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西如何展開文化交流

⑴ 求解：我大明朝的科學和文化各方面是如何跟西方交流的

一是，歐洲人來我大明（古中國）朝跟明朝科學家交流科學技術；二是，明朝中國人去歐洲跟西方交流學習！另外各方面文化交流就是鄭和下西洋！把番薯玉米等物種帶回中國（大明朝）！把中國的各文化科技帶給西洋！

⑵ 明清之際中歐文化交流產生的原因。這一時期西學在中國傳播有何特點

明清之際歐洲與中國的文化背景在正式的文化接觸之前，在長期獨立的發展中，中國與歐洲各自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系統。明清之前中國對歐洲的多重影響十四到十六世紀，中國的科技水平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並且毫無保留地向全世界輸出。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過渡過程的早期階段，在歐洲到處可以看到中國文明的影子。

文章從絲綢貿易、四大發明的西傳和馬可波羅游記的影響等幾個方面，對於這種影響做出說明；同一時期歐洲文化藉助景教、也里可溫教對中國的影響。漢代絲綢之路與絲綢貿易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有悠久和曲折的歷史，在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之間，通過間接的或直接的、陸路的和海路的、有形的和無形的渠道，各種文化、經濟、宗教、思想方面的交流都可以上溯到中國漢代。秦朝中國就有植桑、養蠶、繅絲、織絹的歷史，至西漢，全國織絲者數以百萬計，不同種類的絲織品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用品。正是中國絲織品上佳的質地和豐富的產品，使絲綢成為最早聯系東西方經濟的重要紐帶。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根據張騫的報告，西域不產蠶絲，於是絲綢成為以後中國使者出使其他西域國家時所攜帶的主要禮品。作為回贈，中國朝廷則收到來自這些國家的稀奇物品。這種交換創造了一種習慣性的需求，非官方的貿易開始流行。公元一世紀，絲綢從安息傳到地中海。奧古斯丁時代，絲綢在義大利成為常見的商品。歷史上中歐之間的絲綢貿易，可以分為陸路和海路兩條途徑。從陸路看，「出(甘肅)玉門關往西的商路有兩條：一條是從鄯善旁南山北麓至沙車，西逾蔥嶺到大月氏、安息諸國，稱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中國大批貨物主要由這條道路運往西方。

另一條是沿北山南麓西行，越蔥嶺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諸國，稱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這南北兩條商路，是當時中國和中亞、西亞經濟交流的大動脈。因為運往西方的貨物主要是絲和絲織品，所以後來把這條路稱之為『絲綢之路』。」另一條則是海路。以羅馬所屬埃及的紅海諸港口為基地，直接從海上開拓駛往印度乃至整個亞洲南部的海岸線。先是水手們利用西南風發現了從紅海前往印度西海岸主要商業中心的航線，公元一世紀末，羅馬商船又利用季風橫越孟加拉灣，繞過馬來半島，而接近於交趾(今越南)的東京。這樣，除了陸路之外，中國絲綢還由來自紅海的羅馬船舶分頭運輸。

但因為進口的絲綢大部分還得運到敘利亞加工，而貨物運到敘利亞並遠達塞流西亞的自然路線，便是從陸路走完全程。在這里，我們通過絲綢貿易看到的，不僅是聯系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一條經濟帶，而且是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並增進中西相互了解的重要媒介。實體商品貿易帶動了文化的交流，這從一些拉丁文詞語上可以得到說明，絲綢這個詞顯然是從拉丁語中指稱中國人的「Seres」一詞演變而來的，它的形容詞sericum去掉後綴就成了「serie」，即中國貨。文字在這里清楚地記錄了文化交流的過程和結果。隨著絲綢貿易的發展，特別是直航東方海路的開辟。

西方人對中國及其鄰近國家有了比較准確的地理概念。同時，歐洲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游記。「由於這些游記故事內容豐富和數學式的精確來確定了河流、山脈、城市和部落的地理位置，因而受到了敬重。」於是，在這些游記資料基礎上編纂而成的托勒密的《地理志》，及其繪制的圖表和地圖，充分顯示了西方人對東方的認識，較其前輩又有了巨大的進步。這只要「閱讀一下托勒密書中關於遠東的一些章節，人們真為地理學知識在一個世紀期間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而深感驚訝。」總的來說，公元一到二世紀，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識處於朦朧狀態，但是絲綢貿易的進展卻有利於歐洲對於中國的深刻認識。

