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問題以什麼什麼為激活生命鏈

㈠ 如何正確對待中西文化問題，結合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實

一、現代化意識的曲折顯現—— 從「中體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補」 現代化並不是一個單向的歷史過程，而是近代西方的沖擊與東方國家內部回應兩者相結合的一個錯綜復雜過程。對於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東方國家來說，自強圖存的第一個回應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它的具體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進技藝。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悠久的東亞文明傳播中心來說，西方沖擊在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響是文化回應，即東西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沖突，這就是關於東西文化觀的論戰的由來。 從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期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應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的最早的現代化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哲學上來看，這種兩分法可能是謬誤的，但中體西用論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學來補中學之不足，承認中學不是完美無缺而有可補之處，這畢竟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進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統治階級包括它的知識精英從御夷圖強到變法圖強，都是一種「防禦性現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在「保」的前提下進行「變」，就是在中國的舊「體」的框架內引進西方的器用。這種現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獲得成功的，那就是東鄰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號下進行的明治維新。中國的維新運動就是學日本的維新而來。日本的成功並不是丟棄自己東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發揚狂熱的「神國主義」保持自己的國本的條件下，急速建設「軍國主義的工業制度」，建立了一個可與西方匹敵的准現代國家，通過侵略戰爭贏得世界聲譽。「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識」的畸形現代化打敗了「中體西用」的現代化，固然證明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但如果把失敗完全歸之於中體西用論的失誤，那就把復雜的歷史過於簡單化了。 「西化」論的主流思潮並非「全盤西化」 維新運動失敗之後，社會進化論的輸入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裝，於是激進的革命派提出種族革命的理論（孫中山、章炳麟等），維新派思想家梁啟超則從保國保種的思想轉向根本改造國民素質的「新民」理倫。「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梁氏這種除舊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國處在過渡時代的意識、現代競爭意識等現代化思想的閃光。這顯然已開始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設計的新德性，諸如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尚武、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等，與當代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開列的現代人特徵比較，有許多觀點是吻合的。新民運動就是人的「新化」運動，是從「中體西用」觀向「西化」觀過渡的橋梁。 在辛亥革命以後，中體西用的思潮日趨衰落，但是主張中西調和的觀點仍一直占居上風。到「五四」前後，陳獨秀、胡適等人在報刊上以毫不妥協精神向封建舊文化挑戰，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軒然大波。陳獨秀以毫不調和的立場來對待中西文明的沖突，旗幟鮮明地主張接受近代西洋文明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徹底否定了「中體西用」論。他寫道：「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答佩劍青年》）陳獨秀所說「歐化」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西化」，即梁啟超所說的「新化」，這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對現代化的理解，其內涵就是科學化和民主化。對此胡適加以發揮，提出了東方落後民族應當以西化方式實現追趕型的現化化觀點（《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後來他在《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謂東西方有「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對立這種流行成見，並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義的。清末以來，對西方文明的估價從器物層次上升到制度層次，現在又從制度層次上升到精神領域，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在十餘年內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猛進，由此可見一斑。總之，五四時期的西化論的主流思想是輸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精神，通過激進的文化革命來徹底改造中國舊文化，以爭取中國的文藝復興。 從「西化」論到「中西互補」論 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在「五四」前後歷時達十餘年，在這場論戰中徹底反傳統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從近百年中國啟蒙思想運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主要並不在於已經批倒了各種舊禮教和舊道德，而在於破除了對自由探索的各種桎梏，形成了一個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面。只有在這樣的思想黃金時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才得以迅速傳播。在「五四」前後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論戰中，圍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一書展開的論戰，是後斯關於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一個新的熱點。 近代中國涌現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種反映，世界思潮的變化也必然影響中國思潮的轉變。「五四」以前，中國維新志士倡導的新學，留學生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都是十九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各種問題，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機，使西方思潮發生了大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形勢下，從俄國和西方輸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持激進的觀點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從西方、印度、日本輸入中國的羅素、泰戈爾等人的思想，則持溫和的觀點重新估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戰，都面臨全新的復雜形勢。曾經謳歌過西方文明的梁啟超到歐洲旅遊歸來，對西歐文明的幻想破滅了。曾經鼓吹過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陳獨秀轉向了俄國社會主義新文明。梁啟超號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聖」和「東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觀點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游心影錄》）。這一觀點可以稱之為「中西互補」論，但其骨子裡卻是「以中補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來代替「歐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種開倒車的思潮。但這一思潮中包含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批判的審視，從這個角度來看，又有其合理的內核。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接受並全面發揮了梁啟超的觀點，並把它歸結成為一個新的命題：東方化還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還是歐化的問題。該書的特色是不局限於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比較，而是第一次從更廣闊的視野把中國、印度與西洋三種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主要是從人生哲學的角度分析研究。該書以獨創的文化多元論來反對當時西化論的文化一元論，即認為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化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倫理哲學，而否認東西文化屬於人類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因此，中國人無論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達到的地點。