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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楚文化哪個好

發布時間:2023-03-05 19:09:48

Ⅰ 湖北和湖南,哪個能夠代表楚文化

湖南,湖北都與楚文化有著重大的淵源。但是普遍認為,湖北更能代表楚文化。如今普遍認為楚文化發祥於湖北,這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國便是在湖北境內發展繁衍的,在湖北境內發掘出大量先秦時期百姓生活居住的文物和遺跡,這也是最好的證明。

湘楚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發展脈絡。湖南地區在春秋末期戰國早期的時候就已經是楚國的領土。當時的楚國,在湘南地域設置了兩個郡,分別是黔中和長沙,因此在這里也算是有濃厚的湘楚文化。同時大家都知道是楚國人的屈原被放逐江南的時候,生活窮困潦倒就是在江西地獄度過痛苦的下半生。但是相較湖北的荊楚文化,巴楚文化而言,湖南的湘楚文化知名度更低,發掘的歷史文物以及先民生活痕跡更少,這也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生活地域主要在湖北地區。

Ⅱ 現代社會中最能代表楚文化的地方究竟是湖北還是湖南

湖南湖北為什麼都以江西移民為主?

湖南與湖北的淵源,不只是長時間同屬於一個行政區,還因為,湖南、湖北多江西的後裔,所以湖南人、湖北人都稱江西人為“老表”,三省之間的關系也親密而微妙。

在經歷了元末明初的兵燹之後,兩湖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江西離亂的人民,大量湧入兩湖地區。湖南、湖北與江西交界,而且兩湖地區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土地肥沃,當然成為江西最重要也最便捷的遷入地,江西人從鄂東進入湖北,穿過江漢平原到達鄂西北、鄂西南山區;或者穿越羅霄山脈,進入湖南。所以,湖南、湖北多江西人後裔,這多少也增加了湖南、湖北之間的親切感。

Ⅲ 古代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八大特點荊楚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荊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內涵可概括為八大系列:

1、炎帝神農文化。湖北隨州、谷城和神農架是炎帝神農的主要活動區域,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文化遺址。在這里,炎帝神農遍嘗百草,為民治病,發明農業,教民耕種,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標志著中華文明從漁獵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

掘《長江開發報》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題為《盤龍考古新發現,「商代」過大別崇山峻嶺,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重新改寫》文章介紹,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教授20年來潛心研究整理盤龍城遺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結論:被譽為中國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最近有新發現,該城的興廢歷經近300年,它將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提前到商代。「……將武漢城市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年。……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
文章說,盤龍城於1954年防汛時發現,於70年代大規模發掘,迄今共發掘文物二千餘件,其中大銅鼎、大銅、大玉戈等數十件文物為罕世珍品,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嘆為觀止。中外專家們稱,盤
龍城系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保護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寶,是江漢大地的一座文物寶庫,是「研究中國古城不可多得的標本。」
文章說,盤龍城遺址東西長二千一百米,南北寬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積一百一十萬平方米。擁有古城址、古宮殿、古城牆、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跡景觀……在已發掘的兩座宮殿中,一座設有四室,周圍是迴廊的宮室,另一座布局為一大空間廳堂。兩座宮殿為前朝後寢格局,系當時祭祀、冊命、聽政、出師、盟會等舉行國家大事的地方,是國家政權的象徵。同時,四周作坊林立、釀酒、制陶、冶煉業十分發達,系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據考古研究所近期鑒定,盤龍城興建於商代二里崗期,荒廢於殷墟一期,歷經時間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間。盤龍古城遺址與武漢市城區僅一河之隔。……為古代河流灄水、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匯地帶!
《長江開發報》的上述報道,無疑是「漢江------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一命題的最新支持論據。一、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興建古城的歷史是在漢水之畔開的先河,打破了史學界關於「興建古城於春秋戰國」的統一認識。二、「屬當今中華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漢水文化的數十件文物是從漢水之濱出土的;在商代漢水流域就有了「我國迄今發現最大、最早的」古城。三、從它改寫了「商代文化不過大別山」的歷史,把中國興建古城的歷史由春秋戰國時期提早到商朝時期這一史實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過了大別山」,還是「漢江文化影響、造就了商代文化」這一新的急待重寫的中華文明起源學說課題。
《湖北日報》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報道:「荊州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海內外學者近三百人來荊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紡織、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專家們認為,楚文化成就包括銅鐵冶煉與鑄造技術,磨漆彩繪工藝,絲綢加工技術,道家哲學,楚辭散文和音樂舞蹈,在當時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英國大英博物館館長羅森夫人說,「楚文化代表了中華民族強烈的生命力。(漢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更令人叫絕:世界上第一塊可鍛鑄鐵;世界上第一塊每平方厘米紡織170根絲的高密度絹;世界上第一件脫胎彩繪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連續發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張可折疊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僅熔鑄於楚人後代的心底,而且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財富。」