公元六世紀中期，隨著養蠶術傳入歐洲，中國和歐洲之間綿延六個世紀的絲綢和生絲貿易告一段落。這種貿易對於提高歐洲人的生活品味和文明程度，發展新興的絲綢工業，以及關注與了解中國等方面，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⑶ 飲食文化交流的途徑有哪些

歷史上中外飲食文化交流的渠道有多種，主要有六大類型：
一、張騫出使西域為代表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上的交流；
二、玄奘西行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飲食文化交流；
三、貢使與商人為主體的文化與商業性交流中的飲食文化交流；
四、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政府大規模的海上交流；
五、傳教士對中外飲食文化交流的作用；
六、華僑對飲食文化的外傳作用。

⑷ 清朝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中國與各國的文化交流也不斷進展。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基本上採取鎖國政策，並未能阻擋交流的勢頭。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國與清朝的文人學者之間在文字上的往來與友誼，留下了不少佳話。清朝的醫生、畫家們東渡日本，日本人的漢詩和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受到清朝學者稱贊。越南著名文學家阮攸(1765～1820)長於漢詩，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戶曉的長詩《金雲翹傳》淵源於同名的中國小說。大批華僑把中國的種植和手工業技術以及生活習俗等帶到東南亞，在那裡生根開花。《三國演義》等著名古典小說，經華僑傳入泰國，譯成泰語，至今受到泰國人民的廣泛喜愛。東來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受到清廷重視，以外國人管理欽天監。他們根據科學測算，改訂歷法，傳播天文歷算等科學知識，繼承了明末耶穌會士的交流活動。還有的教士從事繪畫、園林建築等，圓明園是他們融會了法國、義大利及東方園林藝術特徵的精心之作，其「萬園之園」之稱，象徵著東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結晶。在歐洲，啟蒙運動者們初步接觸儒家學說，對於孔子倫理道德的主張和重視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觀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統及仁君統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極為推崇，並力求為其所用。伏爾泰(1694～1778)曾贊美科舉考試制度。早已為朝鮮、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試選拔官吏的方式，18世紀末法國開始採用，以後英國繼之，成為沿襲至今的文官考試制度。物質文化方面，中國的瓷器、漆器、壁紙等，中國式的園林、傢具，都很流行。畫家仿效中國畫的風格與題材，皇室從中國訂購特製圖案的瓷器，「中國風」蔚為風尚，盛極一時。歌德(1749～1832)接觸過極其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便頗為傾倒，說：「他們開始創作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在樹林里生活呢」。

⑸ 明代時期中外文化交流如何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東方日本、朝鮮，南方南亞、東南亞諸國，西方遠達西歐國家，或官方，或民間，都有交往，遠遠超過昔日。政治使節、商業貿易、學習、傳教、移民以至戰爭，各種渠道無不起過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許多方面，中外雙方都大有受益。

⑹ 急求資料-明清時期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明朝的中西文化交流

一、西學的東傳
明末清初，歐西天主教士的東來，其最大的貢獻，是將西方文化傳人中國。以前宋元時歐西文化的東傳，常是間接的、片段的、模糊不清的。唯明末清初的歐西傳教士則是將西方的學術著作迢繹為中文，具體的介紹到中國來，許多事物理論，為當時中國人聞所未聞。茲分述如下：
（一）語文學
利瑪竇著有西字奇跡一書，系用拉丁拼音注讀漢字。其後又有金尼合（Trigault Nicolas）著西儒耳目資一書，也是講拉丁文拼音與注音的，其條理比西字奇跡更為完密，此為西人介紹拉丁文的最早著作。當時中國學人多受其影響，方以智之作通雅，即曾引述該書。

