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如何交流

㈠ 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怎樣才能做好中西方文化的融合

包容兼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西方文化加強相互交流合作，強化國際間的溝通。

㈡ 簡述如何才能達成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對話和融合

摘要 包容兼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西方文化加強相互交流合作，強化國際間的溝通

㈢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文化

首先一點，不能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事物，否則先入為主的思想一定讓你失去了正確判斷的能力！
其次，自己探求真理的腳步，除了真實的歷史以外，其他人的評論只能做為參考，要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觀察西方的文化歷史，這樣才能了解西方歷史。
最後是比較，假如你對東西方歷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你可以對他們進行比較，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比較，假如這你也能辦到的話，歡迎你加入中國社會科學院！

㈣ 如何讓東西方文化融合

如何讓中西方文化融合。自從近代以來，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西文化就象兩條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現在相交匯流了。時至今日，運用先進通訊技術，信息傳播極快，地球上的各種文化真正進入了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互相作用的時代。舉個例子來說，如今聖誕節已由原來傳統的宗教節日發展成一個充滿親情、友情和愛情的聚會。在西方，人們這天更多地選擇和家人在一起。國內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則更多地把過聖誕作為一種時尚，他們更願意和朋友到酒吧、歌廳和商場去狂歡，他們的這種推力正把聖誕這個傳統意義上的洋節中國化。更多熱衷過聖誕的人恐怕是一種從眾心理，他們更願意把聖誕當作一個休息放鬆、聚會的機會。國務院批准出台的節假日放假方案中已將端午、清明、中秋等傳統節日列為國家法定節日，使人們在對聖誕、情人節等洋節的喜歡和追捧中也不數典忘祖，不淡漠中華文明哺育的傳統節日。其實喜歡洋節，並不代表我國人們崇洋媚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出國、留洋已不再神秘，近年來，不少美國、澳大利亞人都興致勃勃地過起春節，這充分說明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中，中華傳統文化與外國文化正在互相影響和改變著。

雖然中西文化逐漸相交、融合，但是兩種文化仍然保留著自己的鮮明個性，因為在我看來，融合是兩種或多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並各自實現本土化的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或者說，如果一定要說這是一種合流的話，這也是一種涇渭分明的合流。交會是一個事實，而融合則只是一種可能。文化總是具體的、個別的，總是表現為一定的歷史形態，沒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並不都是出於一源，也不能以某一種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標准。首先，隨著東方經濟，工業技術的突飛猛進，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和印度的迅速崛起，東西方在經濟上的差異已逐步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政治上的兩大體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也都在不斷異化，相互借鑒，去他之所長以補己之所短，爭取建立更完善的體制。其實，隨著經濟政治的不斷跨國化，文化層面已經不自覺的做出了反映並一定程度的發生了融合。一種單一的文化無論如何潛力總是有限的，只有不斷的借鑒，吸收，創新，才有發展的前途。況且這種交融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忽視的歷史潮流。中國作為東方世界有幾千年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大國，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國需要世界文化來創新，同樣世界文化也更需要中國文化來豐富。基於中西文化的交融決非是一方對另一方的霸權，奴役，而是平等互利的，因此確實是必要的。

無論如何，文化，這種人類所創造出的永恆瑰寶，有著其雋永的魅力與強大的力量。世界上美好的文化，文明，遠不止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自然文化兩種，他們有的將頑強的繼承了下去，有的已然沉默的消失，他們都如同其自然誕生的過程一般，本就沒有任何界限，暫時的沖突，只是為了更長久的存在，只是為了更加的豐富與完美。而站在城內的我們，不要總是嚮往城外的美好，無論內外，守住已有的，關鍵在於用自己的雙眼展望真美的，那麼我們文化的發展，正如千百年來，正如所有事物那浩浩盪盪的前進一般，是自然的，是自有其結局的。

文化的溝通交流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而達到交融境界的。交流當然應該允許爭鳴，但爭鳴必須是以尊重、寬容為前提，以借鑒、揚棄為手段，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最終回歸到交融的本原。

㈤ 探討當前世界格局下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當前，我國和西方各國日益頻繁的經濟交往使得文化沖突問題越來越突出，而此沖突已經逐漸進入到了社會和諧的「領地」中，如果我們不能採取有效的對策和措施，影響勢必將越來越大，最終必將破壞我們的社會和諧，故此事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一些迫切需要認識和解決的問題從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中西方文化沖突的實質是什麼？這一沖突如何對我國的社會和諧產生影響？怎樣才能減弱這一沖突的能量傳遞以降低其影響力，從而保證社會和諧？對於這些問題，本文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進行探討，並嘗試提出解決的辦法。

一、當代中西方文化沖突的實質

要探討如何減緩文化沖突以保證社會和諧，就必須要探究當代中西方文化沖突的實質；而要探究這一沖突的實質，就必須了解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文化的實質？對於這一重要問題，前代學者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作了大量、長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被稱為人類學之父的英國人類學家泰勒，是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最早對文化概念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人。1871年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志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①泰勒第一次給了文化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將文化視作一個復雜的整體，強調的是作為一個集合概念的文化。他認為文化可以繼承和學習而得，揭示了文化的傳承性特點。文化功能學派的創始人、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則從功能的角度認識和闡釋文化，認為文化以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存在，「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風俗——人體的或心靈的習慣，它們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滿足人類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們的看法是對的，一定都是在活動著發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②。在馬氏的理解中，文化是為人類生活服務的體系，這個體系中的一切構成要素都具有各種有效的功能，並處於變化和運動中。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在總結了160多種具有影響的文化定義之後，對文化作出如下解釋：「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既包含顯型式樣又包含隱型式樣；它具有為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是在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③ 他認為文化體系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是有顯型和隱型之分的行為模式，由某個人類群體的成員共同享有，反映了群體的意識和行為狀況。另一位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則對文化有著這樣的解釋：「總之，我所堅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從歷史上留下來的存在於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以符號形式表達的前後相襲的概念系統，藉此人們交流、保存和發展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④ 格爾茨認為文化是由人類創造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系統，人類學家的任務就是對每一種文化的各種意義進行解釋以達到能被理解的目的。

