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化怎麼學

㈠ 古蜀文化

        汪大仙說我的星盤提示我會喜歡古代歷史、宗教文化，這點還是說得挺準的。不過這個興趣也只是這幾年才慢慢開始感興趣，估計是看了《盜墓筆記》、《藏地密碼》、《鬼吹燈》後受影響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但位於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遺址距今有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歷史，跟中原文明的起源時間是同一時期，說明這里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古蜀人沒有自己的文字，信息的傳遞主要靠畫像紋，但在三星堆發現的文物中，卻發現了古代文字，並發現了象牙等不屬於該地區特有的物品。這說明在當時，古蜀人已經開始跟周邊地區的古人有交流。甚至有考古學家推測，在古蜀時期有一條南方絲綢之路，四川正是這條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蜀，從橫目，從勹，從蟲。橫著的目，代表「網」； 「勹」，代表「包裹」；「蟲」，代表「活物」，合起來表示用帶孔的網包裹著活動的蟲在裡面，這就是蠶。這是因為古蜀人以養蠶為生，所以考古學家推測在南方還有一條絲綢之路。）

       三星堆遺址內存在三種面貌不同但又連續發展的三期考古學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龍山時代至夏代遺址群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稱「寶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規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廢棄古城時期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橋文化」。但無論在古代的哪個時期，國家的兩件大事都是戰爭和祭祀，所以展覽的文物多數是兵器和祭祀品。在一期文化中，以陶製品和玉製品為主，而二期文化中，則主要以青銅器為主。這次展覽的文物確實很漂亮，還有不少國家級的文物。

       三星堆文物中有很多不同造型的青銅頭像，這些頭像分為三類：圓頂頭像、平頂頭像和金面頭像。考古學家推測，佩戴金面具的金面頭像代表地位高貴的巫師；圓頂頭像的圓頂似戴有頭盔，代表戰士；平頂頭像則可能代表一般的平民。而腦後有發簪的代表神權人物，頭頂有辮發的代錶王權人物。（這些頭像的下頜都是向外突出，目的是表示這都是戴著面具的頭像）

        傳說古蜀人最早生活在重慶地區，後來他們的第一代蜀王蠶叢因為有「千里眼、順風耳」（可能這位蜀王有甲亢，眼睛突出），看到遠處的成都有一平原，適合居住，於是帶著全族移居到成都平原，因此族民依照他的形象，鑄造了這個面具來放在廟里祭祀。這個面具之所以成為國寶級文物，是因為這個面具非常大，寬138cm，通高66cm，光是外突的眼睛就有16cm。

        人像高2.62米，重180公斤，是國內出土的商周文物中，最龐大的一個，被譽為「東方巨人」。

        四川博物院鎮館之寶，罍器頂似一頂頭盔，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間裝飾有兩個立體的長鼻象頭耳，兩耳之間和一面腹下各鑄一立體象首。自頸部至圈足，由四道高的扉棱將器體分為四等份，其間分別鑄四組相同的紋飾。每組紋飾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間為一蟠龍，兩邊間以要紋；腹部為濃眉大眼的要龍、張口蜷身，獨足四趾；腹下飾牛紋一周。三段皆以雲雷紋為地。蓋部頂端裝飾有四道與器體相對應的鳥形扉棱，扉棱之間裝飾有卷身要龍，以扉棱為鼻，雲雷紋為地。這件銅罍的造型和紋飾，以浮雕和圓雕的手法突出主紋和裝飾器物，對稱布置，構成瑰麗繁縟的圖案，頗具特色。整個銅罍通體碧綠晶瑩，似有古玉的光澤，是西周時期青銅器中難得的精品。其造型、紋飾和鑄造技術，綜合了繪畫、雕塑、造型藝術和工藝美術於一體，顯得大氣，帶有民族原生時代的強悍、粗獷和勃勃生機。（罍是古代貴族在祭祀、宴會、傷葬等禮儀活動中裝食物、酒、水等的容器。在貴族中，分為三等：皇室用尊、諸侯用鼎、一般貴族用罍。）

