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是如何融入漢文化

㈠ 古滇國文化有哪些

古滇文化作為雲南省昆明市晉寧縣名片之一，是春秋末至東漢初期以滇池為中心，勞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邊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漢文化、楚文化、外國文化，在生產、生活中形成的一種具有濃郁地方特點和鮮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㈡ 昆明古城的文化傳統

其一，古滇文化
古滇青銅文化是雲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著先秦兩漢時期雲南眾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據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種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業為基礎，以青銅文化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民族屬性，雖學術界尚有較大分歧，但從其所蘊含的文化基因看，應與當時活動在滇中、滇東地區的古滇國主體民族「滇僰」最為密切，且與同一歷史時期活動在滇池一線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無諸多關聯。此外，隨公元前三世紀初「庄入滇」和西漢中葉以後大批漢族移民的進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荊楚文化和內地漢族文化滲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帶，以往多認為是以滇池東南岸的晉寧石寨山為中心，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到撫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東岸的呈貢天子廟，並由此輻射到滇東南盤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滇西洱海東岸的祥雲大波那及楚雄萬家壩一帶。但近兩年來，隨著今昆明東郊官渡羊甫頭古遺址大量古滇文化時期的墓葬和青銅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區同樣是古滇文化腹心地帶。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蘊中最為深沉的疊積層。

其二，早期漢文化
早期漢文化主要是由西漢中葉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和「徙民實邊」時，陸續遷入滇池北岸一帶的漢族移民負載而來。據有關歷史文獻記載，自兩漢之世延至兩晉末年，包括後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漢晉谷昌縣在內的整個滇池沿岸地區，曾是漢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區之一，並留下不少漢文化遺存。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世益州郡郡治滇池縣「南北有黑水祠」。以後，相同的記載又見於《後漢書·州郡志》和《華陽國志·南中志》等歷史文獻。對此，清道光《雲南通志稿》考證說：黑水即後來的盤龍江，上有黑龍潭，在昆明城東北二十餘里，旁有黑龍祠，即為漢黑水祠。據此，今昆明北郊黑龍潭公園內的黑龍宮，便是早期漢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區留下的文化遺存之一。二是據《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肅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王追始興學校即開辦儒學傳播漢文化，不僅是信史記錄中雲南官辦學校的拓荒者，而且通過辦學的方式將漢文化廣泛傳播到了當地非漢本土民族中間，並收到了「漸遷其俗」的成效，故其所辦學校雖早已淹沒在時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視為具有典型意義的早期漢文化遺存。此外，《華陽國志·南中志》說：漢晉谷昌縣初名「郭昌」，蓋以「漢開西南夷」時的統兵大將郭昌之名「以威夷」，後才改稱谷昌。據此，故谷昌縣名，亦應為漢文化的歷史遺存。漢晉之世的早期漢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蘊中的次深疊積層。
其三，西爨白蠻文化
西爨白蠻文化是雲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著自東晉初年以來到唐中葉南詔興起之初雲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據研究，「西爨白蠻」是由兩漢以來徙居雲南的早期漢族移民，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與「滇僰」的直系後裔滇中、滇東「白蠻」逐漸融合後形成。因而，西爨白蠻文化，乃是一種由漢文化與雲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復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認為，西爨文化是以當時的南中首府和上層統治集團爨氏家族的故里滇東味縣為中心，而以分別出土於原曲靖縣南的東晉《爨寶子碑》和陸良縣境的《爨龍顏碑》為代表。西爨白蠻文化的覆蓋范圍，《蠻書》卷四說：「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由此可見，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帶，是西爨地區僅次於石城(即味縣治，在今曲靖麒麟區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時有記載表明，這里還是爨氏家族支脈「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昆州刺史爨日進」的世襲領地，故應為爨氏在南中地區的次級統治中心。惟唐中葉天寶年間南詔滅西爨時，昆州古城一帶亦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是後，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城以來，盪然兵荒矣」，因而極少留下可資證考的傳世文化遺存，更多地還是反映在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其四，南詔、大理文化。大體上一脈相承的南詔、大理文化，是雲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時也是最為輝煌的一頁。南詔、大理文化主要負載者為今彝、白兩族的先民即唐、宋「烏蠻」和「白蠻」，而以佛教文化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區。作為南詔「上都」、大理國「東京」的滇池北岸拓東、鄯闡兩城，留下了這一時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遺存。其中有始建於南詔後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區南部的東、西寺塔；有同樣是始建於南詔後期的補陀羅寺(今圓通寺)；以及始建於大理國時期、原在鄯闡城內的地藏寺古經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圍地帶，南詔、大理時留下的佛教文化遺存，還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寧溫泉曹溪寺和僅次於劍川石寶山的雲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寧法華寺石窟，以及晉寧、祿勸兩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傳世的南詔、大理佛教文化遺存，與拓東、鄯闡兩大古城一道，無疑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蘊又添上了濃濃的一筆。
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
元滅大理國和始置雲南行省，確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時，在「大一統」的政治背景下，隨著大批外來各民族人戶的陸續植入和內外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位於滇池北岸的雲南省會鴨池城，也逐漸呈現出自漢、唐以來空前的多民族雜居、多元文化並存的恢宏局面。其中，僅以宗教文化而論，不惟由南詔、大理時延續下來的阿吒力教即南傳密宗教、中原傳入的禪宗得以保留與發展，而且由蒙古族南下而帶來的藏傳佛教亦曾一度傳入昆明地區，並留下了分屬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華亭寺、太華寺、晉寧盤龍寺、昆明東郊官渡金剛塔及城區東部現已僅存地名的白塔等等佛教文化遺存。與此同時，隨著蒙古大軍中的大批中亞、西域穆斯林的到來，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也同期傳入雲南省昆明一帶及省內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線各主要城鎮。
另外，早在兩漢之世便已傳入滇中地區，但自東晉以後曾長期處於蟄居潛伏狀態的漢文化，到元代隨著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也重新活躍起來。史載元初為「敦行教化」，於鴨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廟並「勸士人子弟以學」。這是信史記錄中繼東漢益州太守王追「始興學校」之後，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興儒學傳播漢文化舉措。元初所建文廟學宮，據考已歷元、明、清三代而沿襲至今。
綜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構築前的2000多年間，滇池北岸一帶業已積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蘊、尤其是經過昆州、拓東、鄯闡、鴨池四大古城的長期積累特別是元代的長足發展，不僅為後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為其奠定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自明、清以來，昆明多元文化的顯著特色始終相循不變並保持至今，並有較大發展。

