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新文化可以漲停20

1. 近代中國，為什麼會爆發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批接受過當時西方教育（也稱新式教育）的先進知識分子們發起的一次推崇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抨擊封建腐朽落後思想的一場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

（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的傳播與擴散，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軍閥推行尊孔復古的逆流，倒行逆施，阻礙新思想的傳播發展，遭到人民與先進知識分子的抵制與抗爭。④當時的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革命失敗的根源在於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沖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

2. 新文化重組能成功嗎

能。
新文化員工持的工的股在爆跌之蔽虧宴前，在未發布重組收購被否之前，公司空改也安排員宏銀工全線撤退，此棋走的堪稱完美，最好不知誰會成為站在高崗的。如果業績沒問題，重組是有可能成功的。
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影視文化領域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碼：300336，主要從事影視內容的製作、發行業務。公司通過不斷優化內容和團隊建設，實現內容產出和規模的快速增長。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資本優勢，進行傳媒產業鏈橫向縱向延伸，擴大產能規模，布局相關產業。2017年2月20日，上海新文化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獲得第十一屆全國電視製片業「十佳電視劇出品單位」獎。

3. 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局限性

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初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猛烈抨擊以孔子為代表的「往聖先賢」，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

新文化運動歷史意義

1.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道德禮教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接受了一次民主與科學的洗禮，是一次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2.新文化運動主張學習西方，提倡民主與科學，使中國知識分子受到了一場民主與科學的洗禮，促進了我國自然科學的發展。

3.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准備。新文化運動啟發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

4.新文化運動後期宣傳馬克思主義，使得中國人找到了拯救國家、拯救社會的新的道路。

新文化運動局限性

1、將改造國民性作為優先地位，新文化運動沒有與工輪運農運動相結合，使其只局限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階級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2、新文化運動沒有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任務，迴避了對軍閥政府的斗爭。

3、新文化運動對古典文學的批判和對西學的全盤肯定具有片面性，是古典文化走向沒落的開端。

4、新文化運動中倡導批判孔學思想，為的是給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障礙，但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救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沒有對中國社會進行有效的改造。

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介紹

陳獨秀

早年留學日本，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譽桐脊及慶滲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和李大釗等人舉行了新文化運動。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發表抨擊尊孔復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學說。陳獨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斗爭。陳獨秀舉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李大釗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

4. 新文化運動發生於哪世紀初期

答案：20世紀早期
新文化運動為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革新運動。缺含銀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老此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伏宴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啟新文化運動序幕！

希望你能採納.....

5.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及意義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1）政治方面：①帝國主義加緊侵略；②軍閥統治，日趨黑暗，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 （2）經濟方面：一戰期間，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發展資本主義，這是根本原因。 （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傳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軍閥推行尊孔復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觀念和尊孔復古逆流勢不兩立）。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旁謹核。
意義：（1）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 （2）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運掘弘揚。（3）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准備。（4）後期傳播的社會主晌沖義思想，啟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於文化的普及和繁榮。