        同期出土的商代青銅尊（就是供皇室用的）

        這個青銅壺的最大特色是壺身滿飾嵌錯圖案，共120多個人物，分別從上、中、下層展現了當時生活、宴會、戰爭的場面。壺身以三角雲紋為界帶，分上、中、下三層：上層為採桑射獵圖，左為習射圖象，右為採桑歌舞圖象；中層是宴樂弋射圖，左為宴樂戰舞圖象，右為射獵圖象；下層為水陸攻戰圖，左為步戰仰攻，右為水陸攻戰。這些嵌錯圖案是在燒好的青銅壺上用硬物一點點雕刻而成，並在雕刻的凹陷處嵌入金絲，然後經過拋光等特殊處理，使金絲跟壺身融為一體（我覺得有點像景泰藍的做法）。雖然銅壺已經失去了金屬的光澤，但壺上的圖案還是可以看出很精緻，如果加上青銅和金絲的光澤，確實是一件佳品。

        古蜀人認為太陽都是由太陽神鳥帶著升上天空的，因此非常崇拜太陽神鳥。同時認為太陽有天眼，眼睛睜開就給大地帶來光明和溫暖，閉上眼睛光明就消失，所以古蜀人對眼睛也是很崇拜。而月亮則是以蛙或蟾蜍作為象徵物。

        這個圖案被國家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據專家推測，中間的圓圈代表太陽，放射出十二道逆時針的光芒，代表著12個月；光芒外圍四隻首尾相連、循環往復的太陽神鳥，代表著四季的更替。

        在古墓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十二個神態各異的石跪坐人像，這些人像臉形方正渡削，額骨高凸，高鼻樑，大鼻頭，大嘴巴，耳朵還有穿孔；赤身裸體，赤足，雙手被繩索反綁在身後，雙腿彎曲，雙膝跪地，臀部坐於腳後跟上。他們的發式也非常奇特，頭頂的頭發人中間向左右分開，兩側修剪得極短並還微微上翹，腦後的頭發又被梳成兩股長長的辮子，直垂在腰間。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豐富，或悲慟、或驚恐、或平靜、或苦澀、或茫然。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於該遺址的祭祀區內，有的與石蛇擺放在一起，有的置於玉璋之上，有的跪於石虎之前，有的旁邊還伴存著石壁、銅器、陶器等，這一切跡象說明它們是金沙祭祀活動時使用的特殊用品。這些石跪人像也可能是活人祭祀的石質替代品。