㈢ 史書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的古滇國歷時五百餘年，在雲南歷史上的地位頗為重要。古滇國的青銅

這是華圖網校的回答嗎？這和你們的視頻內容不符合啊，蔡金龍老師上的課，這題應該選B。

㈣ 史書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的古滇國歷時五百餘年，在雲南歷史上的地位頗為重要。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吸收和融合

我覺得是D，因為春秋時期的古滇國是處於歷史上的青銅時代，撫仙湖南岸江川縣李家山墓葬群出土了數千件古滇青銅器，撫仙湖北岸相連的晉寧石寨山曾出土滇王印，這個都說明撫仙湖附近有一座皇城，而只要證明撫仙湖水下古城與古滇國處於同一歷史時期，就可以支持上述的推測。

㈤ 古滇國的文化求大神幫助

秦漢時期，在我國雲南滇池地區生活著一個較大的部落，稱為「滇」。滇池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居民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亦飼養牲畜，兼營漁獵。滇人手工業發達，尤以青銅冶鑄、金銀器及玉石製作聞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在春秋末葉至西漢初年，滇人已進入興盛的青銅器時代。滇池地區青銅文化（簡稱滇文化），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為代表。1955年至1996年間5次發掘的晉寧石寨山墓地，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證實了古代滇國存在的史實。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頭遺址，也都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 在以滇池、撫仙湖、星雲湖等高原湖泊為中心的雲南中部地區，眾多的古代文化遺址星羅棋布。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為代表的古代文化遺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圍。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工藝精湛，形制特殊，帶有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在我國青銅文化中有著獨特的地位，閃爍著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一、「滇王之印」與古滇國 1956年，雲南省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在晉寧石寨山進行第二次考古發掘時，發掘20座古墓，其中第6號墓長3.40米，寬2.30米，深2.58米，墓內存放著一具製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隨葬品有金器、銀器和銅器等共計137件。其中青銅器最為豐富，有古代「記載」國之大事的青銅重器，還有各種人物、屋宇、模型、飾物和貯貝器；有代表墓主尊貴身份的編鍾（一組6枚）和隨侍銅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劍、戟等；生活用具有銅鏡、爐、釜、熏爐等，數量眾多，種類復雜，顯示了墓主的富有和顯赫身份。當將要清理到棺底時，突然在隨葬物中閃現出一枚亮錚錚的金印。考古隊長親自將它拾起，拂去塵土，只見上面清晰地刻著四個篆字：「滇王之印」。頃刻之間，發掘工地上爆發了一片歡呼聲，人們奔走相告：千古傳聞中的神秘古墓被找到了！ 據《漢書》和《華陽國志》記載，漢代益州郡首府為滇池縣，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晉寧縣。《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漢武帝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國故地設置益州郡，又賜封滇國最高首領為滇王，並賜給滇王王印。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漢武帝寵信。但從公元一世紀開始，在各種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關滇國的任何記載，古滇王國從此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很懷疑古滇國的存在以及《史記》記載的真實性。滇王金印的發現，證明石寨山遺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證明了《史記》等漢文古籍有關古代滇國的紀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純金鑄成，重90克，印面邊長2.4厘米見方，通高2厘米；蛇紐，蛇首昂起，蛇身盤曲，背有鱗紋。滇王之印是雲南隸屬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證。滇王金印雖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據《漢舊儀》當屬列侯的規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雖被漢王朝封王，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於列侯。這也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關系。 「滇王之印」的出土，證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在考古學上，「滇王之印」可以作為西漢時期「蠻夷」王金印的一種類型，為今後可能發現的此類印章（如同樣見於史載，但至今仍未發現的「夜郎王印」）提供了進行比較、鑒別的可靠的實物資料，有著重要的考古學價值。「滇王之印」還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雲南地區隸屬於中央王朝最早的實物證據。從這一點上說，「滇王之印」不愧是國寶級的文物。 二、滇國重器——青銅貯貝器和銅鼓 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銅器，裡面往往盛放貝殼。此類青銅器在我國其他地區都極為罕見，因此，雲南考古學界給它們定名為「貯貝器」。顧名思義，就是貯藏貝殼的器具。器內貯藏的貝殼，經雲南大學生物系鑒定屬「環紋貨貝」，產於太平洋和印度洋。長期以來，貝殼一直是雲南各民族的重要貨幣。據唐代樊綽《雲南志》記載，南詔時期仍使用貝殼貨幣。使用貯貝器來貯藏貝殼，就是滇人象徵擁有財富的特有習俗。 按照形制，貯貝器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桶狀貯貝器，另一類是銅鼓或其他容器改裝的貯貝器。 桶狀貯貝器是設計鑄造時就是用來盛放貝殼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蓋上往往裝飾牛、虎等動物，以牛最普遍。 