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州文化
談徽州文化，我們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為一個地域的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
其前身經歷了從"三天子都" "蠻夷"之地屬吳、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長歷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
在此後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稱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地級黃山市時止。
現在我們講的徽州地域包括：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和黃山風景區；宣城地區的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等。
盡管千百年來，朝代的不斷變更，名稱的不斷變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對穩定，這就為徽州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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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
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
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
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
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
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
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
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
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
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
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
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
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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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
在漫長演進的中國封建社會，徽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的產生、崛起、興盛和逐漸從頂峰消退，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必然出現，這樣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演進，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又和中華文化大背景、和長三角歷史地理條件緊密相關。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眾，許多人必須「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經營四方以就口食」。
這一義，無反顧的「丟」，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一條生存新路的開辟，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一步很了不起的邁進。
「徽民寄命於商」，是一種生存選擇，是一種順時應變。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為中原移民，頑強的生命力是構成徽人開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僅在儒學原典中發掘到不少「士商異術而同道」的理論依據，而且在明清實學思潮特別是王學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鮮的思想營養，「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商賈何鄙之有」的吶喊給徽人為商者「治生為先」信心的堅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現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廣闊的中國長三角大市場。
南宋以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臨安(杭州)都城的繁榮，使長三角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徽商憑便利的新安江水運手段輸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產竹、木、茶、石料、葯材、紙張等有較大需求量。
在長三角大市場里，徽商進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搶佔先機經營鹽業，獲得了商業的空前發展。
典當等行業也在江浙兩淮遍地開花。
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徽商，「賈而好儒」，將儒、官、商進行了靈動的．協調，交替為用，以儒飾賈，以仕護商，以商促仕，終於在長三角這一得天獨厚的大市場上首先創出了一片天下，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聲望。
正如葛劍雄教授所言，商的興衰，說到底一靠市場二靠商品，在某些時候，這些客觀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
清道光以後，江浙兩淮的地利之便，泛長三角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崛起。
受外國資本主義工商影響，這一帶新型工商業快速發展，沿海浙商、廣東粵商崛起，而傳統工商業則逐漸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從事鹽、典當、茶木等傳統的商業，隨著時間推移，清廷官鹽經銷制度的改變使徽商失去了鹽業專利之優勢，機器生產方式又占盡了徽商一類傳統商人手工作坊生產之先機。
特別是咸同太平天國戰亂，泛長三角兵荒馬亂，徽商昔日快意馳騁的天地已成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戰亂將平靜的徽商故里變成了拉鋸戰場和荒野廢墟，「十室九空」。
這場戰亂對徽商的打擊是致命的。
在變化了的時勢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式和發展思路，順應時代潮流，實現了自己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有的則定居經營之地，成了近現代的寧波商、浙商、廣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認為，說徽商清末以後衰敗並不確切，其實是分化了。
當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們則在外國列強擠壓和自身的種種局限制約之下r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這種從歷史顛峰的消退，徽州各縣的徽商並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後，徽商鹽業整體消退，而茶、漆、醬行業仍鼎行一時。
婺源、黟縣的徽商則在道光以後的仍在各地浩浩盪盪開辟新的市場，直至民國時期，還出現了周仲友、吳榮壽，鄭吉仁、周綏之、程霖生、曹廷聲這樣一大批名傳內外的徽商。
