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什麼是強勢文化
強勢文化是一種植根於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在事物規律內辦事情的方法論。其要求以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為基礎規范人的行為。
簡單來講強勢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規律的文化,反之弱勢文化則就是依賴強者的道德期望破格獲取的文化,也就是期望可以救主的文化。假如說強勢文化在武學上被稱之為「秘籍」,那麼弱勢文化則因為由於易學、易懂、易用,就成了流行品種。弱勢文化其本質上講的是依靠以及跟隨,而且弱勢文化其所追求的最高價值就是破格獲取。
❷ 文化霸權主義有什麼影響和危害
(一)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導致部分國人產生文化自卑感
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國家將西方文明作為進步的現代文明,要求各國效仿甚至是遵從其文化觀念,由此,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一種文化自卑感,嚴重的甚至喪失文化主權,不自主的成為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危害極大。這讓一些國人以犧牲自我去崇拜西方,對外來的文化不加分辨全盤接受,而對自己的本國文化不予珍惜,對本國歷史輕易否定,導致國人文化自尊大幅缺失。如若一個民族對對自己的文化喪失自信,那其是無法在世界上立足的。
(二)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破壞國人的價值體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通過壟斷世界傳播媒介進行文化侵略,力圖推行其經濟、政治模式,達到西化中國目的。西方資本主義各種文化思潮經由各種渠道,不斷異化我國文化。這種異質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向心力,改變了公民對我國政治制度的評判標准。另外,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將如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負面精神文化、社會理念、價值觀念輸到中國,逐步形成強烈的道德、文化的沖擊,擾亂和破壞了我國的價值體系。
(三)信息網路化對我國文化安全構成威脅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西方國家利用互聯網向他國輸送文化及文化產品。在現代社會,網路作為媒介已然成為主要的文化傳播工具。很多發達國家發揮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不斷通過互聯網向發展中國家輸送其文化、意識、價值,逐漸改變和同化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思想和意識。隨著現代社會中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各種新興通訊工具的出現,為西方大國實行文化霸權主義提供了更多的利器,使他們更方便改變整個世界力量對比的格局。
❸ 國家文化安全的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
國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主要有語言文字的安全、風俗習慣的安全、價值觀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在此,我們討論一下語言文字的安全問題,同時也對其他方面略作論述。
1、語言文字的安全
在文化安全中,人們很少說到語言文字的安全,但這卻是文化安全最基本的內容。這是因為,自從人類有了語言,創造了文字之後,語言安全和文字安全對於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義。
語言文字是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符號系統,它既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載體,也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穩定、最持久的構成部分。改變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人民來說是一個比掠奪他們一些土地和糧食更為痛苦的事情,必然觸及其心靈深處。在整個文化中,相對於經濟文化、政治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等來說,語言文字是一個國家更為持久和穩定的標志和符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的許多方面都可能被不斷更新和改變,甚至被完全拋棄和重新選擇,但是語言文字卻是難以完全更新和改變的,是難以完全拋棄和重新選擇的。如果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被改變了,那麼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被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可能也就名存實亡了。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和消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和標志就是漢語從來沒有中斷和消亡。有些文明古國的文明後來之所以中斷甚至消亡了,其重要原因和標志也是它們各自的語言文字中斷和消亡了。我們中國人至今可以讀懂古代漢語,而有些文明古國的後繼者卻無法讀懂前人留下的文字,更不用說使用前人使用的語言了。
作為國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內容的語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義就是指一個國家使用自己固有語言與文字的權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別是外部強權的威脅和侵害;其次是指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國語言文字的影響或侵入而失去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等領域的主導地位;第三是指語言文字在內外各種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響下保持合理的純潔性;第四是指語言文字的改革與發展能夠安全穩步進行,而不至於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於便利的不便、多於益處的害處。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興衰存亡,常常伴隨著其語言文字的興衰存亡。由於中國在唐代的興盛,中國的語言特別是文字便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也使得漢語言、漢文字、漢文學興旺發達起來。