另一類貯貝器以銅鼓形貯貝器為代表。這是滇國最重要的禮器。滇國沒有文字，就利用銅鼓平坦的鼓面，雕鑄各種立體的人物、動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動為主，構成了滇國社會生活一個又一個生動場景。 滇國還有另一種國之重器——銅鼓。分別出土於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兩具銅鼓均屬於同一種類型——石寨山型。其特徵是：製作精美，紋飾繁縟，鼓面有太陽紋，暈圈，裝飾翔鷺。鼓身分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裝飾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紋。銅鼓原系統治權力的象徵，並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認為擊鼓可通神靈。因此，銅鼓是祭祀中必備之物。兩漢以後，銅鼓除了用作重器外，還用於號召部眾進行戰爭、傳信集眾、婚喪喜慶、歌舞娛樂等方面。銅鼓是滇國貴族的重要樂器，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說：「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紋身踴」。總之，銅鼓已滲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我國壯、侗、水、苗、瑤、仡佬、布依、佤等少數民族還相當珍愛銅鼓。 三、「牛虎銅案」與滇人獨特的審美觀念 江川歷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蜚聲海內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青銅文物4000具，分兵器、樂器、裝飾五大類。其中「牛虎銅案」堪稱天下無雙的國之瑰寶。 「牛虎銅案」1972年出土於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為古代祭祀時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長76厘米，重17公斤。形體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後腿間有橫梁連接，以橢圓盤口狀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內立一小牛。牛後部一圓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後胯。此案中之大牛頸部肌肉豐滿，兩巨角前伸，給人一種頭重尾輕的感覺，但其尾部鑄有一虎，一種後墜力使案身恢復平衡。大牛腹下橫置的小牛增強了案身的穩定性。在藝術風格上，充分利用對比、反襯、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態、心理、動作刻畫得惟妙惟肖。老牛馴良無私，小牛單純可愛，猛虎凶惡殘暴，構成一種極具震撼力的悲劇色彩，反映了滇人獨特的藝術審美風格。全案構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穩，生動形象，風格寫實，具有滇人青銅器的獨特風格，充分體現了藝術審美和實用功能的完美結合，是雲南我國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銅飾物中，多有表現猛獸格鬥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繪動物題材的扣飾中尤以刻畫虎豹兇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銅器上，刻畫虎豹者也很常見。如有的青銅器常飾以虎豹紋，有的將器耳鑄成虎形，有的銅器刻畫飼虎形象，也有的在銅器上雕鑄蟠蛇立虎的銅柱圖像作為奴隸主權威的標志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將虎豹作為勇猛威武的象徵而受到崇敬。這種敬畏虎豹之風，古代其他少數民族中也有例證。 古代滇族青銅動物造型藝術的特點是：主題鮮明，構思奇巧，層次分明，熱情奔放，概括而不膩味。以寫實為主，又帶有一定的誇張色彩，在強調動物外部特徵時，又注意內心世界的刻畫，從而達到形神俱備的境界。 四、從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經過相關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綜合分析，學術界已經確認，「滇」人分布在滇池及其周圍地區，屬「西南夷」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一類，他們的文化遺存，代表雲南青銅文化發展的最高階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銅器展示了一幅生動的古代先民生產生活畫卷。其中又以貯貝器反映最為生動全面。著名的青銅器有石寨山殺人祭祀貯貝器、納貢貯貝器、紡織貯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銅案等。殺人祭祀貯貝器上，銅柱上捆綁著一個赤身的奴隸，立於兩側的奴隸腳上戴著枷鎖，主祭的奴隸主梳著發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殺人場面展現在人們面前。疊鼓形戰爭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的是激烈的戰爭場面，可能是當時滇人和洱海區域的「昆明人」作戰的場景。殺人祭銅鼓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當時滇人舉行「祈年」儀式，通過殺人祭祀，以求得農業豐收。紡織場面銅貯貝器的器蓋上鑄有銅俑18人，均為女性，中間一人為女奴隸主，在監督女奴隸從事紡織勞動，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當時的生產圖景。貯貝器反映的生產生活內容非常廣泛，有戰爭、獻俘、紡織、納貢、狩獵、放牧、鬥牛、樂舞等場面，是我國奴隸制社會研究不可多得的實物材料。 滇國青銅器中直接表現牛的題材最多。這反映了在以農業為主的滇族社會中，畜牧經濟仍占重要地位。牛馬不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還是當時衡量財富的一種標志。 經過研究可知，這些精美的青銅器製造已經掌握了合適的銅錫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摻錫約20%，硬度較大，不易彎曲折斷；裝飾品約10%，硬度較小，便於打造成各種形狀的裝飾物。並知道用分范合鑄的辦法塑造人物、動物及壯觀的場面，制范工藝及澆鑄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雲南各民族先民在歷史長河中的偉大創造。它就像一顆耀眼的明珠，在歷史的塵埃中沉睡了兩千多年。今天，抹去塵埃的它再次發出奪目的光芒，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增添了絢麗的色彩。