        除了有石做的跪坐人像，還有銅做的跪坐人像。

        此外，古人還有以璧祭天、以琮祭地的習慣。

        蟬紋，古人認為蟬能死後回生，因此在兵器上刻上蟬紋，希望戰士們戰死後能夠重生。

        在兵器上刻上虎紋，希望戰士像老虎那樣兇猛善戰。

㈡ 蜀文化的文化價值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
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高潮。「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里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里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里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志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
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決不盲從的態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志》「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一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學之風蔚然興起，蜀地文化在全國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華陽國志》更以「蜀學比於齊魯」譽之。
由西漢開先河而興起的蜀學，原本指儒學傳播之意，後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廣泛的認同。再經過發展演變，最後終於成為古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統稱，凡是蜀人所創造的學問都可以統稱為蜀學。蜀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攝取著新的營養，至宋代趨於成熟定型，進入繁榮鼎盛階段。北宋時以蘇東坡為代表的蜀學，名揚天下，與王安石的「新學」相反對，與「洛學」、「朔學」相抗衡。正因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長起來的蜀學，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創造，是一面足以振奮蜀人精神的旗幟，所以，在近代維新運動中，一些進步的四川學者紛紛打出「蜀學」牌，給蜀學注入時代新意，成立「蜀學會」，創辦《蜀學報》，以宣傳變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寫的《議蜀學》的文章中，還提出了「重整蜀學」的口號和設想。從不同時代蜀學的廣泛流傳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深遠影響。 《華陽國志》對先秦至秦漢間蜀人生活方式由簡朴趨向奢侈的巨變，作了簡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時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漢以來，由於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響，蜀人在衣冠、嫁娶、喪葬等各個方面，開始向奢侈看齊。「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典而羊豕夕姓，贈禭兼加，賵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這一歷史轉變過程中，蜀人養成了一種安於閑適享樂的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說正是中原文化與蜀文化相作用的結果。古代蜀人對音樂十分喜好，而巴人則以善於擊鼓唱歌跳舞而著稱。在遠古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巴蜀人歌舞娛樂，主要是通過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動以起到娛人娛神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物質的相對豐盛以後，這種對歌舞娛樂的愛好，很容易發展為對於享樂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水原豐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設施先進完善，早在秦漢時期就成為全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正因為此區自然條件優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為滋生奢靡風俗的土壤。對此，《漢書》作者雲：「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饒，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隋書》作者也說：「其人……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迨人宋世，「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大抵時代不同，俗亦微異。然其人易於滿足，追求享受，「溺於逸樂」的習性和傳統，則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來，在宋代蜀人中產生的日益強烈的懷鄉戀土，「罕趨仕進」的觀念，以及「宴安於富饒，不求宦達」，醉心於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長了游樂之風的興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來就「地狹人伙」，耕地面積有限，人們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以擴大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購大量土地，於是，整個社會財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於游樂消閑之中。這也是宋代成都游樂之風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獨立的鬼神思想系統。在《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中，記載的蜀王蠶叢、柏灌、魚鳧都變成了神仙，其民亦隨王變成了仙。與古中原說人死後魂魄歸泰山不同，蜀族則有魂魄歸岷山之說，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與中原是有區別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發掘表明，當時蜀人對自然、神靈已有一個較為系統的認識，存在著萬物有靈的觀念，以及對天、地、山、河的崇拜，並且有了巫術思想。戰國時，道家思想傳進巴蜀，開始與蜀地原有的巫術思想結合起來，構成為一種講災祥、律歷、占卜和神仙學的學派。西漢時，成都人嚴君平著《老子指歸》，影響及於東漢，為道都創始人張道陵所吸收，在其《想爾注》中，進一步發揮了《老子指歸》的思想，把《老子》一書從人學變成為神學，為道教正一派的創立奠定了基礎。至於正一道用作解除、壓勝、鎮邪等方術的符錄，其形式、構成、用法、意義，甚至方術儀式，也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符號印章」的基礎上形成的。由此可見，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濫觴於蜀地，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與蜀人的信仰方式和傳統文化相揉合的結果。
由此可見，蜀文化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不僅連綿不斷，一脈相承，縱貫古今，而且還覆蓋了蜀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長的蜀文化，不斷輻射於整個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們代代傳承，逐漸凝聚成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徵。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後代歷史上，經常可以發現啟用「蜀」的名號作為政治號召和輿論宣傳的現象，如三國時劉備的『蜀漢「政權、五代時的前後蜀政權、宋初李順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權，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獨立後建立的「蜀軍政府」等。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領域深化的表現。凡此中以證明，源遠流長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奮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幟。正確認識蜀文化的歷史地們，有助於增強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勵四川人民繼承和發揚蜀文化的創造精神，為推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

㈢ 歷史 | 古蜀文明

四川廣漢三星堆新發現祭祀坑的考古發掘，讓世人再次感受到中國考古學在新時代的巨大成就和感染力。與舉世聞名的三星堆遺址共享盛名的，還有坐落在今成都市城西的金沙遺址。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續與發展，具有許多和三星堆文明相同的文化因素，共同形成了中國西南早期青銅文化的基本風貌。三星堆以其譎詭奇異的青銅面具與人像，高大的青銅神樹以及黃金製作的面具、金杖等帶給世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刷新了人們有關世界上古文明傳統知識圖景。金沙遺址除了展現給人們與三星堆相類似的黃金面具，陰刻有魚、鳥、箭連環圖案的金帶，大量堆積的象牙等考古場景之外，也以大量新的出土文物續寫了中華文明豐富多彩的篇章，提供了中國上古精神世界更多的精彩畫卷。

