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如何促進徽文化的發展

A. 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盪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准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路，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盪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里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范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范，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B. 談談徽商在歷史上的貢獻

在殷商時期，就有許多人善於經商，周武王將商朝滅亡之後，這些經商的人作為商朝遺民繼續在周朝從事商業，周朝百姓稱他們為商人，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

徽商

商朝時期的商人使用的貨幣是貝殼，後來逐漸發展為金屬貨幣，商業在商周時期也都是由國家管理。到了春秋時期，這種由國家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都出現了商人和市場，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

一、徽商的起源和發展

歷代的封建王朝中，有的朝代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業的發展速度 也有朝代鼓勵商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商業一直在不斷發展，到了宋朝時期，因為宋朝統治者對商業的重視，所以商業在宋朝發展到了一個十分繁榮的地步。

徽商發展

再到後來的明清時期，商業已經成為了一個能夠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的產業。徽商是商業的一個分支，徽商的崛起也是中國商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

徽商文化

在封建社會時期徽州人有著宗族聚集居住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了明清時期，加上徽州的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太多戰亂，於是形成了徽州獨有的人文環境。宗族第一是許多徽州百姓的真實心理，這也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在徽州宗族之間一起經商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明清時期，許多大大小小的商幫開始合作，共同建立商業網路，而徽州商人也以宗族為紐帶聯合建立了一個商幫——徽州會館。

徽州會館既是以徽商為主要成員建立的組織，又是一個含有宗族性質的團體。而當徽州會館建立之後，徽商團結的力量就開始發揮出來，減少互相之間的競爭損耗，一致對外，排擠外地商人勢力。

徽州會館不但對各地經商的徽州商人提供經驗上的幫助，也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或者資助，這些舉動對於當地徽商的商業發展和整個徽州會館的擴張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提高了徽州人之間的凝聚力。

徽商成功的捷徑就是依靠官吏，除了同為徽州人的官吏，還有宗族之中進入官場的人可以依靠。徽州對於教育十分看重，在孩子小的時候就能夠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因此徽州人參加科舉進入仕途的不在少數。封建官僚和徽商互相幫助，讓他們的勢力滲透到了政治上，無論是地方政權還是中央政權都有徽商的影子，這也是徽商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儒商結合，依託官吏，這就是徽商迅速發展壯大的原因。徽州人重視學術，文化之風盛行，盡管許多人從事商業，但是對於未成年的孩童的教育卻十分重視。封建社會時期儒學興盛，許多人從小接觸儒家思想，許多儒士也開始從事商業。

徽州會館

而儒士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徽商的整體素養，他們將傳統的治事與治人之術和商業互相結合，在商業上更加成功。儒商通過對商業的經營發現只有讀書，才能明理知事，才能對復雜多變的商業市場做出正確的判斷，保證商業的成功。

徽商發展的黃金時期是在明朝和清朝時期，這個時候的徽州人在朝廷中的勢力也十分強大。

三、徽商壯大之後的影響和作用

徽州人大多是以小本起家，為了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在商界站穩跟腳，大多徽州商人都是勤儉節約，堅持經營。而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已經致富的徽州商人因為知道最初經商的不易，更是以勤儉自勉。

徽商故里

但是徽州商人中也有致富了之後喜愛奢侈享樂的，有人沉迷酒色，也有人購買田地宅院。而徽商雖然勤儉，但是在疏通關繫上可不小氣，為了打開官府對於經商的方便之門，許多徽州商人在贈予官吏財物時都是一擲千金。

但是商業的根本目標是利益，在明清時期，商業因為已經發展的較為繁榮，許多人開始用商業關系來看待周圍的人或物。《林居漫錄》記載："天下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如土芥"，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徽商已經是國家中最強大的商幫之一了，但是徽商仍然表面上追求任仁義，主張正義比利益更重要。

但是實際上徽商依舊是追求迅速增加財富，利益至上。儒家的思想雖然幫助徽商在經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儒家仁義和禮讓的思想並沒有對徽商造成影響。儒家強調要以"仁義"來約束自己，舍小利而取大義，但是商人們長久以來受到商業思想的熏陶，仍然認為利益為先，對儒家的仁義思想有些排斥。

但是有文化的徽商並不會和心中只有錢財，追求利益至上的商人一樣。在封建社會中，文人階層是一個有著較高社會地位的階層，並且十分看重名聲。

而徽商中有不少是儒商，儒商和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同，他們遵循儒家思想，講求仁義至上，因此在文人階層中受到的待遇也和普通商人不同，封建社會對儒商的認可程度也比較高。