6. 國新文化為什麼一直跌

主跌已過，還需要時間修復，短線資金出逃，也是中長線資金對短線資金的清洗，充分換籌，靜待縮量波動降低。今天競業達跌停加速了國納好新文化里的短線資金以及不自信的資金跑路，這是一個好事，這樣會縮短調整時間。
第二波行情什麼時候開啟？我想不會太久，大主力不是，市場回暖明顯，指數都在上漲，作為國新文化的控盤資金，也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畢竟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會大大降低自己的成本和風險。
第三行情也不會太遠，一般來說，這種熊轉牛的股票，會有三浪行情來實現目標。第三浪會加速，行情會比較大，不知道那時的你還會不會在裡面。
為什麼那麼確定國新文化已經轉牛？
1，政策方面，那麼多政策落地，特別是貼息貸款，這個政策紅利不會曇花一現，實際上現在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2，資金方面，第一波行情，以連續漲停搶籌的方式跑步入場，有短線，也有中長線，第一波行情結束，自然會清洗出短線資金，畢竟人家短線資金的格局就是買入後的幾個點利潤而已。
3，基本面方面，業績拐點應該出現在第四季度，並且只是開始，今年年報和明年一季度報告，大概率會遞增出現。
4，公司資質方面，唯一一個央企控股的文化公司，我一直在想，那麼多上市公司，為什麼要收購三愛富？三愛富那麼優質的公司，為什麼要讓賢？為什麼不能自己上市？未來有一天，答案一定會揭曉，現在只是猜測一下，是不是國家層面需要一家央企控股的文化教育公司？而且必須是上海交易所里的，因為上海出藍籌大公司，並且時間等不及了，是不是國家很快有大動作？以後國家在很多領域里，是需要有自己的公司，比如說，物流領域的中國郵政，通訊領域里的中碧梁國移動，等等，教育領域里的國新文化，很多領域行業老大必須由國家主導，這是國家層面的一盤大棋，國新文化只是一顆正在布局中的棋子，待到充分發揮和挖掘，那時的市值一定不是這么點大。
5，市場方面，現在市場已經回暖，指數穩步上漲，港股有中長期走強的趨勢，人民幣匯率也有拐點出現的趨勢，這些都是支持中長線資金操作的有利條件。
6，技術面洞慧鉛分析，10年大底，還用商譽計提減值挖坑，財務洗澡，第一波行情只是修復之前的下跌，回到之前的收斂三角形整理的末端，第二波啟動，一定會突破這個收斂三角形，前面的壓制只剩幾個籌碼並不算多的高點，第三波行情，看大勢，看那時的業績，高點不言頂。
該說的都說了，以後也不再說了，是否正確，時間來驗證，不做交易依據。
入市需謹慎