由於英國在近代的興盛,由於美國在當代的強大,英語這一本來只在西方部分民族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現在幾乎成了世界語言和文字,無情地迫使許多國家的知識分子甚至普通民眾不得不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來學習這一第二語言,否則就可能被時代所淘汰。英語在當代世界的霸權地位既與美國在當代世界的政治軍事霸權地位相適應,同時又在互相推動,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相反,一個國家衰落和滅亡,也常常伴隨著其語言文字的衰落和滅亡。從歷史上看,沒有哪個國家滅亡了,其語言文字還能夠繼續興盛,還能夠長期存在下去。同時,一個國家對外侵略與擴張,常常包括了語言文字的侵略和擴張;一個國家被他國侵略和威脅,也常常包括了語言文字的被侵略和威脅。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就曾強行在中國推行日語教學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圖從語言文字方面徹底征服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被強迫學習日語和使用日語的中國人,遭受著難以想像的內心痛苦和精神折磨。西方列強在近代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過程中,也常常強行把他們的語言文字變成了遭受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主導語言文字,其後遺症至今還在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存留著。在西方國家之間,這種語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與不安全,也有突出的表現。法國作家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後一課》,不僅反映了一個愛國主義的主題,而且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言語文字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密切聯系。法文老師在最後一課上對他的學生說:「我的孩子們,這是最後一次我給你們上課了。柏林來了命令,在亞爾薩斯和洛林的學校里,只准教德文了……」
其實不僅戰爭期間存在著他種語言文字對本國語言文字安全的威脅和侵害問題,而且在和平時期和國際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著語言文字的安全問題。當代世界,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在經濟、軍事、政治等等方面憑借著其明顯優勢占據著世界霸主地位,有意無意間對發展中國家採取霸權立場和態度,而且文化領域甚至在語言文化領域也對發展中國家採取霸權立場和態度,從而形成了人們常說的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以及包括生活話語霸權、學術話語霸權在內的話語霸權現象,直接或間接地侵蝕著欠發達國家的語言文字,影響甚至威脅和危害著發展中國家的語言文字安全。對此,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不少國家的民族語言保護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目前民族語言保護的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人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對民族語言重要性的認識。正如中國學者周海中教授所言:當今處於弱勢的民族語言正面臨著強勢語言、全球化、互聯網等的沖擊,其社會使用功能正處於逐漸弱化或消失的危險境地;因此有關機構和語言學界都應該採取積極而有效的措施,搶救瀕危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也有利於民族團結、社會安定。
2、風俗習慣的安全
除了語言文字安全之外,風俗習慣安全是國家文化安全的另一方面重要內容。
所謂的風俗習慣,就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獨特而穩定的風尚、禮節、信仰、做法等等,表現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活動、巫術禁忌等內容廣泛、形式多樣的行為模式中。在這些方面,任何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都有自己的特異之處,而這些特異之處不僅是歷史形成的,為本國本地本民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物質便利和精神寄託,增加了親和力和向心力,而且對維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團結和穩定發揮著獨特的積極作用。
風俗習慣的相對穩定和繼承發展,以及在穩定基礎上的變易更新,是一個國家和平時期安全穩定的重要社會基礎,更是一個國家戰敗投降之後以期復國振興的最後資本。當作為社會基礎的風俗習慣受到外力的威脅和破壞時,特別是當他國他族作為入侵者和殖民者強迫一個國家和民族改變自己的風俗習慣時,必然要遭到本國家和本民族廣大人民的強烈抵抗。一個國家的軍隊比較容易被打垮,政權也比較容易被顛覆,但其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風俗習慣則是難以改變的。無論是征服者,還是被征服者,都十分清楚的是:徹底征服一個國家,不僅僅是要征服他的軍隊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正因如此,歷史上許多征服者在打垮一個國家的軍隊,推翻一個國家的政權之後,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改變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語言文字和所執的風俗習慣;而一個被打敗亡國的民族,也總千方百計地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以圖東山再起。猶太民族就是這樣一個被征服過但沒有被消滅掉的民族,當今的以色列國就是由這樣一個歷盡千難萬苦而不丟棄自身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來的。
在強調風俗習慣是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之一,強調風俗習慣的保持與延續對國家文化安全及整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時,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風俗習慣並不都是優秀的、積極的、先進的,也並非永遠不可更改的。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都在隨著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而不斷變革著。所謂的移風易俗,就是要改變那些不合時宜的風俗習慣。但是,這種變化和改革應該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漸進的、溫和的。
3、價值觀念的安全
如果說風俗習慣表現出來的是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和人們的言行模式,是文化中較為外在也較為淺層的方面,那麼價值觀念則是這種言行模式背後發揮支撐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內在也更為深刻的本質方面。