從以上幾個對文化的「經典性」解讀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點相似之處：第一，文化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可以繼承和學習而得，並對人們繼續發生著影響。第二，文化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個完整的人工體系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各構成要素處於不斷的變化和運動中。第三，某一文化為某個人類群體的成員共同享有，反映的是一定時期特定人類群體的意識狀況和行為模式，各種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意義。由此，根據以上對文化內涵的一些共同理解，並進而由這共同理解來看文化沖突，我們可以認為，文化沖突實際上就是不同文化體系及其構成要素之間產生矛盾、碰撞，進而相互排斥、相互對立，乃至相互對抗的現象。由於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人類群體所特有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激烈的文化沖突必然導致不同人類群體之間的對抗和斗爭。

現今全球一體化的格局使得中西方文化頻繁接觸，然而雙方在接觸之前就有著各自長期獨立發展的文化史，都已經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文化體系，其構成有著很大的差異。中國文化建立在包容著工商業等多種經濟成分的農耕經濟的基礎之上，良好的自然及地理環境為農業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條件，不用依靠對外擴張就能夠自給自足，所以文化體系幾千年來一直有著較大的內涵量和較強的內生力。西方文化則誕生於自然資源及物質條件都十分有限的地中海，人們臨海而居，糧食不能自給，陸地交通和交往又極其困難，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努力開拓海洋事業以獲取更多的資源，因此商業航海貿易十分發達。與中國農耕文明相比，地中海文明的對外擴展力較強。由於文化體系的構成要素存在著很大差異，當二者頻繁接觸時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沖突，構成要素差異小的文化體系沖突就小，構成要素差異大的則沖突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當代中西方文化沖突就是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動下，兩種構成要素差異較大的文化體系之間激烈的對抗與斗爭。

二、循環作用與能量傳遞

文化是由人創造的，而人又是社會的主體，要探討文化沖突如何影響社會和諧，就必須要以人為出發點來理解文化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密切關系。社會是由社會成員共同建立的有組織的群體，某一社會的所有社會成員都共同享有一種文化體系，並處於一個共同的價值體系的持續影響下，因此每一種文化都是與某一特定社會相聯系的。實際上，人、文化與社會之間是相互循環作用的：人創造了文化，同時文化又對人產生著持續的影響；文化決定了社會存在的模式，而社會又是文化的承載者與維系者；社會是我們人類生存斗爭的單位，同時人的行為必須置於社會中才能被理解。

文化沖突對社會和諧的影響正是建立在這種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由於文化沖突是不同文化體系及其構成要素之間產生矛盾、碰撞，進而相互排斥、相互對立，乃至相互對抗的現象，因而也可以被看作為一種文化運動。社會和諧則指的是構成社會系統中的各個部分、各種要素處於一種相互協調、均衡穩定的狀態，也就是說，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有一個比較均衡、比較穩定的關系，社會呈現出穩定有序、協調發展的態勢。正如我們所知，一切事物的活動都伴隨著能量的產生和傳遞，能量傳遞的規律則是單向趨於平衡狀態，即能量由高到低傳遞並最終達到相同為止。激烈的文化沖突使得構成文化系統的各種要素在摩擦、碰撞中處於劇烈的運動狀態，加上文化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循環作用，沖突產生的能量必定會傳遞給整個社會系統，從而導致社會系統穩定狀態的失衡。當代中西方文化沖突正是這種劇烈的文化運動，它不斷地沖擊著我國社會的底線和所能承受的最大應力，有可能使社會陷入或至少局部地陷入混亂狀態。激烈且長期持續的文化沖突具有極大的殺傷力，最終將導致社會陷入整體的危機。我國近年來不斷攀升的離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以及不斷擴大的吸毒人數、艾滋病感染人數等就已經敲響了警鍾。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高新技術相結合的文化產業對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內驅作用，給西方各國帶來了巨額的利潤，而經濟力量又是當今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實力的重要標志，因此西方各國將會更為努力地開發更大的文化市場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因此，我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而且將很可能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繼續加強。由於我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體系的構成要素差異較大，決定了兩者的相互融合就只能是部分性的，如果僅僅依靠文化融合來減少文化沖突，實際上大多是在作無用之功。因而減少中西方的文化沖突以保障社會和諧，更需要的是盡可能地降低由文化沖突產生的能量，使之盡可能少地傳遞到社會系統中。由於無法控制西方文化對我國文化的外部沖擊，如果要降低文化沖突的能量，就必須將我國文化系統的運動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即保持我國文化系統自身的相對穩定性。

三、文化有限流動

如前所述，文化是組織結構嚴密的整體，那麼構成文化體系的諸要素間就有著一定的組合秩序和架構關系，各要素之間按照相對穩定的方式組織和聯結起來，彼此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文化結構有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之分：表層結構可以直接觀察到，如器物和技術；深層結構無法直接觀察到，深植於人們的頭腦之中，指揮著人們的行為，在一切文化現象的背後起著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文化系統的真正決定者是深層結構即核心結構的構成要素。這些構成要素決定了文化系統之間的異同，同時它們的穩定與否也決定了整個文化系統能否穩定。因而，要保持我國文化系統自身的穩定性，就必須要使文化核心的各構成要素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