2、楚國歷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發祥地,楚國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和強國之一,在8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明成果。楚國獨步一時的青銅鑄造工藝、領袖群倫的絲織刺綉工藝、巧奪天工的漆器製造工藝、義理精深的哲學、汪洋恣肆的散文、驚采絕艷的辭賦、五音繁會的音樂、翹袖折腰的舞蹈、恢詭譎怪的美術,都是十分寶貴的文化富礦。

3、秦漢三國文化。秦漢時期的湖北地區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雲夢古澤、睡虎地和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漢明妃王昭君、漢光武帝劉秀、文學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湖北境內還是魏、蜀、吳三國犬牙交錯、激烈爭奪的「四戰之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聯合與斗爭波譎雲詭,驚心動魄,古隆中、赤壁、烏林、長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區是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後裔。熱情、質朴、勤勞、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優良的民族素質。其婚喪習俗、歌舞曲藝、飲食服飾、建築交通等構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鮮明特色。同時,以恩施自治州和長陽、五峰兩個自治縣為主體的湖北民族地區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這里山川秀美,物產豐富,是發展湖北特色經濟的重要地區。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眾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資源。武當山是道教名山,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形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武當文化。此外,荊山、大別山、大洪山、齊岳山、九宮山和黃梅五祖寺、當陽玉泉寺、來鳳仙佛寺、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以及荊州天星觀、武昌長春觀等眾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鍾祥明顯陵等名勝古跡,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和獨特的文化內涵。

6、長江三峽文化。長江三峽是中國最壯觀的峽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峽谷之一,還是舉世聞名的水電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隨著三峽樞紐工程的蓄水發電和勝利竣工,其舉世雄奇的自然風光、色彩斑斕的人文景觀、神秘浪漫的神話傳說和峽江兩岸奇特的風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濃厚峽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構成了三峽文化的鮮明特色。

7、江城武漢文化。武漢地處兩江交匯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早在商周時期就是南方連接中原的戰略據點。以商代盤龍城為標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漢積淀了底蘊豐厚的文化。明清以後,武漢逐步發展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近現代以來更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之一。在現代史上,武漢曾一度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作為華中地區的特大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江城武漢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

8、現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在清王朝的統治腹心打響第一槍,一舉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結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黨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沒。以辛亥武昌首義為標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漢近現代史上波瀾壯闊的革命文化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董必武、陳潭秋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武漢創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武漢曾經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罷工、武昌農講所、「八七」會議、黃麻起義、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武漢保衛戰、新四軍五師司令部、中原突圍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動、革命事跡、革命遺址等,構成了湖北近現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是極其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荊楚文化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穿透力和影響力,是我們建設先進文化、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創新的重要基礎。

湖北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古代楚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雙重角度審視荊楚文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它在以下五個方面具有創新特質,是當今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精神遺產。一是「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二是「撫夷屬夏」的開放精神;三是「一鳴驚人」的創新精神;四是「深固難徙」的愛國精神;五是「止戈為武」的和合精神。荊楚文化的這些創新特質,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優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體展現,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源。

Ⅳ 介紹一下荊楚文化

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

湖北日報記者 黃宣傳 通訊員寧微

荊楚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我們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份文化遺傳?元旦前夕,在中國地質大學召開的荊楚文化研討會上,來自全省各地的荊楚文化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共同探討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

