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強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漸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後與中原的另一個原因是江漢流域多山林水澤，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區的氏族部落那樣較快地由採集和漁獵轉入農耕和畜牧，這種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相應地限制了文化的發展速度。因此，當北方已經出現了夏、商等奴隸制國家後，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屢遭中原勢力的壓迫和征伐。但就是在這種持續千年的蠻荒背景下，逐漸孕育發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後的楚國家，並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時、地利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開創了獨具異採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辭」】
「楚辭」這一名稱起於西漢。它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後期由屈原等楚國詩人以楚地民間語言和民歌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詩歌載體；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由西漢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後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由於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後人提及楚辭無不言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並常以「騷」或「離騷」作為楚辭的代稱。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特有的民間習俗。江漢水鄉，民間巫風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於中原地區的楚地民歌，這些因素都是楚辭得以產生的基礎。雖然在《詩經》這樣一部廣泛采錄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四方各國民歌的總集中，幾乎沒有收錄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於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楚地方言也難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僅從各方典籍保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楚歌來看，其內涵豐富，敘事抒情都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對楚辭的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澱的文化實體和形態。我們這里說的它們是同屬一個概念，是因為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如《詩·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這里是「荊楚」聯稱，荊在前，楚在後。《竹書紀年》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這里是「楚荊」聯稱，楚在前，荊在後。另據《春秋》記載，魯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稱荊，但自魯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後，就改稱為楚了。這樣看來，荊或楚，荊楚或楚荊聯稱，其意思是一致的，似無多大區別。時至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釋荊：「楚木也，從刑聲。」釋楚：「叢木也，一名荊也。」這樣就把荊山、荊楚木、荊州、荊楚國，統一了起來，形成為系統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說：「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沈括《夢溪筆談》也說：「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至此，荊楚約定俗成，成為一個專稱楚族、楚國和荊楚地域的一個特有的稱謂。當然，歷史上也還有其他各種說法，如《詩·商頌》毛傳說：「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又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註：「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但不論何種說法，荊和楚早已溶合為一體了，絕不能截然分割開來。作為楚人族所創造的文化，並在荊楚大地得以長期沿襲下來，當然也就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了。那種認為楚文化是專指為楚國時期的文化，荊楚文化則為荊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時空文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文化是傳承性的，源流嬗變，涓涓不息，楚國雖亡，文化不滅。我們今天溯其源，觀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從時空的角度，研究荊楚文化，著力為建設現代文明服務，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但不能說這就是荊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它本身的內涵和屬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科學體系，不能把荊楚地域內任何時期的文化、都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