對於文化深層結構的認識，國內外文化人類學界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例如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三分法：物質的文化、社會制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精神文化針對物質文化和社會制度文化而言，是二者的上層結構，所以也是文化的核心⑤。克羅伯等人認為每一文化體系都由顯型部分和隱型部分組成，物態的、制度的及行為的文化是顯型文化；精神的和心態的文化則是隱型文化。隱型文化即文化的基本核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傳統的思想，一是與他們有關的價值⑥。懷特則將文化系統分為三個亞系統，即技術的系統、社會學的系統以及意識形態的系統。他認為技術系統由物質的、機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儀器，以及使用這些儀器的技術組成；社會學的系統由人際關系組成，這種人際關系以個人和集體的行為方式來表現；意識形態系統由思想、信仰和知識組成，它們是以清晰的言語或其他符號形式表現的。意識形態系統是文化系統的核心，整個文化系統受到意識形態系統的控制⑦。

可以看出，他們都認為文化結構的核心就是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它們決定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可以說，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不同就是中西方文化存在較大差異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國人認為「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西方人則認為人必須戰勝自然進而控制自然；中國人強調群體認同，西方人注重個體自由；中國人推崇依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循序漸進，西方人則崇尚冒險進取；中國人注重內心的修煉，西方人則強調上帝的意志。

那麼，如果要保持文化核心構成要素的穩定性，就是要保持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的穩定性，如此則會表現出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輕易改變。同時，由於文化流動是文化系統生命力的保證，各構成要素必須處於不斷的變化和運動中。在文化核心構成要素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表層結構的文化要素必須適當地流動，以保證文化系統的活力。這種系統內核不變，表層要素適當流動的文化流動實際上可稱為文化有限流動。

文化有限流動不同於文化一般流動，文化一般流動是全面的流動，文化有限流動是部分的流動；文化一般流動是由文化系統自然調節，文化有限流動則是文化系統在一定控制下調節。相比較而言，在激烈的文化沖突中，文化有限流動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自身文化系統的穩定。

四、加強傳統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與文化有限流動密切相關，文化認同是文化有限流動的基礎，文化有限流動是文化認同的結果。要真正實現文化有限流動，必須加強人們的文化認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類社會的現代性更多地表現為超過以往任何時代的流動性，而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又顯得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阻隔，因此與以往相比，人們更加需要加強文化認同以提供安全基礎。

如前面所示，文化與人的存在緊密相聯，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表達方式，都是文化的產物。因而文化認同與自我認同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當人們處於一種不同文化接觸、碰撞、對抗的環境中時，面對著各種不同的事實存在，會產生一種自我認同以保持自身統一的反應，如果缺乏文化認同，個體就會沒有歸屬感。一個中國人可以和一個美國人友好相處，互相談論對方的文化，這個時候雙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認同；而如果這個中國人缺乏自己的文化認同，就會感覺到在精神上不能和那個美國人對等，則無論如何內心都會有焦慮，很有可能在行為選擇上出現問題，而且如果一旦形成一種群體性反應，對社會將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現今，我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社會結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傳統文化體系的深層結構被部分破壞，新的文化體系又正在建立之中，不可否認，社會上出現的所謂「文化虛無」、「文化荒漠」、「文化無根」等等說法，正反映了我們文化體系核心層面的某種缺失。再者，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人們大多不是立足於自己的文化來認識經濟和科技，反而是被動地依據經濟和科技力量來認識自己的文化，這種認識並不是建立在對文化本體的正確認識上，而此時西方文化挾經濟實力和先進科技之強勢與我國文化發生沖突時，再加以我國文化核心層面出現某種缺失，人們便很容易鄙棄自己的優秀文化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文化模式論的創始人本尼迪克特指出，人類文化的形成是因為受到文化模式力量的支配和控制，正是這樣一些模式，區別著不同的文化，同時也塑造著各自所轄的那些個體，控制著個體的思維和行為。我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幾千年的歷史，由先民的原始思維發展而來的，以儒、道兩家思想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為主流的長期形成的文化模式，兩千多年來發揮著強大的作用，規范著中國人的生活行為、道德情操與價值觀念。所以，即使人們在崇拜各種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不可能完全忘懷傳統文化。而今，中國經濟力量的逐漸強大，已動搖了人們認識西方文化的基礎，對西方文化的普遍認同已經逐漸受到質疑。如，美國兩大快餐業巨頭麥當勞和肯德基進入中國市場之初，曾傾盡全力宣傳本土飲食文化，使得國人趨之若鶩。而近幾年，人們開始提倡多吃中國傳統食物，少吃西方「垃圾食品」，麥當勞和肯德基的顧客比以往明顯減少，這兩位西方快餐巨頭就都只有「入鄉隨俗」，烹制各種中國傳統食品以吸引顧客。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餐飲業，在其他各行業也已經有了相似的情況。由此簡單事例即可看出，國人的文化觀念已在回歸，所以加強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實際上只是在「順水推舟」而已。

五、余論：探尋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

如前面所述，文化的樣貌由核心結構決定，那麼與系統內核接近的文化要素進入，系統的排異反應會較小，則有可能被接受；反之，系統的排異反應會較大，就很難被系統接受。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距甚大，有時表現出完全對立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這種差異較大的文化體系之間可以部分相互適應、補充，但要做到完全融合、涵化，則有著很大的難度。