7. 20世初紀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什麼要發起新文化運動

二十世紀初，富有政治感覺和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大膽地詰難中國傳
統文化，指斥中國傳統文化的空疏和局限，掀起近代第一次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浪潮。
同時，他們無限地推崇西方文化，試圖從歐美文化中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學習西學
成為社會時尚。研究這一歷史現象，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 鍵 詞】知識分子/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西學
【 正 文 】
我國人民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古代文化，但當歷史發
展到明代後期以後，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不前與日益腐朽，中國古代文化日益失去
光彩而落後了。當1840年鴉片戰爭中「日不落國」的大炮掀開中國近代史的扉頁時，中
國人驚呆了——原來「萬國之宗邦」擋不住西方列強的進攻。從鴉片戰爭起，中國在反
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歷次戰爭中，都無不以失敗而告終。每一次的失敗都不得不被迫
簽訂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對外國
列強侵略的失敗，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
、文化接觸和交鋒中的失敗。中國人賴以驕傲、自豪的傳統文化，日益失去其值得炫耀
的價值。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思考如何認識中國傳統的文化，即所謂中學、舊學；如何
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評價；又如何去認識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即西學）、接受
西方文化的挑戰？
近代史上多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必然導致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從林則徐為代
表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到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君
主立憲制」，無不反映出先進的中國人對中學、西學價值的取捨。中國傳統文化的獨尊
地位從鴉片戰爭以來已逐漸受到嚴峻的挑戰。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失敗，中國
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中國的民族自信心更趨低
落，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空前的危機。這種文化危機主要表現在二十世紀初富有政治感
覺和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審視，以及對西方近代文化的無尚
推崇。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優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確實值得每一個炎黃子孫為之而自
豪。然而，在漫長的封建時代，田園詩般的自然經濟、高度集權的封建制度，加以與世
隔絕的地理環境、「一花獨放」的民族地位，鑄成了中華民族的「虛驕」心理。這種心
理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了嚴重的封閉性，而自我封閉的結果，也就使中國在進入近代社
會以後，中國文化缺乏自我調整的動力，因而在對外交往過程中始終居於被動挨打的局
面。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以後，有識之士就先後提出「師夷長技」、「師夷長技以制夷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富有時代遠見的思想，而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從一個角
度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並非盡善盡美。二十世紀初，一些富有政治感覺和新思想的知識
分子指出，中國之所以積弱，受外人欺凌，也同埃及、波斯等東方文明古國一樣，「創
造文明一端，實其受禍之總因」。由於我們民族背著創造文明的包袱，「自矯自立」，
「常不願復受他來之文明」，遂致與世隔絕，不求進步，終於沉淪〔1〕。所以，他們要
求「願吾同種之人， 忘其昔年創造文明之往事，而從此為因襲文明之國民」〔2〕， 即
學習他國進步之文明，才能使民族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文化反思中
，富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局限性給予了大膽的指責和批判。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受到詰難。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的
為主幹，道、佛等文化互補的一種格局。反思傳統文化，必然先要對儒家文化進行審視
