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哪個教授被稱為活文化

❶ 北大教授吳小如：越是偽學術越容易名利雙收

「言寡尤，行寡悔」，是說做人說話要問心無愧，做出來的事情不至於做完後悔。但是這話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輩子不說錯話不做錯事。不管別人滿意不滿意，而是自己不說違背良心的話，不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不是說，說的話一點兒沒錯，不做別人不滿意的事情，那就變成滑頭了。

學者吳小如：越是偽學術越容易名利雙收，比如《百家講壇》

（吳小如，1922～2014，安徽涇縣人，著名書法家、詩人吳玉如先生的長子，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吳小如先後就讀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於1949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受業於朱經畲、朱自清、沈從文、廢名、游國恩、周祖謨、林庚等著名學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

拜訪吳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頭。5月18日，北京大學召開《學者吳小如》出版座談會，其實也是為紀念先生90歲誕辰，因他聲明不組織生日宴會，不接受禮物，他的學生們就以這種樸素的形式祝賀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場，這個壽星缺席的慶生會，開得真摯感人。

吳先生先後師從游國恩、俞平伯、周祖謨等先生，學養深厚，深為學界推崇。他對《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所作的貢獻，深深為學生們感念，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他主編的《中國文化史綱要》重印多次，獲「北大優秀教材」之譽。

近年來，他被稱為「學林警察」，對學界不良現象的批評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劇，並寫了70萬字的《吳小如戲曲文錄》；擔心父親說自己「不務正業」，他以「少若」的筆名發表小說、詩歌；他擅長書法，卻從不以「書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最大快樂，以講課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執教28年，為何選擇離開？90歲的吳小如，何以如此鍥而不舍地做著像小學教師般的糾錯指謬的工作？他的心裡藏著怎樣的憂慮？

6月18日，記者如約拜訪吳小如先生。房間格局不大，傢具也是80年代的立櫃、平櫃，床上整齊地放著書籍報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錯。他說，自己有些顧慮，因為一說就是些不合時宜、跟時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話。

真學術偽學術不分

我們總是說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是社會上對於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學術成果，從上到下重視不夠，而且，偽學術跟真學術分不清楚，越是偽學術越容易名利雙收，越容易討好讀者。比如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不能說誤人子弟，至少也在誤導觀眾。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講座，別的都只是掃一眼。一些主講人連基本常識都不過關，原文都講錯了，但是名氣很大、又出書，銷路還挺廣。

有人講《紅樓夢》，還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評，可是他講的東西，凡是研究《紅樓夢》的沒有同意的，他還續寫了《紅樓夢》，還賣得很熱，要我說，這都是偽學術。

學術普及，你得傳播正確的，不能傳播錯誤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話。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東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學術變得相對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學術、所有研究學術的人都通俗化。對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東西。把高深的學問變得通俗化，確實有這么個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個學生叫彭慶生，十年時間寫了《初唐詩歌系年考》，收入《國學研究叢刊》，36萬字，一分錢稿費沒拿到，自己掏錢買書送人。現在學術界就是這么一個風氣。越是學術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發表。這樣的話，學術能振興嗎？

為什麼離開北大中文系

陸志韋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凱先生跟我沒有私交，1951年，他們把我從天津調到燕京大學，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調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講師沒有帶研究生的，我就帶過一個研究生。那時候我做講師，我編的教材，印了幾十萬本，被美國好幾個大學拿來做古漢語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學創刊號上寫了一篇文章，說凡是搞中文的，都應該讀讀吳小如的《讀書叢札》。現在很多學者也在編文學史，編多少本也沒用，課時太少。那時候我在中文系講文學史，一個周六學時尚且講不完，現在更是講不完。學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專業課，注重外文、政治。書是書，課堂講授是課堂講授，沒法代替。