關於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內涵，從目前大家比較習慣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這種概括，只是羅列荊楚文化所大致涵蓋的內容，絕非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的本質性蘊涵。
在楚物質文化方面，應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城市與交通各個方面。在農業方面，主要是體現在各種農具的發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興建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的發展。楚國是南方的農業大國，鐵農具先進與水利事業發達，是楚國農業兩大特色。「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一》，此乃歷史公論，反映了楚農業發展的豐碩成果。楚國手工業成就輝煌，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鐵器鑄造、絲織業、漆器業、竹木器業、建築業、造船業和料器製造業等各個方面。其中以漆器業、絲織業為最突出，可謂達到當時古代世界生產力水平的巔峰，其出土實物，至今為世人所傾倒。楚國歷來重商，故楚國商業成就突出，它生產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還遠至中亞、東南亞地區。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大有發展，除銅幣外，還有金、銀幣。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楚國城市眾多，水陸路交通四通八達。這一切都屬於楚物質文化的基本內容，表現了楚人的勇敢與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斗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荊楚文化的八大內涵】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
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
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
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
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
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
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肆』 荊州的風土人情

關帝廟會 每年正月和農歷 5月l3，關帝廟都要舉行大型廟會，屆時，荊州人在這里玩龍燈，劃采蓮船，騎馬射箭，吹喇叭套轎子，把關帝廟內外鬧騰得紅紅火火。荊州人敬仰、崇拜關公，已成了延續千年的習俗。當年關羽出兵伐吳獲勝歸來，荊州軍民在大北門外敲鑼打鼓放鞭炮，夾道歡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為「得勝街」。逢年過節，荊州人玩龍燈，耍龍的小夥子們都要先到關帝廟內拜拜關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龍。荊州城生產的旅遊紀念品，也有以關公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如綉有關羽像的絲織手絹，印有關公的精緻背包，還有關公畫片、小塑像等等。荊州城內的賓館、商店和許多民宅，多喜歡在大堂供奉關公像，有的還一日一拜。荊州的大人小孩，幾乎每人都能講上幾段關羽鎮守荊州的故事。關公的忠義精神，已深深根植於荊楚大地。隨著台灣海峽兩岸的交流日漸頻繁，隨著中國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國朋友來荊州朝拜關公，進香還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經常聚在荊州關帝廟，用不同的語言贊頌關公的忠義精神，給關公文化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 荊州花鼓 荊州花鼓戲作為一種荊州獨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源遠流長。荊州花鼓原是民間窮苦人乞討謀生的「沿門花鼓」和薅草秧歌。這種「花鼓」是一人擊鼓唱詞，數人幫腔和調。近幾十年來，荊州花鼓已演變成獨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戲。1955年有一位老藝人搜集記錄了花鼓戲的全部唱腔，整理出從未有過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樂曲譜，並大膽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揚琴、竹笛、嗩吶等民族樂器用來為花鼓戲伴奏，使花鼓戲結束了「一唱眾和」和單純用鑼鼓伴奏的歷史。如今，荊州花鼓戲充滿濃郁的地方情調，唱腔悠揚、甜美、悅耳，已有《家庭公案》、《水鄉情》等幾十個劇目，既取材於湖鄉生活，又展現湖鄉風貌。在民間，男女老幼走路、勞作，不時哼唱花鼓調。有人說：「聽了花鼓的喲喂喲，害病可以不吃葯！」「做活不唱花鼓戲，渾身上下無力氣」，由此可見荊州人對荊州花鼓戲的由衷喜愛。 鼓盆歌 《鼓盆歌》於2006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鼓盆歌是在喪事中演唱、為喪禮的內容之一，現代俗稱「喪鼓」。鼓盆歌，古代亦稱「鼓缶、擊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詩經》和《周易》的記載。「鼓盆"擊缶」以娛樂內容和喪禮習俗的共存持續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今主要分布於荊州市沙市區及其周邊地區。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歷史中，從形成到內容不斷發展變化。