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是什麼

荊楚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省政協主席王生鐵指出:千百年來,湖北作為荊楚文化的中心,對燦爛輝煌的荊楚文化的形成作出過突出的貢獻,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紀新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集中研究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不僅對湖北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湖北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主要體現在與時俱進的文化精神、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黨的歷代領導人對湖北的親切關懷。這是荊楚文化的重要內涵,有著極其寶貴的現代價值。

「荊楚文化現代價值的核心內涵就是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而這種創新精神是促進湖北經濟建設與發展的精神動力與源泉。」華中師范大學張正明教授明確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所謂「敢為天下先」就是指在與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想像力,形成自己的優勢和特色。他指出荊楚文化的精華——老莊哲學思想與屈騷美學思想就是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典範。

如何更好地開發利用荊楚文化

王生鐵認為:我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掘歷史文化遺傳,繼承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將荊楚優秀文化與湖北的現代化建設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為激勵全省人民奮勇前進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長劉玉堂研究員提出了構建以長江三峽、漢江、清江和神農架、武當山、大別山為載體的「三江三山」旅遊布局設想。他認為,湖北旅遊如果放棄了漢江、楚文化和三國文化就等於丟了一半,而處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著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蘊。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大別山,將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紅色旅遊的一份寶貴的革命文化資源。我省的文化旅遊只有將「一江兩山」戰略調整為「三江三山」戰略,才能比較完整地彰顯出荊楚文化的內涵,體現出荊楚文化內涵的多樣性。

省社科院研究員何念龍在發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荊楚文化走廊」的建議。所謂「荊楚文化走廊」是實體性的文化高地。從空間角度來看,它是以漢宜高速公路(另有與之重合的318國道)為主體的公路文化帶,以荊州古城為中軸心向武漢和宜昌兩個方向動態延伸,在地帶上形成「一線貫五珠」(漢宜公路為一線,特大城市武漢,大中城市宜昌、荊州,小城市仙桃、潛江)的文化長廊優勢和整合文化效應。從文化特色來看,建成的「荊楚文化走廊」將形成宜昌、荊州、武漢三個發展極點,傳統底色有三峽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漢派文化;現代特色則相應體現於水電文化——復合文化(兼容綜合)——光谷文化。「荊楚文化走廊」將成為水文化與陸文化交融、傳統性與現代性、開放性與新異性兼具的文化紐帶。具有舉世矚目的獨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荊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緩。

文化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最為密切。湖北經濟學院王麓怡副編審提出了從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考量荊楚文化資本,以湖北的文化資本積累帶動最具增長潛力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以地區資源稟賦優勢的文化資本和第三產業作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內生性支撐的思路。

荊楚文化同樣可為現代城市建設做出貢獻。來自荊州市社科聯的劉柏芳、謝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發掘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楚文化資源,繁榮發展荊州市文化產業。無獨有偶,鄂州市博物館副館長、副研究員熊壽昌也認為,地處熊渠封王台,開發利用楚鄂文化,對於城市建設,對於創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文明衛生城、優秀旅遊城具有重大意義。

對荊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荊楚文化研究會會長程運鐵,荊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陳昆滿,從倡導茶飲論荊楚茶事,考證了茶與荊楚的不解之緣,指出楚人如茶,我們從湖北茶事發展的歷程中,可以顯現荊楚的人文精神。如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懼,陸羽為探究茶學而千里跋涉等等,體現出楚人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奮斗精神;荊楚茶事爛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藝術情懷;另外,荊楚茶事追求意蘊,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學理念等等。

中國地質大學校長張錦高、中國地質大學自然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對荊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現特徵與成就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梳理。他們認為,我們今天來討論和研究荊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構建更為輝煌的現代文化。

從思想特徵來看,荊楚文化比之黃河流域諸文化更富有一種想像、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維武認為,這種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區逐漸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心學傳統,而湖北文化對於中國哲學發展、對於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開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貢獻,也莫過於這一心學傳統。如荊門郭店的楚簡,已關注、探討心性問題。從隋唐至20世紀的千餘年間,荊楚大地上更是涌動著一波又一波心學的浪潮;禪宗興起於黃梅,陸九淵主政於黃安、麻城。。。