現已成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的太陽神鳥金飾，是金沙遺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這是一件極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文物精品，總體呈圓形，由含金量高達94.2%的金箔片製作，圖案分為內外兩層，經過了精心刻畫和切割。外層的圖案是由四隻等距分布、首尾相接的鳥構成，內層的圖案則是同樣精確劃分、等距分布的十二支芒葉，朝著圓心向左旋轉。整個圖案均衡對稱，充滿動感，在起伏跳躍的節律中又暗含著四方圍繞中央、天道左旋、中央向外輻射出十二條光芒的深刻寓意。

人們之所以將其稱為「太陽神鳥」，是因為這個圓形的金飾很可能象徵著以太陽崇拜為中心的宇宙觀。圓形的圖案象徵太陽，中心向外輻射的十二條旋轉的金色光芒線以及最外圍首尾相接的四隻「神鳥」，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四季、十二月這樣的天象與物宜。這里，還應當提到一個十分重要、但過去往往被人們所忽略的考古現象：在金沙遺址中與這件太陽神鳥同時出土的，還有至少分屬於七個個體的蛙形金箔，其中兩件造型基本完整，可以觀察到其造型呈蛙狀，頭部較尖，雙眼圓鼓，背部中間有脊線，四肢修長，彎曲在身體的兩側，背部有兩排麻點狀的乳釘紋，這樣的造型讓人聯想到「月中蟾蜍」。如果將太陽神鳥和月中蟾蜍聯系起來思考，《淮南子·精神訓》所言「日中有踆烏、蟾蜍」的記載可謂與之暗合。由於這批金箔原來都是貼附於某個物體的表面，所以有學者曾經推測，如果將金沙出土的這幾件文物聯系在一起加以復原的話，很可能復原後的構圖是圓形的太陽神鳥居於中央，在四周等距離環繞著八個或者更多的蛙形金飾，共同組成一幅日月交相輝映的場景。這個推測不是沒有根據的。

商周時期，古代中國思想世界的許多核心知識正在逐漸形成，天圓地方、中心與四方、陰陽變化、四季更替、日月星辰的定位、宇宙的框架模型等古老的天文地理經驗，已經開始以不同方式得到表達，出現在考古材料中。如果說三星堆的青銅神樹象徵著人類遠古文明中的宇宙樹、太陽樹，那麼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所蘊含的深意，則與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金沙遺址位於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已經具有高度發達的農業，遺址中不僅出土了石制、木製的農具，還有粟、稻等植物種子，金沙先民們對於日出月落、四季更替，尤其是太陽所具有的強大力量有細致觀察和深刻體會，他們所創造的代表日月崇拜、陰陽四季等觀念的黃金製品，不僅是中華民族對於宇宙世界、天地萬物最為朴實而自然的表達，更以其幾近完美的藝術賦形，為世界美術史、上古思想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典範之作。

金沙遺址和三星堆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在出土的黃金面具、玉器、象牙、青銅人像、陶器等不同方面。但其中最能夠將兩者緊密聯系起來的，是刻在黃金器物上的一組神秘圖案。

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黃金杖體，木芯外層包裹著由金條拓展成的金箔，由於出土於具有濃厚祭祀色彩的器物坑中，所以學者們一般將其認定為三星堆遺址中代表權力、威儀、等級等含義的「權杖」，或者稱之為「神杖」「王杖」。引人注目的是，杖體上端保存著用兩組陰線刻成的紋飾圖案，圖案相同，都是一端為並列的三個頭戴寶冠、耳佩大環的人頭像，另一端有兩組相同的紋飾，各由一支箭、一隻鳥、一條魚組成，其中的神秘含義令人尋味。

無獨有偶，在金沙遺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被稱為「金冠帶」的金器，呈圓環形，出土時斷裂為長條形，直徑上大下小。這條金帶的表面也鏨刻著四組相同的圖案，其基本構圖特點也是一支箭、一隻鳥、一條魚和一個類似人面孔的圓形紋飾，和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金杖上的圖案幾乎完全相同。