荷蘭人占據台灣，曾設學校，教授當地人學習拉丁文。當時士人的應用文件，都採用拉丁文，朋人稱為「紅毛字」。所以在明末清初，已有許多人懂得拉丁文。

（二）天文歷法
明清之際的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最大的貢獻是天文學和歷法。先是在萬曆三十八年，因為日蝕不驗，發現舊歷的錯誤，就有李之藻與五官正周子愚等上疏。請採用西洋歷法，以改良舊歷，並推舉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等西洋教士。朝廷未及採納，而發生了南京反教風潮，而有禁止耶教、驅逐教土之令。後來延至天啟、崇禎年間，再發生日蝕的錯誤，舊大統歷與回回歷都不驗。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啟的建議，成立歷局，以光啟為監督，主持修訂新歷法。即以崇禎原年戊辰為新歷元年，名之曰崇禎歷。並起用李之藻，徵聘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羅雅各布、湯若望等。開局之後，徐光啟便偕同李之藻、龍華民等，先從事譯書研究與觀察的工作。第二年李之藻病故，崇禎六年徐光啟也去世。 當光啟病篤時，舉薦當時通曉西學的前陜西按察使李天經繼續主持歷局之事。後至崇禎七年，成歷書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禎歷書，又名西洋新法歷書。崇禎六年又議訂歷法條議二十六則，歷法雖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後來 清兵入關，即採用西洋教士所研訂的新歷法，並用湯若望為欽天監。繼湯後又用南懷仁為欽天監。

南懷仁死，又用閔明我(Philippus Grimalali)、徐日升（Thomas Pareira)、戴進寶（Ignatius Kogler)、巴多明（Aominicus- Perrenin)、高慎思(Joseph d esphina)、湯士選（Alexander de gouvea）、畢學源（Cajetanus Pires)等人，或為欽天監，或任顧問。
介紹西方天文歷法的譯述，重要的著作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著的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有徐光啟與諸教士共同譯述的日躔歷指、測天約說、測量全義、恆星歷指、月離歷指、交食歷指，與李天經所著的歷元等書。有清初西洋教士共同編譯的新法表異（湯若望作)、歷法西傳、康熙永年歷法、歷象考全書、儀象考成等書。

與文字著作同時介紹到中國的是天文儀器的製造。在崇禎時，歷局成立，在鄧玉函、羅雅各布等西洋傳教士指導下，製成新式天文儀器多種。包括「七政儀」、「列宿儀」、「平渾儀」、「交食儀」、「天球儀」、「地球儀」、「日晷」、「時鍾」。後來這些儀器多被闖賊李自成所毀。

湯若望、南懷仁繼為欽天籃，又加以重造。在天文儀器中，觀測天象最重要的是望遠鏡，最早的望遠鏡是利瑪竇帶來，明人稱具千里鏡。徐光啟主持歷局時，曾仿製了幾架望遺鐃，取名「窺筩」。

(三)輿地學
最早介紹現代世界地圖知識至中國者，為利瑪竇之坤輿圖。利瑪竇初到端州時，即繪有坤輿圖以贈同好。及二十八年晉京謁見神宗時，除聖像、自鳴鍾外，曾進萬國圖志一冊。所謂萬國圖志，即當時的世界地圖，並附有說明。除此之外，利氏曾繪坤輿萬國全圖多幅。當時中國人嘆為得未曾有，好事者紛紛加以翻刻傳布，一時遂有多種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圖。利氏世界地圖的特點是:(1)說明地為圓形；(2)已有經緯度；(3)已有南北極與赤道，並說明南北晝夜之長短；(4)已有五大洲，為歐羅巴、亞細亞、利利瑪竇的世界輿圖之外，最著名的是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書成於天放三年。

艾儒略的著作是根據利瑪竇與龐迪我兩人的輿地資料，加以他個人所搜集的見聞記錄而成。為之修訂刊行的是楊廷筠。內容所記多為世界各地的風土人 情，卷首附有萬國全圖，以下分洲敘述，最後則為四海總說。此書內容述歐洲尤其義大利之情形為最詳，因艾氏為義大利人也。
利瑪竇、艾儒略之後，有南懷仁所繪制的坤輿全圖，成於康熙十三年。圖作兩半球形，並附有坤輿圖說兩卷，內容有一部分是錄自利、艾之書，別一部分則是增加的新材料。

