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運道文化傳媒做什麼

❶ 簡述中原文化對江西文化的影響

江西文化，又稱之為贛文化和江右文化，泛指贛地從古至今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

贛文化在上古時代脫胎於越文化、吳文化，在兩千多年中不斷和中原文化融合，最終發展成贛文化。總體看，贛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子系統。經長期發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構成層次豐富、脈絡清晰的網路。

贛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子系統，經長期發展，它又派生出一系列自己的文化分支，構成層次豐富脈絡清晰的網路。

近代以來，新淦出土的青銅鼎、余干出土的陶器、靖安挖掘出的古劍古扇這些在江西現已出土的文物表明，江西或許在殷商時期，就應經擁有了一個獨立於中原的文明體系！

從地域角度看：贛文化包含了潯陽文化、豫章文化、臨川文化、廬陵文化、袁州文化等諸多子系統。

從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角度看：江西的銅文化、瓷文化、書院文化、禪道文化、蘇區文化、文學、藝術、哲學等，各自構成了相對獨立的系統，它們對中華民族文化史有著重大的推進作用。

(1)江西運道文化傳媒做什麼擴展閱讀：

江西是歷史人文淵源之地，文章節義之邦，素有「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雄州霧列、俊采星馳」之美譽。

從古至今，這片古老而富饒的土地，孕育著悠久的歷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現出一代又一代的傑出人物，留下了豐富而珍貴的人文資源，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尤其在宋明時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和代表。

一、江西歷史文化的四個發展階段。

文化是一條源遠流長的文明之河，它從遠古浩盪而來，並向未來奔瀉而去。歷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便越是深邃悠長。只有對江西文化歷史進行梳理，才能連接起江西文化這串絢麗的珍珠項鏈。

1、從萬年到豫章：江西文化載體的形成。

文化根基於地域，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任何文化的發生與生存都必須依託一定的自然環境。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閣序》中稱贊江西「人傑地靈」，而「地靈」正是產生「人傑」的重要環境。

在江西這塊美麗的土地上，早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考古資料顯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義和新余兩地發現的距今約四五萬年的平原型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從那時開始，江西開始有了人類活動，江西的歷史也由此開端。

而最能代表江西先民發展歷程，反映江西先民生存文化的，當屬萬年的吊桶環和仙人洞遺址。這一考古發現被評為全球20世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並被聯合國授予世界農業遺產。在這里發現了世界最早種植人工栽培稻，把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至12000-14000年前。

而在這里發現的陶片，經過測定，距今已有2萬多年。萬年縣的吊桶環和仙人洞遺址的地層堆積就像一本史書，記錄了江西的先民在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兩個「世界第一」。

相對於黃河流域而言，江西的土著居民長時間處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進入文明時代的步伐相對遲緩。直到商周時期，中原文化才與江西本土文化深度融合，而其中的代表，就是樟樹吳城遺址、新干大洋洲商墓遺址、瑞昌銅嶺遺址等。

這一時期的江西文化已經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這也表明江西地區再也不是遠離中原王朝的「蠻荒」「化外」之地。

位於樟樹市吳城鄉的吳城文化遺址，距今3000年、面積61萬平方米，城內有居住區、祭祀區、制陶區、鑄銅區，城外有墓葬區，至今尚存的3-15米高、2800多米長的土築城牆，是目前南方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商周文化遺址。

1989年發現的新干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珍貴文物竟達1478件，其中國寶級文物5件。文物中以青銅器最為引人注目，其數量之多、造型之奇、紋飾之美、鑄工之精，為全國所罕見，被專家稱為「江南青銅王國」。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掘，一舉改寫了商周時期被稱為蠻夷之地的江南歷史，充分證明遠在三千多年前贛江—鄱陽湖流域就有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

位於瑞昌市夏畈鄉銅嶺的礦冶遺址，規模龐大，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開采技術、選礦技術和冶煉技術，是目前中國發現時代最早的礦冶遺址，開採的年代從商代中期一直延續到戰國時期，保存之完整，內涵之豐富，極為罕見。

