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代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掘《長江開發報》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題為《盤龍考古新發現，「商代」過大別崇山峻嶺，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重新改寫》文章介紹，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教授20年來潛心研究整理盤龍城遺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結論：被譽為中國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最近有新發現，該城的興廢歷經近300年，它將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提前到商代。「……將武漢城市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年。……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
文章說，盤龍城於1954年防汛時發現，於70年代大規模發掘，迄今共發掘文物二千餘件，其中大銅鼎、大銅、大玉戈等數十件文物為罕世珍品，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嘆為觀止。中外專家們稱，盤
龍城系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保護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寶，是江漢大地的一座文物寶庫，是「研究中國古城不可多得的標本。」
文章說，盤龍城遺址東西長二千一百米，南北寬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積一百一十萬平方米。擁有古城址、古宮殿、古城牆、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跡景觀……在已發掘的兩座宮殿中，一座設有四室，周圍是迴廊的宮室，另一座布局為一大空間廳堂。兩座宮殿為前朝後寢格局，系當時祭祀、冊命、聽政、出師、盟會等舉行國家大事的地方，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同時，四周作坊林立、釀酒、制陶、冶煉業十分發達，系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據考古研究所近期鑒定，盤龍城興建於商代二里崗期，荒廢於殷墟一期，歷經時間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間。盤龍古城遺址與武漢市城區僅一河之隔。……為古代河流灄水、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匯地帶！
《長江開發報》的上述報道，無疑是「漢江------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一命題的最新支持論據。一、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是在漢水之畔開的先河，打破了史學界關於「興建古城於春秋戰國」的統一認識。二、「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漢水文化的數十件文物是從漢水之濱出土的；在商代漢水流域就有了「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的」古城。三、從它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把中國興建古城的歷史由春秋戰國時期提早到商朝時期這一史實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過了大別山」，還是「漢江文化影響、造就了商代文化」這一新的急待重寫的中華文明起源學說課題。
《湖北日報》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報道：「荊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海內外學者近三百人來荊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紡織、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專家們認為，楚文化成就包括銅鐵冶煉與鑄造技術，磨漆彩繪工藝，絲綢加工技術，道家哲學，楚辭散文和音樂舞蹈，在當時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英國大英博物館館長羅森夫人說，「楚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力。（漢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更令人叫絕：世界上第一塊可鍛鑄鐵；世界上第一塊每平方厘米紡織170根絲的高密度絹；世界上第一件脫胎彩繪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連續發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張可折疊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僅熔鑄於楚人後代的心底，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財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2. 求荊楚文化的具體介紹
【荊楚文化簡介】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
【荊楚部族的興起】
楚，也稱荊楚，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家為什麼叫做「楚國」呢。「楚」本是一種灌木的名稱，也叫做「荊」，在南方江漢流域的山林中極為常見，可用作薪柴等多種用途，人日常離不了。於是遠自商代時，北方中原人就以荊楚來稱呼江漢流域的南方地區和南方部族，比如《詩經·商頌》中說的「維女荊楚居國南方」。但是，構成楚民族主體的，卻並不是江漢流域的土著，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支部族遷移到江漢流域，不斷地與周圍的土著民族（九黎、三苗的後裔）相互融合，發展成為一支強盛的荊楚大族。
荊楚部族在與北方商王朝的對峙中也吸收了先進的商文化，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周朝初年，轉投周王的荊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從春秋開始，楚國迅速強盛起來，尤其是到了楚莊王時，楚吞並了周邊的許多小國，成為一方大國。
【先抑後揚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個歷史的地域概念，大體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為中心，向周邊擴展到一定的范圍。當北方有炎、黃部落在創造中原文明的時候，南方江漢流域也興起了九黎部落，並創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這之後，隨著九黎部落被炎、黃部落擊敗，以及後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強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漸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後與中原的另一個原因是江漢流域多山林水澤，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區的氏族部落那樣較快地由採集和漁獵轉入農耕和畜牧，這種生產力的緩慢發展相應地限制了文化的發展速度。因此，當北方已經出現了夏、商等奴隸制國家後，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屢遭中原勢力的壓迫和征伐。但就是在這種持續千年的蠻荒背景下，逐漸孕育發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後的楚國家，並成為當時中國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時、地利融匯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開創了獨具異採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辭」】
「楚辭」這一名稱起於西漢。它有兩種含義：一是詩體名，指戰國後期由屈原等楚國詩人以楚地民間語言和民歌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詩歌載體；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由西漢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後人模擬的作品，名為《楚辭》。由於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他的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後人提及楚辭無不言屈原的代表作《離騷》，並常以「騷」或「離騷」作為楚辭的代稱。
楚辭的產生離不開楚地特有的民間習俗。江漢水鄉，民間巫風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這一帶很早就流傳著有別於中原地區的楚地民歌，這些因素都是楚辭得以產生的基礎。雖然在《詩經》這樣一部廣泛采錄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四方各國民歌的總集中，幾乎沒有收錄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於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楚地方言也難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僅從各方典籍保存下來為數極少的楚歌來看，其內涵豐富，敘事抒情都極富浪漫主義色彩，對楚辭的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文化、荊楚文化同屬一個概念，均指楚人、楚國創造而長期沉澱的文化實體和形態。我們這里說的它們是同屬一個概念，是因為歷史上荊、楚不分，荊、楚或荊楚、楚荊作為一種特定的稱謂，已沿襲三千多年了。如《詩·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這里是「荊楚」聯稱，荊在前，楚在後。《竹書紀年》說：「昭王十六年，伐楚荊。」這里是「楚荊」聯稱，楚在前，荊在後。另據《春秋》記載，魯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稱荊，但自魯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後，就改稱為楚了。這樣看來，荊或楚，荊楚或楚荊聯稱，其意思是一致的，似無多大區別。時至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釋荊：「楚木也，從刑聲。」釋楚：「叢木也，一名荊也。」這樣就把荊山、荊楚木、荊州、荊楚國，統一了起來，形成為系統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時，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說：「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沈括《夢溪筆談》也說：「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至此，荊楚約定俗成，成為一個專稱楚族、楚國和荊楚地域的一個特有的稱謂。當然，歷史上也還有其他各種說法，如《詩·商頌》毛傳說：「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又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註：「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荊。」但不論何種說法，荊和楚早已溶合為一體了，絕不能截然分割開來。作為楚人族所創造的文化，並在荊楚大地得以長期沿襲下來，當然也就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了。那種認為楚文化是專指為楚國時期的文化，荊楚文化則為荊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時空文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文化是傳承性的，源流嬗變，涓涓不息，楚國雖亡，文化不滅。我們今天溯其源，觀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從時空的角度，研究荊楚文化，著力為建設現代文明服務，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要求的，但不能說這就是荊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荊楚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形態，有它本身的內涵和屬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科學體系，不能把荊楚地域內任何時期的文化、都稱之為楚文化或荊楚文化。