至於有人提出，為何當代以來徽商已銷聲匿跡，風光不再?眾所周知，公私合營以後，社會主義工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長期的「滅資興無」一直發展到「堅決打擊投機倒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哪個徽人還敢執意經商「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徽商後代湮滅了當年先輩們的開拓闖勁，思想太保守太陳1日，而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市場和商品的條件。
改革開放以後，深圳、廣東，泛長三角商潮洶涌，在「南下」、「東進」打工經商熱潮中， 當代徽商也正在嶄露頭角，上海碼頭的歙縣徽商，把徽菜館開到歐洲的槐塘農民，把茶葉叫響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們正在和繼續承傳徽商的優良傳統，創造新時期的更大輝煌。
因此，我們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看作一個動態的歷史演進過程，才能理解種種似乎矛盾的徽商現象，恰如其分地評析影響徽商興衰的內外因素，准確把握歷史背景，不至於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論。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縣自宋以來先後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內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經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統稱。
歷史妁徽商，時間涵蓋宋以來直至民國；地域包括一府六縣以及周邊民眾之為商者，也還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經商者。
「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復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系的地域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相對於晉商、粵商、龍游商等等而言的一個特定人物群體。
這樣一個跨時宋、元、明、清、民國數百年的龐大特定人物群體，在各類史志、各種宗譜、族譜、家譜及有關文獻記載上有名有姓有事跡可尋的不下數千上萬，僅一部光緒《婺源縣志》，就載有婺源徽商千餘人，那些因種種原因不見記載的徽商，其數目也不在小。
要評析和把握這樣一個龐大人物群體的整體特性，准確認知其「主體形象」，似乎有幾點是需要充分註：意的：我們既要把握徽商的總體共性特徵，又要同時關注其群體內部千差萬別的個性表現，從這些豐富的個性內容中准確地歸納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們應該堅持從徽商客觀實際，史料文本實際出發，認真對這一龐大人物群體作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多種思維方式的量化統計和分析，將個案分析和整體把握相結合，而且這種量化統計和分析必須是比較科學的，比較全面的，比較系統的，而不是主觀、隨意和嚴重殘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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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何讓東西方文化融合
如何讓中西方文化融合。自從近代以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西文化就象兩條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現在相交匯流了。時至今日，運用先進通訊技術，信息傳播極快，地球上的各種文化真正進入了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互相作用的時代。舉個例子來說，如今聖誕節已由原來傳統的宗教節日發展成一個充滿親情、友情和愛情的聚會。在西方，人們這天更多地選擇和家人在一起。國內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則更多地把過聖誕作為一種時尚，他們更願意和朋友到酒吧、歌廳和商場去狂歡，他們的這種推力正把聖誕這個傳統意義上的洋節中國化。更多熱衷過聖誕的人恐怕是一種從眾心理，他們更願意把聖誕當作一個休息放鬆、聚會的機會。國務院批准出台的節假日放假方案中已將端午、清明、中秋等傳統節日列為國家法定節日，使人們在對聖誕、情人節等洋節的喜歡和追捧中也不數典忘祖，不淡漠中華文明哺育的傳統節日。其實喜歡洋節，並不代表我國人們崇洋媚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出國、留洋已不再神秘，近年來，不少美國、澳大利亞人都興致勃勃地過起春節，這充分說明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中，中華傳統文化與外國文化正在互相影響和改變著。
雖然中西文化逐漸相交、融合，但是兩種文化仍然保留著自己的鮮明個性，因為在我看來，融合是兩種或多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並各自實現本土化的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或者說，如果一定要說這是一種合流的話，這也是一種涇渭分明的合流。交會是一個事實，而融合則只是一種可能。文化總是具體的、個別的，總是表現為一定的歷史形態，沒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並不都是出於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種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標准。首先，隨著東方經濟，工業技術的突飛猛進，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和印度的迅速崛起，東西方在經濟上的差異已逐步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政治上的兩大體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也都在不斷異化，相互借鑒，去他之所長以補己之所短，爭取建立更完善的體制。其實，隨著經濟政治的不斷跨國化，文化層面已經不自覺的做出了反映並一定程度的發生了融合。一種單一的文化無論如何潛力總是有限的，只有不斷的借鑒，吸收，創新，才有發展的前途。況且這種交融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忽視的歷史潮流。中國作為東方世界有幾千年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大國，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國需要世界文化來創新，同樣世界文化也更需要中國文化來豐富。基於中西文化的交融決非是一方對另一方的霸權，奴役，而是平等互利的，因此確實是必要的。
無論如何，文化，這種人類所創造出的永恆瑰寶，有著其雋永的魅力與強大的力量。世界上美好的文化，文明，遠不止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自然文化兩種，他們有的將頑強的繼承了下去，有的已然沉默的消失，他們都如同其自然誕生的過程一般，本就沒有任何界限，暫時的沖突，只是為了更長久的存在，只是為了更加的豐富與完美。而站在城內的我們，不要總是嚮往城外的美好，無論內外，守住已有的，關鍵在於用自己的雙眼展望真美的，那麼我們文化的發展，正如千百年來，正如所有事物那浩浩盪盪的前進一般，是自然的，是自有其結局的。
文化的溝通交流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而達到交融境界的。交流當然應該允許爭鳴，但爭鳴必須是以尊重、寬容為前提，以借鑒、揚棄為手段，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最終回歸到交融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