人創造了文化，文化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如同人類的身體有著共同的某些特徵一樣，人類的文化也有著某些相同之處，只是它們隱藏在各種文化現象的背後，處於文化的深層結構中，經常是人們下意識的反應，不易察覺。換而言之，人類文化應該有著某些共同的文化核心要素，這正是中西方文化之間實現平等對話與交流的基礎。我們應該把握文化的整體結構，探究人類不同行為和思考方式的內在聯系，尋找到這些隱藏於文化深層結構中的共同核心要素。

文化人類學界中有相當一批學者主張文化相對主義，他們認為：任何一種人類文化，無論多麼原始或多麼復雜，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研究某一種文化，不能由主觀好惡而決定取捨，而應根據它自身的來龍去脈以研究其現象本身。這種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現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化沖突問題，更需要深入了解我們自己世代相傳的文化，也更需要站在尊重對方文化體系的立場上，通過對不同文化的積極理解、比較研究，從而真正地實現中西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交流。

㈥ 如何正確看待中西文化交流

回顧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不經意間你會注意他們的身影——傳教士，近代歷史長河裡，他們充當了先鋒，為傳播西方文化和思想而積極奔走，穿梭於各大場合，給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一筆難於抹去的重彩。西方傳教士，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史學界對西方傳教士的研究,日益深入，並希望以此為借鑒，探索出一條適合當今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進一步促進中西文化繁榮和發展。那如何辨證地看待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及其作用則顯得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一枚硬幣分正反二面，而作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鋒——傳教士，他們的傳教對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利弊這方面。而這篇文章討論的主旨是為需求當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部分借鑒，以此在看待近代傳教士對中西文化的影響方面，主要側重於積極影響。 一、 中西接觸的先鋒。 西方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這里既有西方政治上的對峙、軍事上的沖突等顯性背景原因,也有佛儒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對異域文化的排外性影響等內隱性原因。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由來已久。清初由於羅馬教廷與清政府的「禮儀之爭」,康熙帝遂下令禁教:「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此後清政府又進一步強化禁教令,因此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可謂舉步維艱。 從16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大門緊緊關閉著,西方傳教士雖屢遭摒棄,但仍不斷來輕叩關門。代表人物有：利馬竇、湯若望、馬禮遜、洪若翰、羅德先、李損摩太等。以利馬竇、湯若望和馬禮遜為例。 1577 年利瑪竇被派到東方傳教，一開始利馬竇為傳教而傳教，結果到處碰釘，相當不順利。後來他改變了策略，決定採取曲線傳教的方針，先向公眾開放圖書室、展示地圖、宣傳西方科技等，然後再伺機行事，馬上就改變了處境。利瑪竇的這些行動不僅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而且也招來了很多知識分子，招至大批中國士大夫的親徠，影響也越來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隨他，瞿學會並親手製作了天球儀、星盤。[3]後來向利瑪竇學習數學的人多起來：有知名學者顧起元、知府王泮、著名學者李心齋的兒子及他的兩個學生和當時的翰林王肯堂的學生張養默等。而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中國的境遇。湯若望在明朝的時候著述頗多，他參與編寫翻譯的著作有《遠鏡說》、《主制群征》、《坤輿格致》、《渾天儀說》五卷、《西洋測日歷》一卷、《民歷補注釋惑》一卷、《大測》二卷、《星圖》八幅、《恆星表》五卷、《交食歷指》七卷、《測食說》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新法歷引》一卷、《歷法西傳》、《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學歷小辯》一卷策：「一、《恆星出沒》、《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歷法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禎歷書》內，或和《崇禎歷書》有關。明末湯若望還撰寫了對西洋火炮的整個製造工藝的《火攻挈要》一書。 1807年,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作新的努力。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來到中國,此後美國的美部會、聖公會、長老會、美以美會等也紛紛派員來華傳教。直到鴉片戰爭,香港割讓、五口開埠通商後,有了條約保障的傳教士們才將活動基地遷到這些地方,以後,又往內陸腹地遷移。這期間,除了傳教士們的悉心傳教佈道,直接影響信眾外,他們還出版了大量的宗教書籍。有的學者統計,僅在1843-1860年,香港、