瑞昌礦冶遺址的發現，不僅將我國采銅歷史向前推進了300多年，還揭示了我國青銅文化的獨立起源，為中國青銅文化圈的概念和商周時期銅料的來源提供了新的佐證。

說到江西的地理位置，自然少不了「吳頭楚尾」之稱。祝穆《方輿勝覽》說:「豫章之地為楚尾吳頭。」從這一稱呼上可知，江西處在東吳越和西荊楚兩大文化的過渡地帶，無論是東邊日出還是西邊雨，都會從中受到影響。

更何況同源共本，本是同根生、晴也好雨也罷，兼收並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比較開放的包容性、驚人的同一性和獨具智慧的開創性,使得那時候的江西文化更顯地域特色。

而江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就是豫章郡的設置。西漢初年，朝廷設立豫章郡，下轄南昌、廬陵、彭澤等18縣，其所管轄的范圍，大抵上就是現在的江西省。

以後雖有小的調整，但大的格局一直未變。由於豫章郡的設置，江西被正式納入中央政權的統一控制之下，一方面接受中央文化的熏陶，使這一區域依附而非背離中央，保證了區域文化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又依託獨特的地理環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習俗， 並產生巨大的向心力將周圍尚未納入進來的地區吸附過來，從而慢慢形成今天江西的政區格局和文化習俗。

2、從邊緣到中心：江西文化的高峰。

客觀地說，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並不突出，除陶淵明這座文化孤峰之外幾乎舉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到了北宋中後期，江西文化迅速崛起，並完全取代了中原作為文化中心的位置。正如梁啟超所說：「我國里頭四川和江西，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

從宋至明，江西文學如日中天，進入光輝燦爛的鼎盛時期，六百餘年內，處於全國領先地位，英才薈萃，名家輩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華，其壯觀景象，至今仍令人們景仰和驚嘆不已。

縱觀宋明文壇，在作家數量上，江西籍的最多；

從作家隊伍素質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眾體皆備、聲名顯赫的大家巨擘，也不乏獨擅一體、技壓群芳的名家高手；

從宋明文學的歷程看，由首開風氣到蔚為大觀，由中興再起到傲然殿後，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勛績；

從宋明文學詩歌、詞章、散文、戲曲四個主要領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書之筆。

江西在宋明時代對中國文化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優秀成果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江西現代文化的豐富源泉。

江西繁榮發達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一是文章節義之鄉；二是理學的心臟地帶；三是詩人與詞客的沃土；四是禪宗的腹地；五為道教的重鎮；六為經濟與治術之地。

為什麼江西文化在宋明時期能夠獨領風騷，創造最高成就？主要是得益於經濟中心南移和政治中心的東移。自南北朝開始，江南地區有了較快的發展。隋唐以後，包括江西在內的整個南方地區經濟更是有了長足的進步，全國經濟重心出現南移。

中原地區先後發生「五胡亂華」「安史之亂」、宋金戰爭等三次大的長時期戰亂，北方居民的大規模舉族南遷，給江西帶來了眾多的勞動力和先進的中原文化。到兩宋時期，中國的首都先後遷到河南開封和浙江杭州等地，而明朝建都在南京，明成祖後，依然實行兩都制。

江西則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發展的領先地區，其人口之眾、物產之豐，均名列前茅。

江西文化的繁榮也與交通的發展息息相關。當時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嶺而直下贛江水道的所謂使節之路，這一交通大動脈貫通後，觸發了贛江流域的地氣、人氣和文氣。

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圍內與全國交流，眾多的達官顯要和文化名流頻繁地進出江西，而江西學子們也紛紛走出江西，游學遊宦，對促進江西文化發展和江西文人成長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3、從全盛到低谷：江西文化的衰退。