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論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作者又認為這三條路向是可以穿行的，並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觀，認為在最近未來將有「中國文化復興」，將來繼之以「印度文化復興」。在當時，這本書確是從世界比較文化這個新角度來探討中西化問題的一部論著，引起思想界的轟動並非虛妄。這是儒學現代化的一部開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學的高潮中誕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學轉眼之間就披著振興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場，這說明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單靠猛烈的文字討伐是無濟於事的。 在「五四」後期關於中西文化觀論戰的新爭論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長期被人遺忘的書，那就是楊明齋寫的《評中西文化觀》。楊在十月革命前就到過俄國，加入過布爾什維克黨，後來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有數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之一。《評中西文化觀》出版於1924年初，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卷評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評章士釗的《農國辨》，第四卷總解釋，從理論與歷史的結合來闡明一種新的文化觀。如果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反映文化折衷論觀點的集大成之作，那麼，《評中西文化觀》就是從廣闊的視野對各種折衷論觀點進行較系統地分析批判的獨一無二的著作。此書通篇沒有引用馬克思的詞句，而是用「大多數社會的事實及其歷史」來研究文化問題，「從大多數平民生活方面觀察中國文化」，然後對歷史的復雜現象進行理論概括。作者把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漁獵、畜牧、農業、工業四個階段，指出長期生活在農業生產組織下的社會的經濟變遷是依靠於「自然轉機的大流」，從而長期停止了進化。他用這個觀點，對中國文化的特徵、儒家的學說和人生觀，孔老墨的思想發展背景、實行儒家文化的後果等，提出了新解釋。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倫理等在中國之所以能生存不變至二千餘年的原因，便是全憑農業生產組織」。農業生產方法進到工業生產方法，才能引起生產力的大變動，這樣，最重要的就是產生了資本、知識、教育、組織、秩序五種新生產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種新生產之要求的設備，這便是由農漸化為工，於是『新世界』生。」這里所通俗表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史觀，實際上是關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進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基本觀點。這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轉向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演進歷程，《評中西文化觀》大概是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統性論著。這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想運動留下的珍貴遺產。 必須指出，關於中國文化復興的思想，並不始於梁漱溟，在梁啟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嚴復的後期言論也露此端倪，孫中山更是一貫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說：孫氏「是為國粹與歐化的折中」（《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孫中山沒有參加東西文化觀的論戰，但他熱情贊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貫主張把中國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結合，認為這樣才能使中國「駕乎歐美之上」。他一貫反對盲目抄襲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個現代化綱領《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計劃」中，講完總的建設計劃之後，特別指出中國建設不能追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他打了一個比喻，哥倫布航行美洲時，從歐洲繞道極遠而到美洲，而現在則可採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國的經濟建設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徑」。他一再提倡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學習歐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經驗來鼓勵國人的現代化的鬥志。在這方面，他顯然高出於同時代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但孫中山以為中國對於外國的長處只要能夠「迎頭去學，十年過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三民主義》）。很顯然，這一估計失誤是與他對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缺乏認識，對於舊體制改造的艱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開的。 二、現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 過去審視3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起伏變化，局限在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的框架之中，這里擴大視角，提出探索中國現代化概念的形成問題。 「現代化」一詞，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觀的爭論中，已偶爾出現，如有所謂「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適為英文《基督教年鑒》寫的《文化的沖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現代化」的提法。但「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詞彙在報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創刊周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號」徵文特輯，大概是這個新概念運用的正式開端。這次徵文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國民經濟衰落和東四省喪失的背景下舉行的，重點討論兩個問題：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二、中國現代化應當採取的方式以及實現這個方式的步驟。 這次討論會共收到10篇短論和16篇專論，作者包括了當時學術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吳澤霖、金仲華等人。徵文提出的觀點五花八門，論述深淺不一；但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總的趨向性意見，多數人都是一致的，即認為在當時中國的現狀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如大體作一統計：完全贊成走私人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有1篇；認為應采某種社會主義形式或以社會主義作為終極目標的，約有5篇；認為應兼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之長，或主張採取非資本主義形式、統制經濟、節制資本的，約有9篇；未正面回答採取何種方式而強調或專論工業化、產業革命、國民經濟改造為先決條件的文章，約有5篇；沒有明確回答問題或討論其他問題的，有3篇。雖然論者對現代化缺乏統一認識，但認為應「著重於經濟之改造與生產力提高」以及類似的論文，在討論中明顯占上風。這次徵文討論可以看作是知識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測驗，對民族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思想回應，較之20年代東西文化之爭時對西方文明進行抽象而空洞的辯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對世界潮流的趨向認識的講步。 在這次討論之後不久，1935年初，陶希聖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是當時國民黨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實際上盡是浮詞和同語反復，空洞無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義文化統一中國。無論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經拋出，就立即引起全國文化界的熱烈討論。這是繼「五四」前後那場大爭論之後思想界的又一場大爭論。涉及的不只是文化問題，而是由此引出中國的出路即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 所謂本位文化建設，從中西文化沖突的角度來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嚴重沖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應」。20年代有過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這場論戰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對立面、觀點最激烈的是主張全盤西化論的陳序經。他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指明是針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觀點而發，因此實際上是20年代論戰的繼續與發展，於是對十教授宣言的評論也引起對全盤西化論的觀點的評論。 胡適的「文化惰性」理論 在這里，有一學術公案必須予以澄清。近年來，海內外學者都有人根據胡適在這場論戰中偶爾使用「全盤西化」一詞，把他劃為「全盤西化派」。