(四)數學
數學中最早譯為中文的是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es）所著之幾何原本，為利瑪竇與徐光放所合譯。書成於萬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講三角，第二卷講線，第三卷講圓，第四卷講圓外形，第五六卷論比例），所譯並非原書之全部。此書刊行後五年，徐光放復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訂。

幾何原本之外，有關數學的重要譯著，有以下諸書：
1.圜容較義：萬曆三十六年，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論圓之內外初，屬於幾何范圍。
2.測量法義：萬曆三十五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論高深廣遠之測量法。
3.測量全義：徐光放與羅雅各布共著，內容包括平面三角與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李之藻據利瑪寶所授寫成，內容為數學，包括四則算術與約分法。
5.大測：崇禎時，徐光放所主持之歷局中所編譯，內容引述托勒密（Claudius Ptomaeus）之數學定理。

自從西洋傳教士將西方數學原理傳人中國後，中國學人受其影響，各種有關西法之數學著作，如勾股義（徐光啟著）、天學會通（薛風怍著）、幾何論約（杜知耕著）、歷算全書（梅文鼎著）、割圓八線（黃宗羲作）、赤水遺珍(梅谷成著)、杜式九術全本（張 冠著）、續增新法比例（陳厚耀著）、測量全義（袁士龍著）……等，有如雨後春筍，不勝列舉。

(五)物理機械
(1)《遠西奇器圖說》：《遠西奇器圖說》是我國第一部講機械學的書，也是第一部具體介紹西方物理學的專書。原書為鄧玉函口授，而由王征編著並繪圖。王征字良甫，號葵心，陝西涇陽人。萬曆二十二年舉人，天啟二年進士。曾受洗入天主教，與西洋傳教士鄧玉函、金尼閣等過從甚密。王征最好研究物理學，除編著奇器圖說外並自製機械多種，鄉人稱為諸葛孔明復生。奇器圖說一書是以圖為主，而加以說明。所列機械器物名稱有六十六項之多，動力名稱有二十九種，其原理則包括杠桿、滑車、螺旋等力學。蓋鄧玉函本為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o）之知友，其物理學知識或深受伽氏之影響也。

王征於奇器圖說之外，又著有新制諸器圖說，為其個人所發明創制的機械所作的圖說。根據王氏的著作，知道王氏運用其所傳授的西方物理學知識所作的奇器有「虹吸」、「鶴飲」、「輪繳」、「自行磨」、「自行車」、「運重機」、「連弩箭」、「生火機」、「代耕機」、「螺絲轉梯」、「折迭梯」、「活閘」（自行啟閉的水閘）等，這些奇器或為仿造，或為發明。

(2)泰西水法：泰西水法一書共六卷，為熊三拔所著，內容介紹西方取水、蓄水、運用水力之法。因水利有關農業灌溉，所以後來徐光啟著農政全書，其水利部分曾抄錄此書。後來清代初年的宮庭建築，如圓明園的噴水他，即系採用西洋水法，並為西洋傳教土所督造。

(3)鍾表與小型機巧玩具：利瑪竇到北京進貢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覺興趣的，便是大小自鳴鍾。在利瑪竇之前，來中國的羅明鑒也曾以大自鳴鍾一座送給中國的總督。後來萬曆三十八年來中國的金尼閣，也曾攜有鍾表進貢。

除了鍾表之外，還有能自動的小玩具與小樂器等，在明末清初時，這類鍾表曾大量的輸入，特為中國皇帝與貴族所愛好，各類筆記小說中，有關鍾表的記載特多，清乾隆時，在圓明園中並特設有「鍾房」，以招待管理鍾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現在故宮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鍾表為最多。從鍾表與各種小型自動玩具的輸入，與王征所作的奇器圖說看來，在明朝末年，這類小巧的機器工藝及其知識，已經相當普遍的傳入中國的社會。