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就有434種書籍出版,其中宗教書籍329種,占總數的75.8%。這在當時我國報刊出版業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在西方宗教文化並不為多數中國人所知的情況下,其影響是頗大的。歷史地考察我國基督教文化的淵源,西方傳教士把西方的宗教介紹到中國,不僅使中國近代宗教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更給博大浩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內容。西方傳教士的努力對我國宗教文化以至民族文化的豐富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西學東漸的實踐 19世紀以後,西方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創辦學校、出版書籍報刊,揭開了近代西學東漸的序幕。傳教士即擔當西學東漸的實踐者。教會在中國所辦學校取得驚人的發展。1889年,教會學校學生總數不到一萬七千人。到1918年,教會學校約一萬三千所,學生總數約三十五萬名。估計到1926年,教會學校總數約達一萬五千所,學生共約八十萬名。而到了1937年,教會學校在校學生估計總數約一百萬名,其中大學生約八千名,中學生約九萬名,其餘為小學生及一些神學院校學生。其中基督教重點放在大學,天主教則放在小學和神學。另據統計,在1914年,教會學校有一萬二千多所,學生約二十五萬名;當時中國官立學校共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學生共約一百六十三萬名,與教會學校的比例:學校是五比一,學生是六比一,由此可見教會教育在當時的比重了。教會特別重視高等教育事業。據1917年日人統計,在外國人辦的初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學生總數的4%,中等學校佔11%,而在外人辦的高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新式學校學生總數的80%。除普通教育外,在針對殘疾人所進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會亦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創之功,不可磨滅。所有這些學校的設立,為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學術,引進西方新式教育體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無疑起了開先河的作用,其對幾千年的舊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沖擊力,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最早的近代報刊是由外國傳教士馬禮遜創辦的。此後,各國傳教士相繼在南洋和中國創辦了一批中文報刊。鴉片戰爭後,更多的外國傳教士、商人進入中國,外人創辦的各類報刊也大量增加。據統計,1842年到戊戌變法前後,外人在華創辦的報刊達170多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的《教會新報》(後改名《萬國公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創辦的《中西聞見錄》(後改名為《格致匯編》)、英國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創辦的《申報》等。這些報刊在宣傳宗教、進行殖民教育的同時,也宣傳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成為中國人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途徑。洋務運動以後,西方的科學技術再一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採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關注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在這時期,西學通過遍布各地的新式學堂、各種近代報刊和品種繁多的西書,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西學的影響已經逐漸從知識界擴大到社會基層。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和西學的廣泛傳播,傳統的封建觀念開始受到極大的沖擊,社會價值觀念也逐漸發生變化。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傳教士將西學傳入我國,客觀上對我國近代科學、文教、醫學事業的形成和發展起促進作用,也對我國知識分子的學識、思想起到
了啟發作用。徐壽、華衡芳、李善蘭、王韜等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也正是在與西方傳教士的合作中進一步拓寬了視野,並在近代中國科技、文教事業、思想領域多有建樹,並產生重大影響。 三、傳播中學的使者 19世紀以來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觀者清」這個說法,他們的研究中有中國人自己沒有做或者看不到的新鮮東西。傳教士在中國的語言文字方面完成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語言是傳教士佈道的基礎,早期來華傳教士不得不攀越漢語這道萬里長城。編輯了大量的西文、漢文字典,如1815年馬禮遜出版了英文版的《漢語語法》,被譽為19世紀英國中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鴉片戰爭後出版了《漢英字典》和《英漢字典》，其它研究中文語法的還有傳教士晏馬太和富善等等。出版這些字典是過去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之書,以利於更多的西人有興趣研究中學。傳教士的貢獻在於把中國經典介紹到西方,如翻譯了大量的中國經典,如《論語》、《老子》等譯成西文並介紹到西方;傳教士在編撰字典、翻譯中國經典的同時,也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許多傳教士回國後,都在大學中開設了漢學講座,並擔任主講,有的則直接參加或幫助歐美學術機構建立中國學的研究中心。其中很多人如衛三畏、理雅各等還成為本國極有影響和學術地位的中國學家和中國學的泰斗;傳教士在向中國傳布福音與介紹西學時,也注意對中國社會各方面情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向西方社會作詳盡的介紹。如:裨治文赴華時,美國傳教事務局便要求他「在工作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把有關中國人民的特徵、狀況、風俗、習慣等等,特別要求對這些情況受他們的宗教影響,向公理會做出完整的報告。」盡管這些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及其觀點帶有一定的偏見,但多數傳教士對中國儒學文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外國傳教士以其特有的觀察視角和學術風格對傳統國學提出了一些較中肯的批判。也正因如此,一些初步了解中國文化的傳教士,在中國社會文化生活中曾表現得相當活躍,特別是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中,許多傳教士成為中國改革運動的參與者,在歷史上留下了長久的痕跡。 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帶來巨大的貢獻的同時，也帶來眾多的文化問題，如沖擊傳統文化、奴役民眾思想、掠奪中國資源等等。 我們常說以史為鑒，近代傳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及對中國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和發展，中西交流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再的單方面的文化輸出，而是雙方多層次和全方位的交流，吸收以往經驗，並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渠道尤為重要。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中國崛起已成為重要的話題，而文化傳播成為我國成為大國的一個重要障礙，如何讓中國在成為經濟大國的同時成為一個政治大國，文化軟實力至關重要，為此我國在全球積極推廣漢語教學，試圖通過漢語教學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和地位，讓世界各國進一步了解中國，在我看來這不失為一種良好的方式，但遠遠不夠。 首先，內憂嚴重，國內思想主導近年來受到直接挑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深廣，特別的關於價值觀和人生觀方面，加之自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的發展，國內年青一代思想經歷了深刻的變化，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嚴重泛濫，其次，國內5000年的文化精髓未能受到良好的提倡，優良文化傳統流失嚴重，在傳統文化脫節和西方文化泛濫的沖擊下，國民思想發展讓人堪憂。所以，在我看來，要推廣和發展中西文化，首先的重點狠抓自身文化塑造，而非所為的馬克思主義主導思想。讓民眾擁有精神歸宿，塑民族魂，強中國魄。
其次，在國內經歷塑魂強魄後，國家應盡心打造民族文化，5000文化過於龐雜，而能夠傳輸與國際特別是西方的更為稀少，不如畢其功於一役，提煉民族文化中的優良部分，並以此為主線，借鑒西方傳教士先輸入數學、天文、醫學等優良成分一般，同時適當吸收外來優良文化，使之與中華文化融合。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國際化的今天，加強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雙方加強全方位了解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我國崛起的一個良好契機，充分利用5000年文化底蘊，並吸收優良的西方文化精髓，以史為鑒，我相信中國文化將更為繁榮。