事情是這樣的：在討論開展之初，陳序經或別的論戰者都沒有把胡適歸入全盤西化派，而是歸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這是有案可查的。胡適由於被人說成是折衷論者，就在陳序經逼他明確表態之後，在《獨立評論》142號的《編輯後記》中聲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這一聲明為全盤西化論大為張目，一時群起而攻之。胡適察覺到「全盤」一詞不妥，於是很快就承認了自己「用字的疏忽」，聲明「全盤」的意思不過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詞來代替「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始終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積極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他對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推崇簡直是五體投地，甚至否認有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對祖國的文化遺產從未採取過否定一切的態度。早在「五四」時期，他就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就是用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遺產的價值。因此，只能說胡適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決不能說他是全盤西化派。 胡適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於他持激進的文化革命觀，其基礎是他有一套獨特的「文化惰性」理論。胡適認為，在多種文化沖突中進行自我調整，絕不能採取折衷態度。因為舊文化有一種「惰性」，這種惰性的根子可能在於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活習慣，構成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質生活驟變，思想學術改觀，政治制度翻造，那個本位都不會有毀滅危險。因此有遠見的領袖們不應焦慮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國，「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編輯後記》）。胡適的這種獨特的西化理論，當時就有人稱之為「文化的自然折衷論」。我認為這就是胡適堅持必須盡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這種看來非常過火的西化觀，同我們常說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其精神是一致的。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可說是一種頗有獨到之見的文化的「涵化」理論。拚命走極端，再讓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調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倡導此說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經歷了多次大革命的震盪仍未能徹底沖掉舊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說確有某些可取之處。不管怎樣，這一激進文化革命觀決沒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國的歷史文化。這一點，在胡適對中國本位文化觀提出尖銳批評的同時，有明確的表白。他認為應該虛心接受西方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國「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中國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些觀點，胡適幾年前就在《文化的沖突》一文中闡明過。如果認為胡適為了政治上倒向國民黨而修改自己的觀點以與十教授調和，那是完全錯誤的。 現代化概念：中國思想界自身認識深化的產物 1935年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討論，實質上是關於如何重建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較之「五四」前後中西文化觀的討論和1933年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廣度與深度都前進了一大步，學院習氣也要少得多。在幾個月中就留下大約150多篇論文，參加討論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種觀點都自由地暢抒己見，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非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民族資本主義性的文化即三民主義的文化，也有主張介紹社會主義文化的，但這場大爭論仍反映了當時思想界的一般動向。 一、在這場爭論中，全盤西化論剛亮出旗幟，就遭到從西化派到中國文化本位派的批評與責難，可見其立論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盤西化最終也仍要折衷和妥協，這實際上已從根本上否定了全盤西化論的觀點（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胡適也在討論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盤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討論中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並解釋為「全盤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來「調整中國固有之優美文化」，這可視為是「全盤西化」論的修正觀點（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但總的說來，在這次討論之後，「全盤西化」這個曇花一現的口號，在中國思想界幾乎完全無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來中西文化之爭，辯論的雙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觀，採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好就絕對的好，壞就絕對的壞。胡適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執迷態度是一個突出的表現。在這次討論中，對如何認識西方文化的問題，持分析態度的意見顯然占上風，不論對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都提倡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論的人也客觀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歷史的惰性，特別是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義」，以及階級斗爭、國際斗爭之殘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農業經濟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較從文化層次擴大到經濟層次。 三、「中國本位文化」論與西化論的兩極對立，在討論中逐步接近，或者說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棄了「全盤」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斷充實對「本位」的闡釋，提出建立「中國本位意識」的觀點。一是要徹底檢討我們自己民族的優點與缺點，這叫作「認識自己工作」；二是須盡量探索歐美各強的實情和歐美文化的本質，這叫作「認識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過去的盛衰興亡史實，發現其所以興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則，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這叫作「比較認識工作」（劉jié＠①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這較之東西文化討論時的泛泛空論，有明顯的進步。 四、在討論中，不論是主張西化論者還是主張中國本位論者，都逐步產生一種新認識，即用「現代化」這個新概念來取代「西化」或「中國化」等概念。「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發展自然科學，這是現代化的根本基礎。第二，促進工業發展，一個國家若無現代工業，平時無法生活，戰時無法進攻。第三，提倡各種現代學術，沒有現代學術也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學化，以使我們的思想、態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現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30年代的文化爭論是20年代文化爭論的繼續和擴大。從「東方化」引出「中國本位」觀點，從「西化」引出「現代化」的觀點，表明中國思想界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想認識在逐步深化中。把現代化的基本概念確定為工業化、科學化、合理化、社會化，在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國知識界通過自身的思想論辯與探索得出的現代化概念，與戰後西方學者根據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提出的現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現代化一詞引起哲學家討論的興趣。馮友蘭曾指出「西化」改為「現代化」是一種見解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覺悟是很大底」（《新事論》）。 近年來西方流行的一種現代化理論，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學術界提出來的，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舶來品。實際上中國從自己的實踐中提出現代化的概念和觀點，早於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約20年。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理論界對於自己的豐富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探索都遠遠地落後了！