我當了28年講師，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復評職稱時，我直接從講師當了教授，工資加了23塊錢。文革結束，中文系黨委開會，我的學生里有好幾個是黨員，他們透露說：「內定了你是『秋後算賬派』，對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問題。從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課最受歡迎，結果，學生告訴我，提升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吳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為中文系的環境，對我來說很不好。我離開中文系，決定調到中華書局，檔案都調出了。王學珍是老北大，他登門道歉，說你是北大老人，你別走。我說：「我給北大看門都干 ，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歷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和鄧廣銘先生三顧茅蘆，他們勸我說：到歷史系來吧！我不是搞歷史的，到了歷史系後，也沒發揮我的長處，變成邊緣人物。周一良先生的書里，就說我在歷史系也沒受到重用。他們當初調我，主要為培養青年教授，培養研究生，可是我只培養一個人：孔繁敏。1991年，我69周歲在歷史系退休。《學者吳小如》里，有學生提到，我不應該離開中文系，可是，文革以後我是第一個離開的。有一次紀念吳組緗誕辰一百年周年，我有個發言，全場學生給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邊，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補丁」，解釋了半天。老實說，「我愛國，國不愛我」。

我不寫傳，不給自己樹碑立傳

學生們說預備給我過90歲生日，出一本《學者吳小如》，我很高興，別人都是死了後出一本紀念文集，我活著時看看這些文章，看看大家對我評價怎麼樣，免得我死後看不見了，等於是追悼會的悼詞我提前聽見了。實際上，收進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實際內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學生，有些是學生的學生，好些我都不認識。看了以後，我想：這評價准確嗎？好話說得太多了。我有一個學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寫文章批評我對他不留情面。他說：「連我這老學生都受不了，所以吳先生到處受擠兌碰釘子，一生坎坷。」我幾十年的處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沒後悔過。我這人，一向就是主張表裡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對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對我來說根本是身外之物。當我年富力強，我想培養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現在有些人要來找我，可是我年紀老了，又有病，處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說做人說話要問心無愧，做出來的事情不至於做完後悔。但是這話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輩子不說錯話不做錯事。不管別人滿意不滿意，而是自己不說違背良心的話，不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不是說，說的話一點兒沒錯，不做別人不滿意的事情，那就變成滑頭了。

有人勸我寫回憶錄，我不寫。寫回憶錄等於給自己樹碑立傳。鄧廣銘先生生前有一句話：活著時絕不給自己樹碑立傳。

學術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說，吉人詞寡。我還是說，有機會我還是說，我對於簡化漢字有一個意見，讓簡化漢字能夠永遠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點都克服了，才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簡化漢字出來五六十年了，一點兒沒改。武松的「松」和肉鬆的「松」變成一個字了，還有「種」，宋朝有姓這個姓的，念沖，現在變成種地的種，不在簡化筆畫，而在於把字合並了，可是在繁體字里，這個字還有它的生命還有它的用處，這樣不就毀了嗎？

好多廣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體字，就老出錯。有一本雜志用繁體字，可是老出錯。它的書在香港台灣北京同時出版，這不丟人嗎？我要求學生懂繁體字，懂草書，懂古文字。有人問我，念中國古典的東西有什麼必讀書，我說就兩本，或者說是三種，一個是《四書》，過去清朝有一個話：「詩四觀」，詩是《唐詩三百首》，四是四書，觀是《古文觀止》，要我說，國學必讀書要這三種就足夠了。把這三種書從頭到尾都念過，都背過，那你的國學基礎比現在碩士、博士、博士後都要強。

有人稱我是「學術警察」，我對這些也不在乎。要我說，現在不是學術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覺得，電視、電台、報紙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國家的文化好壞都看這些個窗口，結果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亂七八糟。我看不過去就寫文章，別人認為我是多管閑事。

我二十幾歲時寫過大量書評，不是所有事情全鋒芒畢露，我還有做人的原則，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還有一條，己之所欲，不強施於人。否則，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書法家，我是教書匠

我是文革後加入作協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會我參加了。我年輕的時候的確是想當作家，後來發現不行，我興趣不在文學創作，而在於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寫過短篇小說、散文，寫過古體詩，用的都是假名。我父親認為在報紙上投稿是不務正業，所以我年輕的時候用「少若」的名字發表作品。我在作協登記時，筆名就這一個。

我教中學時，要教文言文和古詩。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詩人，我為了深入作品，我就實踐。所以我會寫文言文，會寫舊詩，那還是二十幾歲，為了教書，才下那個功夫。

那時我替沈從文編副刊，邵燕祥來投稿，那時他才15歲，我比他大11歲，我們倆加起來不過40歲。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說、詩歌大概經我手發表的，很多很多。

