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什麼文化

1. 壯學的特點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獨具一格的特點，壯學同樣不會例外。從壯學經歷的形成、發展和繁榮期的過程中看，筆者認為壯學學科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壯學學科具有綜合性特點已為壯學界一致公認，壯學的綜合性由壯族及其壯族研究的知識體系兩方面所決定，即前述的意蘊豐富的「壯」（族）與意蘊廣博的「學」（問、科）組合而成的「壯學」具有綜合性特點，而非由壯族單方面的客觀存在所決定。
從研究主題上看，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涵蓋壯族歷史文化和壯族現代化兩大主題。
從研究內容上看，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從小到大、從點到面的漸進擴大。在壯學形成期（20世紀50～60年代），壯學研究的課題以歷史（包括壯族淵源、社會發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語言、文學、藝術（包括壯族民歌、歌仙劉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畫、青銅器與銅鼓）、考古、壯族土司制度、壯醫葯為主，開始具有了綜合性特點。到了發展期（1978年～20世紀80年代），壯學研究內容上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在形成期的基礎上的深化、擴大和推陳出新。這一時期壯族史學、文學、藝術以及語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壯族的別稱、地名、文化、民風習俗、婚姻、都老制、羈縻制、歌圩、歌會、文學、葬制、俍兵、近現代歷史人物、圖騰、社會經濟、農業種植、住居、巫術、神話、史詩、原始宗教、哲學、音樂、莊田制度、人口、壯漢民族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內容問世，從而突現出了研究內容上的壯學綜合性特點。進入繁榮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壯學研究內容上的綜合性特點進一步得以彰明，表現為壯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對新內容的開拓。壯族的「大石鏟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銅鼓文化」（即青銅文化）、「干欄文化」（即居住文化）、「圖騰文化」、「諾雞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篩文化」（師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壯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謠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萊文化」（即花山崖壁畫藝術文化）、「壯錦文化」、「壯劇文化」、「依託文化」（即古醫葯文化）、「盤古文化」、「紅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劉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們當中的一些壯學研究新內容，皆在這一時期相繼登台亮相並逐步建構了部分文化體系，提出了「壯族地區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現了原始的稻作農業，成為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觀點，解明了壯族「那文化」對華南以及東南亞地區作出的傑出貢獻。壯學繁榮期有力推動和促進了現代「布洛陀文化」、「銅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劉三姐文化」的發展以及壯醫葯的體系形成和完善。這些皆為八桂學派的「黃派」、「覃派」、「壯醫葯派」、「文藝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當中尤以「覃派」（以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三覃」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鑾、覃聖敏；「黃派」的粟冠昌、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何龍群、覃德清；「壯醫葯派」的班秀文、黃瑾明、黃漢儒；「文藝派」的藍鴻恩、潘其旭、鄭超雄、覃國生、韋蘇文、范西姆、農冠品、農學冠、丘振聲、黃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蔣廷瑜、范宏貴、黃成授、蕭永孜、李富強等人貢獻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壯學繁榮期，壯族的體質人類學、教育、壯泰文化關系等研究新內容先後問世。這一切完全展現出研究內容上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 壯學學科具有的交叉性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樣化和融會貫通性），二為學科的交叉性。
從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壯學形成期主要以調查資料（包括統計史料和口述史料）、歷史文獻、考古史料等涵蓋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為基，運用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俗學等不同學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義指多樣化和交叉化）展開研究。到了發展期和繁榮期，這種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進一步擴大，開始借用哲學、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教育學、人口學、文化學、考古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對壯族展開多維度研究。
從學科上看，在壯學的發展期和繁榮期展開的壯漢民族關系研究、壯侗語民族論、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皆屬壯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性研究。當然，這種壯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壯學單方面的成果，應屬多學科成果。
壯學學科的交叉性特點由壯學的綜合性特點以及壯族的地域性特點所決定。壯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當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這里有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個主要民族，自治區西南又與越南交接。因此，歷史上壯族與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特別是歷史關繫上同源異流的壯泰文化關系密切。這就決定了壯學與傳統漢學、泰學和新興的瑤學、苗學、侗學等有著必然關聯，從而決定了 壯學學科的交叉性特點。由這些方面看，壯學學科屬典型的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壯族被確認為多民族祖國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享受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特別是民族學家費孝通、黃現璠等人於1951年領導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團長費孝通，副團長黃現璠）訪問廣西各縣後，經過民族訪問團深入的調查和專家論證以及壯族各界代表協商，將分布較廣的「布壯」和支系多達20多種的壯族分支統一起來稱為「僮族」，這一族稱為沿有壯族歷史上的舊族稱。不久，始於宋代的「僮族」民族稱謂，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確認為祖國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來總理建議將「僮族」改為「壯族」，取健壯、強壯之意）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為此，專門以壯族為研究主題的壯學開始得以萌芽和確立，進而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得以發展和繁榮。壯學的萌芽始於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壯族歷史學家黃現璠參與的民族識別工作以及領導開展的一系列壯族社會歷史調查活動和撰寫的調查報告。國家實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壯族學者強烈的民族振興自覺意識，可說是壯學萌芽的基礎。壯學的萌芽、確立、發展和繁榮可說與黃派和八桂學派的興起、確立、發展及其壯大具有同步性。