在哲學理論層次上,價值觀念亦即價值觀,是指不同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價值的本質、價值的結構、價值的類型、價值的表現以及社會應有的價值取向等有關價值問題的認識和觀點的總和。這一方面雖然也是一個國家價值觀念安全必然涉及到的,但卻它更趨理論性,而對社會實際生活不發生直接影響,因而並不是國家價值觀念安全的最重要的內容。
國家價值觀念安全的重要方面在於廣大國民對傳統和現存價值觀念採取什麼態度,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什麼樣的價值觀念,有什麼樣的價值取向。因此,從社會生活的實際來看,價值觀念則是廣大國民對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甚至自然現象的是非判斷和基本態度,以及他們對自己將欲採用的行為目標、方式、手段等方面該與不該的價值定向。國家價值觀念的安全問題,也正是廣大國民對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在的價值觀念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由於這種態度不僅與家庭、社會、國家對國民的教育相關,而且與其他國家各方面的文化影響、滲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識形態煽動等相關,因而國家就不能不對國民價值觀念的變化給予高度關注。國家價值觀念的安全,也就是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存的價值觀念在當代社會和廣大國民中合理而有效地得以保持與延續,而不至中斷與消失。
價值觀念的安全是相對的,它並不是說一個國家傳統的和現存的價值觀念完全不變就是安全,更沒有要求任何國家都必須保持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變,而是強調保持一個國家基本價值觀念的連續性,同時又不否認價值觀念與時俱進地發展變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4、生活方式的安全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集中體現,是個人內在之價值觀念的社會性外化,也是社會外在之風俗習慣的個體性活化。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在文化上的不同,集中表現出來的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樣,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也集中體現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不同國家間的文化沖突更集中體現為生活方式的沖突。
正因如此,在美國歷屆總統每年提交國會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生活方式的安全總是其關注的重點。喬治·凱南認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心目標是保護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國的干涉和威脅。199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我們國家的安全戰略一向是尋求實現廣泛的、一貫的目標。我們總是設法保護我國的安全,保護我國公民和我國的生活方式。」
雖然學者們對生活方式的定義差別很大,但這里所講的與國家安全相聯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等等相對的狹義的生活方式,而是指人們在一定社會條件和環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質和精神、經濟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等領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質生活在內,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內;既包括經濟生活在內,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內;既包括私人范圍內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領域中的生活。因此,一個人對時間、金錢的消費態度和模式屬於他的生活方式,一個人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態度和參與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生活方式已經超越狹義的文化領域,而屬於廣義的文化范疇。
雖然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個體、不同群體、不同社會集團,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別,但在與另一個國家的比較中,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時又區別於他國的特徵。這種具有國別特色的生活方式,為國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穩定的條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為一個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保持其文化特質和民族特質的重要內容。
但是,生活方式安全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國民生活得更舒適、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嚴,因而當傳統的和現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響這些目標實現的要素時,當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選擇時,那麼無論它們是在本國生長出來的還是由他國傳來的,國民都是可以考慮對原有生活方式進行或多或少的改變,以獲得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這是歷史進步的要求,並不是對國家文化安全的破壞。當然,生活方式的變革應該是進步的、合理的、漸進的,一方面符合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於引起社會的過度動盪而危及國家安全。在我國,當前提倡確立一種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
❹ 什麼是文化霸權主義
文化霸權,由葛蘭西提出的。是指除了以暴力來維護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之外,還必須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由此導致被統治者在心裡觀念上的順從和滿足於現狀,而這種領導職能建立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共同信仰之上,也就是建立在統一的意識形態上。