㈡ 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解決是文化建設的什麼問題

為文化建設指明方向。

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面發展，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2)文化問題以什麼什麼為激活生命鏈擴展閱讀

「三個貼近」是關鍵。只有貼近實際的文化才是最真實的文化，貼近實際就是要事實求實，一切從實際出發。文化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這決定文化要貼近生活的原則。只有貼近生活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貼近群眾是文化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關鍵所在。

人民群眾是文化直接服務的對象，要針對不同群眾，發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比如針對農村文化建設，應多開展喜聞樂見、通俗易懂的文藝活動。在城市發展文化，就要與城市生活的特點相結合。

「好風憑借力，揚帆正當時」。在十八大報告中強調「三個堅持」為文化建設指明方向。我們一定要始終堅持好「三個堅持」，努力讓社會主義文化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眾。

㈢ 一、為什麼說未來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

矛盾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產生不同的主要矛盾，其中將體現出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拿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在建國初期的幾十年裡，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政治問題，因為只有政治穩定社會才能安定，國家才能和平，因此政治問題是這一歷史時期的核心問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在這三十多年中，中國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問題，因為只有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才能建設一個強盛的新中國，也正是如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黨和政府始終堅持的一項國家戰略。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上，中國進入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時期。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是可持續發展，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那麼，根據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最為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如何正確理解和諧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其中的核心問題？建國初期必須以政治建設為中心，因為政權不穩定各項工作難以正常開展。當以政治斗爭為核心問題的主要矛盾解決之後，國家的重點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否則就會在無止境的政權斗爭中導致力量的內耗和社會的衰竭。當經濟繁榮之後，社會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否則，僅僅只是經濟的繁榮可能會因為國民素質的低劣和腐敗現象的劇增致使社會走向奢靡和腐爛。因此說，在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歷史階段，制約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之所以說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因為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的許多問題都與文化緊密相連。如果文化建設得不到重視，人的素質將難以提升，那麼政治改革、經濟發展、腐敗治理、法制建設等社會各項事業都將因為人的素質的制約難以躍上新的台階，文化問題是制約中國向更高層次發展的瓶頸。事實證明，中國很多問題都與文化問題分不開——首先，制度與文化問題。和諧社會將會建立起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許多其它的規章制度也將會在此基礎上加以相應的改革和創新，使之更加協調和完善。但是，再完善的制度如果不能在文化上達到認知和認同，並產生自覺和自律，那麼這種制度有可能成為一種花瓶和擺設。制度的硬性規定和文化的軟性導向必須在同一個層次上達到統一，否則再完善的制度也存在被鑽空子的可能。當一項先進的制度引進到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度，這項制度可能會成為被玩弄和嘲諷的對象。制訂或者引進一套制度相對容易，但是要讓這套制度得以有效的執行和發揮必要的作用，則涉及到深刻的文化問題。拿我國來說，反對腐敗的呼聲不能說不高，打擊腐敗的力度也不能說不強，為什麼腐敗現象越來越猖獗呢？其中就是由於根深於人們心中的腐敗文化沒有引起高度重視並加以文化上的解決，導致了一種連鎖反應。如何讓那些權欲熏心的人在文化上改變價值觀念，達到對民主法制的認同；如何讓國民在文化上改變對封建等級思想的留戀，達到對公平正義的文化認同；等等，這些內容將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和諧社會制度建設的成敗。嚴厲的制度是打擊腐敗行為的手段，而腐敗的文化則是產生腐敗現象的溫床——仔細想想，二者對於反腐敗斗爭具有怎樣的意義和作用？！如果不腐敗，人們就認為你沒有本事；如果不講排場，人們就認為你小氣；如果不拈花惹草，人們就認為你沒有魅力；如果謙虛謹慎，人們就認為你缺乏自信；如果不低俗，人們就嘲笑你偽善……當正義遭到嘲笑，當清廉遭到排擠，當腐敗稱為能力，當制度被人玩弄，請問，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制度建設還有多少權威性？其次，經濟與文化問題。構建和諧社會離不開經濟的繁榮，但是，繁榮經濟的目的是什麼？拿一個家庭來說，作為家庭成員攢錢的目的是為了養家，攢更多的錢也是為了讓家人過上更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涉及到文化問題，如果文化出了問題，攢再多的錢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幸福，反而會造成家庭關系緊張甚至導致情感破裂。現實社會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拿一個國家來說，經濟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國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國民能否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事實上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如果文化出了問題，或者說國民的文化素質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那麼經濟的繁榮反而會造成勞動剝削和經濟壓迫，畸形的社會心理可能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富士康事件」。有這樣一種人，當他們沒有掙到錢的時候，他們常常因為貧窮而感到自卑和痛苦，但當他們有錢之後，也常常因為失去奮斗的目標以及由金錢帶來的種種煩躁而痛苦。無論有錢還是沒有錢，他們總是生活在煩惱之中，其問題的根源就因為他們的文化。如果經濟發展脫離了文化建設，就會因為本末倒置導致社會生活異化。當經濟建設發展到一定水平和階段的時候，文化建設應該成為社會的重心。