㈥ 古滇國的人文歷史

古代滇池一帶生活著昆明（今彝族先民）部落。 21世紀，考古學者在今雲南偏遠地區某些少數民族發現同古滇王國人民生活文化習俗相似的人群。特別是在印尼的蘇門答臘發現了一個名叫巴達人的部落，該部落所住的房子及生活文化和習俗都與古滇王國極為相似。在漢朝以前，滇池、撫仙湖一帶建立了古滇國。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兵臨滇國，滇王舉國投降，並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印，兩千年後出土於石寨山）。 此後，漢武帝在雲南設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權利被郡守取代了，從此受制於漢王朝的郡縣制度。到公元1世紀，榮耀一時的雲南青銅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鐵器文化之中了。關於這段歷史，司馬遷有過一個至關重要的記載。大約在公元前339年，楚國欲將勢力范圍擴展到西南，派楚將庄蹻入滇。不久，秦國滅了巴國和蜀國，庄蹻失去了與楚國本土的聯系，於是，「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這是史料中明確記載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無從考證了。但在庄蹻入滇之前的若干年裡，滇人青銅文化已進入鼎盛時期。考古學家李昆聲教授說，拋開藝術成就的因素，這時的楚文化應比滇文化先進，至少，楚人穿鞋子，而滇人打赤腳，但滇墓里似乎並沒有留下他帶進雲南的多少楚文化蹤影，也有學者質疑這段記載。 公元前1世紀左右，這個孤立的王國終於走到了終點。一位稱雄滇池的滇王，向漢朝的使者提過一個認真的問題。他問：漢朝與我誰更大？在他的眼裡，世界不會比滇國的地域大多少。可是，不久之後，這位可愛的滇王連同他的天堂，便在歷史上銷聲匿跡了。世界遠比他想像的廣大得多，復雜得多。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兵臨滇國，滇王舉國投降，並請置吏入朝。於是漢武帝賜給了滇王王印，令其復長其民——這枚純金鑄就的滇王印，兩千年後出土於石寨山。此後，漢武帝在雲南設置了益州郡，滇王的權利被郡守取代了，從此受制於漢王朝的郡縣制度。漢人的遷入讓內地文化從此大規模地進入雲南，僅僅在短短100年過程中，滇人的文化便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到公元1世紀，榮耀一時的雲南青銅文化就完全融入到鐵器文化之中了。