按照學科成立的必要條件——客觀存在的明確單一研究對象、理論（包括指導理論）、研究方法的一應俱全，一般認為，壯學形成的起點以1957年黃現璠教授撰述並發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論著《廣西僮族反抗壓迫史》（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1月）、《廣西省大新縣僮族調查資料》（36萬余字，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2月）、《談壯歌》（《廣西日報》1957年2月10日）《壯族在廣西的歷史分布情況》（載《廣西日報》1957年4月19日）和《廣西僮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為標志。黃現璠在這些論著中首先將壯族當作了明確單一的研究對象，第一次全面、系統的介紹和研究了壯族歷史。正如權威的《壯族網路辭典》指出：《廣西僮族簡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統的介紹和研究壯族的專著。」 廣西大學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確指出：「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經濟文化發達、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黃老之前，還沒有一部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壯族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自黃老始。因而，黃老不僅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也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子。」 黃現璠的「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黃氏之書「為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提供了史料准備。」 「他是最早對壯族進行全面、系統田野調查的學者。」由此有了黃現璠「壯族史學奠基人」和「壯學宗師」的盛名。 黃現璠所著《廣西僮族簡史》的學術價值不僅僅在於此，它推陳出新的記敘體例，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後來相繼問世的一些壯學論著，正如日本學者冢田誠之教授明確指出：「《廣西僮族簡史》雖說是『簡史』，但論述的范圍較為廣泛，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布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斗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這種新模式與後來由《壯族簡史》編寫組編寫的《壯族簡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較而言，雖然兩書細節上稍有差別，但顯而易見，《壯族簡史》的體例大體上繼承著《廣西僮族簡史》的新模式。」 「新中國成立後，民族志的記述體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爭、階級斗爭、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等程式化連續性外，還存在著以黃現璠為代表的站在少數民族立場和視點上展開記述的民族志模式的連續性。」 這些評價為黃現璠的民族學在舊民族志與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間作了准確的定位，扭轉了千年來只有大民族主義史家隨意一味歪曲壯族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黃氏之書的問世對20世紀中國民族學研究和壯學發軔起到了篳路藍縷作用。由此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現璠教授最先以壯族為專門研究對象而展開的一系列壯族田野調查及其系統化的學術研究成果，滿足了壯學形成的基本要件，標志著壯學的形成。而且，將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壯學研究與民國時期華南民族史或廣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壯族論述比較而言，可以明顯看到，無論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還是在觀點、民族思維和指導理論上，兩者既無絲毫關聯，更無一脈相承的關系，這從黃現璠等人的著述對早期研究中有關壯族的論述無絲毫引用而多為批判的客觀事實方面同樣可窺一貌。壯族正是在壯學形成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知識主體——歷史和民族文化，而且從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題思考——壯族族源、古代社會性質、歷史人物評價及其民族語言、文化、藝術特質，並從中提出和論證一系列問題，提煉出一些概念和理論，從而形成一門獨立的壯學學科。
特別是國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為基礎的拼音壯文後，黃現璠的學生韋慶穩便開始了長期專門從事壯語及其文字的研究，碩果累累。「黃派」（由黃現璠及其眾多弟子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於1958年秋季在廣西師范學院（現廣西師范大學，下同）首次開設了「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學」課，並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成為將壯學研究課題列為大學教育課程的第一位學者。與此同時，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語文系設置了僮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由此表明，壯學學科不僅作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已經成立，而且標志著壯學學科作為「教學科目」的同步誕生。 1956年，黃現璠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領導了廣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正如壯學專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黃現璠，下同）受全國人大民委之託，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調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齡，在交通條件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帶領調查組成員，爬山涉水，歷盡艱辛，深入廣西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族鄉村進行調查訪問，收集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為開展對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些資料彌顯珍貴，直到現在，仍然是壯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當時跟隨先生從事調查工作的部分成員，後來成了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說，這些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調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也培養了人材，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壯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調查結束後，先生將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並力陳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區域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就壯族問題徵求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在周總理的啟發和鼓勵下，開始編著《廣西僮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特別是1956年在黃現璠教授領導成立的「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廣西民族研究所」，該所的研究工作為推進壯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學術界分別在南寧和北京召開了壯族歷史科學討論會，著重圍繞著壯族歷史上的三大問題，即壯族族源問題、壯族是否經過奴隸社會問題和儂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質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進而促進了壯學的發展。