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有什麼文化元素

1. 有人說《三國演義》的文化特質是「忠義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我們該如何看待

《三國演義》是我國的一部文化經典之作。它其中所宣揚的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觀念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我們要用歷史的、辨證的眼光對其進行分析與辨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發揚其中的優良傳統，服務當今社會，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三國文化精神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奮斗中凝聚而成的，它體現了中華民族倫理道德的傳統心理，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共有的文化寶庫。

引申含義

與忠義精神有關的還有尚武崇智精神。劉備的軍師諸葛亮料事如神，出奇制勝，有無窮的錦囊妙計，他是中華民族的智慧化身。關公則是中華民族武勇的代表，稱為「武聖」。

人們崇尚孔明、關羽，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大智大勇，更主要的是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三國演義》的核心——忠義精神。

2. 《三國演義》原著中有哪些民俗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以描寫戰爭為主，反映了吳.蜀.魏三個政治集團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分為黃巾之亂、董卓之亂、群雄逐鹿、三國鼎立、三國歸晉五大部分。在廣闊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氣勢磅礴的戰爭場面。編者羅貫中將兵法三十六計融於字里行間，既有情節，也有兵法韜略。《三國演義》反映了豐富的歷史內容，人物名稱、地理名稱、主要事件與《三國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國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礎上，才進行再發揮，進行誇張、美化、醜化等等，這也是歷史演義小說的套路。《三國演義》一方面反映了真實的三國歷史，照顧到讀者希望了解真實歷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據明朝社會的實際情況對三國人物進行了誇張、美化、醜化等等。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說家羅貫中，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105年的歷史風雲。全書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政治軍事斗爭，反映了三國時代各類社會斗爭與矛盾的轉化，並概括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巨變，塑造了一批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
羅貫中將來自雅、俗兩個不同層面的文化融為一體，並按自己的主體認識、價值觀念和藝術好惡加以扭合，從而使作品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蘊涵。在《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光，又沉澱著廣大、深沉的民間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同時也是一部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13]
因為素材大部分來源自民間，固然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也為寫定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它們進入小說文本時，伴隨著不同思想及不同審美趣味的滲入。而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並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沖突，這就對寫定者的創作構成了嚴峻的考驗。羅貫中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妥善地處理了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的關系，並獨出機杼，創造出了一個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藝術世界。[13]
三國史事的歷史著作不僅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時歷史意識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學意識也直接影響了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基本傾向。求實傳真精神與經世意識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史書編撰中要求編撰者必須採取客觀的態度，同時又重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探求，以達到「資治」、教化等目的。這些特徵在《三國演義》中都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13]
《三國演義》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依史以演義[15] ，作者的創作目的是描繪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其間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意圖十分鮮明。小說的敘事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184），終於晉太康元年（280），比較完整地敘述了魏、蜀、吳三國興起、發展及滅亡的歷史。小說借鑒了編年體史書的編著模式，以三國紛爭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王業興廢為焦點，把近百年的歷史故事有機地組織在一起。主要寫了三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斗爭，而作者的興趣則在於揭示這個時期的各個軍事集團如何興、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內容是漢末的群雄爭霸，矛盾的焦點是曹操和袁紹兩大集團的斗爭，作者對二人作了多方面對比，重點則是對興亡教訓的總結，順民心、得人才、有謀略者得天下，這是作者表達的主要思想。後十五回寫三國的覆滅，主要展現的是三國各自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對司馬篡魏、後主信讒、孫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寫，情節雖然簡略，但著眼點仍在如何興、如何亡。作者以寫實的態度，比較客觀、完整地展現了這百餘年的歷史過程，其中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啟示，因此具有極大的魅力。[13]
在創作上，《三國演義》繼承了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七實三虛」可以說是該書取材的基本原則，小說中雖有不少虛構成分，但大的歷史事件皆取之於史冊，主要人物的性格、經歷也基本符合史實。面對豐富、復雜的史料和民間故事，作者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實為依據，剔除來自民間文化中過於荒誕、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節。《三國志平話》是民間三國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三國演義》創作時最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該書的情節大多擷自民間傳聞，其中有不少荒誕無稽的情節，如以司馬仲相斷獄的故事開頭，以劉淵滅晉興漢收尾，使全書帶有明顯的因果報應色彩。這樣的安排代表了下層民眾的一種願望，但放在歷史小說中不僅不協調，而且顯得十分荒誕。羅貫中刪去了這一頭一尾，不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報應色彩，使小說成為蘊涵更為豐富的歷史悲劇。此外，《平話》中的一些與史實不符或與人物性格不符的情節，如劉、關、張殺督郵後上太行、劉備從黃鶴樓私遁等，都被作者捨去了。[13]
其次，精心提煉情節，增強小說的文學性。《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史著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些雜亂、原始的材料進行重新組合和工，《三國演義》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在尊重歷史，使情節框架合乎史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想像，將這些來自史書、民間的各種素材整理、提煉成一個又一個生動的故事情節，從而使小說的藝術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關於「赤壁大戰」的「重寫」。對來自民間的各種傳說以及過於荒誕、不符合史實的情節，作者做了大量刪削，但是對其中的一些雖違背史實卻不背離情理、不背離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連環計」、「千里獨行」等卻予以保留，並使它們成為小說中十分重要的構成部分。[13]
總的來看，《三國演義》雖然保留了許多虛構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動有趣，但同時又盡可能地靠攏歷史，而在處理兩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時，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實優先的原則。章學誠稱《三國演義》的特點是「七實三虛」[16] ，不論這個說法是否准確，但道出了《三國演義》成功的一個秘訣——「實」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虛」則多與民間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納各種文化，才能豐富小說的內容。但也只有經過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種異質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說的藝術品位。[13]