關於楚文化或荊楚文化的內涵，從目前大家比較習慣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即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這種概括，只是羅列荊楚文化所大致涵蓋的內容，絕非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的本質性蘊涵。
在楚物質文化方面，應包括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城市與交通各個方面。在農業方面，主要是體現在各種農具的發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興建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產品的發展。楚國是南方的農業大國，鐵農具先進與水利事業發達，是楚國農業兩大特色。「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戰國策·楚策一》，此乃歷史公論，反映了楚農業發展的豐碩成果。楚國手工業成就輝煌，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鐵器鑄造、絲織業、漆器業、竹木器業、建築業、造船業和料器製造業等各個方面。其中以漆器業、絲織業為最突出，可謂達到當時古代世界生產力水平的巔峰，其出土實物，至今為世人所傾倒。楚國歷來重商，故楚國商業成就突出，它生產的產品，不僅輸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還遠至中亞、東南亞地區。隨著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大有發展，除銅幣外，還有金、銀幣。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楚國城市眾多，水陸路交通四通八達。這一切都屬於楚物質文化的基本內容，表現了楚人的勇敢與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並為自己創造了『第二自然』」高爾基語。「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長期的奮斗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既見於文獻記載資料，更直接見於考古發掘實證資料。由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楚地出土文物眾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學者提出「考古意義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實，文物是文化活動過程的結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質文化的成就，也體現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荊楚文化的八大內涵】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
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
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
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
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
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
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3. 請問楚漢文化是在歷史上的什麼時期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 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 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 ，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 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 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 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 「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 。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 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 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 」。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 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7]。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 「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8]以此來解釋楚文化 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 」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9]。項羽 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 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10]。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 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 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 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 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 [12]。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 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 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 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15]，也就是 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 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 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 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 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 。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
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 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16]，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 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 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 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 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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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劍雄：《移民與秦文化》一文中已詳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種不同的含義：秦人文化、秦國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文化論叢 》第3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7—72頁。
[2]《史記》《正義》釋「依古以來」為「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3](清)惲敬：《三代因革論》，《大雲山房文稿》，卷1。
[4]《史記·魏世家》。
[5]《史記·六國年表》序。
[6]《史記·高祖本紀》。
[7]《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風俗通義》。
[8]《漢文學史綱》，《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頁。
[9]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10]袁仲一：《從考古資料看秦文化的發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第1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11]筆者注意到黃留珠先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說：「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見《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 第二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9—90頁。
�[12]《史記·禮書》。
�[13]《史記·高祖本紀》。
�[14]黃留珠：《秦文化概說》，《秦文化論叢》第1輯，第94頁。
�[15]《過秦論》，《史記·秦始皇本紀》引。
�[16]《漢書·董仲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