書法最關鍵的是，功夫在書外，意思就是說，有兩條，一是多念書，一是做人要好，這是最基本的。我父親有一條，做學問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這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到書法本身，只有一條，就是路子正，別學邪門歪道，古人講橫平豎直，寫字，字得規范，寫出來的字得規矩。臨帖，最好不臨古里古怪的帖，也別臨顏柳的帖，勁都在外頭，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還是先練「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獻之，我說過一句話：「學書必自二王始，譬猶築屋奠基址。」

父親認為我寫楷書不夠料，上中學後寫草書還像樣，父親說就走這個路吧！到我教書了，我就不練字了，可是我有一個學生，是鈕驃的哥哥，叫鈕雋，他跟我學寫字，他說，您有基本功，為什麼20年不寫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寫得比現在好！這算是給我的警告，三年困難的時候，好的紙張沒有了，我的鋼筆都是名牌鋼筆，怕在壞紙上寫把筆磨壞了，太可惜，就用毛筆寫講稿。從那會兒，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練字。我到現在感激他。

現在人人都是書法家，我不承認自己是書法家。得在書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書法家。我不是書法家，我是教書匠。

❷ 小學畢業生成北大教授，「未名四老」之金克木，為什麼活成了傳奇呢

金克木的原生家庭的組成略顯波折，在失去前後共三個妻子之後，金克木的父親徵得第四房妻子的同意再娶了家中的一個燒火丫頭，這個丫頭便是金克木的母親，而他的母親在來到他父親身邊之前也已被轉手多人。

同金克木先生的出世形成對比的，是二十世紀伊始的他的離世，一代大師金克木形容他為“笑著走”。

2000的盛夏，北京的天光無甚變化，金克木先生在這里辭世，“北大三支筆”倒下了一支，遺憾之至。同時，金木克還與季羨林、張中行、鄧廣銘並稱為“未名四老”。

也是在這份珍惜中，金克木也滿足於北大圖書館浩如煙海的外文書籍，在一本又一本不同語言的文獻中金克木有種魚兒入海的自在感，天賦與興趣的助瀾讓他越發多識。

然而縱觀北大圖書館，真正浩如煙海的還有諸多文人學者以及層出不窮的年輕學生，金克木也與他們做朋友聊學問，在這種交流中收獲良多，吳宓便是這些朋友之一。

❸ 北大終身教授季羨林

一辭「國學大師」

「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

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里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著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凈凈。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為此，我在這里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下來。

❹ 北大教授：郭德綱就是個泡沫，沒幾天就完了，他為何會這么說

一路崎嶇走來，所以他勢必疾惡如仇——侯耀文這是郭德綱的師傅侯耀文對他的點評，在相聲路上郭德綱總是崎嶇而行，回顧往昔總有那麼一群人在無事生非，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世人都以為相聲要瀕臨滅絕之時，對郭德綱的質疑也是最大之時。

2007年關於相聲界是沉痛的一年，不斷有相聲大師相繼離去，在侯耀文離世之後，郭德綱將其遺像請到了德雲社的後台，每逢春節過節都會拜一拜，這是郭德綱的程門立雪，也是郭德綱對相聲傳承的保留。在2009年郭德綱前往山西演出，其時入住的是山西最好的酒店，當進入房間後發現有一個赤色簽字薄，翻開之後一看有自己師傅侯耀文的簽字，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雲散風消花殘月缺，在不知不覺中師傅侯耀文現已離去兩年之餘，看似平靜的日子下又充滿了多少紛爭。

❺ 北大教授戴錦華稱不能讓流量主導文化生產，你如何看待她的這一觀點

北大教授戴錦華稱不能讓流量主導文化生產，你如何看待她的這一觀點？

近日有關流量文化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很多人都在談論流量明星帶來的一些變化，而針對這一實時現象，北大教授戴錦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能讓流量主導文化生產，應該重新引導當下網路以及在青年當中存在的扭曲價值觀，不能夠讓文化生產充斥著這種烏煙瘴氣。觀點一出立馬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當下文化生產創作很大一部分都是跟經濟效益掛鉤，而追求經濟效益最快的方式就是用流量吸引，通過引入大量的流量文化或者流量明星來更快的創造經濟效益。

我們需要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也需要優秀的文化作品出來做個榜樣，一掃當下流量為主的陰霾。