目前還無法解釋這兩組神秘圖案的意義。但是，無論將其視為象徵不同族群的「圖騰」或「族徽」，還是視為傳遞某種神秘寓意的符號，兩件黃金器物上的紋樣相似度如此之高，足以表明這是來自三星堆和金沙最高等級人群之間的某種原始信息，兩處遺址有著共同的文明傳承，很可能也有著共同的表達權力的象徵：一是黃金權杖，一是黃金冠帶，然後由一組相同的圖案將其聯系在一起。圖案中的魚和鳥由一支箭串聯起來，箭桿從鳥的身軀旁邊掠過，箭頭則射進了魚的身體內，讓人不禁聯想到這是否是三星堆和金沙的先民們在用符號進行思想表述、記錄和傳承？

迄今為止，無論是在三星堆還是金沙，都沒有發現文字，對於具有高度發展水平的古蜀青銅文明而言，這無疑是令人費解的。但是這組鏨刻在黃金器物上的神秘圖案，或許能夠透露出古蜀文明中某些已經消逝的「知識密碼」。漢晉時代有關古蜀的文獻史籍中，曾記載古蜀國王的傳承系統為「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開明」，稱「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灌。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蜀王本紀》）。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圖案如魚、鳥、箭等，或許都和歷史傳說中古蜀的王系、世系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它們同時出現在三星堆和金沙具有特殊價值與意義的黃金器物上，究竟暗示著權力的交替更革，還是意味著文明的傳承不止？雖然我們今天還暫時無法破譯它們的意義，但上古先民運用神秘符號來表達某種知識、思想的能力已經彰顯無遺。

金沙遺址內有專門的祭祀區，位於遺址的東部，總面積約15000平方米，濱河而設，沿著古河道的南岸分布。可以由此推測金沙人最初的祭祀活動是在河岸上舉行，祭祀儀式完成之後再將祭品掩埋在河灘中。

和一般的生活遺址不同，金沙祭祀區內出土的器物絕大部分都不是實用品，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祭器或者禮器。從商周時期中原卜辭中所反映的祭祀活動來看，有燔燎、沉埋等不同祭法，有的是焚燒祭品、煙氣上升，使天上的神靈得以享用；有的是在土中埋藏祭品和犧牲，向天上和地下的祖先、神靈貢納輸誠。考古發現表明，三星堆和金沙有著與中原商周祭祀相同的做法，但又獨具個性和特點。

金沙的祭祀活動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祭品大量使用動物的角、牙等部位。和三星堆祭祀坑一樣，金沙祭祀區內也出土了大量象牙，其中最長的一根長達1.85米，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最大象牙。除了以玉器、銅器、石器等作為祭品之外，金沙遺址中還出土了野豬獠牙、鹿角、麂角等動物骨殖，應為祭祀時的「犧牲」，尤其是野豬的獠牙數量多達數千枚，但並沒有發現上述這些動物其他部位的骨頭，這表明祭祀用品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可能具有特殊含義。其二，祭品中有專門製作的石虎、石蛇、石龜等動物形象，五官處多用硃砂塗紅，與之共同出土的還有雙手反綁在後的跪坐石人像，有的石人像五官也同樣塗以硃砂，表明其身份和這些石制動物一樣，應是作為祭祀的「人牲」，他們極有可能是戰爭俘虜或奴隸，這也折射出金沙時期的社會變化。其三，祭祀禮儀和程序逐漸形成。金沙遺址的祭祀活動經歷了500年左右，從公元前1200年前後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770-前476年的春秋早期，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金沙人的祭祀聖地才日漸荒蕪。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金沙的祭禮活動大體上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約為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以象牙、石器作為祭品；第二個階段約從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大量使用玉器、銅器作為祭品，象牙也仍然使用；第三個階段約為西周時期至春秋早期，前一階段流行的銅器、玉器和象牙等祭品數量驟減，而大量使用野豬獠牙、鹿角、麂角等動物骨殖、美石、陶器等作為祭品。

雖同為祭祀，但金沙的祭祀區明顯有別於三星堆的祭祀坑。金沙遺址在祭祀對象、祭器使用、祭祀場所等方面都和三星堆有所不同，並且沒有出現三星堆祭祀坑中最具標志性特點的青銅頭像、面具、大型立人像、大型青銅神樹等重器。雖然金沙遺址中也出土了與三星堆祭祀坑造型相同的黃金面具、青銅小人像等，但是體量和規模都遠不如三星堆，這究竟意味著金沙時期總體國力的消退、祭祀資源的匱乏，還是兩者本身就是在不同場景下開展的不同性質、不同功能、不同方式的祭祀活動？這些都有待開展更為深入的比較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使用大量象牙、金箔神器、玉器祭祀來「溝通神人」這一點上，兩者之間是一脈相承的。