在壯學發展期，黃現璠及其黃派門人弟子不顧當時「左傾思潮」的泛濫，排除「階級斗爭理論」的干擾，繼續冒著政治風險從事壯學研究，學術成果層出疊見，例如黃現璠撰《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載《廣西日報》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載《壯瑤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載《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學會成立大會論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關於僮族族源的探討》（載《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關於僮族族源問題的商榷》（載《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廣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載《民族團結》1963年第2、3期）；黃增慶撰《從出土文物看廣西僮族的古代社會》（載《廣西日報》1962年6月20日）、《廣西出土銅鼓初探》（載《考古》第11期，1964年）、《從考古資料看廣西壯族的由來及其在原始社會的生活情況》（載《廣西日報》1967年4月19日）；司馬驊、李干芬合撰《關於僮族瑤族歷史上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載《廣西日報》1962年8月8日）；周宗賢、李干芬合撰《關於僮、瑤族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討和辨析了壯學傳統研究課題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黃派」宗師黃現璠及其黃派名賢黃增慶、粟冠昌、蕭澤昌、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李干芬、周宗賢（後兩者為廣西民族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李干芬即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調查成員）等教授或研究員在這一時期對「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國革命中的壯族子弟」、「花山壁畫」、「銅鼓」、「劉三姐」、「土司制度」、「壯族文學史」等壯學課題的研究中，不僅具有開拓性貢獻，而且擴大了壯學研究的課題，對促進壯學的發展和「八桂學派」的興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啟後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學派的支派「文藝派」主將韋其麟、藍鴻恩、黃勇剎、莎紅等人同樣在發展期推出了一些壯學研究成果。
1979年改革開放後，黃現璠及其「黃門十八賢」的壯學成果更是不勝枚舉。具體成果可參看覃乃昌教授和陳吉生教授的研究論文。 這一時期以韋慶穩、覃國生合著《壯語簡志》（1980年）；《壯族歷史人物傳》（1982年）；胡仲實編《壯族文學概論》（1982年）；黃現璠遺著《儂智高》（1983年）；廣西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漢壯詞彙》、《壯漢詞彙》（1984年）；韋以強編《壯文論文集》（1984年），韋慶穩著《壯語語法研究》（1985年），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曾慶全合著《壯族文學史》（3卷，1986年）；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合著《壯族通史》（1988年）；《廣西壯語地名選集》（1988年）；黎國軸著《論韋拔群》（1989年）；黎國軸,嚴永通合著《韋拔群傳》（1989年）；廣西民族古籍整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寫《古壯字字典》（1989年）等壯學論著名高一時。特別是黃現璠遺著《壯族通史》，專家評曰：「本書以豐富充實的史料為佐證，詳盡地論述了壯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紹了壯族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狀況。它是目前我國第一部壯族通史，本書豐富了我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成果，也為壯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較新較全的資料，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壯族通史》被我國史學界推為最具開創性、科學性和學術理論價值的經典巨作。」 「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餘萬字的巨著《壯族通史》，為壯醫尤其是壯醫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參依據。」 正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馬克·本德爾評價說：「從黃老教授親自組織、參加和領導過的多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重要調查活動及其身居的學術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民族識別、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的成立以至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無疑都曾作出過重要貢獻。同時，他將大量實地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史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運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據學功底和古文字學識，去偽存真，客觀地寫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歷史，從而結束了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壯族沒有一部完整歷史記載的歷史，可謂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以後黃老教授撰寫出版的《儂智高》、《壯族通史》等著作，同樣史料豐富，學術價值極高，均為國際民族學界開山之作，由此開拓出壯學研究的一代風氣。」 由此便有了國際學術界將黃現璠尊稱為「壯學之父」的蓋棺論定。 這絕非溢美之詞，蓋自有其緣由。事實表明：在壯學的形成期和發展期，八桂學派領袖黃現璠及其「黃門十八賢」（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已為世所公認。由此加速了壯學的發展，使得壯學進入繁榮期。 任何學科的形成或產生都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的知識積累，只有當它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們開始認識到它的存在以及對這種知識體系進行回顧、歸納和總結，方會出現對這一知識體系的命名，給出一個適當的稱謂。壯學正是經過了形成期和發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識積累，建立了初具規模的知識體系，始有了繁榮期對前期壯學研究知識體系的回顧、歸納和總結從而提出「壯學」概念，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壯學概念的思維形成不可能來自毫無客觀事實依據和毫無壯學知識積累基礎的憑空想像而一夜之間一蹴而就，這顯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沒有壯學形成期和發展期的大量知識積累，壯學概念提出的認識思維觀念基礎如同無源之水或無根之木，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壯學學科概念的形成或產生，實與蒙古學和藏學學科概念的形成或產生具有相似性，即這些學科概念的提出或產生，皆經歷過學科形成期或發展期的知識積累，即在一定的知識體系已經建立的基礎上方會產生。
壯學進入繁榮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廣西壯學學會」為重要標志，壯學概念的提出即產生於此時。1999年4月15日在廣西武鳴縣舉行的壯學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壯學繁榮的象徵以及壯學走向世界的標志。壯學從形成期經發展期到繁榮期，學術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據統計，從20世紀50年代到世紀末，國內公開出版的壯學論著共100多部，發表的壯學論文達800多篇，尤以繁榮期碩果累累，具體成果可參看覃乃昌教授和陳吉生教授的研究論文，於此不復贅列。在這一時期，八桂學派的五大支派黃派 、覃派、壯醫葯派、文藝派、院派等派中成員對促進壯學進入繁榮期皆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區內外學者莫俊卿研究員（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韋慶穩研究員（黃現璠的學生）；中國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員（曾任黃現璠的助手）；貴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廣正；國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韋文宣研究員（壯）；中南民族學院的黃印慶教授（壯）；貴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對促進壯學的繁榮做出了積極貢獻。