㈦ 如何處理中西方文化關系

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文化、傳統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必須堅持立足當代又繼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立足本國又充分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文化承接著過去又昭示著未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要結合時代特點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加以繼承和發揚，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加以積極借鑒，做到洋為中用，博採眾長。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㈧ 中西方在古代都有過哪些重大的文明交流

我們都知道中西方存在著巨大的文明差異，甚至發展到今天這種文明差異也確實是存在的，並且一直沖擊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能夠在很多的地方見識到這種文明的差異帶來的影響。其實中西方在古代就有過很多重大的文明交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之路是一條打通東西方的文化之路，商人通過絲綢之路把東方的商品帶到西方去，再把西方的商品帶到東方去，而通過這不停的商品交換買賣的過程中，毫無疑問的就會帶來文明的交流，能夠有助於幫助東西方，對於各自文明的認識。這一點即便是在現代也是擁有著特別大的意義，並且現在中國仍然在打造一條新的，前所未有的絲綢之路，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㈨ 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差異,舉倆例

中國人重「內」，西方人崇「外」。

中國人通過節慶活動企盼豐收、享受喜悅，而西方人則更偏向藉此發泄個人情緒、張揚個體人格。

思維模式，西方重唯理、思辯細節分析；中方重經驗、直覺整體綜合。

隱私方面，中國人的隱私觀念比較薄弱，認為個人要歸屬於集體，在一起講究團結友愛，互相關心，故而中國人往往很願意了解別人的酸甜苦辣，對方也願意坦誠相告。而西方人則非常注重個人隱私，講究個人空間，不願意向別人過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願意讓別人干預。例如：中國人第一次見面往往會詢問對方的年齡，婚姻狀況，兒女，職業，甚至收入，在中國人的眼裡這是一種禮貌，但在西方人眼裡則認為這些問題侵犯了他們的隱私。

時間觀，西方人的時間觀和金錢觀是聯系在一起的，時間就是金錢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它們非常珍惜時間，在生活中往往對時間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計劃，並養成了按時赴約的好習慣。而中國人則屬於多向時間習慣的國家，在時間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一般不會像西方人那樣嚴格的按照計劃進行。

客套語，中國人注重謙虛，在與人交際時，講求「卑己尊人」，把這看作一種美德，這是一種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貌現象。在別人贊揚我們時，我們往往會自貶一番，以表謙虛有禮。西方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文化習慣，當他們受到贊揚時，總會很高興地說一聲「Thank you」表示接受。由於中西文化差異，我們認為西方人過於自信，毫不謙虛；而當西方人聽到中國人這樣否定別人對自己的贊揚或者聽到他們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時，會感到非常驚訝，認為中國人不誠實。

餐飲習俗，中華民族素有熱情好客的優良傳統。在交際場合和酒席上，熱情的中國人常常互相敬煙敬酒。中國人宴客，即使美味佳餚擺滿一桌，主人也總習慣講幾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話。主人有時會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夾菜，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國家，人們講求尊重個人權益和個人隱私，所以他們不會做強人所難的事。吃飯的時候，絕不會硬往你碗里夾菜，自己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他們也不會用各種辦法勸客人喝酒，不會非要你喝醉了為止。

行為規范，比如中國人輕拍小孩子的頭部表示一種友好，而在西方國家，這是一種極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會對此非常憤怒。

風俗習慣，中國人對龍有著至高無上的尊重，認為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象徵。西方有一個「打龍節」，龍被視為惡。中國人將紅色視為「喜慶」「吉祥」的象徵，而白、黑兩種顏色為「不吉利」的顏色。因此在重大節日或者婚禮上會穿紅裝、掛紅燈籠、貼紅「喜」字。而在喪禮中，人們都會穿黑或白顏色的衣服，代表對已經過世人的哀悼。但西方人則非常喜歡白和黑這兩種顏色。外國新娘則穿白色，表聖潔，參加晚會時中國女性一般穿黃色或紫色的衣服，表高貴，而外國女性則穿黑色的衣服，表典雅。（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斷深入，中國人的一些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轉變會穿白色婚紗）

飲食文化，西方是一種理性飲食觀念，不論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而營養一定要得到保證，講究一天要攝取多少熱量、維生素、蛋白質等等。即便口味千篇一律，也一定要吃下去，因為有營養。中國則是一種美性的飲食觀念，中國人對飲食追求的是一種難以言傳的「意境」，即使用人們通常所說的「色、香、味、形、器」來把這種「境界」具體化，也難以涵蓋全部。

宗教信仰，中國以儒學為核心，以佛教為宗教的文化體系和西方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帶來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國傳統文化則認為雙數是吉利的數字「666」在中國是吉祥數卻是魔鬼復活的日子。