從三星堆到金沙，大量的考古發現都是與祭祀有關的遺物和遺跡，從而提供給世人前所未有的中國上古精神世界的知識圖景。為何祭祀在上古中國如此重要而神聖？這涉及中國古代早期文明的基本問題之一，即天人之間、人神之間的交流、溝通與和諧共處。上古人類普遍認為，世界上有某種「神秘力量」存在於自然界和天地人神之間，人類通過某些特定的儀式與儀軌，能夠「通天達地」，或掌握這種神秘力量的法則密碼從而得其護佑，或積極利用多種「法術」（也就是巫術）從而趨吉避凶。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原始巫術和祭祀活動已見諸考古發現。不少學者研究指出，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獸面紋、河南濮陽蚌殼龍虎圖案、安徽含山凌家灘玉版圖案、遼寧喀左紅山文化神廟與神像等，都含有原始巫術與祭祀的寓意，被認為擁有「溝通天地、接引鬼神」的神秘力量。進入中原商周青銅時代，祭祀成為國之大事，甚至形成以青銅禮器為中心的一套禮儀制度並廣行於天下。三星堆和金沙所展現給世人的，無疑是這個古老傳統的別樣表達，它既繼承了中國各地自遠古時代以來神人混雜、「絕地天通」的宇宙觀和神靈觀，又以地處中國西南的獨特視角和非凡的觀察力、創造力，構建出時人對於上古精神世界的理解、想像、運思和表達。

當三星堆成為熱門考古話題的時候，我們更應當客觀、科學地認識三星堆文明的來龍去脈，以更加寬廣的眼界去閱讀、理解古代文獻中的古蜀傳承與考古發現中的現實景象。同時不能忽略三星堆旁邊的金沙，它們相輔相成、承前啟後，互為鏡像、寓意深長，共同書就了古蜀文明悠久而輝煌的篇章。

㈣ 蜀歷史文化

一、蜀文化的傳統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這一文化交流影響過程，正印證了考古學上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模式：接觸——沖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響過程中，曾經輝煌了千餘年的古蜀文明雖然已成歷史，但作為凝聚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卻不會因此而消失。誠然，從考古器類學角度看，這以後再難發現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紋飾，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學上的文化意義。但如果從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角度來考察，便可發現，蜀文化作一種積淀了上千年歲月的傳統文化，它的影響力決不會，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繼續流傳下去，首先要看這種文化存在的環境和條件是否改變，傳承的渠道不否通暢。由於東周以後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漢以來能上能下入的漢文化，都是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內陸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質與存在方式別無二致。所以，在經過這兩度涵化後，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意識流，蜀文化的傳承渠道仍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仍會一代代接力傳下去。

二、蜀文化的文化特徵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

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飢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

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涌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

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

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

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

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

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

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

三、蜀文化的文化價值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

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

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 *** 。

「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

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

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里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里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

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這里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

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

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

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

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

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

「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

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志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決不盲從的態度。

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志》「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一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

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

四、蜀川文化的歷史怎樣

巴蜀文化 華夏文化的一個分支。

中國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慶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

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 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

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

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鹵制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

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跡。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

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

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

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

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

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

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

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

從先秦到魏。

五、與樂不思蜀有關的歷史人物

劉禪（shàn）(207-271)即蜀漢後主，字公嗣，小名阿斗。

劉備的長子，母親是昭烈皇後甘氏。三國時期蜀漢第二位皇帝，公元223-263年在位。

公元263年蜀漢被曹魏所滅，劉禪投降曹魏，被封為安樂公。 劉禪降魏後，司馬昭在一次大宴蜀國君臣時，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樂，以觀察劉禪的反應。