徽商

儒商改變了封建社會時期百姓對於傳統商人的一些看法，將他們和明事理，知仁義的儒商聯繫到一起，提高了徽商的聲望。而徽商和文人階層的接觸多了，也做出了許多符合儒家思想教義的事情，如舍小財和取大義，救助貧苦人家等，在百姓中贏得了很高的評價。

結語

C. 徽州文化、徽商究竟是怎麼起源的

徽州位於皖南山區，黃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稱神州。這里山清水秀，人傑地靈。思想偉人，學術巨子，燦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藝術，萬紫千紅。勤勞的徽州人民在這里創造了璀璨奪目的歷史文化，引領風騷千餘年。

徽州文化，總帶著一種風韻！帶著一種傳奇！究竟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又是怎樣發展的？

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

山

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雖然山川秀麗，風景絕佳，但「其地險狹而不夷，其土驛剛而不化」。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園」之稱。

人

徽州人，世世代代勤於山伐，不畏險阻，艱苦勞作。徽州人愈發堅忍不拔，培養了氣質，締造了精神。

水

徽州山水的靈性，化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寧知縣祝禹圭說，「山峭厲而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斗，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

「地理環境對徽州人性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突出者，即是賦予了徽州人一種剛性氣質。或負豪使氣，爭為長雄；或剛而喜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其為官者，剛正不阿，多為御史諫官；其為學者，空所依傍，獨立思考，多有創見。正是山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的融合鑄就徽州文化

秦漢以前，生活在徽州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為業，刀耕火種，勇悍尚武，是為山地游耕文化。從大的方面來說，則屬於中華文明源頭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區域自秦置黟、歙二縣，中原漢文化開始滲入。

至東漢初年，即有中原大族遷徙徽州。中國歷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發生動亂。人民被迫舉家遷徙。如歷史上有名的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唐末黃巢之亂以及宋金戰爭等，這些大動亂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舉遷入徽州。遷徽後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視教育，崇尚儒雅，帶來了中原文明。

隨著人口繁衍與族群擴大，遷徽士民反客為主，而成為徽州的主要居民。

在此期間，一些擔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P、徐?ぃ?瞥??︾摺⒑榫?詰齲?即罅ν菩欣褚塹嘉難а擰保?晌?罩蕕納緇岱縞小Ｓ謔牽?性?幕?ソフ季萘酥韉嫉匚弧Ｈ歡?⒉荒芩擔?性?何木腿〈?說鋇厴皆轎幕??/p>

唐人呂溫說：歙州「地雜甌駱，號為難理」；甌駱，即指越人；難理，指徽人爭強好勝、健訟喜斗而言。徽州難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類記載。這說明山越文化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交匯之中，免不了碰撞和沖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與匯合。

這種融合是雙向的。中原文化強有力地影響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滲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趨於剛健。

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重視教育的儒家傳統，崇尚儒雅的社會風氣，維系族群的宗族觀念，都明顯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質；其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等，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

徽州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風范，又滲透著山越文化的剛強氣質。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二者相輔相成，從秦漢至隋唐五代，經過長期的交匯融合，結果演繹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大規模移民活動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獨特的山區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傳統、剛健有為的積極進取意識、向外拓展的開放風氣、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等，構成了徽州文化的主體，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

這些文化因素對徽州發展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使其後的徽州能在一個高起點上異軍突起。

宋代土地私有制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十分繁榮，海外貿易頗為興盛。與經濟重心南移的同時，徽州的地位隨之大幅提升。

徽州雖不處於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但距離杭州並不遙遠，「其地接於杭睦宣饒，四齣無不通」，宋南遷後，「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輔郡，即畿輔之郡。徽州無疑屬於當時江南最為發達的經濟文化圈之內。其後，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徽州在全國經濟文化發展坐標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並不局限於徽州本土。正如胡適所言，對徽人來說，有所謂的小徽州與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則指徽州以外的華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廣大空間。徽州文化既發達於徽州本土，又活躍在華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狹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擴展。

最初當是一種不得已的行為而後則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徽人通過經商、科舉、出仕、游學、移居等種種途徑，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和交流。

明清時期達到高潮

這種交流相互影響，相得益彰。在這種交流中，徽州於經濟上聚天下之財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風氣。徽商置業四方，稱雄宇內，徽人出仕、游學，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獨領風騷的徽州文化也隨之傳播四海，在各地開花結果。