。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思想為宗，對儒家文化的指責，必然要涉及對孔孟的評價。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始終交織著尊孔與反孔的斗爭，但在義和團運動前，對孔子的評
價很大程度上缺乏比較堅決的態度。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洪秀全為動員廣大農民群眾起
來反抗封建統治，曾砸爛孔丘的牌位，甚至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
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但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在洪秀全的
著作中，「都一貫保留了以『三綱五常』為基乾的儒家封建倫理和『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之類的封建傳統觀念」〔3〕。 康有為等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希望在中國建立資產
階級的君主立憲制，他們的反封建性雖然非常明顯，但仍然未能對封建制的文化根基—
—孔孟思想進行大膽的抨擊，相反卻把這場改革鼻祖歸位於孔子，把孔子打扮為「托古
改制」的素王，而康有為也視自己為繼承孔子改制的「聖人」，最終使得這場運動無法
走向成功。而在二十世紀初，新知識分子們已不再是戰戰兢兢，而是大膽地展開了對孔
孟的批判。他們指出：「孔子在周朝看來雖是好的，但是在如今看來也是很壞」，「孔
子雖好，必不能合現在的時候了」〔4〕。他們把中國社會不能進步的原因， 歸之為尊
孔的結果，認為獨尊儒術是使我國「數千年來，思想滯閡不進，學術陵遲，至不可救」
〔5〕的根本原因。他們指出「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 以塗毒吾同胞者，二千餘年矣」
〔6〕；自「孔孟之學說」出， 造成了中國「君權遂益尊」，貽害人心，「傷吾人類之
平等自由極矣」〔7〕。 尤其是孔丘教義「實足以養成支那人奴隸之性，詐偽之性及怯
懦之性」〔8〕，正所謂「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隸沉沒一度」〔9〕。因此，他們提出「
欲世界人進於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進於幸福，必以孔丘革命」〔10〕。他們
呼籲「仁人志士切心救世者，同心協力，開展並完成批判孔丘之偉績」〔11〕。把孔孟
思想同中國落後的根源聯系起來批評，雖然不盡科學，但反映出了這一時期部分知識分
子批孔的激烈態度。
從否定孔孟開始，新知識分子們把斗爭的矛頭接著指向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倫
理思想。在儒家倫理思想中，忠、孝、仁、義、禮、智、信等觀念是以人際之間的服從
為其內涵。這些觀念的發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權神授」、「三綱五常」和「存天
理，滅人慾」等一系列道德倫理准則。這些儒家倫理道德准則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思
想維系作用，因而它受到近代有識之士的猛烈批判。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對儒家倫理批
判最為激烈的當是戊戌變法運動。在批判中，維新志士們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為武器，
發出了「平等」的吶喊。但是，他們把實現「平等」的希望寄託在清王朝的改弦更張、
實行君主立憲制上，從而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更為銳利的鋒芒。隨著維新派的愛國變法和
義和團愛國排外相繼失敗，在經過一陣短暫的沉寂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掀起了一場
更大規模地反儒家倫理思想的斗爭。
他們揭露仁義禮樂的實質就在於更加有效地維護封建統治，他們說：「仁之實為事
親，義之實為從兄，胥此道也，則犯上作亂之事息矣。禮以縛民者，樂以和民氣，胥此
道也，則人人自由之言息矣。我壓之以猛獸盜賊之道，彼不服也，我壓之以仁義禮樂之
道，彼胡敢不服也」〔12〕。他們指出「儒者日日言禮義，非欲以繁文縟節殺其活潑之
氣者乎？儒者日日言孝悌，非欲以低聲怡氣，養其兒女之態者乎」〔13〕？在探討中國
君權之所以發達的原因時，他們認為是由於「聖人」教忠之學說、倡君尊臣卑之說所致
。他們以更加激烈的態度指出：「禮立於中國三千年矣，而中國之文弱也幾千歲」〔14
〕，從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禮教和倫理觀念。二十世紀初期的新知識分子以他們所掌握的
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之說為武器，大聲疾呼「去禮法、復權利」〔15〕。有的
知識分子甚至宣稱「唯我獨尊」，他們說：「古來儒者立說，無不以利己為人道之大戒
，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剝奪人權，阻礙進步實為人道之蟊賊。」他們認為「有人而後有
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後有世界。宗教也、學術也、社會也、國家也，推其所由始，
察其所由起，跡其所以發跡變遷之故，無不基於人類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競爭
，競爭劇斯進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
人，求助於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謂道德，察其實際，敦非自利己之心而後生
者乎？」所以，「惟我獨尊，此自由獨立之真諦」〔16〕。這種帶有近代色彩的利己主
義思想，在當時是非常激進的，盡管它的局限性很明顯，但在當時反儒家倫理的服從關