荊楚文化哲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與取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省社科院副研究員劉寶昌在回顧了研究界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關系所走過的階段後指出,荊楚文化哲學的詩性藝術的獨具一格的審美取向,對現代文學美學世界的構建產生了重大影響。荊楚文化哲學的詩性藝術讓中國現代文學具備了逍遙美和對大自然的關注而產生的自然美。

華中師范大學姚偉均教授在梳理荊楚的飲食文化、服飾文化與節日禮儀在漫長歷史中的變遷時指出,社會物質生活的狀況也是評價社會進步的唯一標尺,探討荊楚的社會生活傳統實質上就是從一個新角度來研究荊楚文化,從而真實地重現和構擬荊楚文化的現代價值和未來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邵學海的發言「別具一格」。他認為,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荊楚文化,經上世紀上半葉的發現和下半葉的開掘,已引起海內外矚目,並在眾多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掌握正確歷史方法,以客觀真實的材料以及嚴謹的態度為基礎,才能更好地進行歷史應用。狹隘的觀念和實用主義,不利於開發楚文化的現代價值。此外,已知的闡釋楚文化現代價值的研究成果,多限於精神層面,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但過程是緩慢長期的,方式是潛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們開掘楚文化的現代價值,不能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在繼承優秀文化遺傳時,我們也應正視歷史的教訓以及所謂糟粕所具有的警荊楚簡帛與荊楚文化

羅運環

荊楚簡帛的研究已形成國際性學術熱潮,這除了楚簡不斷有新的發現之外,更重要的是荊楚簡帛內涵豐厚,吸引力強。我國簡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在荊楚和西北兩大地域中又以荊楚居多。早在南齊時代,荊楚北部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盜的古墓出土竹簡書,經鑒定,認為正是《周禮》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記》。20世紀40年代初,在湖南長沙出土了著名的楚帛書。從50年代起荊楚簡帛不斷地出土面世,共計有50餘批。其中自70年代以來,馬王堆漢簡帛書、睡虎地秦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張家山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里耶秦簡等大宗簡帛出土和發現,不斷給學術界帶來驚喜。

荊楚簡帛大都出於墓葬和古井,書籍、文書各具特色,種類甚多,內容豐富。犖犖大者,有如下數端。

道家思想是荊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荊楚簡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簡本和馬王堆帛書本。竹簡《老子》屬於選本,抄寫於戰國中期,是所見最早的本子,與今傳本相比,沒有關於「道」的理論,以及「小國寡民」理想社會的闡述,沒有「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等與儒家主要學說相抵牾的內容,偏重於實用,當為楚國官方的一種傳習讀本。馬王堆帛書《老子》有甲、乙本,分別抄寫於劉邦稱帝前和稱帝後,除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今本不同外,內容結構基本一致,能解決今本章節、字句的許多爭議,是所見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還有郭店楚簡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恆先》篇,這是兩篇荊楚傳習的十分珍貴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別闡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論及道家虛靜理論和天地起源問題。道家在戰國中後期分為黃老學派和莊子一派,黃老學派在戰國時代影響頗大,因其著作失傳而導致後世知之甚少。馬王堆帛書《黃帝內經》的發現,使世人獲得了重新認識黃老學派的機會。

儒學一直是荊楚文化重要的內涵。春秋時楚人就有傳習《詩》、《書》、《禮》、《樂》的傳統,楚莊王的臣下申叔時就是著名的儒學家。在討論楚太子教育問題時,他提出了善、德、忠、信、節、義、禮、孝、仁、文、武、罰、賞(《國語·楚語》),其核心內容是「聳善而抑惡」,追求「心」之「善」,開後世思孟學派心性學和「性情」論的先河,成為荊楚傳習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的《緇衣》(各一篇)、《性情論》(《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窮達以時》、《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踐作》等篇都不同程度體現出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學說和民本思想。