徽州成為那個時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交匯之地與輻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發展與繁榮，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這個廣闊的舞台，有賴於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興起的科舉制度，至宋代也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宋統治者大力開科取士，使之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優勢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歷史機遇，科舉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兩宋時期徽人登科總人數為861人，而在唐五代時期徽人登科者僅10人。宋代徽人擔任過四品以上官職者達30餘人，所謂「宋興，則名臣輩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實現了崛起。

宋代理學的興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階段，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義。理學起於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至南宋朱熹為其集大成者。朱熹理學甚至影響東亞，遠播歐洲。以徽州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學，對徽州本土影響至深至大。

經過元代的發展，形成了新安理學學派。「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徽州人成為踐行理學的典範。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猶鄒之有孟子、繼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詔賜文公闕里於婺源」之後，向有「程朱闕里」「東南鄒魯」之稱，即徽州乃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家代表人物的發祥之地，其所處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後，徽州迎來的另一個歷史發展機遇，則是商品經濟的興盛繁榮。宋元以降，特別是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顯著發展。這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峰。其顯著特點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長距離販運貿易發展；商路增闢和新興商業城鎮增加；大商業資本興起，等等。總括起來即是全國性市場形成。明清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不過，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條件，它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機會大致是相同的。

那麼，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徽州人，最後是徽商稱雄四海呢？這與徽州文化有密切關系。在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時代，外出經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觀念。徽州人能夠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丟」，勇於外出經商，並且成為一種風尚，是很不簡單的。這種向外拓展的開放精神，正顯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當然，徽州人外出經商有地理條件這個因素，由於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謀生。但明代各地因飢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極為眾多，這些人沿街乞討者有之，為人幫工者有之，充當奴僕者有之，更多的人則是四處流浪，難以控制，史稱「流民」。

終明之世，流民一直是無法解決的一大社會問題。而徽州人外出則主要是從事商業活動，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發達，「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莫不有學有師。

正是教育的普及為經商准備了必要的條件。無需贅言，目不識丁是難以外出經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至於那些在全國性市場環境下從事商貿活動、進行大商業資本運作的富商巨賈，更需要較高的文化素養。徽商許多人本來就是儒者，他們以儒家理念來指導其商業活動，賈而好儒，而被稱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雖為賈者，咸近士風」。

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開放的一面，對徽商的經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他們籌集資金，為徽商創業提供資本；輸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對行業的壟斷；利用宗法，來強化徽商的商業組織等。徽州宗族成為徽人外出經商的可靠保障和堅強後盾。

歷史記載的徽商

明人謝肇淘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徽商，足跡幾遍宇內，從偏遠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島，乃至於海外；其資本雄厚，積累了巨萬財富，藏鏹百萬、千萬；他們掌握著某些行業的壟斷性經營，如鹽業、典當業等；他們擁有各個商幫之首的地位；他們從明中葉興起，至嘉靖、萬曆時達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稱雄於全國商界數百年之久。

徽商活動的意義遠遠超出商業本身，對當時的經濟、文化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促進了社會的變遷。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新的生產關系萌芽，等等，顯露出從傳統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時代轉型之意義。在這一時代轉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動者；不只是參與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及商人集團的興起，二者也是一個互動過程，並非是商品生產發展了，全國性市場形成了，然後才有人集團的興起。當時，徽商經營的范圍甚大，地域極廣，影響至深。

「其貨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

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在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團與有力焉，貢獻尤大。徽商乃為這一商品經濟發展大潮的領軍者，而處於時代發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朴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於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

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范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轉型的負面影響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中，亦步履蹣跚。

盡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

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計算機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顧徽州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交織著人與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經濟與文化的互動。歷經千錘百煉的磨礪，造就了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宋代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廣闊舞台而發展起來的。歸根結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較高素質的徽州人所創造的，是高素質的徽州人及時地抓住了時代發展的機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廣闊舞台，而創造的光輝燦爛的徽州文化。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構成了徽學研究的深厚根底。而對徽州文化史的探索，無疑是徽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繼大型學術叢書《徽州文化全書》出版之後，多卷本的《徽州文化史》又付梓問世，不啻為徽學研究之一盛事。

（文章來源：徽州門戶網）

D. 徽商屬於徽州文化嗎徽州文化首推徽商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那麼，我們來 徽州文化 看看徽商屬於徽州文化嗎？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內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內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歷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徽派朴學、徽州戲曲、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州工藝、徽州刻、徽州文獻、徽州文書、徽派建築、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動植物資源等。涉及徽州經濟、社會、教育、學術、文學、藝術、工藝、建築、醫學等諸學科，凡與徽州社會歷史發展有關的內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疇，通常我們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來加以概括。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而不是安徽商人。由於背離人心的徽州改名事件，徽州易名黃山市，沒有了地級市徽州的行政區劃，別有用心之人與社會組織為假借徽州而美化自己，欲泛濫「徽」字。「安徽」之「徽」來自「徽州」，安徽的簡稱系皖，而不系徽（徽是徽州的簡稱），安徽商人應該是叫皖商。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