(4)生活中有哪些文化霸權現象擴展閱讀: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對文化研究,尤其是大眾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為大眾文化提供了一個整合框架,開拓了大眾文化領域,以雙重視點去看待大眾文化,即既不把大眾文化看作是麻醉劑,是腐蝕愚弄大眾的工具,也不是對大眾文化一味地歡呼歡迎(文化民粹主義的觀點)。
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沖突的場所,是國家意識形態與大眾相互斗爭、相互協商和談判的場所,這樣就能更為豐富和深入地幫助我們去理解大眾文化,為我們理解大眾文化提供了新的視角。
對於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克勞(Laclau)和墨菲(Mouffe)以話語理論做了重新思考,批評了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中所殘存的兩個「本質主義」方面,一是堅持領導權的階級主體性,而忽視了非階級的社會力量之間所展開的斗爭。
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領導權並不以階級、階級斗爭為核心,它是一個差異體系,是不同社會力量在對抗中所展開的斗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文化霸權
❺ 文化多元化對世界有哪些影響
多元文化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重要資源,它可以造福於子孫後代。在世界范圍內,各民族各地區的傳統文化多姿多彩,構成了獨具魅力的人文風景。因此,文化多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民族文化帶來一定沖擊,但總的來說,文化多元化有利於世界民族和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增強生命
事物相異相合、相輔相成,不同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新事物,也就是說,多樣性有利於事物取長補短,創新發展;單一性使事物沒有活力,經常會導致生機窒息。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創新和創造的源泉。文化創新或某種新文化的創造,在許多情況下是有賴於對不同文化元素的重新組合。一個社會已有的文化元素越多,文化多樣性就越豐富,人們的選擇就越多,就越能誘發人們的靈感和創造性,文化創新的可能性就越大,創造、發明就越是豐富,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完全適用於全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文化規律。中國文化也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哲學、宗教、文學和藝術的發展,而印度佛教也在中國發揚光大。可以說,古今中外許多著名舞蹈、音樂、文學、繪畫、工藝等都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沒有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維護平衡
就像地球需要保持多種生物才能達到生物平衡一樣,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也需要多樣性的傳統與智慧。人類每一種文化都是經歷了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積淀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經驗和智慧、它們的信息庫藏都是其他的文化所無法替代的。每一種文化都是在與異質文化交流與接觸,並對異質文化作出選擇過程中發展的。在現代文明迅速席捲全球的今天,每時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在消失。一種落後的地方傳統文化的消失,誰也不會注意,誰也不會感到惋惜,但當一批文化群落消失的時候,文化的生態平衡就會遭到破壞。我們面臨的是自然生態破壞、自然資源減少的問題。①因此,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才能避免文化走入「特質化」道路,「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性,就如保護瀕臨絕滅的稀有種屬一樣,是為了人類全體文化的永續存在而保存」。②文化多樣性給文化進化提供了豐富的選擇和更大的可能,而保護文化多樣性是對文化差異性的尊重,是維護文化生態平衡的必要前提。
抗拒霸權
當今世界的文化霸權主義是指某些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將本國文化強加於其他國家的一種做法,其實質就是維護文化一元化。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著文宣稱:「雖然美國的流行文化和消費品席捲全世界,滲透到最邊遠和最拒斥的社會……在經濟、意識形態、軍事技術和文化方面居於壓倒優勢」,但美國「要想重新喚起較強的國家優越感,還需要戰勝美國存在的崇尚多樣性及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③他得出結論說:「如果多元文化盛行,如果與開明的民主制度的共識發生分歧,那麼,美國就可能同蘇聯一道落入歷史的垃圾堆!」為了維系這種「共識」,「增強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就必須製造一個假想敵」。亨廷頓清醒地看到,非西方國家(比如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文化自覺意識,已日益成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種強大力量。為此,他才提出要學會與不同於西方文化傳統的非西方民族和諧相處的文化對策,並主張要盡力去辨認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存在的共性因素。未來世界只能是不同民族共存的世界,時代要求每個民族不得不學會與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利益,不利於自己的發展。
化解沖突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當今世界並不安寧,民族沖突時有發生,如阿拉伯民族與西方民族的沖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愈演愈烈。化解民族矛盾,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系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和睦相處的重要條件,而民族平等是民族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基礎。因為每一個民族,無論其大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都為人類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都應該是平等的。而在每個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對異質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也應該得到尊重、理解和認同。