繫上是重大突破。可見，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已不再象戊戌維新思想家們那樣心平氣
和地去進行民主自由和君權誰前誰後的推理，也不希望封建統治者施捨一點民主自由之
權力，而是直陳封建倫理及其它所維護的封建統治的不合理性，並提出用革命手段去掃
除封建的倫理觀，實現民主自由。
其次，批判傳統的「尊王法祖」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封閉性加以儒家思想的束縛性
，使得中國人失去追求和理想，於是只好回頭看，「尊王法祖」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歸向
和精神寄託，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尊王法祖使中國內在前進的動力大大減
弱，為此要想使中國社會發展就必須打破傳統的「尊王法祖」觀念，這是近代中國社會
的一大思想主題。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恪守祖制的原則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的對
外交往的失敗而受到人們懷疑。到戊戌維新運動時期，維新志士們明確提出並付諸實踐
對中國政治進行大變革，這是對「尊王法祖」觀念的直接挑戰。但這場運動仍然打著「
托古改制」的旗號，難以從根本上沖擊這個觀念，甚至許多維新派人物的思想中尚有西
學源於中學的觀念，康有為就曾說：「凡西人所號長技，我中人千數百年皆已有之」〔
17〕。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恪守祖制已不可能，以此為契
機，新知識分子們舉起變革的大旗，從思想上對尊王法祖觀念進行更加猛烈的沖擊。他
們指出：「中國之所以不能隨世運而進，好落人後者，以尊古薄今也」〔18〕，這是中
國人最大的劣根性。他們說：「吾中國人服從之劣根性，於學術上尤為深固，一言一事
，輒引數千年前之古人為印證，甘以其極靈活之腦筋，為古人納糟粕之筐篋」〔19〕。
他們諷刺一些中國人常常「每受一新理新學，必附會古人，妄用典禮，亂引陳語」的好
古思想。他們說：「帝國主義膨脹，則成吉思汗而為東亞拿破崙矣；復仇主義昌盛，則
朱元璋而為中國真德矣；民族思想發達，而黃帝軒轅氏為漢族之鼻祖矣；革命風潮普及
，而洪秀全為失敗之加里波的矣；景教流行，而孔子為教主矣；民權之說入，而黃黎洲
奉為盧梭矣；無政府主義盛，則老子為發明家矣；大同博愛主義興，則墨子為首倡矣；
理化薄為戲法，共產疑為井田。總之，西人之新理新學，皆中國古人所已道者矣」〔20
〕。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尊王法祖」是由於人們崇拜古人，崇仰舊學所造成，這就
窒息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生機。與此相反，西方文化之所以日新月異，就在於「歐西名哲
大賢著書立論，必求合天演界之公理，不惜與古人挑戰，故論理愈演愈復雜，愈復雜愈
當於的當，不至以偏言狹義，播毒種於後人。」為此，他們提出，只有「灌輸路索、孟
德斯鳩、達爾文、斯賓塞諸儒學說」，才能使中國學界不至於「長淪於黑暗之中」〔21
〕，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尋得救國救民的方案。
再次，對「輕武重文」觀念的沖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不提倡尚武精神，信
奉的是「仁者天下無敵」、「制梃以勝甲兵」，認為文質彬彬方為君子。雖然在中國曾
涌現了一批傑出的軍事家，如孫子、孫臏、尉繚子、岳飛、戚繼光等等，但歷來每個朝
代只是在打天下、或者遭到外來侵略時，才重視軍事。鴉片戰爭中，數千英軍竟能轟開
中國大門，這使中國的軍事弱點暴露無遺。從林則徐、左宗棠到戊戌維新思想家，他們
都曾重視過國防問題，但還不足以突破傳統的輕武重文觀念，因為他們還局限於編練新
式軍隊以保護封建國家的認識。義和團運動後，戰爭失敗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中
國尚武精神澌滅的危害。二十世紀初，年輕的學子們指出「我國以重文輕武故，五十年
來，與英戰而敗，與法戰而敗，與日本戰而敗，與八國聯軍戰而大敗，乃至一落為三等
國」〔22〕。他們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戰爭是不可避免地，戰爭固然破壞文
明，但也推動文明的發展，而中國欲在世界上爭存，亦須准備戰爭。在二十世紀初，有
的學子甚至提出「武力救國」的思想。他們指出：「近世之號文明稱強國者，雖不可盡
歸功於治兵，而其實又何嘗不可歸功於治兵。……強權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
說不足信也。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根本，為文明之標幟」〔23〕。他們強調「中國惟
一之救亡政策維何？曰武力。武力維何？曰強大之海、陸軍」〔24〕。為此，他們主張
普及軍國民教育，提倡全民皆兵，建立軍國民社會。陳獨秀主辦的《安徽俗話報》上有
一幅「拷打文人」漫畫，其圖解說：「我們中國讀書人，都是斯斯文文的，沒有一毫屁
用，庚子年洋兵進軍的時候，到處捉人去當修路的苦工，拿著讀書的文人，沒有氣力去
做苦工，便要吊起來拷打，這就是文弱書生的下場啊！」因此，實施軍國民教育勢在必
行。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二十世紀初期不少青年學子投身於軍校學習，立志以武力救
國。如1903年在日本留學軍校的學生就達二百餘人，占留日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同
時，這一時期，不少宣傳「尚武」精神的書刊陸續出版，如《軍華》、《武學》、《南
風報》、《武備雜志》等。
此外，這一時期的新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中輕視科技、重虛輕實、華夏夷狄等觀念