㈦ 傣泰民族與古滇文化的淵源

    「傣泰民族」是東南亞、南亞地區一個較大的族群，除分布於中國西南地區外，主要分布於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印度等國。中國將這個族群稱為「傣(Dai)」，緬甸稱為「撣(Shan)」，印度稱為「阿薩姆(Assam)」，寮國稱為「佬(Lao)」，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稱為「泰(Thai)」，一般合稱為「傣泰民族」。

    由於歷史久遠，我們也許已不可能再准確地探尋傣泰先民在秦漢以前的情況，但自秦漢以來的歷史是可以追溯的，傣泰民族源於雲南高原的古人類是毋庸置疑的。雲南有史記載以來，最早生活的族群是「滇」、「嶲」、「昆明」、「哀牢」等族群，「滇」在今雲南東部建有「滇國」，「哀牢」在今雲南西部建有「哀牢國」，滇國和哀牢國之間還有未開發的地區，主要是「嶲」、「昆明」等游牧民族活動區域。漢武帝曾派使臣前往西南地區尋找通往印度的民間商路，漢使抵達滇國後，就因為「昆明」等游牧民族的阻撓無法前行，但從民間探尋到這些游牧民族以西地區有個文明國度，因當時漢使也無法得知這個文明國度的具體情況，便根據自己的理解將這個國度記為「乘象國」，實際上這個「乘象國」就是「哀牢國」，也就是傣史中記載的「達光王國」。

    哀牢國和滇國是同時期存在的雲南古國，哀牢國位於今雲南西部，滇國位於今雲南東部，哀牢國與漢朝並存直至漢朝滅亡還在延續，而滇國則在漢武帝年間亡於漢朝。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佔領滇國後，也佔領了大片哀牢國領土，但哀牢國憑借遼闊的疆域，遷都後仍得於延續，滇國統治者則開始了長達百年的反漢斗爭，古滇人在滇國統治者與漢朝的沖突中大量湧入哀牢國境內，逐漸融入古哀牢人形成最初的傣泰雛形。

    古哀牢人吸收古滇人、古昆明人、古嶲人等古族群形成的傣泰民族，到底繼承了多少古滇人的特徵我們無法知曉，但通過考古獲得的大量資料證明，古滇文化的特徵只有在今天傣泰民族的身上才能找到一些，這也說明了傣泰民族就是古滇文化的傳承民族。