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文房四寶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E. 徽商在明清時期繁榮幾百年,談談徽商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徽商經營的產生業有哪些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重農抑?quot;,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世紀之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詐、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

PS：復制的，其實微商很不要臉，明末清初的時候靠著江淮的鹽運發家的，死死跟著滿清。

F. 徽商興起的原因和顯著特點

徽商產生條件
1、古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給皖南徽州送來了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2、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4、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徽商發展時期的特點
1、遍布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等4艘，所銷之鹽占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

G. 談一談徽商的產生與徽州社會的關系

徽州脫胎於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為徽州，除元末曾改稱興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後廢府留縣的790年間，徽州之名前後沿用長達780年之久，所轄六縣也一直沒有變動，這對徽州孕育出相對統一的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明清時期徽商稱雄中國商界500餘年，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之說。時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仍然是社會各界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而徽商的成就是因為徽州，還是徽州的成名是因為徽商，也成為了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
「一府六縣」的古徽州，歷來因其境內黃山、白岳、橫江、練水等秀美山川而聞名於世。不過，「萬山叢中」的徽州山水雖好，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園」的自然地理條件，在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無疑是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今天，我們已經無法考證這首徽州歌謠的作者和創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對此了熟於心。在漫長的歲月里，出生在徽州，決非僅僅意味著品賞「清風明月」的怡然自樂，其中更蘊涵著多少生存和發展的壓力，此間的幾多艱辛又堪與何人說？代代的徽州兒郎在村口告別了慈親發小，挎上行囊，越過崇山峻嶺，向著他鄉、向著人生的下一個驛站進發。哪蝗數十年後，他們白發蒼蒼、垂垂老矣，激盪在內心深處的仍然是這曲人生的悲歌、奮斗的悲歌：「前世不修來世修，轉世還要生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淚，悲歡榮辱也輪流」。
徽州人前仆後繼，硬是憑著這種堅忍不拔的「徽駱駝」和「績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稱雄中國幾個世紀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時期很長一段時間里，判斷一個地方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是看這個市鎮有多少從事商業的徽州人——所謂「無徽不成鎮」也。
以當時的商業重鎮揚州這例，它的富庶繁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國時代南社的重要成員陳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帶有幾分無奈地感慨道，揚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商人在商場上獲得成功的同時，也極其重視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艱苦奮斗的人生哲學——在此種情勢之下，一個人才輩出的徽州便成為必然。在傳統社會的科舉考試中，徽州人創造了諸多奇跡：「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當時人口不過十幾萬的休寧縣而言，從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現出十九個狀元，遠遠超出曾經一度名聲顯赫赫的蘇州，穩居全國之首，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狀元縣！
當然，科場上的佼佼者並不必然意味著能成為國家、民族的棟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個標尺來證明當時徽州文教事業的成功。在考慮到當時徽州的人口若懸河不過百萬（即使在今天，徽州的總人口也沒有突破兩百萬），回過頭來看好一長列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輝的徽州人的名字，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確實不負「東南鄒魯「的美譽。
一個擁有極強的經濟實力，同時又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商人群體的出現，便函從另一個層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輝煌。徽州商人對故土有著極強的認同感，功成名就之後他斥巨資在故鄉營造華屋巨廈，畏以雕梁畫棟的裝飾。除此之外，徽商還關注故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散盡千金黃色建橋修路，並延攬名師興辦義學。在風水上講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會層面也自覺不自覺地追求著「和諧美」。
類似徽州這樣自然地理條件的山區在中國也不在少數，但為何單單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輝煌燦爛的文明？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說徽州社會經濟發展由兩大車輪推動：一為商業，二為文教。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會發展的這兩大驅動力，用當下的話語業詮釋，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和基礎教育。徽州的經驗，對今天的社會發展，仍然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徽州商人的功成名就，帶動了徽州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使得徽州在中國甚至世界享有盛名，同時徽州社會文化的發展，徽州社會的進步，也為徽州商人的成長造就了特殊的社會環境，徽商和徽州社會就是在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中不斷向前發展的。