2.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產業有限公司怎麼樣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產業有限公司是2017-02-16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寧明縣注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注冊地址位於寧明縣城中鎮珠連村岜荷屯-花山時空劇場。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注冊號是91451400MA5KYTGY91，企業法人甘陳雨，目前企業處於開業狀態。

左江花山崇左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是：各類文藝演出，對花山文化、駱越文化、民俗文化、邊關文化進行文化包裝，以文藝演出、展覽等多種形式對遊客進行展示，組織各類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影視策劃、創制、發行；唱片、廣告片、廣告音樂製作，廣告發布，包裝簽約藝人，藝人經紀，承辦新聞發布會，各類商務性會議及慶典活動，市場營銷策劃，承辦展覽展示，話劇音樂劇等演出劇目經紀，音頻、影視、廣告、三維、DVD等多媒體製作，電視台、電台的節目製作，燈光音響、舞台設備、服裝和道具租賃，房屋場地租賃；崇左市水路旅客運輸經營；民族文化培訓。（依法須經批準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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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文化生活的知識》分析左江花山岩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

①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左江花山岩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不僅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展現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具有獨特的作用,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4分）
② 保護文化遺產有利於繼承和發展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育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品格；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先進義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有利於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4分）

4. 花山岩畫是世界遺產還是世界文化遺產

花山岩畫是世界文化遺產。
花山岩畫地處廣西崇左市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范圍包括崇左市寧明縣、龍州縣及江州區和扶綏縣境內。）與其依存的山體、河流、台地共同構成壯麗的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包含約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遺產區面積6621公頃，其中寧明縣為第一遺產區，龍州縣為第二遺產區，江州區和扶綏縣為第三遺產區。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的第40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世界遺產大會），審議並通過中國廣西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項目。該項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填補了中國岩畫類世界遺產名錄的空白。

5. 知識鏈接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等申遺成功有何重要的意義

早春時節，左江兩岸春意拂面。雲霧繚繞間，綠的、黃的、紅的……鮮亮的色彩點綴其中，鳳尾竹、灌木、木棉花和峭壁上赭紅色岩畫共同構成了一副神秘而震撼的文化圖景。

談及剛剛入選世界遺產的逗廣西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地，畫家任賽仍難掩內心的激動。去年早春，受國家文物部門邀請，任塞和北京美術組20餘位畫家赴廣西崇左花山岩畫所在的區域采風，當時的場景歷歷在目。逗都說桂林山水甲天下，當地山川是非常秀美而獨特的。和其他文化遺產聚焦一處人文、自然風光不同，花山岩畫是綿延了一百餘公里的狹長景觀帶。對畫家而言，現場寫生對視覺感受和記錄是最為完整的。繪畫作品不是對文化遺產的照搬，而是用藝術化的手法對當地景緻與人文風貌的藝術再現。地7月26日，任賽在北京環鐵藝術城的工作室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6. 左江里有什麼魚

左江當然有魚。左江是西江的支流，發源於越南，和右江一起匯入西江。左江流域的峭壁上留有駱越先民的千年岩畫，是廣西第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7. 廣西左江花山岩畫的價值

花山岩畫地處廣西崇左市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流域（范圍包括崇左市寧明縣、龍州縣及江州區和扶綏縣境內。）與其依存的山體、河流、台地共同構成壯麗的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包含約105公里左江、明江河段。遺產區面積6621公頃，對建築藝術、紀念物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方面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我國現在對於文化軟實力的重視程度逐漸加深，對於建設中國文化實力力度加強。比如，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中國傳統文化保護與修復。尤其是對中國文化申遺成功，不僅是我國文化的歷史悠久同時也是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一種創造性的天才傑作。崇左的花山岩畫也憑借其獨特文化，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留下光輝的一頁。