，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抨擊。
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批判開始，並以挽救民族危亡的
現實政治目的為基點，進而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已找不到救國救民的「良葯」，「中
國一切政治、教育、武備、農工商業種種學問之欠缺」，不能改變亡國滅種的危機〔25
〕。伴隨著對傳統文化自信心的喪失，接著而來的就是知識界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學習西
方的浪潮。新興的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西方，試圖從西學中去獲取救國救民的方案，學
習西學成為社會的時尚。在這一時期，對西學的崇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量青年學子出國留學，接受西方近代知識。近代派遣留學生始於1872年，
清政府派30名幼童留學美國，到義和團運動爆發前，留學生不過二百餘人。《辛丑條約
》簽訂後，清政府於1901年9月17 日頒布上諭，宣稱「造就人才實系當今急務」〔26〕
，要求各省選派子弟出洋留學。政府有此詔令，再加之對中國傳統文化自信心的喪失，
青年學子紛紛走出國門，留學國外，出現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東負笈，絡繹不
絕」〔27〕的留學盛況。到1909年，留學日本的學生達萬人左右，留學歐美者近千人。
留學運動的勃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在於人們把留學作為救亡圖存的關鍵，郭
沫若先生曾回憶說：「凡在我們這樣年輩的人，在青年時代可以說都是一些愛國主義者
。我們為什麼要到國外去留學？主要目的是想學些近代的科學和技術來，使中國強盛起
來」〔28〕。他們認為「惟游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惟一方針」〔29〕，「當今日之
世界所謂老大之國，欲延一線之生機而立將來之基礎者，非留學生其誰與哉」〔30〕。
這些青年學子們以為，「泰西之各科學術，何一不長於我，況日新而月不同，學術之進
步超前軼古」〔31〕，因此必須向外國學習。他們抱著這種心理，到國外後即認真地學
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魯迅先生回憶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
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准備進專門學校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
講演」〔32〕。他們紛紛「言民權，言自由，革命主張，立憲共和，訾論得失，排抵政
府，臆決唱聲，至謂堯舜孔孟之道，不足以為法治」〔33〕。正因為這些留學生們接受
了新的知識，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時人把救國的希望也寄託在他們的身上，他們贊譽
留學生說：「吾以為具有救國之能力聲望者，實無逾於留學生也」；「偉哉留學生，偉
哉留學生！留學生有熱忱，有志趣，有愛力，負未來主人翁之碩望，而為二十世紀吾國
文明一切之母也。吾今日無以為寶，惟留學生是寶，吾今日無以屬望，惟留學生是望。
留學生，留學生，好男兒，好英雄」〔34〕。留學生們也自以為「他日立中國強固之根
基，建中國偉大之事業，以光輝於20世紀之歷史者，必我留學生也」〔35〕。
第二，國內傳播西學的新式學堂的蓬勃興起。自1862年清政府創辦同文館以後，新
式學堂在中國開始興起，但在義和團運動前，全國各種新式學堂還為數甚少，類別多局
限在翻譯、軍事等少數專業上。義和團運動以後，1901年9月清政府明令興辦學堂， 要
求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建大學堂，各府廳直州均改中學堂，各州縣均改小學堂，並多
設蒙養學堂。 隨後， 各類學堂紛紛建立， 到辛亥革命前夕， 全國各學堂達52500所，
學生總數達1284965人。以四川為例，到1905年9月， 有高等學堂一所，師范學堂二所，
師范傳習所110個，中學堂8所，高等小學堂152所，初等小學堂4017所，兩等小學堂38所
，半日學堂34所， 此外還有各類職業學校〔36〕。
這些新式學堂在課程的設置上，雖然清政府明令仍以封建綱常名教為指導方針，但
各學堂都開設了不少西學課程。以北京京師大學堂為例，據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的《京
師大學堂章程》，其課程設置絕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和外語；其預備科九項考試內容中，
除中文外，翻譯、中外歷史、輿地及地文、地質、算術代數、幾何及三角、物理及化學
、礦學、名理及法律均涉及西學〔37〕。而且，有的學校還取消了經學之課，如湖北「
有中小學堂並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范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
38〕。
新式學堂的學生也日益突破傳統文化的束縛，而傾心學習西學。以至當時有人指出
這些學生「於外國史事，外國地理，尚能言之。於中國反模糊影響，甚或鄙不屑道」〔
39〕。張之洞在1907年也指出，這些新式學堂的學生，「風氣囂張日甚，大率以不守聖
教禮法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為志士」。他們「多藏非聖無法之書，公然演說，於讀
經講經功課鍾點，擅自刪減」；甚至在著裝方面，也「率皆仿效西式，短衣皮xié＠
①，揚揚自詡，雅俗不分，文武無別」〔40〕。可見，這批學生的文化價值觀正在發生
急劇的變化。正由於這些學生具有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所以他們被當時的輿論界譽為