影響
當然,要實現這一過程,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因為「全球一體化」與「文化多元化」首先就是一個悖論。「文化多元化」還是一個前瞻性的遠景,還是一個僅局限在知識分子群體內談論的話題,而「全球一體化」則是一個既成事實。雖然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包括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都在批評西方中心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東西方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關系問題,但其理論術語、思維空間、批評指向等,仍然是在西方文化語境中進行的,仍然局限於西方知識體系之內。在賽義德那裡,東方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是西方人自我主觀性的投射、權力的反映,他對西方的解構與批判,仍然是西方話語,而並非是「有關東方的真正話語」。 因此,要真正實現「文化多元化」,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在何種意義上實現「文化多元」,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程要走,這要取決於全球化的實際進程以及發展方向。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在京所作的題為《論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的學術報告中,曾談到其中的三個重要影響:第一個是「自18世紀以來作為政治與社會組織的統治形式的單一民族國家完整性與權力的下降。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商業全球化,因此,作為傳統的經濟組織所在地的單一民族國家在逐漸失勢」;「全球化的第二個影響是它帶來了許多新型的、建設性的、具有潛在影響力的社會組織以及新的團體」;第三個影響是對人自身的影響,他援引W·本傑明的話說,「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這些19世紀工業化帶來的變化,使人類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全新的感性,隨之而來的是在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用我們自己的話概括一點地講,這三個影響分別對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層次。全球化當然首先會對國家的政治權力產生制約,會實現「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過渡。隨之而來的則是政府讓渡出來的直接管理經濟的權力,將越來越被跨國性經濟組織所接替,例如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所發揮的作用及產生的影響,可以明顯地說明這一點。全球化對人自身的影響涉及到文化問題,因為無論什麼樣的文化,都無不以對人的關懷為自己的主要職責。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新的通訊交通工具、新的娛樂方式、特別是國際互聯網,對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將越來越明顯,對人的主觀感受也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總而言之,民族國家的衰落;新的電子通訊的發展、超空間的團體;可能產生的人類的新的感性、導致感性體驗變異、產生新型的超時空的人」, 這都是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果。
我們需要考察全球化帶給人自身的另外一個結果,即全球化帶給人們的認同危機。的確, 全球化不僅使人的感性體驗方式發生極大的變異,而且還隨之帶來了人的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曾發生在工業化之後,大工業化生產產生了人的異化,而信息時代所產生的人的孤獨感一點也不比過去減少,甚至有加大的趨勢。雖然人們可以通過打電話、看電視、在電腦互聯網上搜索來建立與他人更廣泛、更直接的聯系,但毫無疑問,靠這種方式所建立起來的聯系都無不帶有一種欺騙性、虛假性,人們得到的是一大堆言語的、聽覺的、視覺的現實幻影,而失去的則是作為感性與理性統一體的自我的真實體驗。缺失就是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嚮往一片純凈的私人空間,自然會追尋那個安適的精神家園。近代詩哲們追問的問題是「我們是誰?」而人們可能會對「我們屬於誰」這樣的問題更加敏感。因此,全球化不僅帶來了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喪失,而且也產生了對私人空間、精神家園的迫切需要。這樣,人們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的認同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正像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說的那樣:「文明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在文化上感到安適,因為它使我們區別於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種他們』。」我認為,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與合理性,正是基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的一種精神缺失以及由此產生的需要,正是根置於全球一體化這一現實土壤之中。
理解
文化多元化的含義也是多層次的。它不僅僅是指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榮,而且它也意味著在某一單一民族國家中的傳統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寬容以及必要時的吸收,最重要的是,文化多元化還是一種新思維,它要求人們從傳統的一元式思想方法轉變到多元式思想方法,從絕對論轉變到相對論。