8. 花山崖壁畫的文化意蘊

花山崖壁畫的文化外顯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多樣性 - 綜觀散落在左江流域范圍的花山崖壁畫之遺址，充分展示了它們獨特的多樣性，這些壁畫多樣性闡釋了花山文化多樣性的外顯特徵。促成花山文化的多樣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左江流域多樣性的地形特點是花山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基礎。這是因為：第一，左江流域內的地形呈現多樣性的特徵，有小塊的平原、有高峰矮山、有寬闊的谷地、有曲折的峽谷等等。這些多樣性的地形決定了花山文化之外顯多樣性，而花山文化的外顯多樣性則體現在花山文化之外觀（壁畫）上。
2.神奇性 - 審視斑駁不堪的花山崖壁畫，呈現在眼前的是引起人無限神奇感的圖案。這些怪異、動感的人物和動物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動作，他們到底想要做什麼，到底要反映一種什麼樣的心情，要表達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學界目前尚無准確的定論。但是，綜合左江流域的地理和氣候，現有的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粗略判斷有一下幾種可能：一是祭祀水神，這是目前比較為人們所接受的觀點；二是放映當時人們准備出征時而舉行的出征儀式；三是放映當時人們喜慶豐收的情景；四是反映人們渴望能過上幸福生活的祈禱儀式；五是歡迎貴賓的隆重場面。
3.和諧性 - 依據花山壁畫斑駁的圖案和以往的資料，不難知道，花山壁畫圖案中有人、有娃、有鳥、有獸、有船、有鼓等，而且這些動物與人的關系並不是呈現一種敵對的關系，而是呈現一種和睦相處的狀態。這就足以表明，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壯族先民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有著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念，且這些理念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生活的起居。如壯族稱「房子」為「欄」、「干欄」。一般分上下兩層或三層，上層鋪以木板，供人居住，下層用作豬牛圈、堆放雜物等。而「干欄」或「欄」則起源於「巢居」，也就是把住所直接構築在一棵或數棵樹上，後來就演變為「構木為巢」的「柵居」。南朝的沈懷遠在《南越志》中曾記載：「柵居，實惟俚之城落。」，而「俚」則是東漢至宋代之間對壯族的一種稱呼。由此可見，古老的花山文化的和諧性外顯源遠流長、綿綿不絕。 花山崖壁畫的多樣性、神奇性與和諧性的花山文化之外顯，是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在惡劣的環境下、艱苦的生存條件下，生生不息地改造自然、改造社會、改造自身的成果展現。它充分顯示了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堅忍自強、崇尚和諧、兼容並蓄的性情特徵，具有豐富的文化和精神內涵。 這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花山文化孕育了左江流域的壯族先民苦幹、敢幹、實干、巧乾的精神。左江流域多山、少地、缺水，生活條件極為惡劣，使得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壯族先民異常艱辛。因為自然條件的惡劣，古來的左江流域的生產條件也相當落後，嚴重地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即使是身處惡劣的自然環境，左江流域壯族先民並不恨天怨地、顧影自憐，而是憑著自己的勤勞、勇敢和智慧創造出了許多豐富多彩、舉世聞名的文化成果，花山壁畫就是其中一支美麗的奇葩。從當時的科學技術角度來分析，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能創造出如此的文化奇觀，完全是憑著一股苦幹、敢幹、實干、巧乾的精神創造出來的。
綜觀花山壁畫，巨大的猛獸能和赤手空拳的人和睦相處、載歌載舞，這些都充分證明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具有勇敢無敵的精神。此外，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極為落後，他們如何在如此高度的懸崖陡壁上作畫，這不僅是一個令人費解的難題，更是充分展現了左江流域壯族先民不怕艱險、不畏犧牲、敢為人先、爭創一流的敢幹精神。
花山壁畫成於何時？學界目前尚無定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花山壁畫最少有兩千多年的時間。從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繪畫用的顏料、壁畫所處的位置進行綜合分析，如果左江流域壯族先民缺乏一種扎扎實實、老老實實的實干精神，那麼花山崖壁畫絕對是「豆腐渣」工程，經不起2000多年的日曬雨淋、風吹霜蝕。
巧幹：花山壁畫的圖案筆畫粗獷、古樸，用現代化學分析法，雖然能夠得知塗料的成分，但依照按圖索驥製成的塗料，卻達不到這樣超絕的效果。此外，從花山壁畫的構成圖案來看，它們的比例、粗細、色彩等都呈現出一種巧奪天工的態勢。因此，如果沒有一種心靈手巧的內在精神作為基奠，那是不可能繪畫出如此精美絕倫的壁畫的。
再從古壯字上看，「馱」是古代的壯族文字，讀音為「大」 （ta），在壯族文字中的意思為「河」；「龍」音為(lŋ)，在壯族語言中的意思是「大」。因此，「馱龍」在壯族語言中的意思就是「大河」。花山的壯族文字是phja lai，phja是「石山」的意思，lai是「麻點、花斑」的意思。因此，phja lai高度概括了花山的外顯和內涵，充分顯示了壯族人民創造文字具有音、形、意高度統一的技巧，表現了左江流域壯族人民具有過人的智慧。
由此可斷，花山文化孕育著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苦幹、敢幹、實干、巧乾的精神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據的。
2.花山文化孕育著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左江流域地處低緯，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區域。常年氣溫較高，夏季長而炎熱，冬季短而暖和，且熱量豐富，雨季也比較長，雨熱同季。因此生物種類繁多，資源也相當豐富，這都是發展生產的有利因素。但是由於左江流域屬於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山多地少。石山面積大且分布很廣。因此，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即使外在的條件這么惡劣，但是左江流域的壯族先民並沒有聽天由命、無所作為，而是自強不息、銳意進取、奮發有為地創造除了眾多令人驚嘆的文化成果。
從上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左江流域壯族先民不屈服於惡劣的自然環境，而是憑借自己自強不息、銳意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勤勞地從事物質生產和文化創造，在人類的文化歷史畫卷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濃濃一筆。雖然花山崖壁畫中的一些圖案的真實性尚未可以斷定。但是，即使這些圖案不是真實生產和生活的反映，是虛構的，那也充分論證了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在惡劣的條件下，沒有庸碌無為；在艱難的道路中，沒有裹足不前；在貧瘠的土地上，沒有等天靠地！而是對未來生活充滿了美好的憧憬，自強不息、奮發有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地努力改變惡劣的條件，去踏平艱難的道路，去改造貧瘠的土地。因此，才能給後世留下了悠久燦爛的花山文化。
3.花山文化孕育這左江流域壯族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和諧的精神。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認為，人有靈魂依附在其體，人死而靈魂不滅；人如此，萬物亦然。因此，在「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的觀念下，左江流域壯族先民產生了「花圖騰崇拜觀念」、「龍蛇圖騰崇拜觀念」、「蛙圖騰崇拜觀念」、「鳥圖騰崇拜觀念」，等等。這些圖騰崇拜觀念充分體現了左江流域壯族先民敬畏自然、崇尚自然的精神。從左江流域崖壁畫以及銅鼓上的裝飾圖案看，壯族先民巫師的裝束是頭戴翎羽冠，身穿羽服，這些裝束充分反映了壯族先民與自然界動物和諧相處的思想。在左江崖壁畫的人物，其動作姿勢有的雙手上舉，兩腳叉開，呈跳躍前進的姿勢，這是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蛙圖騰崇拜的歷史畫卷，也證實他們有善於模仿自然界的動物，崇拜自然界的動物和渴望與它們和諧相處的精神。在廣西扶綏縣岜賴山和崇左縣（今為崇左市江州區）楞廟山的崖壁畫的人物圖像中，有的頭頂一隻鳥，有的戴著鳥頭冠帽，這也說明的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具有敬畏自然、崇尚和諧的精神。晉人張華《博物志》曾有這么一段話：「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為冶鳥。……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還有資料表明，明朝時期，左江流域還有大象群居；清朝順治、康熙年間，常有黑斑虎進入太平府城（今位於廣西崇左市范圍），故時人有「俗有鬼神蠶放蠱，夜無盜賊虎巡街」。（清，雍正《太平府志》）這些都證明左江流域壯族先民具有敬畏自然、崇尚和諧，不為滿足自己的私慾而涸澤而漁、焚林而獵。