❻ 馮驥才與民俗文化的資料

保衛傳統文化的「箱底兒」 嘉興在線新聞網 2006年05月1日 09:18:12 悠悠中華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見證，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結晶，是鐫刻著人類智慧光芒的「活化石」。 中國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江南水鄉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煙，東方海島之漁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黃土高原之窯洞，東北密林之木屋，西南邊陲之寨子……千姿百態，魅力迷人。 但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現代演進，許多歷史街區、古鎮、古村落正遭遇著被忽視、甚至被毀滅的命運。 這些即將消失的歷史遺存，在中國的文化中占居著何等的地位，它們目前的境遇如何，現在的人們又該如何對其進行保護和利用？帶著這些疑問和擔憂，近日中外專家聚首西塘，探討古村落保護之法。 在前來參加論壇的五十多名專家學者當中，有被稱作「民間文化守望者」的中國文聯副主席、著名作家、畫家馮驥才；有以「罵」著稱、且被媒體稱為「保護古城的衛士」的國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還有遠道而來的兩位日本民俗學界的領軍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福田亞細男和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菅豐博士。 另外，國內外具有典型意義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順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數到場，為論壇帶來了更多的聲音。讓我們借著專家的智慧，試著尋找延續這些傳統文化的良方。 宣言書 4月27日清晨，銀色的月光剛剛退去，蘇醒中的古鎮西塘充滿了生機，鳥鳴聲、搖櫓聲、腳踏車聲、還有清風拂柳的婆娑聲裊裊不絕於耳……一如「生活著的千年古鎮」本色。 而此時，馮驥才和西塘鎮黨委書記沈國強兩人早早地就出現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樓露台上，參加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的節目錄制，主題正是「古村落保護」。 第二次來到西塘的馮驥才還是老樣子，一頭桀驁不馴的頭發，說起話來慷慨激昂。這幾年他一直為搶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護的重點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堅定地認為，在民間文化遺產和搶救過程中，古村落是民間文化的「箱底」，因此從2005年3月至今，他已輾轉考察了國內七八個省的古村落。他說：「時間很緊迫，我們現在連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麼保護？因此在這里開這個會議，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討今後古村落的出路。」 「古村落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農耕文明留給後人的財富，我不希望我們的後代只能在博物館里看到鐮刀、鋤頭，那將是無比的悲哀。」這是他最大的擔憂。 不止在一個場合，馮驥才用「來晚了」來形容對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講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時偶遇的一個細節：「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鎮長陪我在岸邊走，走著走著天有些涼了，我看到一個老太太正把支窗戶的棍子拿起來關窗戶，同時把一盆窗外的花拿進去。我注意到當時花盆上落了一隻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輕輕一抖，蝴蝶飛走了。西塘連生活的詩意都保存下來了，這種和諧讓我感動。」 馮驥才認為西塘的經驗是一種生態的保護方式，它延續了當地人生活的原態，是以人為本，可以作為典型供其他地方學習。當談到為什麼選擇西塘作為論壇主辦地時，他說，除了西塘的保護做得成功之外，當地政府的觀念也讓他感動。 「當時西塘鎮領導有兩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一句是『對於古村落的保護，責無旁貸是政府的事』，還有一句是『當經濟的GDP和文化保護發生沖突時，我們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層的領導能有這樣的先見之明和文化責任感，讓我看到了希望。」 帶著這樣的希望，馮驥才把論壇帶到了西塘，並發出了旨在呼籲開展古村落保護的《西塘宣言》。他說：「必須要抓緊時間，不然的話，很多古村落可能我們還沒來得及認識它，就要失去它。」 觀點論 一批重量級專家、學者、官員的到場無疑為本次論壇增色不少，他們在會場上激烈的觀點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絕倫的火花。 馮驥才：古村落遺產，比萬里長城還大 「我一直認為古村落是中國最大的文化遺產，比萬里長城還大。」馮驥才這樣解釋他的觀點，「從規模上講，我國有5000年到7000年的農耕文明，56個民族，960萬平方公里，約1600個縣，19000個鎮，按照一個鎮10個行政村來算，我們有20萬個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來估計中國的古村落大約有3000個到5000個。但後來聽說僅貴州黔東南地區就有六七百個古村落。所以我們心裡應該有個數，我們的古村落數量至少過萬。」 他認為，古村落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標准：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物質與非物質歷史文化遺存，基本保留原來村莊的體系以及鮮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歷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綜合體。它的建築，它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獨特規劃，都是其物質遺產，還有很多諸如民俗之類的非物質的文化遺產。」 關於民俗，他補充道：「我所說的民俗，包括人們生產、生活的民俗，商貿的民俗，婚喪嫁娶的民俗，起居飲食的民俗，節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還有類似神話、故事、諺語、歌謠之類的口頭文化。民間戲劇、民間美術、民間音樂、民間舞蹈等藝人們身懷的民間技藝和民間手藝都是這個村落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什麼要進行保護？馮驥才這樣回答：「我們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價值、學術的價值、見證的價值、歷史文化的價值、審美的價值、欣賞的價值，但最終的價值還是它的精神價值。