進入清代以後，江西文化在全國的地位急速衰退。整個清代，江西只有3位狀元，不僅大大低於江蘇和浙江，甚至落後於邊遠的廣西。衰退的趨勢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那時，江西是全國少有的「三無省」：無學部委員，無重點大學，無博士學位授予點。

是什麼原因促使江西文化從巔峰墜落到低谷呢？究其根源，主要是人口遷移、經濟開發、交通暢達、文化傳遞、戰爭破壞、社會安定等。這幾個因素又是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的。

興也經濟，衰也經濟。江西經濟在全國地位的低落，是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經濟衰退又與交通轉移有關。從中唐到清前期，運河—長江—贛江—珠江一直是國內主要的南北通道，對於促進江西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清中期，由於海運的興起，贛江水運發生困難。尤其是京漢、粵漢鐵路修通後，南北運道改走河北、河南和兩湖，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雖然後來有浙贛線，也只是在贛北穿境而過。

到了20世紀80年代，全國除了不通火車的拉薩以外，省級城市都有到北京的直通火車車次，唯有南昌進京需要轉車。

由於交通格局的變化，不僅造成物資運輸困難，從外部滲入的新思潮、新風尚也繞過江西。致使江西在觀念的更新上，不僅落後於沿海，也落後於中原和南北交通線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江西文化的衰退，直接的原因還是戰爭的破壞。非常不幸，在中國近代工業興起前夕，江西正處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太平軍與湘軍兩軍反復交戰10餘年，江西成為主要戰場之一。在這場戰爭中崛起的湘軍「戰功未必在疆場」，但「實實受害惟南昌」。

戰爭剛過，恰逢近代工業在中國興起，形同廢墟的江西城鄉，別說喜迎工商新時代的來臨，就是恢復傳統時代的農耕基礎也需時日。江西商人賴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葉、紙張、木材等的生產則因戰火而受到嚴重破壞，景德鎮的瓷業也一度陷於停產。

當然，江西文化的衰退，也與自身的弱點有關。江西文化長期處在傳統文化的中心區域，「文章節義」為江西人的傳統美德，但這種「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統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於農業社會的鞏固，卻不利於商品社會的形成。

這一文化特性使得江西文化排斥近代文化，成為江西社會近代化發展的限制因素。

4、從蟄伏到潮頭：江西紅色文化的興起。

江西文化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實，就是江西籍文化精英的主要活動地域大多並不在江西。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經江西培養考中科舉後，即長期在外活動，死後都未歸葬江西，而一些外省籍的傑出人才往往在江西創造奇跡。

進入20世紀，在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江西再一次挺立潮頭，開創了中國紅色文化的新紀元，成為了中國革命、人民軍隊、共和國、工人運動、改革開放等五大搖籃。

紅色文化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波瀾壯闊的歷史賦予了安源、南昌、井岡山、瑞金等地一個個紅色經典稱號，不僅成為中國革命史恢宏「交響樂」中的動人「音符」，也造就了獨具魅力的紅色文化品牌。紅色文化是江西近現代以來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20世紀以來，江西領紅色文化之先，紅色基因浸透在了江西人的血液和江西的山水之中。全省從南至北，從東到西，一個個人名，一串串的足跡，記錄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多個第一或者之最，見證著中國共產黨成長的光輝歷程。

江西也涌現出了方誌敏等一批傑出的革命家，江西兒女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據史料統計，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萬多人，佔全國的六分之一。江西也是開國將軍最多的省份。

紅色文化作為植根於中華民族沃土的先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理想、愛國情懷、價值觀念和道德訴求的集中體現，不僅體現在當時當地，更重要的是可以影響到遙遠的未來。

江西紅色文化品牌的興起，不僅可以傳播歷史正能量，而且可以增強江西人民的自豪感，還能讓外界更好地了解江西，從而有力地提升江西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增強江西的文化軟實力。

江西紅色文化以其資源的豐富性、內容的原創性、分布的廣泛性和歷史見證價值，正成為江西重要的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