荊楚是一個擅長詩賦的地域。早在春秋時代,楚國就提倡詩教,貴族士大夫多擅長四言詩,常以《詩》中章句作為外交和人際交際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方式。戰國時代楚辭在荊楚崛起,出現了以屈原、宋玉為首的作家群體,創造了燦爛的楚辭楚賦作品,對荊楚文化以至整個中華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楚竹書就有詩、賦、音樂方面的簡文。《詩論》是儒家文學評論性質的論文佚篇。楚簡中除《詩論》所見《詩經》詩篇外,還新發現了6篇佚詩,十分珍貴。《詩樂》(或稱《曲目》)有7支簡,記40種詩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詩曲詩詞的音高,寫在一篇或一組(數篇)篇名前,由宮、商、征、羽4個音階與穆、和等九個變化音調組合而成,如宮音有宮穆、宮群、宮汗、宮祝。楚地流傳的這種詩曲的調名來源尚難考究。

馬王堆出土帛書《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是史書的重要發現。《春秋事語》以「記言」為主,可能是《國語》的一種不同本子。《戰國縱橫家書》27篇,有16篇屬久已失傳的佚篇,是戰國史的新資料,《戰國策》、《史記》關於蘇秦時代的錯誤,由此得到糾正,此書被稱之為「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竹書中還有一部戰國楚文字字書,是楚地傳習的,也是我國所見最早的字書。

在戰國漢初的荊楚簡帛中,有關天文、歷法、占卜的數術書籍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20世紀40年代初在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的楚帛書,講一年十二個月的宜忌,屬於「月諱」一類的歷忌數術書,其所配的圖,應是所見楚國最早的一種「式」(數術家用以占驗時日的一種工具)或「圖式」。江陵九店戰國楚簡《日書》,是目前發現的最早選擇時日吉凶的數術書。雲夢睡虎地(M11)秦簡《日書》,也分甲乙兩種,內容更為豐富。馬王堆帛書的數術書超過半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主要以星象雲氣占行師用兵,與天文關系最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圖是世界天文學史上最早對彗星所作的精確觀測和准確描繪。兩種《陰陽五行》和三種《刑德》更是令人關注的數術書。

江陵周家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均發現有歷譜。前者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歷譜;後者為漢高祖五年至呂後二年間歷譜。這些歷譜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漢時期歷法演變過程的珍貴資料。湘西龍山裡耶(J1)秦簡中的木牘乘法口訣表,是訖今我國最早的乘法口訣表、算術史上的珍貴實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是早於《九章算術》的一部數學著作,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數學發展水平,書中保留了一些不見於《九章算術》的數學史資料,彌足珍貴,在數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張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遺址也出土了東漢簡牘乘法表。

在簡帛中,法律文書是一項大宗內容。包山楚簡涉及法律文書,分有篇題和無篇題兩種,《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獄》四篇是有篇題的。無篇題的一類是訴訟記錄和摘要;另一類是各地匯總上報案件的簡要記錄。包山楚簡的法律文書,屬於戰國中期楚國司法活動的檔案資料,是研究楚國法律的寶貴資料。雲夢睡虎地(M11)秦簡以發現秦律而著稱於世。《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諸方面,在中國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雲夢龍崗(M6)秦簡,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之後又一次秦朝法律文書的重要發現。江陵王家台(M15)秦簡《效律》的內容與雲夢睡虎地(M11)秦簡大致相同。張家山(M247)漢簡也以發現漢律而聞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呂後二年(公元前186年)頒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達20餘種,部分律名與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相同,包含了漢律主體《盜律》、《賊律》的內容。

總之,荊楚簡帛本身就是荊楚文化的一道靚麗景觀。我國自20世紀初以來,出土簡牘總計34萬余枚,而荊楚一地的簡牘就佔半數以上,多達18萬余枚,兩次帛書大發現也均出自荊楚。戰國楚簡帛、秦簡、西漢前期簡帛、三國吳簡以及西晉簡牘,這五個時段的簡帛,均以其獨特的豐富內涵,不斷地形成諸多國際性學術熱點,促進了我國學術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示與勸戒作用。