構建和諧社會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提出來的，也是在經濟建設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基礎並且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社會矛盾之後提出來的，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拿我國的經濟政策來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目的是讓他們起到好的帶領作用，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卻造成了社會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出現了愈演愈烈的仇富心理。有一些先富裕起來的人們，他們不是想辦法帶領大家致富，而是千方百計獲得一張外國的綠卡，想盡辦法把自己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經濟確實強盛了許多，社會發展也取得了許多值得稱道的成績，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文化上的浮躁造成中國在生產和生活方式上的資源浪費，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淪為經濟型奴隸。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正在醞釀一場深刻的文化危機，這場危機必將把中國發展推向文化建設的高潮。第三，社會安定與文化問題。文化是社會秩序的基礎，文化的混亂必定會造成思想的混亂，從而導致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的混亂。當社會在文化上缺乏一種起主導作用的價值觀念，當文化的發展違背了在人性上的合理性統一，當多元文化之間出現尖銳的矛盾沖突，這將是一個非常不安定的社會。在一個文化混亂的社會，一旦出現矛盾摩擦，即使是很微弱的碰撞火花，也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勢，並迅速擴散到經濟、政治和軍事領域，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觀念上的分歧常常導致利益上的糾紛，文化上的差異常常會造成生活方式上的沖突，文化的混亂將會給社會的安定團結構成極大危害。未來將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多元文化正在走進我們的生活。多元文化將藉助互聯網深入到每一個心靈的角落，產生一種全球性的文化「洗牌現象」。在這一歷史時期，由文化導致的思想沖突和觀念上的矛盾在所難免，如果我們要構建和諧社會，要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必須在文化上建立一種多元化統一的文化模式，這種模式不但要包容社會共同體之內的所有文化沖突，而且能夠在一定意義上化解其中的思想矛盾，進而把這種文化差異和思想矛盾維護在一個具有完整性的社會集合體之中。社會的安定團結離不開多元文化之間的和諧統一，文化問題將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當前，由文化導致的沖突雖然不是十分明顯，多元文化沖突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似乎很遙遠，很多人對此還缺乏深刻認識，但是中國的文化問題在全球化進程中初見端倪。例如憤青現象的出現，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矛盾性、仇富心裡的加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冷漠，中國人的文化素質和國際形象欠佳，不同群體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困難，獨生子女溺愛造成的人口素質問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文化代溝，民族文化之間的矛盾摩擦，國家之間利用文化矛盾干涉主權製造混亂等等……對於有著5000年輝煌文明和13億人口的中華民族而言，如果文化建設不能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那麼，政治改革、經濟建設、社會和諧等各項建設也將難以躍上新的台階，中國將因為文化的落後性逐漸落後於國際社會的發展步伐並退出歷史的舞台。……總之，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是認識上的進步，一定意義上可以看作是文化的進步，無論是政治改革還是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安定和諧，都離不開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建設。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之後，中國必將走上一個以文化建設為核心的歷史時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前兩個歷史階段的發展成果，並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一個更好的基礎，反之，文化將成為制約社會各項事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文化建設是一個很寬泛的話題，也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正是如此，文化建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必須抓住關鍵，才能綱舉目張；必須面向全球，才能與時俱進；必須促進文化多元化發展，文化才能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必須在合理性基礎上構建多元化統一的文化發展模式，才能與全球化發展相適應。在文化診斷學看來，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應該集中在下幾個方面：一、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改善和不斷提升中國人的國際形象；二、提升民族凝聚力，強化全社會的國際競爭意識；三、構建誠信行為體系，提高公民的自覺意識和自我約束能力，改善公民的幸福感知方式和審美創造能力；四、文化面向全球化發展，強化文化的導向作用和文化激勵作用，培育新時代的民族精神，並將這種精神轉化為民族振興的力量；五、構建多元化統一的文化發展格局，改革當前的教育制度，培育和提升人們的事實判斷能力、價值判斷能力、實踐判斷能力，在此基礎上，每一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六、提高政府的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建立一個能夠在文化和價值觀念上被公民擁護的誠信政府。…… 二、在構建多元化統一的格局中，文化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文化有先進的，也有落後的，有向善的，也有邪惡的，有高尚的，也有低俗的，有精華也有糟粕。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導致什麼樣的行為，從而創造什麼樣的生活方式。高尚的文化能激勵人，並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低俗的文化能迷惑人，並造就低劣的品質。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分健康、亞健康、病態三種不同的特徵。在多元化發展的文化背景下，在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環境中，尤其是在這個網路時代，文化發展可謂金石俱下、良莠混雜，如何區分文化的健康、亞健康和病態程度，並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對文化做出合理的借鑒？在良莠混雜的文化發展環境中，如果一個人缺乏對文化的批判和借鑒能力，後果會怎樣？當一個人對經濟邪教、政治邪教、恐怖主義等文化觀念沒有分辨能力，並對這種思想產生狂熱崇拜的時候，後果會怎樣？當一個人迷失在知識的海洋，分辨不出真理的方向，後果會怎樣？當一個人錯把任性當作個性，錯把低俗當真誠，其文化的後果又會怎樣……從2008年開始，我們舉辦了一項關於思考力測評的文化公益活動，在調查問卷中，我們設計了這樣一道問題：「您是否有一種被知識淹沒的感覺？您是否覺得自己要學習的知識很多，而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卻不夠」？在我們收到的答卷中，有很多人選擇了經常有，在補充說明這一欄，有許多人談到了自己對知識和文化的困惑，體現了一種真理的迷惑和價值的迷失。其實，這種困惑和迷失是文化多元化發展背景下的一種普遍現象。對此，我們在測評分析報告中指出：當一個人缺乏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不能把知識納入自己的思考力體系，就會出現被知識淹沒的感覺。