蜀國舊臣聽後無不現出悲慽之容，只有劉禪一人不悲反笑，開心得不得了，活脫脫是一個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馬昭當時就跟人說，一個人沒有心肝怎麼可以到這種地步！後來司馬昭又去問劉禪，說你還想念蜀國嗎？劉禪馬上回答：「此間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這個成語從此誕生。 說完這個話以後，劉禪帶來的一個舊臣就跑去找他說，不能這樣說呀，這樣說實在太沒心肝了，下回司馬昭再問你，你就說，先人的墳墓在蜀國，我沒有一天不想，然後把眼睛閉起來。

果然，不久司馬昭再次問劉禪，說想念蜀國嗎？劉禪說：啊呀，先人的墳墓都埋在那兒，我沒有一天不想。 司馬昭說不對啊，這話我怎麼聽著不像你說的，像你某個大臣說的。

劉禪馬上把眼睛一睜：哎，對啊，就是他說的，就是他教我這么說的！乍一看，劉禪的確是一幅沒皮沒臉的嘴臉，而且 *** 到了無可救葯的地步。可細細一想，劉禪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六、先秦蜀國歷史

蜀國是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蜀族在現今四川建立的國家，後被秦國所滅。

蜀族是先秦時期一個不同於華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中，據記載武王伐紂時蜀人曾經相助。但關於蜀國的歷史在先秦文獻中一直沒有詳細記載，直到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中才記載了關於蜀國的歷史和傳說。

古蜀人先祖為蜀山氏，有觀點認為：蜀山氏與蠶叢氏是從岷江上游興起的，是古羌人的一個分支。蜀國不只擁有單獨一個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開明氏諸族統領。開明五世之前，蜀國的都城建於廣都樊鄉（即今天的雙流縣）。到了開明九世建都於成都。開明十二世時「五丁力士」開辟了石牛道，打通了從蜀至秦的信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時秦國滅掉了蜀國，蜀地從此成為秦國的糧倉，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秦滅蜀後，蜀人殘部一支在王子安陽王帶領下輾轉南遷，最後到達交趾，在現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並持續了一百多年。

關於蜀國歷史最著名的詩句是李白在《蜀道難》中所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李商隱在《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鵑」的詩句。相傳望帝原名杜宇，立荊州一個傳說死而復生的人鱉靈為丞相。當時洪水泛濫，而蜀國四面環山，中間是盆地，水流不出去，鱉靈鑿穿巫山，引導水流出去，形成今天的長江。隔幾年，望帝因他功高，傳位於他，自己修道，死後化為杜鵑鳥。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風格與同時期中原一帶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時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文明程度。

㈤ 求古蜀文化的介紹·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

蜀文化從本質上說算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它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

(5)古蜀文化怎麼學擴展閱讀

在四川德陽廣漢市鴨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東北角，坐落著三星堆博物館。三星堆遺址是中國西南地區迄今發現的范圍最大、等級最高、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1997年建成開放的三星堆博物館則是一座現代化專題性的遺址博物館。

三星堆博物館現設兩大展館，第一展館（綜合館）主題為「燦爛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會物質生活；第二展館（青銅專館）主題為「青銅鑄就的人間神國」，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展館建築外形追求與地貌、史跡及文物造型藝術相結合的神韻，一展館為半弧形斜坡生態式建築，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館為三部一體的變形螺旋式建築，其整體具有「堆列三星」與「人類歷史演進歷程」的雙重象徵。

㈥ 蜀文化的傳統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這一文化交流影響過程，正印證了考古學上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模式：接觸——沖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響過程中，曾經輝煌了千餘年的古蜀文明雖然已成歷史，但作為凝聚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卻不會因此而消失。誠然，從考古器類學角度看，這以後再難發現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紋飾，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學上的文化意義。但如果從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角度來考察，便可發現，蜀文化作一種積淀了上千年歲月的傳統文化，它的影響力決不會，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繼續流傳下去，首先要看這種文化存在的環境和條件是否改變，傳承的渠道不否通暢。由於東周以後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漢以來能上能下入的漢文化，都是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內陸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質與存在方式別無二致。所以，在經過這兩度涵化後，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意識流，蜀文化的傳承渠道仍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仍會一代代接力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