9. 請問有人知道崇左糖文化的歷史嗎

早在5萬年前，左江流域就有早期人類活動，崇左市綠青山矮洞文化遺址，和「柳江人」同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

自古以來崇左為壯族先民駱越民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地區後,設桂林、象、南海三郡，象郡治所臨塵(今崇左市區)。今崇左、寧明、龍州、大新、靖西 、德保等地都屬象郡。公元前207年，秦亡，趙佗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建南越國。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漢滅南越。公元前106年，漢朝又分全國為13州刺史部，象郡屬交趾刺史部(治所龍編縣,今越南北江)。漢元鳳五年(公元前76年)廢象郡，屬地歸郁(郁)林郡(治所布山縣，今廣西桂平)。三國時，鬱林屬吳。永安七年(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孫吳析交州分置廣州(治所南海,今廣州市)，鬱林郡為廣州管轄。東晉大興元年(公元318年)，從鬱林郡分出晉興郡(治所晉興縣，今南寧市)，崇左屬晉興郡晉城縣(治所在今崇左與扶綏之間)地，歷經南朝宋、齊、梁、陳4個朝代。隋屬西原地。
唐貞觀元年(627年)，置左江鎮，分領思同、萬形、萬承、波州、上下恩城州。唐末設邕管羈縻太平州、左州。宋初沿襲唐制。仁宗年間，儂智高「大南國」起義，後被朝廷派狄青鎮壓。太宗太平興國年間設左江道置太平寨(治今崇左)、永平寨(治今寧明縣城)、古萬寨(治今扶綏縣西北)、永樂寨、橫山寨等5寨。太平寨轄太平、萬承、思同、上下思城、思明、結安等土州峒，永平寨轄寧明縣大部地區，古萬寨轄江州、左州，茗盈、全茗、鎮遠屬邕州。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置崇善縣，隸邕州都督府轄太平寨，縣治在今新和鎮岜關山東南1公里處的鰲石村(今舊址已廢)。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閏六月改太平寨置太平路。太平路治所今城區太平鎮，元末徙治馱盧，轄崇善、陀陵、羅陽、永糠4縣和太平、左、養利、思同、思誠、安平、萬承、全茗、鎮遠、茗盈、龍英、結安、結倫、都結等14個土州，轄境相當於今江州區大部、龍州縣、大新縣中部東部、天等縣東部和隆安縣西部。
明朝朱元璋的朝臣提出，對廣西少數民族，「宜如宋元制，錄其酋長，以統其民」。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七月改太平路為廣西布政司左江道太平府，太平府治所初置馱盧團，洪武三年復還麗江(今太平鎮)，轄太平等16個土州和崇善等4個縣。憑祥、江州直隸於廣西布政司。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崇善縣治由新和遷到太平府治太平鎮附廊(縣治設在太平鎮南街當時的積慶寺內)。清初，思明府降為土府來屬，龍州、下石西、江、憑祥、思陵5土州和羅白土縣來屬。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析思明土府置土思州，十一年改思明州為寧明州，改思明土府為明江廳，省思誠土州入崇善縣。
民國元年(公元1911年)土左州、憑祥改為縣。民國二年(公元1912年)撤銷太平府府制，由省直接統轄各縣。1917年,全省劃分為6道，崇左地區屬鎮南道(治今龍州)。1921年8月，廢除道制，各縣行政由省直轄。1928年，撤銷土江州、羅白縣，並入崇善縣。對實行土州制的地方繼續「改土歸流」,土司制度逐漸瓦解。1930年2月1日，在鄧小平等領導下，舉行了龍州起義，建立左江革命委員會,下轄龍州、崇善、憑祥、上金、養利、龍茗等縣革命委員會。解放前夕，大部分屬第七行政督察區，小部分屬第四、第六行政督察區。第七區，治龍津 (今龍州) 。轄龍津、崇善、左縣、憑祥、寧明、明江、上金、雷平、萬承、養利、思樂等11個縣。扶南、綏淥、同正3個縣(今扶綏縣)在第四區。鎮結、龍茗、向都3個縣(今天等縣)在第六區。
1949年12月19日，崇善縣城解放；1950年1月14日，左縣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左江地區屬龍州專區。1951年4月，崇善縣與左縣合並為崇左縣(1952年8月11日政務院批准),「崇左」因此得名。1951年5月，寧明、明江、憑祥三縣合並為鎮南縣，龍津縣和上金縣合並為龍津上金聯合縣(後改麗江縣)；6月，鎮結縣與向都縣合並為鎮向縣；7月扶南、綏淥、同正3個縣合並置扶綏縣；9月鎮向又與龍茗合並為鎮都縣(1957年4月更名天等縣)，雷平、萬承、養利3個縣合並置大新縣。1951年10月19日,龍州專區更名為崇左專區。崇左專區下轄崇左、扶綏、鎮南、思樂、麗江、大新、鎮都、隆安、上思等9縣。1952年8月崇左、賓陽兩專區合並置邕寧專區(1953年4月23日政務院批准)。麗江縣因與雲南省麗江縣同名,改稱龍津縣(1962年復名龍州縣)。撤銷鎮南、思樂兩縣，合並置寧明縣。1956年10月寧明縣析憑祥市。1958年11月14日邕寧專區更名為南寧專區，1971年11月更名為南寧地區。2002年12月23日，國務院批准撤銷南寧地區設立地級崇左市。2003年8月6日，崇左市正式掛牌成立