二、中學的西傳

西洋傳教土的東來，將西學傳入中國，同時他們也將部分的中國學術傳到西方，形成一種文化交流，不過他們傳入中國的西學多，而傳往西方的中學則較少。

第一是中國經學的西傳，利瑪竇之來到中國廣東，首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義大利，此為四書西譯之始，時為公元一五九三年（萬曆二十一年）。繼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天啟六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又將五經譯為拉丁 文，並在中國杭州出版。後來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傳教士紛紛大量的翻譯中國經書，寄往歐洲，並盛稱中國倫理哲單與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歐洲思想界的波瀾，曾一度非常嚮往中國，這留在後面講清史時再談。

第二是中國醫葯的西傅，為永曆王太後致送國書給教皇的波蘭籍教士卜彌格，曾以拉丁文著中醫示例一書，內容述有中國人看舌治病法，與醫名二百八十九條，此為最早具體向西方介紹中國醫學的一本書。

中國的美術工藝如絲織品與磁器，很早便由商人傳入歐洲，唯中國式的庭園建築則在明清之際才傳入歐洲，且一度成為風氣，這其間也多少受傳教士的影響。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築師詹培士（W. Chambers）為肯特公爵（Kent）建築了一所完全中國式的建築，有雕欄、玉砌，有假山、浮屠。轉瞬間這種風氣流傳到法國與德國，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國的卡賽爾伯爵特別建造了一座中國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國，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著中國服裝。又有德國園藝家溫赤（Ludwig A. Unyer）著書盛稱中國的園亭建築，小橋流水、樓台亭榭，極盡變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勝；非若歐洲建築之徒事整齊崇峻，而全無合蓄者所能比。

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餘年歷史，其間關系相交錯，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近代西方學術之輸入我國，可分為二期：第一期始於明萬曆中葉，盛於清康熙間，至乾隆中葉而絕；第二期，始於清咸豐、同治間之洋務運動，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學輸入，為那穌會士傳教之附帶事業。其所輸入以天文學為主，數學次之，物理學又次，而其餘輿地學、 術、采礦術、語言、藝術、哲學則附庸焉。其在我國建設最大者為天文學，與清代學術團體關系最深者，天文學與數學惟均。

西學輸入後，引起主觀理學之反動，使得干嘉漢學者十九兼通天文數學；彼輩既得考古學上之新具，於是整理古天文數學之風乃大盛。天文學與數學側重歸納之法，而漢學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漢學研究饒富科學精神。然自雍正禁教後，除在欽天監外，西學已完全無輸入機會。十八世紀是近代中西文化匯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時代，歐洲傳教士，尤以法國教士蟬聯中國文化之西傳工作。一七三五（雍正十三年），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冊對開本之中國通志；其次長期刊性那穌會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乾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陸續刊行之中國叢刊，計出十六冊，闡述中國文化，尢以馮秉正法譯通鑒綱目與其自著之續編，流通廣大。叢刊除學術論著外，復有繹之。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 又曾著長文多篇解說中國十八世紀之歐洲，由於崇拜中國文化之學者、政治家及來華傳教士們所引起之餘波。彼知中國文化高超，皆重視心智生活，為一個愛好和平寧靜之國家。

當雍正禁教，西學中斷之後，中國文化在西方發生極大影響。十八世紀之歐洲學者，如德之萊伯尼茲（Lei-bniz）和法之伏爾泰（Voltaire）對於中國倫理哲學推崇備至。萊氏曾創「柏林科學社」，以溝通中國與歐洲之文化。

伏爾泰更編寫元曲「趙氏孤兒」一劇，贊嘆不已。使得極具人性情理之中國戲劇回盪於歐洲劇院。另一重農派學者奎斯奈（Quesnay）常引述孔子之言，以為農為財富之本立說，其後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動仿效中國，而親耕籍田之舉。奎斯奈慨然想繼承孔子之道統，被稱為歐洲之孔子。歌德（Goethe）在其名劇浮士德（faust）中，有「結了晶的人性」（crystllized humanity）之語，即是指中國人而言。綜觀十八世紀之歐洲，由於中國經籍之西傳，促使西方產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啟蒙運動，對西洋腐敗貴族政治、君主政治，促成改革之熱潮。