Ⅳ 荊楚文化的特點

楚文化的五個核心特點? 東周時期,在中國的南方有一支高度發達且風格獨特的區域文化――楚文化,其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舉世矚目,作為楚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楚藝術更是獨步海內外,其設計形式和風格充分體現了楚人的想像力和審美意識。楚國藝術設計乃至整個楚文化的成熟是在當時特有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與先秦時期的歷史文明有關。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功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於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復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並連續發展二千年。

荊楚文化的介紹 荊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戰國時期在江漢流域興起的一種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當今湖北地區為主要輻射地的古代荊楚歷史文化。荊楚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它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經濟文化開發價值。 楚辭被喻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對於其後產生的漢賦更有直接的影響。「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與其他楚文化精華一起,構築起瑰麗奇異的楚地文明。

楚文化的介紹 楚文化是中國春秋時期南方諸侯國楚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是漢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楚國先民最初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河南新鄭),南遷後給楚地帶來了先進的華夏文明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向前發展楚文化。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河南省東南部、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北部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後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雲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從文化性質來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時也吸收了少量蠻夷文化的特點,時間愈晚,自身的風格突現則相對較多,沿著整個楚文明始則模仿,繼則變異,終則別創的發展路徑前進。

荊楚文化起源在哪 湖北西部丹江口!
泛指湖北西北荊山之南 襄樊 南漳境內!!!
歷史上襄樊南漳有一縣城三叮之稱:楚 羅 盧戎皆立國於南漳!

楚文化的歷史淵源 楚人,與中原華夏氏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楚人的祖先來自中原,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給楚地帶來了華夏文明的先進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楚文化。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系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銅器,並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熊繹文化大道位於湖北省保康縣城南牌坊灣地段,南起土門三岔路口,北至封銀岩嘴,東至道路紅線,西至清溪河邊。沿途興建10個早期楚文化街頭景點和2個早期楚文化廣場,並與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長廊連為一體,構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觀帶。熊繹文化大道配套建設啟明廣場、承水玉橋、楚源鳳台等3項景觀節點。保康是楚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楚國800多年的歷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史料記載,熊繹,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後裔。周成王時代,熊繹受封為楚君,賜「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繹命名,寓意是將「荊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揚祖先熊繹率部族「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堅韌不拔、開拓創新、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的楚人精神。 由於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於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於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徵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並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後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徵和鮮明的個性。楚文化美術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鹿角立鶴、虎座鳳鳥、漆繪上的人神雜糅、織綉上的龍蟠鳳逸、青銅器上斑駁陸離的色彩等等,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無礙於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花朵流動與生長的造型,正給人自由、生動的想像。 楚國盛產細腰美女。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進行考古發掘,大量青銅器、玉器、漆器出土,藝術門類豐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尊盤工藝奇絕,被譽為「先秦時期的頂峰」;漆衣箱中帶有「......>>

楚國的文化 楚地由於位處江漢及漢淮之間,北方的華夏語、西方的藏緬語、南方的苗瑤語和東南的壯侗語都在楚地接觸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語自然是吸收了多種語言成分而詞彙豐富多采、音聲別具一格的方言。楚國語言屬華夏語言系統,在語音、詞彙上具有較多的自身特點。西周時期的楚國文字,與中原諸國的文字還沒有多大區別。楚公家鍾銘文就與宗周鍾的銘文風格類似,氣勢渾厚,規整,略顯波折。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劃細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圓轉流暢,風格自由奔放。從下寺2號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山東大店2號墓出土編鍾銘文的對照中,可以發現楚字的特色,這種楚字,略具蟲形,是蟲書的雛形。戰國中期以後,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均受其影響。字形趨扁平、體勢簡略,橫筆昂首,首粗尾細,有的波勢挑法己具後世隸書雛形。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藝術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楚辭,是楚國文化的代表,是漢賦的源頭。楚辭,也作「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並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 春秋時期,楚國音樂已很發達。楚國設置了樂官,專門掌管音樂事務。如楚鄖公鍾儀世代世襲「伶人」一職。鍾建被楚昭王任命為樂尹,樂師扈子也是以司樂為職的樂官。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鍾、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2002年在湖北棗陽市區東南約21公里吳店鎮與興隆鎮交界處的一條土崗上發掘了九連墩墓葬群。2號墓中還出土了大批樂器,包括兩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還有鍾、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還保留有簧片。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下里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 舞蹈是和音樂相伴而來的。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表現場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寫:「餚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艷陸離些。」「竽瑟狂會,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另外,由於隨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只。」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只」(《大招》)的地步。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容修態」、「長發曼」、「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只」,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