要談文化多元化,自然逃不過「文化是什麼」這個頭疼的老問題。迄今為止,有關文化的定義已經超過150種,在將來,數量肯定還會增加。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情況,是與文化這個概念的多義性有關的;而文化概念的多義性又最有可能與文化本身的多層次性有關,人們很可能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來界說文化,這也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接受的是那種無所不包、無限泛化的文化概念,因為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認可文化整體性概念,即將文化看成是一個整體性結構,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這個整體性結構中,一定存在著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的區別。構成文化核心的深層結構是那些在全球性范圍內將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區別的文化的根本性特質,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所說的:「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該民族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模式」 。如果是從這個方面來看待文化的根本性問題的話,那些諸如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居住文化等等自然會被排斥在文化核心之外。在我們看來,即使真有那麼一天,人們吃同樣的飯、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也不會使文化導向單一的一種。正像一首被廣大華人所傳唱的歌所說的那樣:「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流淌在每個民族的心靈中、體現著不同民族特徵的東西,它既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同時它還包括民族信仰和價值趨向等;而語言、藝術、宗教、哲學等則是它主要的客觀性載體。
作為深層結構的核心文化也不同於那種在政治、經濟基礎之上的、屬於上層建築的文化的概念。這種文化概念,其實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必須與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並由此產生了不同時代的文化形態,諸如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在我們看來,這些文化形態只是文化結構的表層,而在這背後,還隱藏著更深層的東西,它們是封建主義時代的文化、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社會主義時代的文化。個人主義可能是資本主義文化,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則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文化。對於前者而言,它與政治、經濟體制密不可分,對於後者而言,它卻具有一種永恆的價值,這種價值並不會隨社會體制的改變而改變。賽義德認為,文化首先「意味著那些所有的慣例,諸如藝術的描寫、傳達和再現等,它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常常存在於審美形式之中,其中一個原則性目標是追求快樂」⑹。 作為「相對獨立於政治、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文化,雖然也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它同意識形態的關系絕不是線型決定論式的關系,它還具有著一些超意識形態的特質。一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致力於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但這決不會妨礙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也決不意味著它對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的擁護。
假如我們將這兩種文化都看成是構成文化整體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看到二者在文化整體結構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不一樣的。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的體制文化構成為文化結構的表層,而體現著民族特性的文化則居於文化結構的核心(深層)。當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變革的時候,首當其沖的是引發文化表層結構的變化,並在核心周圍構成一道保護地帶,這個保護地帶起著將沖擊力引向自身的作用,保護著文化的價值核心不受到摧毀。只有在一個民族的價值信仰以及思維、行為模式徹底發生變異的情況下,也就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價值核心也遭到破壞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徹底斷裂了,消亡了。
正是基於文化深層結構的穩定性,它才在全球性范圍內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當然,在不同的時代,文化核心、文化的深層結構會面臨不同的挑戰以及作出對挑戰的積極回應,但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之上,在此基礎上,在保證本民族文化核心延續的前提下,可以無顧慮地吸收與融合來自異質文化的對本民族的整體性文化發展有益的東西,從而實現在單一民族國家中文化的多元化。或者還可以走得更遠些,在保證本民族文化主導性地位的前提下,對於異質文化、他者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本民族國家的存在也保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只要它不構成對本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侵害。而要做到所有這一切,顯然都有賴於一種多元化的思想方法。
應對
不可否認,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確開始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進程。與此同時,許多有識之士也已認識到,中國要自強、自立,除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外,別無其他法門。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說:「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 的原因,一面也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片戰爭後漸漸發動,……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拿『變法唯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經歷的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覺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