    在當年滇國中心地帶的晉寧石寨山墓地及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大量滇國文物，展示了一幅古滇文化的粗略圖景，有力地證明了當今傣泰民族與古滇文化的傳承關系。在這些古滇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銅器，包括農具、生活用具、樂器、貯貝器等，最可貴的是這些出土文物除了有動物、建築用具等圖案外，大多有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雕刻與雕塑，不少貯貝器上還雕塑有宗教祭祀、戰爭及家庭生活的場景，使我們能直觀地窺見滇人的生活與文化。在各種滇國出土文物中，有不少都反映了與當今傣泰民族直接的文化關聯，如干欄式建築、紋身、耕田等等。這其中對孔雀的崇敬，更加判定了當今傣泰民族與古滇文化傳承關系。孔雀是傣泰民族最崇敬的吉祥動物，是善與美、勇敢的象徵，在各種神話中，有很多英雄及聖賢都是孔雀的化身。孔雀在傣泰民族文化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是傣泰文化的特徵之一，不僅有大量的民間傳說、繪畫、歌舞、雕塑等來表現孔雀，通過孔雀來表現人們種種美好的意願，在現實生活中傣泰民族也愛飼養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國青銅器中就有刻孔雀圖案的銅鋤、銅鏟，孔雀造型的青銅扣飾、銅孔雀、孔雀杖頭等，還有不少青銅器上有孔雀的圖紋。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紋銅片上，上方刻的是一隻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頭、海貝、虎、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這一圖案的組合反映了孔雀，通過孔雀來表現人們種種美好的意願，在現實生活中傣泰民族也愛飼養孔雀，孔雀在其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在其他民族中是不能相比的。在出土的滇國青銅器中就有刻孔雀圖案的銅鋤、銅鏟，孔雀造型的青銅扣飾、銅孔雀、孔雀杖頭等，還有不少青銅器上有孔雀的圖紋。在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一片刻紋銅片上，上方刻的是一隻巨大的孔雀，而下面的牛頭、海貝、虎、馬、人物等，都只有孔雀的一半大，甚至更小，這一圖案的組合反映了孔雀在當時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在「紡織場面貯貝器」的胴部刻有4隻孔雀，同時在器身上還有圓雕孔雀4隻。在傣泰社會中，孔雀可以鎮邪。在滇池地區出土的不少青銅器上雕塑有孔雀口銜蛇、用爪踐蛇的場景，甚至在石寨山M12號的一個貯貝器上，還有一名婦女在用蛇喂孔雀。在傣泰民族的觀念中，蛇是性惡、兇猛的動物，這些青銅器造型上孔雀與蛇的組合表達的正是以善抑惡的願望及孔雀的偉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蛇是東南沿海「百越」諸民族普遍崇敬的對象，而在傣泰民族中相反，這一點也從一個角度證明了傣泰先民與所謂的「百越」有很大的文化差別。滇人的孔雀文化有力地證明了當今傣泰民族與其的傳承關系。滇國又一個重要的與傣泰文化有關聯的因子是水稻種植。在雲南境內，95%以上的地區都是山區，古滇國所處的滇池地區是雲南最大的一個平壩，依山傍水，便於灌溉，是種植水稻的理想地方。滇池地區考古證實了滇池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通過考古發現證明，雲南種植稻的歷史始於新石器時代，是栽培稻的發祥地之一。傣泰民族是中國種植水稻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而研究表明在雲南民族中種植水稻歷史最久遠的就是傣泰民族。雲南其他民族種植水稻的歷史均不超過千年，各民族志中也證實了這一點。哈尼族、德昂族等民族還有傣泰民族教他們種植水稻的傳說，說明當時掌握稻作技術的民族只有傣泰民族。古滇國的稻作農業與傣泰的稻作傳統相對應又是傣泰民族與古滇文化有傳承關系的又一個重要佐證。

    傣泰民族中關於今天昆明稱謂的傳說也是傣泰民族與古滇文化有傳承關系的重要佐證。在傣泰語中，昆明被稱為「勐些」，意思是「失去的領地」。「勐」是傣泰民族中特殊的行政區域概念，有國家、城邦、地方等內涵。據傣泰的歷史文獻及今天仍然流行的傳說，遠古時期傣泰的部分先民就居住在「勐些」，後因與其他民族發生戰爭而失去「勐些」，才向西遷徙。這也說明了昆明地區在古代曾是部分傣泰先民的家園。

    另外，還有滇國的「滇」這一稱呼，很可能就是「傣」的變音。當時司馬遷在寫《史記》時記錄一些他聽說的地名或部落時都是用漢字記音，他用漢字記下了「滇」這一部落的名稱，我們今天很難判斷記錄的准確性，但音大至是相近的。對於傣泰來說，「傣」是這一民族最古老的自稱，「滇diān」與「傣dǎi」的第一個字母都是「d」，用方言來發音「滇」與「傣」十分相近。當時的語言與今天的漢語並不相同，更加大了司馬遷記音的糢糊性，這也是不能用今天的漢語來研究「滇」的含意甚至通過滇的字解來解釋「滇」作為記錄一個古代民族的真正含意的重要原因。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長期的發展或遷移中衣食住行種種都可能發生變化，但最可能被人們長期記住而保存下去的就是自己的族稱，這已是歷史所證明了的。滇人作為形成傣泰民族的主要來源之一，傣泰傳承其自稱的可能性非常大，「滇」源於「傣」這一族稱是可以信的。在大量滇人湧入哀牢國以後的數十年，漢朝對哀牢人的稱呼也變成了「撣dǎn」，「撣」和「滇」、「傣」的發音也極其相似，更加有力地說明了「滇」和「撣」都源於「傣」這一族稱。在中國的史籍中對傣族的記錄有各種稱謂，如「烏蠻」、「白蠻」、「白衣」、「金齒」、「黑齒」、「白夷」、「僰夷」、「擺夷」、「水擺夷」、「旱擺夷」等等，但這些記載都不是傣泰自己的稱謂，這些史籍上或民間的它稱並不為傣泰民族認可，甚至很多傣泰民族根本就不知道「擺夷」是什麼民族。他們從古至今都自稱為「傣」。在緬甸，傣泰民族被稱為撣族，但當地傣泰從來不用撣來稱呼自己的族屬，他們仍自稱「傣」，音稍微輕一些則變成「泰」。