H. 徽商文化的歷史作用

徽商以長途販銷的形式互通有無，使全國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渠道暢開，擴大和加強了全國各商品市場之間的聯系。由於徽商的紐帶作用，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擴大。農民們從原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擺脫出來，愈來愈依賴於市場經濟。徽商在扛南市場頻繁地進行棉布、絲織品和糧食交易，就是當時社會分工的具體體現。
徽商還對各地區城市市場的興起和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徽商足跡遍天下，不僅從事販賣貿易，而且開店鋪、僑居、投資公益事業，對當地的市鎮建設做出貢獻。徽商以其雄厚的商業資本，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發達，促使資本主義萌芽，推動了社會進步。徽商雲集的吳江縣盛澤、黃溪鎮絲織業，明代弘治年間以後就出現了僱工經營，這正是小生產者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一種生產形態。徽商汪氏益美棉布號讓加工者在布上縫上「益美」字型大小的標記，充當了商標和廣告媒介的作用，採取自由競爭的手段，已類似於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 另外，徽商與封建官僚合為一體，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徵。又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捐輸，建祠堂，牌坊、廟宇，造會館，修族譜，辦學堂，強固封建宗法制，培養封建人才，擴大其封建政治勢力，對維護封建統治，起了一定的作用。為什麼說「無徽不成鎮」是明清時期流傳於江南一帶的一句民諺，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便形不成市鎮。這句民諺既說出了到處都有徽州商人的事實，也是對徽商為當地市鎮建設做出貢獻的一種肯定。
明清時期乃至於近現代，江南市鎮經濟都極為發達，這同徽商不無關系。清乾隆時，績溪商人王泰邦在周庄創設商業。後人稱頌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賈在吳中。設市周庄鎮，居然端木風。春季市茶葉，冬季海貨通。」王泰邦在周庄鎮，春季賣茶葉，冬天販海鮮，因地設市，應時經營，對周庄鎮的發展貢獻巨大。再如盛澤鎮，明初僅是五六十家的小村莊，嘉靖時也只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發展綾綢業，約有千百餘家。至清康熙竟然達到「居民萬有餘家」的規模，號稱「蕃阜氣象諸鎮推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沒。清嘉慶、道光時盛澤鎮建徽寧會館，董事會中，徽商就佔了48名董事席位。鎮上的市鎮建設，假如離開徽商的投資(會館公產投資、私產投資、公益投資)，盛澤鎮不可能達到「蕃阜氣象諸鎮推為第一」的規模。
徽州境內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園」之稱。群峰豎立，高峰陡絕，開發艱難。即使勉力墾辟，種上農作物，收成也很難保障。唐宋以後，隨著外來人口的增多，出現收不敷食的情況，百分之七十的食糧仰扛西、江蘇和浙江供給。為了獲得換取食糧的貨幣，徽州人充分利用當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點，開展多種經營，植茶、造紙、制墨、制硯，形成徽州土特產富和手工業發達的經濟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糧食不足而盛產土特產與手工業品的經濟結構，對商業的發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輸出土特產和手工業品，換回糧食。這種經常性的交換，使徽州人不斷地積累從商經驗。
進入明代以後，人口與糧食的矛盾愈來愈突出，光靠輸出土特產和手工業產品，已不足以解決吃飯問題，人們開始走出山門，出外經商賺錢養家糊口。而徽州的學者又適時提出「商何負於農」、「賈何負於儒」的主張，鼓勵徽州人出外經商。明代中葉以後，徽州人經商形成風氣，便出現了十三四歲就出去當學徒學做生意的局面。

I. 徽商繁盛與徽州文化的關系是什麼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 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朴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 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於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

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范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亦步履蹣跚。盡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

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計算機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9)徽商是如何促進徽文化的發展擴展閱讀：

徽州文化，又稱徽文化。主要由徽劇、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書、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文化藝術形式共同構成。

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研究，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更是日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 --「徽學」，其與敦煌學和藏學齊名於世。

徽文化形成的背後，是徽州盛行的讀書風氣和徽商亦賈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便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特別是熱衷於開學堂、辦試館，培養人才。同時自唐代以來一千餘年穩定的「一府六縣」格局，也為徽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時期，僅有六個縣城、人口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人的徽州府，就出現了1136名進士，因而造就了「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一榜十九進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讓人驚嘆的是，從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一千三百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八百多名，平均三個縣才有一名。

而歷史上人口長期不過十七、八萬人的休寧縣，卻擁有十九名狀元，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狀元第一縣。更是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黃庚、黃軒、黃思永三位黃姓狀元都來自於休寧縣五城鎮的黃氏宗族，可謂「一鎮三狀元」。

盛行的詩書禮儀之風，孕育了瑰麗而鮮明的徽文化，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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