形式上，打擊的樂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後定型為單一的鼓。沙市城區的藝人現在仍保持著原生態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內容豐富多彩，尉為壯觀，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曲故事、民間傳說、神話演義、市井習俗、風花雪月、幽默笑話、民間丑態、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現已發現曲目多達500多篇，大多數為藝人手抄本，可謂「案積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語言為基礎，本地人極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樂器，擊鼓者雙手持鼓槌，左手為「板」，右手為「敲」、「扎」，擊鼓面的中部、側部、邊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構成了鼓聲的豐富性特徵。鼓的節奏總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結束前，悖於音樂拍的常理，出現強拍無重音的獨特性特徵。鼓盆歌是荊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簡單，不受地域環境之限，紮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眾歡迎。 馬山民歌 曾經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踐劍的荊州區馬山鎮，素以民歌之鄉著稱。這里悠久的歷史、特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歌風格，被譽為荊州民歌的搖籃，在整個湖北民歌音樂寶庫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馬山民歌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流傳久遠，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揚歌」、「田歌」。戰國楚襄王時期，宋玉在《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後，唐、宋、明、清各個時期都有關於「郢中田歌」的記載。馬山民歌代表了江漢平原民歌的總體形態特徵和音樂特色，具有濃郁的原生態風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點題的唱詞結構，是荊楚文化的一塊瑰寶。「喇叭調」、「伙計調」、「 嘚嘚調」、「叮口當調」、「哦嗬調」五大調和五句子歌更是聞名遐邇，久唱不衰，在民間廣為流傳。馬山民歌內容涵蓋歷史朝代故事、生產生活知識、四季花鳥蟲魚、婚喪習俗禮儀、節日玩燈賀彩等各個方面。種類有田歌、號子、小調、燈歌、兒歌、風俗歌、宗教歌等數十種。「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趕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體結構差別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異。荊州區在收集整理的同時還對傳統的馬山民歌進行了改編和創新，賦予其新的內涵，推出了以民間歌舞《車水鑼鼓》、《火燒粑》、《鳳鼓齊鳴》、《開秧門》、《夜漁》、《山歌唱出農家樂》等為代表的一批新的馬山民歌，使馬山民歌更具時代感，更加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公安說鼓子 公安說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安說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從文學形式角度來看，它是和唐代的變文一脈相承的，因為「敦煌變文是後世各種說唱文學的先驅。」到了宋代，說唱藝術盛極一時，涌現了許多說唱的形式。鼓子詞正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曲藝形式。宋代以後，鼓子詞幾番變化，經元明時期「詞話」，大約在明末清初時期逐漸發展衍變為公安說鼓。清代至民國時期，公安說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說鼓藝人不斷增加，曲目逐漸增多，內容也日益廣泛豐富。公安說鼓，亦叫公安說鼓子。以說為主，說中帶唱。說，即在本地方言聲調上加以適度的誇張，有起有伏，帶有韻味，富有節奏感，快而不亂，慢而不斷，吐詞清晰，層次分明。唱，一般是夾在每個小段落的結尾處。往往是在一段有韻律的說白之後，以兩句唱腔來結尾，收腔後用嗩吶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陣鼓，然後再起下一個段落。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嗩吶牌子兩部分。唱腔曲牌又分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類。公安說鼓的傳統曲目，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一是取材於街談巷議，閭里瑣事，笑話趣聞；二是來源於民間傳奇故事；三是來源於武俠及歷史演義小說。此外，也有從地方戲曲和外地曲種中移植的。公安說鼓採用鼓和嗩吶配合伴奏，鄉土氣息濃郁，極富表現力，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和藝術特色；公安說鼓這一文藝形式形成於民間，發展於民間，流行於民間，因而具有民俗學價值。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濃郁的地方風格，經過百年來的積累衍變，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樂研究價值。 松滋說鼓子 松滋說鼓子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現存資料考證，松滋說鼓子原名「說古書」，由元、明朝的「詞話」演變而來，並逐步形成一種民間說唱形式。清同治年間（1862年前後）開始在松滋境內的大岩咀、西齋、街河市、紙廠河一帶流行。