綜上所述，當今傣泰民族是古滇文化的傳承民族，滇人也是傣泰民族主要的族源之一。

㈧ 透墓見人，滇文化墓葬中所見的古滇人社會生活

導語：古 滇國是位於我國西南邊陲的一支由古代滇人建立起來的國家，其時代從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延續到了東漢時期。古滇國是我國古代戰漢時期除了巴蜀以外，最大的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和同時期中原地區的諸侯國以及秦漢王朝相比，古滇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既保留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風俗習慣，另一方面，古滇國在對外交往中不斷發展融合，最終被漢文化同化而走向衰落，湮沒在 歷史 發展的滾滾洪流之中。作為雲貴高原上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滇文化以其豐富的遺存吸引著世人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關於滇文化的發現多為墓葬遺存。墓葬，是滇人生活的縮影，也是 社會 結構、 社會 文化、 社會 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

滇文化，一般是指古滇人創造出來的考古學文化，主體遺存為古滇國時期的滇人所創造，既包括漢人正式佔領雲南滇國以前的遺存，也包括漢人佔領之後一直到東漢時期的遺存。滇文化墓葬發現較多，僅在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寨、昆明羊甫頭就發現有數量眾多的滇文化時期的墓葬。這些墓葬既包括被認為屬於是滇王陵寢的大型墓葬，也包括屬於身份地位低下的其他 社會 成員墓葬。不同規模和大小的墓葬聚集在同一地區，形成規模龐大的墓地。

滇文化墓葬的共同特點就是重視墓區的選擇，墓地一般選擇在地勢較高的山丘和高崗之上，還有的位於盆地邊緣的地勢較高處。從這一點上來看，可能與滇人生活的雲貴高原地區平原較少，多為叢山峻嶺，為了不侵佔用於農業耕作的平地，所以一般見都選擇高地作為大規模墓區。初次除此以外，滇文化墓葬中一般沒有封土，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有的墓葬還和中原地區的墓葬一樣設置課腰坑和二層台，用以陳設隨葬物品和殉牲。

滇文化墓葬中的典型特點就是崇尚厚葬，尤其在墓葬的隨葬物品中得到了重要體現。從目前發現的情況來看，無論墓區中墓葬規模是大還是小，都會隨葬一定數量的物品。這些隨葬器物的種類繁多，數量也非常可觀，主要有銅器、鐵器、銅鐵合製品、玉器、陶器、金銀器、玻璃製品、漆器、竹木器以及被殼等物品。有的墓葬當中還有隨葬雞、狗、牛等動物的習俗。器物的范圍非常廣泛，既包括實用器、裝飾品，還包括各種禮儀用器等。隨葬器物的多元化體現出滇文化時期人們對於喪葬的多重視，以及厚葬之風的多盛行。

從滇文化墓葬中隨葬物品的具體情況來看還體現出男性和女性分工的情況，在男性墓葬當中所見有各種銅鐵質地的兵器隨葬，而女性墓葬當中一般隨葬有紡輪等工具。在滇文化墓葬中還見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有的墓葬的棺槨往往會髹漆，有的墓葬中墓主人身上還會覆蓋一層以珠玉、金銀等器物製作而成的"珠襦"，顯然與中原地區戰漢石器出現的玉斂葬以及玉衣葬制有一定關聯。

滇文化的墓葬往往是成區分布，並且往往大墓和小墓位於同一墓地，似乎表明，這里還是一處氏族 社會 時期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進行入葬的氏族墓葬。中原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氏族墓地就已經開始退出 歷史 舞台了，取而代之的是體現個人權利和威勢的單人墓葬。在商周時期也流行族墓地，比如殷墟遺址發現的位於洹河北岸的商王墓地，就是晚商以來歷代商王埋葬的地方。盡管從性質上來說，也是商王的家族墓地，但是顯然這里埋葬的人身份地位相當，都是商代某一任王，因此墓地內發現的墓葬規模相差不大，均為帶墓道的商代大墓。