美學批判
歷史與文學的本質性差異和同一性關聯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17] 《三國演義》的寫作主體顯然沒有歷史和文學的區分意識，所以，小說文本沒有呈現歷史與文學的差異性理念，所有歷史和文學的故事元素和話語表達都是被混淆界線與糾纏不清的。正是導源於先天性質的美學觀念的局限，小說被塗抹成為既不是歷史又不符合文學一般規定性的一個混合性文本。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於，歷史和文學的同一性關聯在哲學意義上，它們都應該和必然地表現歷史的客觀規律及其偶然性結構，換言之，歷史和文學都必然共同地隱含著歷史理性和辯證邏輯。[18]
然而，遺憾的是，《三國演義》也沒有讓我們閱讀到這種哲學意義的歷史與文學的同一性可能。於是，呈現出令閱讀者沮喪的思想場景：本應該區分的歷史和文學的差異性被混淆了，而相應的是，本應該被同一性關聯的歷史理性卻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國演義》宿命性地選擇這樣一種草率和粗俗的歷史觀：所有歷史形式都不過隱藏著國家政治的機械運動和權力的邏輯循環。換言之，歷史只不過是暴力和權力的競技場，是陰謀和權術的帷幕下的各種社會力量的轉換與平衡。在所有的敘事場景中，歷史的公正性或歷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蝕掉，只有雜亂的歷史故事的剩餘物出場和偶然性的碎片主體成為歷史的主角。[18]
《三國演義》的時間敘事是散點或彌散的，而這些散點或彌散的時間敘事缺乏統一的邏輯線索將它們串聯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有機整體。因此，存在著時間與故事、故事與人物、人物與時間的多重斷裂這類屢見不鮮的現象。與斷裂的時間敘事相對應，《三國演義》的空間敘事也存在明顯的局限。小說表現的歷史空間和地理地域相當廣袤而豐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間結構中產生、發展、漸變、突轉、結局，理應為小說展開多幅富於審美驚異和快感的故事場景。但令人遺憾的是，原有的歷史地域的豐富性和變化性沒有提供給小說書寫者一個自由馳騁的舞台，反而讓作者迷途於空間敘事，整個小說的空間結構缺乏邏輯秩序而顯得破碎零亂，主次、前後、輕重、襯映、深淺等應有區分度不夠分明，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的統一性、有機性沒有獲得精妙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