㈩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正如世界上其他種類一樣，人類也有著不同的形態和性情。從廣義上講，不同的民族之間有既有共性也有個性，而個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的角色。正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個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價值。中國和西方有著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源流和文化傳統。這就註定了他們的背向和發展的異途。這和個人發展的走勢有相似之處。因而，要想洞察一個民族之文化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倫理、審美價值等觀念的內在靈魂，就必然涉及到對文化的梳理和辨別。然而文化又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來加以界定，這樣有利於闡述。下面我就從幾個方面加以論述。首先，從地理環境方面，之所以把這一方面作為一個重要部分，那是因為，我一直覺得，人的成長離不開他的環境所賦予他的種種特點和品性。同樣，一個民族的生活環境也必然對一民族的文化個性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西方各個國家的領土普遍都不是很大，並且緊緊相依，四周又有諸多的海域。國土面積不大，意味著他們的能源就會想到貧乏。在能源處在危機狀態，就會向外擴張（亞洲的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早期的西方人在狹小的空間里生活、勞作，但隨時代的發展，國內的能源匱乏，影響到了自身的發展。所以歷史的「十字軍東征」「世界大戰」和各式各樣的侵略戰爭，都或多或少帶有能源上的經濟因素，當然政治野心是離不開的。正是西方所處的地理環境及其他們的資源狀況，決定他們的民族的性格都具有外擴性特點。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就顯得內斂許多。
這也和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細細息息相關。中國可謂地大物博。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能自給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奪。當然元代的鐵蹄曾穿越歐亞，但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那隻能算是鳳毛麟角。整體而言，中國對外的擴張在歷史發展長河中，只能算是滄海一粟。這樣的地理環境，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閉關鎖國，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據歷史的記載，清代的一些官員還不知中國的外面還有更大的世界，甚至鬧了笑話：「說的是一位官員對於英國來訪的使者，不願下跪，解釋為外國人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還有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等等。從而，形成了中國文化個性當中的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講究含蓄（不張揚）、圓容（在一個圈裡轉）。這種特點進一步影響了中國的審美和文化心理。例如，在審美上，女性行為上講究「笑不露齒」的含蓄美，文學藝術上，講究含蓄美，重表現而不重再現。這和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如在美術上，講究散點透視，講究計白當黑，不講究三維透視等等。正是這樣的地理環境的差異，讓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和個性。具體在個體上，也是如此，歷史的觀察不難發現，西方的傳統注重「個人本位」「集團意識」而不太注重「家庭本位」「天下意識」（梁漱溟），而中國正好顛倒。正如陳顧遠在《中國法制史》中所談到的「從來中國社會組織，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輕個人，故歐西之自由主義遂莫能彰；後國家，故近代之國家主義遂非所夙習」。西方強調個性要張揚，要充分展現自己的魅力包括身體的魅力（如希臘神話中所展現的人體美以及後來發展的雕塑藝術）。而中國則強調個體應該服從集體，應該把自己融入集體當中，不要張揚自己，要處處體現集體的意志和作風。以大局為重，為了大局的利益可以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是個體的尊嚴。當然這里所說的都是相對而言，只不過中西方各自突出自己的特點。這正如，市場經濟制度和計劃經濟制度一樣，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運用，只不過是以哪一個為中心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講，不同的地理環境，對於不同民族的性格的塑造是具有特殊意義。正如法國哲學家丹納在他的藝術理論著作《藝術哲學》中所強調環境的意義那樣。不過他過分強調把環境對於民族的成長的意義和作用罷了。可以說，東西方民族的不同的特點應該以不同的地理環境作為一個前提來加以考慮。
有了這一前提，我們才能在其基礎上進行物質生活方面、社會生活方面、精神生活方面的（據著名學者梁漱溟對文化的內涵的界定為其三方面）對比探討。下面就分別對這三個方面進行對比論述。
首先，在物質層面（衣食住行），中國的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使得中國在農業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而西方在中古階段的物質生活也是以農業為主，只不過中西方的氣候不同，所適合種植的東西有所不同，但其發展的內涵是差不多的，沒有質的區別。在物質層面，西方與中國出現質的不同應該表現在產業革命以後，那時的西方已經在工業上大展宏圖，尤其是英國，而中國還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汲汲以求。我們來對比一下就明白了。「我們用的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卻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可以說，中國與西方在中古時期，在物質層面是沒有多少質的不同，但由於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呈現出來的穿著打扮也有所不同（西方由於宗教氣氛比較濃烈，參加教會活動時，穿著以黑色為主），住的方面也一樣呈現出文化特色和地理特點。直到產業革命以後，這一切才發生巨大變化。
從社會生活層面講，西方由於受到希伯萊文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在往後的生活當中，宗教可以是如影隨行，非常之重要。在中古階段，還一度對整個西方起到壟斷作用，教會的勢力之強已達到主宰國家運行的地步。同時希臘、羅馬文化對西方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在文藝復興以後，它們的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近現當代的西方的發展可以說都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其中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就是它們的瑰寶。使得自然科、社會科學研究得到的蓬勃的發展，國家的法制意識、人權意識得到深入的貫徹。而中國由於在「倫理本位」思想的影響下，對外的探索沒有表現出過大的熱情，而一心在人事上下功夫。社會的一切包括國家制度都在以家庭為核心的思維中蔓延開來，家與國是同構關系，國的制度與家的制度沒有多大的區別，從這個角度講，皇帝就是一家之主，只不過這家的范圍比較大罷了。倫理的名分思想讓家和國都得以有秩序的存在。在加上禮樂的協助和促進，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溫情脈脈的道德秩序。可以說中國古代社會的建設是道德建設為核心，所謂的「修心養性」「修己安人」就是其的表現。就連德國的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都很驚訝中國的國家建設，說「中國是用倫理治國」。可想而知，中西方的巨大差異。