當一個人缺乏事實判斷能力的時候，對於知識和文化往往很難做出真與假的科學判斷；當一個人缺乏價值判斷能力的時候，對於知識和文化往往很難做出善與惡的合理判斷；當一個人缺乏實踐判斷能力的時候，對於知識和文化往往很難達到實踐與理論的融匯貫通，也難以根據具體條件和環境變化恰到好處的把握其中的「度」，因而也就會生搬硬套，失去了靈活運用的創造能力。一個人一旦迷失在知識的海洋，很容易被各種錯誤觀念和邪惡思想所擄獲，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他們的犧牲品。任何知識的價值都無法與自己的思考力相媲美，當一個人在知識面前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力，就會失去對知識和文化的辨析能力，其結果必定是可悲的。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面對全球化發展，在互聯網突飛猛進的這個時代，文化的核心問題是文化的健康發展問題，而文化健康發展的關鍵是提高人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當一個人具有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就不會被各種思想所淹沒，也不會迷失在知識的海洋；當一個人具有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那麼，對於文化的健康、亞健康、病態等現象就能夠做出科學判斷並形成正確的態度。越是在文化繁榮的時候，越需要對文化做出批判；越是在文化混亂的時候，越需要對文化做出健康診斷。談到文化的健康發展、談到培育和提升人們診斷文化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我們不得不建立一門新的學科——文化診斷學。關於文化診斷學，我曾經這樣寫道：「一種無序的文化繁榮和混亂的思想活躍，帶給人們的不是知識和智慧，而是精神的疲憊和理性的迷茫。我們認為，在文化飛速發展的今天，針對文化健康發展的需要，應該建立一門文化診斷學，使之具有學科的性質，並得到全社會的普遍承認和自覺運用」。對於這種說法我曾經做過調查，從調查反饋的情況來看，大部分人對此持贊成態度，因為他們已經感覺到了不健康的「文化繁榮」正在肆無忌憚的腐蝕著涉世未深的年輕一代。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認同這樣的說法，認為「文化必須是絕對自由的，文化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不需要診斷，也不能診斷……」對於這種糊塗觀念我曾給予過針鋒相對的回答，我對他說：「您所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吧？！但是，毛澤東也提出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主張。請問，如果不具有對文化的分析和診斷能力，怎麼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文化不是不能診斷，關鍵是看如何診斷！其實，讓文化診斷學成為一門學科得到社會的普遍接受和自覺運用，並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文化診斷學專家並從事文化診斷的行業，而是通過培育和提升人們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形成對文化的科學分析和合理借鑒。當一個人具有一定的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就不至於使自己迷失在知識的海洋找不到方向，也不至於使自己成為網路時代的文化犧牲品。一旦文化診斷學成為一門學科，這對於營造健康的文化發展環境具有重要意義。當然，文化是創造力的對象化，創造力是思考力的對象化，因此——要培育和提升自己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必須培養和提升自己的文化創造力水平；要培育和提升文化創造力水平必須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要提高思考力水平，需要建立完整的思考力體系和相對完善的思維方式。文化診斷學就是通過提高思考力水平以培育和提升人們的事實判斷能力、價值判斷能力、實踐判斷能力，進而形成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廣義上，文化診斷學分析研究一切文化現象；狹義上，文化診斷學主要是分析文化的創造力本質、文化創造力的美學形式、文化創造力的對象化過程等三個方面。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創造力始終是文化診斷學分析和研究的核心內容。文化診斷學不同於心理學——心理學主要研究心理現象，包括感覺、知覺、表象、記憶、思維、想像、情感和意志等，也就是說，心理學研究的對象是思維主體，而文化診斷學主要研究的是思維中的客體，並通過思維主客體關系在認識方式上的統一性，追求文化創造過程中把握方式的合理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思維與存在的價值統一是一切文化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也就成為文化診斷學研究的基本方向。文化診斷學也不同於哲學——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學是比較抽象和寬泛的，可以說是萬學之母，任何對象都可以成為哲學的研究對象。文化診斷學則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科學，它通過思維方式的完善性把握行為方式的合理性，進而在創造力的對象化過程中體現出對文化的診斷能力、駕馭能力、創造能力。關於文化診斷學，我在「文化診斷學思考力培訓學習輔導材料」中做出了詳細解釋，指出了文化診斷學特定的環境、特定的目標、特定的方法、特定的需要。必須在特定意義上理解文化診斷學，而不是望文生義的理解文化診斷學。在此，我需要簡單解釋一下關於文化診斷學的這些「特定」內涵，這種解釋有助於人們進一步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是在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歷史階段，文化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特定的環境。我在《文化診斷學�6�1思考力專輯》的導言里明確指出：文化發展需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自由環境，但是，假如類似色情、暴力、虛偽、邪惡等文化現象象毒草一樣在文化的花園中不受限制地瘋狂蔓延，那麼，百花的開放會不會受到雜草的侵害？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要培育出好的花圃、種出好的莊稼，必須清除田間雜草，否則莊稼地里就會雜草叢生而成為「荒蕪」。在這個意義上說，一種無序的文化繁榮和混亂的思想活躍，帶給人們的不是知識和智慧，而是精神的疲憊和理性的迷茫。今天，在這個知識大爆炸的網路時代，各種觀念五花八門、真假善惡模糊著視線，多元文化也呈現某種混亂現象，為此，我們開創並力行一門新型學科——文化診斷學。特定的目標。文化診斷學的特定目標就是要培育和提高人們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一旦形成了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那麼對於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混亂；對於文化在多元化發展過程中的病態現象和不健康現象；對於文化的邪教和偽善等等，人們就具有一種分析、診斷和把握能力，這時，就不會出現真理迷惑和價值迷失，也不會出現所謂的「信仰問題」。當一個人具有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實際上也就具有了相應的事實判斷能力、價值判斷能力、實踐判斷能力，其思考力水平也就得到了相應的提升。特定的方法。要提高一個人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必須提高他的思考力水平；而要提高思考力水平，掌握系統的理論和方法顯然非常重要。這套理論和方法的主要內容有：思考力三要素理論和方法；思考力體系完整性的理論和方法；思維方式完善性的理論和方法；智慧曲線三維模型的理論和方法；思考力與行動力轉化機制的理論和方法……將這套理論和方法運用於思維實踐和文化創造，就形成了一套關於文化診斷學的特定方法論系統。教育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教育不應該僅僅是知識的灌輸，更應該重視能力的培育——通過提高科學思維水平培養事實判斷能力；通過提高價值思維水平培養價值判斷能力；通過提高應變思維水平培養實踐判斷能力——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特定的需要。