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為什麼落後

Ⅰ 楚文化的發展經歷哪四個階段

楚文化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不斷發展壯大的。按楚文化不同時期的特點，可把楚文化劃分為濫觴期、勃興期、鼎盛期和轉變期4個階段。

楚人建國丹陽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濫觴期。在這一時期，楚國完成了由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在兼采華夏文化和蠻夷文化之長的基礎上，開始創造自己的特色文化。總的來說，此時的楚文化與華夏文化尚沒有明顯而重大的區別，尤其是陶器、青銅器等物質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畢竟顯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鳳好巫、開拓進取、不拘禮法、愛標新立異等特點為後來楚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春秋時期是楚文化的勃興期。這個時期，楚文化開始呈現出自己鮮明的特點，表現在各個方面。從社會形態上看，農奴制布滿了楚國各個縣邑，奴隸制相反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於夷夏之間，實行撫夷屬夏的國策。對於所滅之國，楚人的作法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而不以俘掠奴隸為好。從官制上看，楚官多稱尹，從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從行政建制上，楚國首創縣制，後為各國效仿；在兵制上，稱謂、建制也與中原多異。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經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個性與氣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來。

戰國時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時，銅器生產登峰造極，鐵器普遍推廣，絲織刺綉興旺發達，漆器木器應運而生，城市建設欣欣向榮，物質文化可算是達到了頂點。與勃興期明顯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國精神文化大放異彩，給予後世巨大的啟迪，從哲學到文學，從字畫到樂舞，無不獨風騷，彪炳千秋，更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會體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趨於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獨特的"這一個"，千百年來為人們津津樂道。

秦漢之際為楚文化的轉變期。秦國滅掉了楚國，並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擊。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遠比物質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劉邦、項羽大興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復甦之勢，但離開了物質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終究是不可能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了。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自成體系的楚文化不復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卻與傳統中原文化一樣，成為新的漢文化的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進，共同創造著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

Ⅱ 什麼是中原文化什麼是楚文化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關系他們是如何發生沖突的

中原文化信天命、祖先，楚文化信鬼神、巫術，中國人如今的文化呢，信天命也祭祖先，信鬼神更信巫術。這就明白了吧

Ⅲ 楚辭的影響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系；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並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蠻荊」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系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復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盪、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鍾，被中外專門家譽為「世界奇跡」，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范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盪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系。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我們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制；《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就是「吟」。（所謂的「吟」，就是介乎於「讀」和「唱」之間的一種形式，是以一種較為簡單的調子來吟完整篇文章，當然，楚辭之中應該還有當時楚地的楚音。）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朴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復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像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像，上天入地，飄游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游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朴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