鼓書說唱經過歷代藝人們的傳承和不斷改進，已經有了長足的變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曲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說唱乃至表演伴奏樂器作了進一步改革，韻白採用本地南面方言，說唱並重；音樂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調；伴奏除嗩吶外，還增加了管弦、彈撥樂器。使得演唱、音樂、擊鼓於一體，成為獨具風格的民間奇葩，深受群眾歡迎，在湘鄂邊界尤其是松滋境內廣為流傳。松滋說鼓子曲目豐富多彩，尉為壯觀。街談巷議、民間瑣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劇故事、神話演義、風花雪月、幽默笑話、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松滋說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種，採用的是方言俚語，起初是以說為主，在末尾一句或兩句加上唱腔，並以松滋「南五場」的地方語言為基調，鄉音土調，幽默詼諧，通俗易懂。說古書在松滋已流傳上千年，古人由於文化生活貧乏，茶餘飯後聽「說古書」，可謂是一種精神依託，人們對這種聽書的習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別是鄉音土調使人備感親切，人們愛聽、愛學、愛唱，由此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啰啰咚 「啰啰咚」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監利自古屬江漢楚地，尚楚風，作楚聲。「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間戲曲唱本為內容。屬接力式的傳聲唱法，曲式結構具有復調音樂的特色和「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俗稱「打和聲」。「啰啰咚」的發音是監南地區的方言，處於西南官話和湘鄂方言的過渡地段，開口呼的音節占所有音節的一半。在民歌音調中監南和洪湖東，這是鄂中、鄂東南、湖南凍庭幾種語言音調的匯合之處，形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歌詞的結構類型可分為：簡單的一句子結構、較復雜的多段體結構。監利以第二種居多，這種結構形式，新穎別致，此起彼落，博採口語，妙趣橫生。構成了「啰啰咚」歌詞的藝術特色。「啰啰咚」在音樂上自由的節奏，悠長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區山歌風的特點：行一般以四、五度跳進為其特徵；句法上構成先揚後抑的旋律線；上在高音區運用富於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監利文化歷史環境中，在長期農耕生活和稻作勞動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一種文化形式，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民間傳承性。「啰啰咚」曲調高亢悠揚，旋律抒展自由，有「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啰啰咚」是平原地區唯一的具有山歌特點的原生態民歌，運用大量的襯詞襯腔，在調式調性及曲式結構上具有復調音樂特色，有很高的藝術研究價值。 荊河戲 荊河戲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湖北荊州地方傳統劇種。系以本地彈腔吸收崑腔和高腔的優點融合而成。明代永樂二年(1404)，沙市已有荊河戲演出，時稱「楚調」。萬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調《金釵》演出。晚清至民國年間，著名戲班有「三元班」、「泰壽班」。現今茶社、酒館亦常有當地「圍鼓」班子為群眾清唱。荊河戲有南路、北路、子母調(南北反)三大腔調，板式有導板、三眼、原板、搖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當有生、旦、凈、末四種，樂隊分文場、武場。常用曲牌約150支，堂曲150支。荊河戲表演重做功，講究「內外八塊」。唱詞及念白以荊州口語為基礎，京白、蘇白、川白夾雜其中。以武功戲見長，尤以各種姿態的「拗軍馬」、「抖殼子」最具表演藝術的獨特風格。荊河戲是荊州及鄂西群眾最喜歡的劇種，民謠稱「漢腔偏是客幫重，調愛荊河本地哥」。荊河戲傳統劇目極為豐富，保留下來的有「三殺」、「五圖」、「十二山」以及《大回荊州》、《打黃蓋》等500餘本。研究荊河戲的興衰對揭示戲曲藝術與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習俗，與人們的心理、文化需求的關系，與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的認同，有著十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和人文價值。荊河戲經過荊河藝人們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積累，其劇目，聲腔，音樂表演等豐富多彩，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因而荊河戲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荊河戲故事敘述流暢，人物刻畫細膩，道白准確生動，唱詞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學價值。研究荊河戲的聲腔，曲牌，鑼鼓經，樂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譯音樂旋律中的密碼，對解讀戲曲音樂、聲腔的發展、流變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滾燈舞 松滋滾燈舞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滾燈，是我國花燈藝術中紙燈的一種，源於江浙一帶，由於歷史上人口大遷徙傳入湖北松滋。史籍燈節起於漢、隋、唐有群眾觀燈游樂活動，以後愈盛。八寶東岳鄉民間藝人劉守玉的父親劉魯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滾燈形式為四鄰鄉親們賀新年，討吉利。新中國成立後，劉守玉把她父親當年口授於她的滾燈舞傳承講授，使這一民間藝術流傳至今。1978年，詞曲經整理改編後，收入《湖北民間歌選》；1980年，選入《中國民間歌選》（上海出版發行）。滾燈舞以「拖、戲、晃、擺」為主體動律，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生動活潑、祥和喜慶。