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在這個激烈競爭的時代，必須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才能從容面對復雜多變的競爭環境。日益激烈的競爭已經表明，僅僅依靠應試教育得來的一紙文憑無法面對競爭的挑戰，競爭迫使我們提高自己的思考力水平以獲得精神上的優勢，並需要將這種精神優勢轉化為行動優勢和創新優勢。創新能力、競爭能力、學習能力是一個人處在競爭時代和創新型社會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文化診斷學通過舉辦思考力的學習和培訓活動，提高人們診斷文化和駕馭文化的能力，這種能力也將使一個人在創新方面、競爭方面、學習方面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靈活運用，文化診斷學也將在滿足人們的這種需求過程中得到傳播和發展。 三、如何培育和提升人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未來中國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問題，文化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健康發展問題，而文化健康發展的關鍵是培育和提高人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正是出於這樣的需要，文化診斷學產生了。當人們獲得了一種診斷文化和駕馭文化的能力，當文化診斷學能夠被社會普遍接受和自覺運用，當文化診斷學成為一種分析方法和思想力量，可以想像，文化的花園將不再有雜草叢生和良莠不分的瘋狂，那種虛偽的、邪惡的、充滿低級趣味和輕薄思想的文化將受到人們的自覺抵制和批判，這對於凈化社會的和文化的風氣、對於我們子女的思想的健康成長都將具有重要意義。那麼，如何培育和提升人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呢？對此，文化診斷學思考力教程中有系統闡述。為了讓讀者對此有一個梗概性的了解，我們有必要對此做一些簡單的介紹。要想使自己獲得一種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首先需要提升自己的事實判斷能力，其次需要提升自己的價值判斷能力，第三需要提升自己的實踐判斷能力。所謂事實判斷能力指的是對事物真實性的領悟、分析和判斷能力，一個人的事實判斷能力取決於他的科學思維水平。所謂價值判斷能力指的是對事物價值屬性的領悟、分析和判斷能力，價值判斷是建立在事實判斷基礎之上，通過一定的價值標准（或者價值觀念）對事物的好與壞、美與丑、善與惡做出的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判斷能力取決於他的價值思維水平。所謂實踐判斷能力指的是人們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根據實踐需要對事物的力度、適度、量度關系的領悟、分析、把握和判斷能力。實踐判斷是建立在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基礎之上，是在實踐過程中根據具體需要和具體條件創造性發揮的能力，一個人的實踐判斷能力取決於他的應變思維水平。事實判斷的依據是「真實性法則」（也就是「真」），價值判斷的依據是「合理性法則」（也就是「善」），實踐判斷的依據是「現實性法則」（也就是「度」，或者說「和諧美」），三者之間既有差別性又有統一性。掌握這三大原則對於培育和提升一個人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內容在文化診斷學思考力教程中有詳細論述，在此不做過多的說明。在事實判斷能力、價值判斷能力、實踐判斷能力的有機統一和靈活運用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人思維體系的完整性和思維方式的相對完善性，從中也綜合反映了一個人的思考力水平。由於文化是創造力的對象化，創造力是思考力的對象化，因此，隨著思考力水平的提升，隨著思維體系的不斷完整和思維方式的不斷完善，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個人診斷文化和駕馭文化的能力。當一個人的思考和創造活動針對不同對象的時候，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例如：當一個人將自己的思考和創造活動運用於生產勞動的時候，根據其思考力和創造力水平，可以創造出不同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當一個人將自己的思考和創造活動運用於科研和審美活動的時候，根據其思考力和創造力水平，可以創造出不同的學術成果和文化產品；當一個人將自己的思考和創造活動運用於文化的分析、診斷和借鑒的時候，根據其思考力和創造力水平，就會對文化做出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分析，進而產生對文化的不同態度。因此，思考力和創造力是一切對象化活動的主宰。為了提高人們的思考力和創造力水平，為了培育和提升人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同時也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接觸到文化診斷學，目前，文化診斷學工作的重點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逐步推進它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一）舉辦思考力測評系列活動。從2008年夏季開始我們展開了一系列的思考力測評活動，例如：《測評一下：您的思維方式需要完善嗎？》主要是針對思考力水平和思維方式的分析測評，幫助參與者反思自己的思維方式，並為他們有針對性的提供思考力的培訓和學習，以幫助他們建立完整的思維體系和相對完善的思維方式，進而培育他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分析一下：成功離你有多遠》主要是分析一個人在思考力的對象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提供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法，以提高他們的思考力水平和創造力水平，並在創造過程中不斷的提升他們的文化素質。我們之所以要舉辦思考力測評系列活動，主要出於三方面的考慮：（1）對於個人而言，通過這種分析建議，可以幫助人們找到提高思考力水平的方法，使他們能夠在改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事業目標，並確保目標的順利實現。通過提供思考力分析，幫助他們拓展思維深度、提升思想高度、延伸思維廣度、增加思維速度，在此基礎上培養和提升他們診斷和駕馭文化的能力，並將這種能力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之中。（2）對於文化診斷學而言，通過這樣的文化活動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文化診斷學，讓人們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感受到文化診斷學勤勤懇懇的學術態度和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文化診斷學將通過這樣的社會實踐使自己不斷的發展壯大。（3）對於社會而言，當今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惡性競爭和不誠信行為變得越來越頻繁。惡性競爭會導致社會的行為異化，加速社會誠信體系的崩潰。一旦舊的社會誠信體系在崩潰，那麼新的個人誠信行為體系必須建立，文化診斷學通過一系列文化活動，在幫助人們提升思考力、增強行動力、鍛煉意志力的過程中倡導建立新的個人誠信行為體系。我們希望通過一系列文化活動讓人們掌握文化診斷學的思考方法，指導人們在激烈競爭的社會背景下學會如何構建個人誠信行為體系，使更多的人成為誠信行為體系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二）用文化診斷學診斷《周易》。當一個人具備了一定的診斷和駕馭文化能力的時候，他就能夠對文化現象進行相應的分析和診斷，並形成對文化的合理借鑒和正確態度。同樣，當我們運用文化診斷學方法對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系統分析的時候，在這個分析診斷過程中可以讓學習者得到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和實踐判斷方面的培訓，進而也就能夠培育和提升他們對文化的診斷和駕馭能力。為此，我們將文化診斷學運用於對《周易》的診斷，通過創造一個完整的文化診斷學案例，使人們更具體的感受到文化診斷學的魅力。2009年春季，我發表了《從「周易」到「文化診斷學」看中國文化的發展》的部分內容，簡單介紹了診斷《周易》的目的、方法和主要內容。在這個文化診斷案例中，我們以存在根模式為理論基礎，通過科學思維方法論提高人們的事實判斷能力，進而在「真」的意義