梁啟超在此所說的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經歷的三個階段:經濟、政治和文化,分別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對應。這形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循環圈。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沖擊是巨大的,但也不能由此簡單地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五四已徹底斷裂了。林毓生在《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文中,曾就五四與傳統的辯證關系發表過很好的意見,他用思想「內容」和思想「模式」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指稱五四對傳統的批判性和繼承性。也就是說,五四的反傳統是在「思想內容」這一層面上進行的,而在「思想模式」這一層面上,五四卻繼承了中國的傳統。這種在「思想模式」上的繼承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中國傳統中的「實踐理性」仍被五四代表人物所繼承。這種「實踐理性」也就是林毓生所說的「真實(reality)的超越性與內涵性具有有機的關連」,也就是說,中國傳統並不追求超越現象的本質真實,而是在現象中追求本質,在現實的人生中內涵著超越的意義,所以不關心身後之事。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含義。二是五四精神中蘊涵著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的,它與舊俄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權威與制度發生深切「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分子激進精神,以及與西方社會以「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的風格,是有本質區別的⑼。由此看來,向西方學習,並不一定會帶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這是我們在考察了中國近代社會 發展在經歷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西方化循環之後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
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後,我們也似乎正在重復著這個循環。不過順序有所變化,經濟體制的改革與接受西方文化幾乎是同步進行的,而政治層面的改革則顯得稍微滯後。我在此所說的政治層面的改革當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改變,而主要是指管理制度的改革。對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現代化將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發展的目標。從現實的要求出發,經濟改革要進行得順利一些,管理體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相應的,人們的一些法制觀念、公民意識、財產權、工作的敬業精神等具有現代性特徵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也理應得到加強和改善。如果傳統文化沒有給我們提供這種東西,向西方學習便是必要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要完全放棄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呢?決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放棄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核心價值的東西。這又回到了那個老問題,即我們如何看待文化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樣一種關於文化的定義,即把文化看成是一種思維與行為模式,看成是一種信仰和價值趨向,那麼我們可能會對日益發展著的現代化的趨勢寬容一些,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消除我們對於自己文化傳統的焦慮。因為正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如果吸收和融合的是那些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政治改善的屬於西方體制文化層面的成分,這並不會導致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核心價值的改變。而且處理得當的話,反而會加強對核心文化傳統的認同。一個明顯的實事是,極力宣揚中國文化價值的人常常是那些經歷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國外華人比我們這些生活在國內的人更容易體驗到對中國文化的需求。道理很簡單,一種對自身文化的信念只有靠在與文化「他者」的對比中才更容易確立起來。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即使我們能夠充分享受現代化帶來的各種便利,又不致使我們喪失自己文化的認同,我想在這一問題上大家應該是有共識的。
所以,我們既沒有必要因擔心中國傳統的喪失而反對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及管理制度,也沒有必要因為要進行現代化建設而去反對和放棄我們的文化傳統。因為說到底,文化的根本問題與政治經濟問題是本質不同的兩種系統,兩者不能用誰決定誰的單向思維來看待。我們盡可以參入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沒有必要擔心這會妨礙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
思想應該統一,但是,思想的統一隻是個方向,它和兩平行線相交於無限遠一樣,是在有限時間內無法實現的東西。思想是文化的重要范疇,是文化中最活躍的部分,思想的多元化是文化多元化的核心。思想的多元化有的來自世界的一體化,有的來自現實的思維。前者屬於歷史的積沉,後者來自社會的現實發展。
文化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的落後會制約文化的發展,同樣,文化的落後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但是,也不排除文化的發展在某一方面脫離經濟的制約超常發展的情況。如果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與具體的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那麼,這種超常的文化發展同樣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所以,人類社會只有平衡發展才能持續穩定地發展。
文化的多元化表現在文化的各個方面,但是,不管是文化的整體還是在文化的哪一個具體方面都不能過快走向單一化,都必須與其它方面的多元化相適應,更應該與經濟的發展相適應。
方向
保留現有文化、吸取外來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多元化就是不要把文化搞得單一枯燥。
動力
文化的基本原則就是表現,這種表現實際上是一種自我表現,是每個人內心的一種表現。因此,文化在本質上就是多元化的。這種多元性同現代社會在經濟上的利益分化、政治上的個體化密切聯系在一起。因此,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都是文化多元化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