充分表現人民群眾對「團、圓、亮」的美好心願。滾燈舞表演時，打擊樂起著貫穿，烘托、連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鑼、大鈸、馬鑼、小鑼五件擊樂組成。鼓（冬）音色熱烈、厚實；大鑼（廣）音色深厚，奔放；大鈸（且）音色穩健，明快；馬鑼（得）音色開朗、活潑；小鑼（太），音色清脆、悅耳，合奏起來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擊樂音響體，獨奏時又可充分顯示擊樂本身的特點和性能。「滾燈舞」是根據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鬧花燈」玩「滾燈」的傳統習俗演變而來的，一般都在元宵節前後進行，它具有民間習俗的傳承特徵。「滾燈舞」選自別具一格的松滋鄉土擊樂音響，特別是馬鑼起著指揮、協調作用，並貫穿於整個舞蹈的始終，鑼鼓點譜主要有：花鑼、長錘、大小收頭、亂錘、滾頭子等，演奏時隨舞蹈的變化而變化，時輕時重，快慢交替，節奏鮮明，氣氛熱烈，使整個舞蹈場面更富活力，具有濃厚的鄉土特徵。「滾燈舞」舞蹈通過表演者採用「推、拖、戲、晃、擺」等動律，加之大小「圓場」，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的場面，因而極具審美特徵。 挑擔圍鼓 「挑擔圍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挑擔圍鼓」俗稱「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進演奏的一種民間吹打樂演奏形式。先秦時期，古楚樂盛行，已八音俱備，凡重大慶典、祭祀、宴樂之舉，必有鼓樂演奏。漢唐以來，荊州民間吹打樂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運用十分廣泛，南北朝時期直至宋代，荊州民眾於臘八日舉行「驅儺」民俗活動時，「村人並系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人們敲鑼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時期，泊於沙市長江碼頭的船隻，有擊鼓鳴鑼開船的習俗。南北朝以來，沙市龍舟所用擊節之樂器便為鼓、鑼、馬鑼。入宋，「唐代俗樂，盛傳民間，」宋太祖趙匡胤平定荊南，曾從其都城江陵得精藝樂工32人納入教坊樂部。明代荊州王府所用之樂曲及演奏方式，對「挑擔圍鼓」的影響極大。「挑擔圍鼓」演奏和樂曲一部份源於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為荊楚民間音樂。清代，荊州城為將軍府所在地，據「挑擔圍鼓」老藝人講，過去荊州的將軍出行，都用「挑擔圍鼓」演奏。「挑擔圍鼓」主要是在荊州市的中心城區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內各條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勝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擔圍鼓。市郊如：躍進村、張溝村、連心村、同心村、三板橋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種類主要分為上字調、六字調、正宮調及洋盤等幾種類型。如表現曲調低回的「上字調」曲牌「大紅袍」，表現曲調婉轉的六字調曲牌「嗩吶皮」，表現曲調高吭的正宮調曲牌「風夾雪」，以及洋盤曲牌「鬧龍舟」等都是挑擔圍鼓曲牌的代表作。樂手們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曲牌進行演奏，如傳統節日（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工商廟會節日（布財神會、軒轅會、土地會）和民間喜慶禮儀（婚慶、壽誕）等多用正宮、六字、洋盤等曲牌。白喜事（喪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盤等曲牌。「挑擔圍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間形成基本形態流傳至今，演奏曲目豐富，樂器獨特，道具工藝精美，其保護、傳承價值和研究價值極高。 跳喪鼓 跳喪鼓為湖北省第一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喪鼓，唱孝歌，這種民間風俗幾乎流行全國各地。舊時習俗，成年人死後要在家「停靈」三至七天；守靈時，不僅靈前要燈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請會唱孝歌的歌師擊鼓唱歌，通宵達旦，徹夜不息。絕大多數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荊州及鄂西地區是又唱又跳，故名「跳喪鼓」。跳喪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靈堂內夜間進行。一般是在靈堂中央放一張方桌，俗稱「歌台」，三名歌師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邊擊鼓，鼓徑二尺許；另二人則一手持銅鈸、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邊邊歌邊跳。跳喪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動作。先由擊鼓的歌師（一般是長者）擊鼓三通，並高聲「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詞，表示喪歌開台。擊鈸的歌師則由歌台兩邊出場，想死者靈位弓身拱手，然後就開始按照鼓點節奏邊擊鈸、邊舞蹈。鼓聲一停，舞步則止，跳舞的歌師就開始唱孝歌，擊鼓歌師負責幫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環反復，直至天明。在表演過程中，喪家要不時燃放鞭炮，烘托氣氛。跳喪鼓唱和舞的節奏由鼓師掌握，唱則一拍一鼓，舞則一拍四鼓，舞師在舞蹈過程中要和著鼓點擊鈸。拿鈸的方法很有講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纏緊銅鈸上的綢帶，再用拇指控制鈸的發音，拇指與鈸分開時擊鈸，聲音清脆明亮，稱為「明擊」，拇指頂住鈸敲擊，聲音沉悶，稱為「悶擊」。每段擊樂有五小節。跳喪鼓的鼓師和舞師均為男性，舞蹈動作剛勁有力，主要舞步為「顫步」（俗稱「一步三顫」），其它的舞步還有「四大步」、「滾身子」、「吆耶嗬」、「風擺柳」等，這些動作均源於生產生活，如「扯蘿卜」、「倒線耙子」等，也有模仿飛禽走獸的姿式，如「老鷹散翅」、「吊鷹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