十八世紀歐洲華化興味，雖以法國為中心，卻傳播遐邇，英國亦從法國轉販中國文化，以致法文敘述之中國書籍，多譯為英文。而法國人亦早知，惟從四書五精之譯本去研究，總不能深明中國各方面及中國一般人民生活狀態，乃復措意中國小說與戲曲，趙氏孤兒、好逑傳之歐譯本乃不斷出現歐洲。

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耶酥會之教士通訊，復專講中國之園藝，使十八世紀中葉之歐洲，又狂熱於「中國式的園林」。中國園林的特點在利用人工以模仿天然，以接近自然，從而在園境之變化無定中，融合藝術興優美，予人怡悅之感，園明園造園藝術可為代表。此中國式園林同時喚起西方人對中國建築、繪畫與植物之興趣，而成為對中國思想與藝術融合之追求。影響所及，歐洲美術產生十八世紀中葉之羅柯柯時代（Rococo），其特點重視奇幻莫測，活潑生動，皆用中國式柔和飄逸之曲線及橢圓形之細巧花紋．，亦使歐洲之中國式庭園布置風行於王公貴族之建築中。此種狂熱，使中國用具如服裝、磁器、聚頭扇、漆器、綢緞、綉品、立櫃等西傳歐洲。直至十八世紀末，歐人對中華文化之狂熱，才開始消失。

十九世紀歐人對中國僅存著朦朧之印象。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化尾隨其船堅炮利，逾越重洋而來，使中國文化遭到亘古未有之沖擊。中國在震驚之際，展開同光間之洋務運動，以模仿西方兵工及科技文化．，迨甲午戰敗，發動變法維新，積極輸入法律、政治的知識，並逐漸擴大到哲學、思想、教育、經濟、社會等學科。日俄戰後，又模仿抄襲德日教育制度，冀從教育新式人才以變法圖強。綜觀清末時期，西方文化節節沖入已動搖中國舊有文化之根基，中懊對西方文化之輸入，亦逐漸擴大。甚范圍已超過歷史任何時期。而擔當此文化交流工作之角色，首推西洋教士、駐外使旅、商人及留學生。尤以甲午戰後所掀起之狂熱留學運動，配合著國內學會、報館、雜志之蓬勃建立，使留學生及國內知識分子擔當繼往開來之文化交流工作。

在西方文化狂瀾之際，不少知識分子亦將中國文化傳之西方。其中能皓首譯經，將中國學術要籍作有系統譯為英文者，以辜鴻銘貢獻最大。辜湯生，字鴻銘，福建同安人，早歲游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專攻英國文學，旋往德國萊比錫大學，攻習工科。歸國入張之洞幕府，擔任英文譯述工作。曾以英文著原華（一名春秋大義），力言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並英譯論語、中庸、大學，弘揚民族文化之功，實與嚴復、林紆、梁啟超等之譯述，同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從此，深厚之中國文化復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頹之際，重振生機。

中國知識分子在外患頻仍之際，秉承傳統香生之進取精神，維護固有優越文化之餘，復融匯入西方新工業文明，加以融貫創新，為苦難之民族國家找尋現代化之發展途徑。

事實上，西洋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及民主政制，幾乎是所有落後國家共同追求的目標，不獨中國為然。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全球人類皆展開狂熱地「工業化」大競賽，至今未有已時。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時暴露缺點，特別是工業化結果，諸如環境污染、資源缺乏、社會問題之產生、核子毀滅之恐怖，使人類在精神上感到無比之空虛與彷徨。西方有識之土，已逐漸體認到中國文化之價值，如英國史學家湯恩比（Toynbee），便曾呼籲美人多接受中國倫理道德之古訓，注意中國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類面臨之危機。中國文化在千古未有之變局中，經過嚴格地考驗，又重新為世人注意，足證其客觀價值之偉大。今日舉世動盪不安，東西文化彼此交織成一極復雜之匯叢。值此時際，中國文化不僅要融匯西方思想之大流，並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圍以外，擔負起解決人類全面問題之任務，相信中國文化必有一個輝煌燦爛之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