㈣ 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是以什麼為指導，為什麼人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為什麼人的問題，是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不僅決定著文化建設的目標和方向，也決定著文化的性質。

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用當代最新科學技術成就提高人民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合理和進步的教育制度培養社會主義一代新人，並用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學藝術和生動活潑的群眾文化活動來陶冶人們的情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

(4)文化問題以什麼什麼為激活生命鏈擴展閱讀：

文化建設的意義：

1、文化是民族的血脈。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歷史，五千年歷史創造了璀璨中華文化，而璀璨中華文化又維系著中華民族的綿延發展。中華文明是至今四大文明中唯一沒有斷流的文明。辯證摒棄傳統文化，既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又是中華民族昂首走向世界、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資源。

2、文化是國家實力的象徵與體現。文化既是軟實力，又是硬實力。當它成為一種科學核心價值觀時，它是精神動力、吸引力，是軟實力；當它轉變為文化產業時，它又是物質生產力，是硬實力。

㈤ 我國堅持以什麼引領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這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重大原則。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制度」，從根本上解答了制度保障的問題，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在新時代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要大力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而且要大力強化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僅要體現在法律體系和政策體系中，體現在法治建設和社會治理中，而且要體現在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中。

(5)文化問題以什麼什麼為激活生命鏈擴展閱讀：

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新形勢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要在以標准化、均等化為手段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時，更加註重以多樣化、特色化的文化產品,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精神食糧，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2、要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時，更加註重「以文化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促進文化融入群眾生活，培育人民群眾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和道德觀念，提升國民整體素質。

3、要跳出文化建設看文化建設，站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高度來看待文化建設在國家發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真正讓文化成為「推動國家和民族發展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4、要以國際視角和全局視野看待文化建設，在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更加註重中華文化的全球交流和展現，共塑包容並茂的世界文化格局，助推全球范圍內的民心相通，使中華文化日益成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