楚漢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號文化,既是人類物質文化創造的結晶,又是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的載體。在楚漢文化中,符號文化主要體現在圖形、色彩、紋飾、文字方面。首先,圖形。圖形在符號文化中源於圖騰崇拜。東夷部族崇拜蛇圖騰,後演變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圖形。屈原在《楚辭.天問》中說:「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漢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說:「伏羲鱗身,女媧蛇軀」,以後漢畫像石中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圖形屢見不鮮。當黃帝打敗蚩尤後,蚩尤部族的一部分歸黃帝。蛇與黃帝部族雷電圖騰融合,由簡化到復雜,龍圖騰產生。從漢朝以後,龍就成為漢族的圖騰符號。楚國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後裔。古人認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傳說日中有三足烏,後逐漸演變成鳳,郭沫若先生認為鳳是火中生的,因而作《鳳凰涅盤》。楚漢文化融合後,「龍鳳」圖形出現。因而「龍鳳」成為漢文化中吉祥圖形,實為徐州地區楚漢文化交融的產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現先是道教崇尚,後為社會認可的「四神」「四靈」圖形符號,即南朱雀,北玄武,東青龍,西白虎。楚漢文化符號中圖形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當、漢畫像石、玉器,有繪畫如帛畫、漆畫,有鑄造如各種青銅器等。其次,色彩。色彩是符號文化的表現載體。從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數以千計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絳、金黃、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紅色為主要色彩,所以,劉邦本楚人,自稱「赤帝子」建立漢朝後以紅色為主要色彩。從徐州漢墓出土漆器多為朱、絳、青三色。尤其是朱、青兩色又代表「南」和「東」兩個方位,再到「龍」「鳳」兩圖形都體現了楚漢文化,這決不是巧合。再次,紋飾。在器物上裝飾花紋的總稱,也稱紋樣,楚漢文化中符號文化一般分為單獨紋樣、隅飾紋樣(即角隅紋樣)、邊飾紋樣、散點紋樣、連續紋樣(包括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紋飾的主要形式有鳳鳥紋、龍紋、雲紋、幾何紋、花瓣紋、菱形紋、變形龍鳳紋、獸面紋、蟠螭紋等等。楚漢符號文化中紋飾體現的器物主要有青銅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等;兵器「戈」、「鉞」、「劍」;食器「鼎」、「豆」、「盂」;樂器「鍾」;還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銅鏡、帶勾等,尤其是銅鏡。楚銅礦豐富冶銅、鑄銅業非常發達,青銅器製造非常精美。特別是銅鏡,僅長沙楚墓中出土銅鏡達500餘塊,楚漢文化融合後鑄銅業向徐州轉移。據不完全統計,徐州地區漢墓出土銅鏡已近一千塊。主要是兩漢時期。楚漢銅鏡其紋飾有驚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紋、蟠虺紋、草葉紋、連弧紋、夔鳳紋、四神紋、禽獸紋。漆器,如生活用具幾、案、盒。葬器,棺槨。樂器有琴、瑟等。紋飾多為龍鳳紋、雲紋、幾何紋、變形鳳紋等。最後,文字。中國文字始發甲骨文。「漢字」的出現卻是楚漢以後,字在秦時為篆書,晉衛恆在《四體書勢》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胥隸)佐書,曰隸書」。程邈加以整理為隸書,漢時才成為通行文字,漢隸漢字。除楚漢文化融合的產物「龍」、「鳳」。姓氏中如「熊」、「羋」姓。「周成王之時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26原本楚國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區尚有「熊」姓、「羋」姓「楚」姓、「荊」姓,當然,徐州地區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見之,可見楚漢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元號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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