我們之所以傳承文化遺產，最終的目的就是傳承我們民族的獨特文化，就是把我們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傳承下來。」 他認為我們的文化遺產有一個問題，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面對的是全球化這種同質化的文化，它把我們的文化變成了同一個樣子。同時它又是商業文化，能成為賣點的就利用，不能成為賣點的就拋棄、甚至毀掉。「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危機，也是我們這一代文化人的失職。」 「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從去年開始做的，但是由於目前沒有法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現在只能做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關方面正在加緊相關法律的制定。 阮儀三：村落是最後的「凈土」 「阮儀三」這個名字，對於關注中國遺產保護的人並不陌生。作為一名建築學家，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他就發起了山西平遙古城的保護運動，而他最讓人熟悉的「力作」莫過於周庄古鎮的保護了。 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紀80年代，北京、西安、開封、揚州、洛陽等城市相繼被列入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遙、江蘇周庄、雲南麗江等又在上世紀90年代同時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進入21世紀，阮儀三又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潯、烏鎮、西塘等古鎮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擴展文化內涵」的道路，為中國留下了嘆為觀止的「水鄉」。 阮儀三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城市建設熱潮使許多傳統歷史地域遭到了滅頂之災。許多舊城在「舊貌換新顏」的同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風貌。 他說：「一個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種精神文明的傳承，需要載體。而我們所說的非物質的東西，民俗文化的東西，就依存在建築等物質載體當中。所以那些具有價值的物質與非物質的遺存都應該保護。比如江南水鄉，就要保護構成江南水鄉的構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鄰水建鎮的特點，這是它的靈魂。」 在談到「城市記憶」這一概念時，阮儀三舉了「上海猶太人保護區」的例子，那裡是中國人民與猶太人民友好的見證，現在是上海市第12塊歷史風貌區。 「二戰期間，德國法西斯殘酷屠殺猶太人，在許多國家拒絕接納四散逃亡的猶太難民時，也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民友好地接納了3萬多猶太人。曾任美國卡特政府財政部部長的布魯門撒爾60年後舊地重遊時，淚流滿面，對身邊的女兒說，『記住，沒有上海就沒有我們一家，沒有中國就沒有我們這些猶太人的活路。』為什麼？就是因為這個街區反映了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慈愛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諧相處的里程碑。這個街區就是重要的城市記憶，記憶著一代人的友誼，這不是語言能夠承擔的。相反，如果承載著歷史信息的載體消亡了，負載在其上的歷史和文化也必然會被沖淡或消亡。」 他對把旅遊與保護等同起來的看法嗤之以鼻：「我們通常認為用保護來發展旅遊，來搞經濟開發，把保護等同於賺錢。」他認為保護不應該圍繞著商業利益，因為商業利益的背後必然是破壞。「保護不是為了政績，不是為了開發旅遊，為的是留存我們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民族建築的精華、和諧的人與自然相處的環境。而這些是我們今後創造新城鎮、新建築的規范。」 青島泰之：保護活態的文化 聯合國教科文駐亞太地區總代表青島泰之應邀出席了論壇。他在發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個特定文化歷史發展的珍貴的有形見證，反映了人們文化、哲學和審美價值的演變過程。與考古遺址和廢墟相比，這些歷史遺產群落是活態的遺產。 青島泰之認為，在快速的經濟發展、社會轉型以及全球化過程中，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正面臨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傳統建築和街道正不斷被現代建築所替代。因此，保護歷史遺產群落的非物質文化元素與保護其物質形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在保護這類遺產的努力中，提高當地社團保護遺產的意識，促進他們的參與至關重要。 他說，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家，文化遺產資源豐富。在中國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文化遺產保護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平遙古城、麗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遞和宏村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他同時希望中國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組織以及地方社團都能夠參與到遺產保護工作中來。 他山石 在「中國古村落保護」（西塘）國際高峰論壇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順化等地代表的經驗發言也為其他古村落的保護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江西婺源——文脈的延續 婺源的鄉村被譽為「中國最美的鄉村」。馮驥才對婺源也是贊不絕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磚、灰瓦、白牆、翠綠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藍色的山野、紅色的霞光，簡直像一幅畫。」 婺源縣政府根據各村落的實際情況，確定了不同的保護方式。包括景區式、博物館式、分區保護式和原始生態式。 由於婺源境內徽派建築遍布鄉野，獨具地方特色的儺舞、徽劇、茶道等文化絢麗多彩，因此政府出資對分散在鄉村的古建築進行普查、登記、建檔，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保護性規劃，同時成立了「婺源縣歷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設管理領導小組」，還制定了詳細的農村建房審批流程，以抑制亂拆亂建的現象。 