獨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濃郁的壯族邊關文化。早在二千多年前，壯族的祖先駱越民族就創造了燦爛的花山文化，散落在左江河畔的壁畫群至今仍是千古之迷。古老的土地見證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壓迫的歷史；1885年，清代名將馮子材在這里奮起抵抗法國侵略者，「鎮南關大捷」聞名中外； 1907年，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這里親自拉響反清第一炮；1930年，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在這里組織和領導了震驚中外的龍州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和左江革命根據地。崇左市市區在明清時期為太平府府治。市內至今留存有始建於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的太平府古城牆、3座古城門，以及《麗水龍神廟碑》、《奉憲勒石》、王元仁連筆草書《千年壽》等3處碑刻。

10. 請問我們國家壯族的發飾,服裝,語言有什麼特色

壯族男子多穿對襟的上衣，紐扣以布結之。胸前縫一個小兜，與腹部的兩個大兜相配，下擺往裡折成寬邊；下短而寬大，有的纏綁腿；扎綉有花紋的頭巾。婦女穿藏青色或深藍色矮領、右衽上衣，衣領、袖口、襟邊都綉有彩色的花邊；下著黑色寬肥的褲子。也有穿黑色百褶裙，上有彩色刺綉，下有彩色布貼，色彩絢爛耀眼。扎布貼、刺綉的圍腰，戴綉有花紋圖案的黑色頭巾。節日或趕墟歌場穿綉花鞋。披戴綉花墊肩。婦女的發式各地有所不同。壯族服飾一般都用自織的土布製成。

服飾是人類物質與精神需求的復合表徵，即外表特徵與心理審美的結合。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飾，是各民族創造智慧的結晶，展示出各民族的精神風貌。

壯族服飾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指服裝，即衣服（衣裳），包括衣、褲、裙、帽、圍巾、手套、腰帶、鞋、襪、綁腿等；一是指裝飾（修飾），包括發型、首飾、眼鏡、背包（背袋），甚至文臂、文身等。兩大部分組合成壯族服飾，是壯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衣是一個民族最具特色的外在形象，既屬於物質的硬體性文化，同時又屬於精神的軟體性文化。它反映了壯族經濟發展水平，形象展現壯族的思想理念，即精神內涵，如民情風俗、哲學思想、審美意念、道德倫理、社交禮儀、宗教信仰等。壯族服飾文化形態，包含經濟的因素，又包含精神的風格特徵。

壯族服飾，與古越人、西甌、駱越人、僚人有關。現在的民族學專家只能從一些文字的史料來回顧壯族先民服飾產生與發展、衍化的歷史。資料表明：桂林甑皮岩發掘的新石器遺物中，有若干件骨錐，專家們推斷：那是嶺南壯族先民用來縫制獸皮或牽引纖維原始蔽體物的工具，說明古壯人早就有遮體的原生態服飾。以後到漢、三國、隋唐、宋、明清至近現代，壯族服飾隨著經濟發展而進化。

據專家的專著論述：貴港羅泊灣漢墓出土黑地橘紅色回紋錦殘片，說明當時就有了壯錦這種飾物。還有一種「峒布」，是麻織品及蠶絲品，說明遠在漢代，古壯民就種麻養蠶，為服飾提供原材料。三國時代的竹疏布，隋唐時代的蕉葛布、細白麻布、筒中布，均作為當時的貢品。元代始種棉花，織吉貝布。明清時期，壯錦飾品制織達到高峰，五顏六色。從專家專著中的回顧論述，可看出壯族服飾製品，從蕉纖維、麻纖維到棉花纖維的進化過程。服飾印染工藝，壯族藍靛染是有名的，直至當今，一些壯族村寨的婦女，仍以藍靛染制黑色布料，以縫制黑色的服裝。如百色市那坡黑衣壯人，崇左市龍州縣金龍一帶自稱「布代」的壯人，大新縣板價布儂婦女，她們穿著黑衣服裝在舞台上展示其亮麗，成為展示壯族服飾特點的亮點。布匹染成之後，過牛角膠，折疊打平，閃閃發亮。有的則用米漿來漿過，曬干打平。