中原地區的夏商時期是 歷史 學家們眼中的奴隸制 社會 時期，而商代發現的大量被殘忍殺害的人牲也反映出商代是一個奴隸制國家 社會 。也有人認為，凡是進入到青銅時代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屬於奴隸制國家 社會 范疇。然而，滇文化的發現似乎開始顛覆了人們的認知，古滇國很有可能並不是中原地區那般的奴隸制 社會 。

從墓葬構成來看，滇文化墓地均為大小墓葬混合在一處的族群墓地，並且一般是同一墓地中大墓位於中間位置，小墓一般位於四周，形成了圍繞大墓的主從關系，另外，大墓和小墓之間還有早晚關系，有的大墓還部分挖掘於小墓之上。這些現象都表明，滇文化墓地代表的是滇王及滇王室成員與其他部族成員之間的關系，盡管滇王以及親屬擁有更加崇高的地位和佔有更多的 社會 財富，但是他們仍然維持著與普通部族成員之間的關系。

美國人類學家塞維斯提出過人類 社會 結構發展的四個階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和國家四個階段。滇文化的這種 社會 結構模式和塞維斯認為的酋邦階段非常相似：處於部落和國家交替階段， 社會 間以血緣關系組成基本組織結構， 社會 中與酋長占據主要地位，掌握 社會 分配和調配權利， 社會 中地位身份的獲得主要依靠與酋長的關系親密程度而定。滇文化顯然就是這樣一個以滇王為主的酋邦 社會 ，滇文化中還存在多個部族聯合的情況，但是只有以滇王為主的一支能夠在古滇國 社會 中占據主要地位。

滇人 社會 是一個重視厚葬的物質 社會 ，在數量眾多的蘇葬物品中我們能夠看到滇人 社會 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首先來說，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有鋤、鍤、爪鐮等青銅器具，這些器具的出現表明，滇人 社會 從事著穩定的農業。另外在滇人文化中的貯貝器中還見有繪制春耕祭祀、農業播種、畜牧、狩獵、紡織等場景，這表明滇文化時期存在著多樣的 社會 經濟活動。

滇文化時期還存在著跨地區的交往和貿易活動，在滇文化的大型墓葬中發現的貯貝器中存放有大量的海貝，這些海貝來自於遙遠的印度洋海域。因其只在大型墓葬中發現，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當時 社會 高層之間直接往來的證據，還貝都當作是稀有的物品保存起來。在貯貝器上我們還能夠看到有趕集、貿易等活動，這些景象都為我們揭示出滇人 社會 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商業貿易活動，范圍和距離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大。

關於滇人被漢人征服以前使用什麼作為 社會 中普遍流通的貨幣，就目前的發現而言，還不甚明朗。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漢代將滇國納入到所屬郡縣下的一個蜀國之後，滇人的 社會 受到了漢文化強烈的沖擊。漢式的草木紋鏡、昭明鏡、蟠螭紋鏡、星雲紋鏡、連弧紋鏡等開始普遍出現在滇文化地區，這些器物能力可能就是通過貿易、賞賜等活動而來。另外，漢代的半兩錢和五銖錢也開始廣泛出現在漢代的滇人墓葬當中，顯然已經是成為了當時 社會 中流通較廣的貨幣。

結語： 滇人是中原地區國家 社會 之外的酋邦 社會 ，並且在 歷史 發展過程中保持了長期而穩定的局面。究其原因，與滇文化處於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林立的 社會 歷史 傳統有一定關系，在長期發展中，滇人與其他部落人群相互共存，各個人群之間互不幹涉，也很難被統一為一個國家。其次就是，因為地理環境的阻隔，使得雲貴地區也缺少成為統一國家的自然條件，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習俗、 社會 經濟發展程度都大不相同，聯合起來的難度較大。也正是如此，古滇國是一個以滇王為主的多個部落聯合起來的 社會 聯盟，其中以滇王所在的部族最為重要。然而在 歷史 的裹挾下，古滇國逐漸被納入到統一的國家進程當中，成為了中央控制下的郡縣制國家。

參考文獻

埃爾曼•塞維斯《國家與文明的起源》

楊勇《戰國秦漢時期雲貴高原考古學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