為了增強古村落的生命力，該縣還專門成立「婺源文化研究會」，研究會下設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藝文化和民間故事等9個分會，負責對全縣民間民俗文化進行保護性挖掘整理。 今年，婺源儺舞、婺源徽劇、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硯製作技藝等4項民間藝術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山西榆次後溝古村——民居博物館 後溝古村以古樸的農耕文化、精美的建築文化、傳統的信仰文化、靈動的生態文化，構成了完整的民間文化體系。特別是精巧別致的古戲台、玉皇殿、觀音堂等堪稱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後溝古村因地制宜、順勢選址、擇吉而居，強調和諧的「田園山水」和「耕讀文化」。2005年，在經過周密論證的基礎上，當地政府對後溝古村進行了搶救性的整理和修復開發。同時還成立工作組，圍繞村民生產生活的自然形態開展調查、挖掘、整理、引導工作，再現了古村久遠的民間藝術、獨特的飲食文化、特色地域節慶活動，並籌建了農耕民俗博物館。 在搶救和保護古村過程中，始終貫穿「簡單不簡陋，民俗不粗俗」這一主線，在修復保護過程中，力求展現其簡單而精巧的建築、悠久而古樸的風俗、厚重而傳統的民風，使「田園風光、淳樸民風、古村風貌」躍然而出。 越南順化——新舊的和諧 順化市是承天化的省會，位於越南的中部。在順化市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和金屬時代遺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當時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響和北方青銅時代文化的影響。因此從古代起，這里就成為獨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樣風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調。 順化的一個特點是博採眾長，歷史上所有的獨特藝術形式都為順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宮廷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共存與互融。 順化是一個都市，但仍保存著歷史中形成的諸多傳統。因此，順化不僅扮演著多樣城市和歷史城市的角色，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館，在這座博物館里有著很多的可觸與不可觸的文化遺存。 很不錯哦

❼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陳獨秀
早年留學日本，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 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和李大釗等人舉行了五四運動。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學說。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向封建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了進攻。人權就是民主，陳獨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斗爭。關於科學，陳獨秀認為，不論什麼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於現今社會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遺留的，聖賢所深愛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號召人們堅持科學的精神，成為自然界的統治者和主人。陳獨秀還向青年提出六項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他期望培養出一代「意志頑狠，善於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人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的新國民。陳獨秀舉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學術上實行「兼容並包、百家爭鳴」的方針。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學術研究，展開百家爭鳴，不拘一格選人才，對中外教員一視同仁等。通過改革，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適
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北大教授，後任文學院院長。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是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率先提出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他還試作白話詩。
魯迅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1918年初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毛澤東稱贊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稱為「民族魂」。《狂人日記》是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
李大釗
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還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
劉半農
劉半農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錢玄同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周作人
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

❽ 300年間沒有文憑一大把，但只有他被稱為最博學的人，他是誰

他是陳寅恪。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是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之一，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3、家世背景強，祖上都是文化人。陳寅恪其父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這樣的學術背景，這樣的家庭出生，這樣的文化成就，他很難不被稱為最博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