壯族１５００多萬人口，集居於廣西，分布於雲南文山及廣東連山等地。這么廣大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域服飾各有特點，即不同地域，不同板塊的壯族服飾，構成多元一體的壯族服飾。

壯族學者梁庭望先生在他的專著《壯族文化概論》中，將整個廣大的壯族聚居與分布地區的文化，劃分為九個文化區：紅水河中下游文化區，柳江、龍江文化區，桂西北文化區，桂粵文化區，邕南文化區，邕江、右江文化區，左江文化區，桂邊文化區和文山文化區，來考察、分析各地域的文化特色。對壯族服飾文化的考察、發掘、收集、研究與展示，同樣可以用地理學觀念來進行。

另一種方法，以江河流域為劃分，來收集、發掘、整理、展示壯族服飾，如紅水河流域，左、右江流域，邕江、鬱江流域等等。水文化與服飾文化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紅水河流域的東蘭、巴馬、鳳山，南丹的蛙婆崇拜風俗文化節，節日展示的服飾亦充滿濃郁的民族特色。

我個人多年的采風觀察發現，壯族服飾目前仍相對保留傳統特色的，如桂西有隆林、西林、那坡、靖西等縣，壯族服飾特點較濃，以藍、黑兩色為主色。桂西北的巴馬縣壯族婦女服飾，其色彩以藍、白色為主色調，與那坡黑衣壯人服飾形成鮮明對比。那坡黑衣壯男女老少身上，很難找到白色或黃色、藍色。桂西南的龍州、金龍一帶布代男女服飾，以黑色為主色調，婦女穿衣、褲、外套黑色長裙，頭戴黑巾，穿黑布鞋，從頭到腳，均為黑色，加之人的膚色潔白純凈，形成黑白對比，相輔成統一的服飾美學整體。桂西南的大新縣板價村的布儂婦女服飾，亦別具特色：短衣、長褲裙，淺線花頭巾、花鞋；鑲金牙、戴銀手鐲等裝飾。

他們常在溪邊唱壯歡，在家門前曬坪舂糯米糍粑，一派稻耕民族的鮮明形象及精神風貌。桂東北的龍勝壯族服飾，亦頗有特色，婦女戴花頭巾，上衣是無領開胸衣，兩只扣子，寬大滾花褲，穿布鞋。其他地區也有特色，如雲南文山的壯族服飾，特點突出。

壯族服飾的顏色，古代、近代多以藍靛作染料，染成黑色或藍色，黑色是壯族服飾主色調。這種主色調，如今保留在那坡與龍州等地的壯人群體中，他們是自耕農服飾文化的活性形態。其他地域的壯人服飾，由於自耕農自足自給經濟形態的衰落，轉入現代的農耕技術與經濟形態，自種自紡自織自製的經濟已被打破，自然而然在服裝的顏色取捨方面，趨於當代的共同的流行色，如紅色、白色、花色、黃色、青色、茶色等，這才出現所謂白衣壯、藍衣壯、花衣壯之稱。其實這是與經濟基礎形態緊密相關聯的。由於在變化，穿黑衣的壯人，就顯得特別奇特，引人注目，稱之為「黑衣壯」。壯族是統一的整體，服飾不同是由地域環境、氣候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而產生、形成的現象。

我個人以為，縱觀整個壯民族的原生態審美，開始都從黑色主調審美觀出發，以後才產生異化。

要搜集、展示壯族的服飾特點及發展史，是需要作一番深入的考察與調研實踐過程，特別是當代多元化文化的互相撞擊形勢下，經濟及各種文化在互通、互動、互融，勢不可擋。壯族傳統的服飾文化特點能否保存、發展，變成一種既有傳統元素，又有當代審美觀的完美結合，重要的一點：不能割斷傳統，不能否定民族的歷史創造，我們只能繼承、吸收、創新再發展，形成不遠離壯族母體文化、本土主體文化的新型服飾文化，展呈在新世紀民族之林的大舞台。

創新再創造，博物館提供了依據，即歷史、傳統，還要從民族的審美傳統吸取其合理的成分。如今舞台上及禮儀場合出現的「餃子形」頭飾，是硬殼兩角尖尖翹上天，配有彩絲，這在勞動中，就失去了功能，只能作舞台裝飾品，過於誇大了，就脫離了壯家作為稻耕民族的審美與實際需要。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確。

壯族服飾有著悠久的歷史，若以性別分類，分男服飾、女服飾；以年齡分類，分老年、中年、青年、幼年服飾；以身份分類，分村老、師公、么公、道公服飾；以禮儀分類，分平裝（勞動裝）與節日裝等。各類壯族服飾都是壯族服飾文化的構成因素，一定要保護、搶救、搜集、整理，為壯族服飾新的進步打下傳統基礎。在適應當今社會節奏的形勢下，壯族服飾應進入一個新的審美境界，做到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當代人的審美需要和實際功能。任何文化的創新，都要從民族的傳統、心理、審美、哲學等內涵出發，切忌主觀臆造。只有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服飾文化觀，才能讓悠久的壯族服飾文化源遠流長，代代相傳，真正成為壯族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鮮明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