從精神內涵上講（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中西方表現出來的向度也是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別。先從中國談起：
中國文化具有「儒、道、佛」三元合一的文化內涵特徵。儒家主「入世」學說，道家、佛家主「出世」學說，它們分工合作，相輔相成，共同塑造中國的文化內涵。儒家主要的貢獻是那種「天行健，君子應自強不息」的積極入世的精神以及「敬鬼神而遠之」的「科學」精神。至於它的「尊卑等級」的觀念從現在的角度講應該放到歷史博物館去。「中庸」（不偏不倚）思想是不利於當今社會的競爭，不利於培養創新精神的，所以也應該取其利避其害。還有其為了維護整個封建社會統一、穩定的「倫理綱常」如：「君為臣綱、夫為婦綱、父為子綱」以及「唯上是尊」的思想，是應該採用「拿來主義」（魯迅）的態度來進行鑒別、吸收、繼承，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這種態度是不可取的。對於其政治上的主張也應該持有歷史批判的態度來對待。如：「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仁政」思想是值得提倡的。如果能融合當今社會的「民主、科學」精神，那麼，其精神將會發揚光大。總之，應該充分挖掘其精華，拋棄其糟粕。
道家與佛家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出世」上，道家的「無為」、「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以一種超世的眼光來普照萬事萬物，不局限於人世間的「衣食住行」（在莊子時代，經濟主體形式是屬於小農經濟，其周遭環境沒有現在社會貧富差距這么懸殊的競爭氛圍，大部分百姓過的都是比較貧困的生活。因此，莊子能夠縱情於天地山水之間而忘乎人世）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境界（當時的自然環境允許他在其中「逍遙」思索）。道家其作用主要體現在藝術上，尤其是其關於「意境」的闡發在藝術史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極深遠的意義。
佛家（指的是中國化的禪宗）講究「輪回」，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認為人間處處有佛，只要心中有佛。則可以成佛而不必隱居修行。這種思想的傳入對中國的文化心理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民間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知識分子當中，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唐代詩人王維、宋代詞人蘇軾，就是典型的榜樣。
中國文化可以說是一早熟文化，如打個比方則像是小孩老成化，活像一個小老頭。按照梁漱溟所言，則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而這一位小老頭卻屹立東方幾千年，其原因何在？有一位學者曾有點誇張地說：中國的歷史是孔教的歷史。這話雖然過於偏激，但卻不無道理。周孔教化，的確是中國文化的主脈，佛、法、道都只是它的助手，圍繞它而轉動。中國古人總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而其中的「兼濟天下」就是儒家的入世精神，而相應的「獨善其身」則是道家、佛家起作用的所在。至於法家，中國除了秦朝統一時，採用了李斯的法家思想為其突出外，其他朝代都鮮於見到，因為秦朝短暫的歷史壽命，不能不歸咎於法家的嚴厲，歷代王朝對此都有見識，並以此為鑒。到了漢代，漢武帝獨尊儒術，定儒家於一尊，儒家得到弘揚發展，並奠定了儒家在中國的地位。而儒家又憑借什麼來鞏固其心脈，按照梁漱溟的說法，那就是以「倫理來組織社會，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禮俗代替法律」的一種以「倫理本位」為基礎的建設思想。這一思想，通過一個家庭套一個家庭組成一個大的家庭——國家，並且通過「士」這一階層的積極努力宣傳，通過禮樂的熏陶，使得整個秩序得以強化和鞏固，從此綿綿不絕。要不是西方的「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這一套運行機制還會維持整個中國的運轉，就算過幾千年也不會有多大變化。總之，中國文化由於早熟，過分向內發展，而忽略了對外的探求，打個比喻，那就是，身體發育還沒有完全，智慧已過早發達，越到後面，越發現體力不支，難以為繼。這就是跨越發展階段的結果。
相對於中國文化精神而言，西方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則是異樣的色彩。如果說中國文化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向內探求的生命活力，那麼，西方則表現為一種向外擴張的生命張力，無論是其科學還是其民主。如果說中國文化精神的傾注的對象更多的「人」的話，那麼，西方更多的關注「物」，也正是因為關注物，並且把人和物進行分離，「物」是「人」要政府的對象，而不像中國「人」與「物」是統一的，講究「天人合一」。由於西方「人」與「物」的對立，所以，人要想方法認識客觀事物，正是基於這種精神，才逐步誕生了科學精神。而中國講究「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就好親兄弟一般，當然就不會用心去加以研究對待了，從而也就沒有科學精神的誕生，早期中國的科學發明，只是基於實用的目的，並沒有把所發現的東西，提煉成知識，做系統的研究。這也就造成了中國本有的發明成了別人利用後發展的工具。
而西方文化的另一核心「民主精神」在中國為什麼沒有生根發芽呢？其實中國並不是沒有民主，例如，孟子就提出了「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中國的民主沒有西方近代國家那樣的民主。如果按梁漱溟的話說那就是：民主精神可以有五種表現，即承認旁人、平等、講理、取決多數、尊重個人自由，而中國的民主只體現了前面的三種，沒有後面兩種。而後面兩種就是西方的政治民主和個人本位權利觀念。中西方為何會如此不同呢？我們來看看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的闡發：「西洋之政治和法律，早於古代海國城邦見其端倪。其次，則基督教會又有千年更好陶冶：在教會之中，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直屬於團體；破除家長家族之間隔。最後則經過中古後期之自由都市，培養出近代國家。在近代國家穩定進步之中，乃更發展了其政治和法律。但家族生活偏勝，又演為倫理社會如中國者，天然缺乏政治其事，法律其物。」由此不難看出中國與西方發展方向的差異，也就明白了其之所以存在的樣態。
總而言之，中國與西方在諸多方面的不同，並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中國和西方是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是屬於不同的發展路向，就好比是一棵樹上的兩個分支。基於這點考慮，我們應該認清各自的文化優勢和不足，從而揚長避短。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或是「敝帚自珍」。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競爭、合作的世界，我們應該善於從西方那裡學習其「科學」和「民主」精神來豐富自己。我想這才是應有的文化態度和文化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