「新中國之主人翁」，是「我中國前途一線之生機」〔41〕。在救亡圖存的斗爭中，人
們以前把希望寄託在農工商階層，現在轉而「屬望我學生」〔42〕。在不少的有識之士
看來，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實能於各種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
翕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社會主義方倒歐風傾亞雨而來，旁皇無所著
，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學生為之媒」〔43〕。總之，似乎只有這些學生才能承擔
起救國救民重任，才能造就一個新中國。輿論界把學生視為「一國之原動力，為文明進
化之母」〔44〕。把學生當做是歷史的主宰，這明顯是忽視了工農群眾中蘊藏的偉大斗
爭力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說明新式學生已逐漸成為一支新興的政治力量為社會所矚
目，它表明了中國思想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杠桿就是對西學的尊崇。
第三，各種救亡圖存的方案都以西方為模範。義和團運動後，在崇尚西學的浪潮中
，不少人把挽救民族危機的希望寄託於西學，試圖從西學中去尋得救國救民之真理。《
廣益叢報》上刊文說：「吾國自秦漢以來，政體專制，學術思想日趨於空漠，至宋明而
益盛。物質的文明，無復可言者。至今日而欲與歐人競，彼以其實，我以其虛，烏往而
不敗也。故歡迎歐州文化，研究各國有用之科學，應用於實際，實為今日之要圖」〔45
〕。孫中山也曾回憶說：「從那次義和團失敗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
盛，要中國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
學要學習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習外國」〔46〕。毛澤東也曾指出：「
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47〕。甚而出現了「以
舊學為不適用，而竟相唾棄者，項背相望。……將無論學說器物，皆以外至者為尚，張
目四盼，儼若國中無一物，可以當其愛戀者，冥冥之中，馳心於外，敵愾漸消」〔48〕
的崇洋風。這種情況的出現，就連當時主張「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的國粹主義者，也
不得不承認「今之見曉識時之士，謀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聲而出於一途，曰歐化也
，曰歐化也」〔49〕。事實上，不僅清政府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危機，決定改弦更張，
實施「新政」，並邁出「預備立憲」的步伐，仿效德國、日本實施「君主立憲」。就是
當時的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張，也無不打上西學的烙印
。
二十世紀初，盡管康有為為代表的立憲派在年輕的知識分子中影響日漸減弱，但他
們仍然努力地宣傳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改革方案。這一方案，雖然帶有儒家文化色彩，但
其西學的內涵卻日趨濃厚，其理論的依據之一——進化論源自西學，其君主立憲的主張
從西方攝取。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宣傳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也是從西方文化寶庫中求得依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綱領，無不以西方資產階
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為其出發點，所謂民族國家、五權憲法、土地國有、單稅論等都
脫胎於西方近代文明。
此外，當時思想界的各種新思潮，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直接從西方傳入；教
育救國、科技救國、實業救國、武力救國等各種政治方案，都依託於西學。
當然，在各種救亡圖存的方案中，時常也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部分的影響
，但對西學的推崇已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在當時主張學習西學的言論中，多帶有一
種形而上學的傾向，即無限推崇外來文化（尤其是歐美文化），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甚
至有的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種也提出了指責，他們說：「支那人之首則低，支那人之背則
曲，支那人之脊則斷，支那人之行路則橫斜，支那人之衣服則寬博，支那人之言語則冗
而濁，支那人之身干則顛而搖」〔50〕。由於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
，救亡圖存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青年學子們來不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認真的審視，
對其文化的良莠無法客觀的判斷，而採取形式主義方法，這顯然是非科學的態度。其結
果不僅給人們認識中國文化帶來困難，而且也必然造成對西學認識的非理性傾向，更重
要的是無法正確認識中西文化的關系，無法學貫中西。正如當時有學者所指出：「吾國
近年昌言變法，朝野上下咸醉心於歐美表面之文明，救其學能會通中西者，百不一二」
〔51〕。這可以說也是當時學習西方文化過程中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