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唐朝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響有哪些
首先是服飾上。唐朝人特別崇尚突厥和東伊朗人的服飾風格。男女出行愛好穿胡服，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缺頃如此。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就是一位效仿突厥人服飾的急先鋒，他一生最大的願望竟然是去草原上生活，作一名真正的突厥人。在唐中宗之時，貴族婦人和宮女之中特別盛行外民族的服裝，中亞粟特人的男裝，一種翻領對襟的袍服，被改造為唐代婦女的敗扮簡時髦服裝。察褲唐朝是一個大一統王朝，其文化絢爛奪目，兼收並蓄，不僅僅影響了周邊地區，同時也受各地文化的影響。唐朝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響。其中服飾和飲食這兩方面所受的影響最為明顯。
其次是飲食。出於對突厥人飲食習慣的模仿，有些顯貴的人家在帳篷前的狼頭纛下，親手將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其中典型代表也包括太子李承乾。當然這種現象並不是十分普遍，在飲食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影響是胡食的傳入。在唐代，胡食的種類主要有胡餅、燒餅。胡餅即芝麻餅，中間夾有肉餡;燒餅就是油煎麵餅。在唐代，賣胡餅的店鋪十分普遍。流行於穆斯林國家的抓飯，在唐朝也非常盛行，這種抓飯是用稻米拌以酥油，加上肉或魚蝦、蔬果等佐料的食品。
『貳』 列舉出隋唐時期吸收了很多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例子
唐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創造了輝煌的唐代文明。唐代文明的昌盛離不開祖國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唐代文學，尤其唐詩的繁榮亦是如此。其大融合的體現有：
1、 隋唐制度的淵源及李唐皇室的血統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敘論》曰:「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遲做，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屬於此范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託周官諸制度皆屬此類，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誤認為（西）魏、周之遺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陳氏認為隋唐制度有三個來源，其中（北）魏、（北）齊之源實承襲漢魏西晉東晉南朝前半期漢族文化，為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所採用，已融合南北、漢胡文化。其梁陳之源乃漢族文化經隋傳之唐者。
2、多民族融合對唐代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影響，唐王朝對兄弟民族之政策比較開放，且比較成功。岑仲勉《隋唐史》總結有四個特點:1.不強迫同化，只順其自然。2.不掠取俘虜分散為奴婢。3.不使雜處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這種自由開放的民族政策對全國的安定團結，經濟文化建設意義重大，其效果亦非常顯著。
3、李唐王朝在用人上，對各族人員不分彼此，同樣信任。誠如陳寅恪所言:「賀橘李氏據帝位，主其軸心，其他諸族入則為相，出則為將。」 ④ 唐之開國，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將兩類，而府兵「不堪攻戰」，其主力實賴蕃將。其著名蕃將（如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人;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執失思力，突厥酋長;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李謹行，人等）皆受太宗重用，戰功卓著。玄宗時，安祿山碼拍衡、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數民族出身而任節度使，天寶後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寶臣、李抱玉、李光顏、李克用、王思禮、王鎔、仆固懷恩、烏重胤、渾瑊等少數民族位兼將相。《北夢瑣言》雲:「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說明中唐以後，少數民族入相更為普遍。
4、少數民族人員出將入相，必然會對當時的政治以及社會心理產生重要影響。少數民族的尚武精神很為青年人所發揚，許多詩人對尚武精神進行歌頌。
5、唐朝的政治思想比較寬松。李唐的這種文化背景，使他們在融合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方面比較積極，亦比較通達。他們努力造成一種統一的和諧的思想文化局面，所以就容納百家，並蓄兼收，不但傳統的佛、儒、道思想受到同樣尊重，而且對於自西域傳入的景教、 祆 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等，也聽任它們在國內傳布。
6、對傳統禮教的突破。西晉以後，中原地區長期處於少數民族統治之下，深受胡風影響。唐興以後，雖仍然以中國傳統禮教治國，但時轉世移，民風世俗不能不有所變化，很難再回復到魏晉以前。朱熹雲:「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⑤ 就指出了這種情況。
7、對世俗民風的轉移。《新唐書》卷八?太宗諸子條:「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發，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陳寅恪雲:「此突厥俗，見《通典·突厥傳》首，太宗以突厥為宮工，故承乾習染其俗也。」李承乾作為皇子，愛好突厥語言、風俗，以致於極力摹仿。又《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載:「太尉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近服妖也。」長孫無忌是鮮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渾脫是胡物。長孫無忌戴少數民族風格的帽子並不為奇，但天下人都跟風效仿。又姚汝能《安祿山事跡》載:「天寶初，貴族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雲:「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白居易《時世妝》雲:「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陳寅恪箋白詩曰:「樂天則取胡妝別為此篇以詠之。蓋元和之時世妝，實有胡妝之因素也。凡所謂摩登之妝束，多受外族之影響，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須詳證者。」 ⑥ 其實，自北朝以來，男女衣飾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猶爾，至開元後稍博 ⑦ 。向達先生研究敦煌壁畫，謂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著胡服，即所謂褲褶，男衣短僅至膝，折襟翻領;女衣亦同而稍長，內面另有長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覘李唐一代服裝趨向之轉變 ⑧ 。總之，從唐初到中唐，少數民族妝束一直是引導新潮流者。
8、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詩人
在大一統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詩人有著區別於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點。首先在民族構成上，很多著名詩人是少數民族出身，或者是漢化已久的少數民族，如白居易等。
『叄』 隋唐時期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是
隋唐時期中國吸納的外來文化主要是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隋唐時期對於佛教彎姿哲學並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學的同時，把中國傳統的儒道哲學融入佛教。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對其他文化領域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佛教建築對中國燃賣建築最直接的影響。在文學方面，唐時寺院僧侶「俗講」極為盛行，「講話」本是佛教徒講經釋義乃至辯論的方式，但唐宋的由寺院的「俗講」演變皮鬧逗而來的「說書」其內容已不是講經釋義，而是世俗生活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
『肆』 隋唐時期的西域佛教文化
隋唐時期的西域佛教文化
作者U 李進新
隋唐時期西域佛教繼續發展，但各地的情況已發生了不少的變化。於闐國佛教出現了盛極而衰的現象，唐初玄汪叢罩奘所記「伽藍百餘所，僧徒千餘人」，與法顯時（公元4世紀）所記僧徒數萬，家家門前皆起小塔的盛況相比，已非昨日。疏勒國本小於龜茲、於闐兩國，唐初竟有「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正處於鼎盛時期。但到8世紀初（公元727年）慧超至疏勒時，只是「有寺有僧，行小乘法」而已，可見疏勒佛教至唐中期開始，已出現衰落跡象。《新唐書》卷221記於闐「喜事祆神、浮圖法」，記疏勒國「俗祀祆神」說明祆教在這兩個地區有所振興。不過佛教的主導地位並無改變，仍為上層社會虔誠崇奉。隋唐時，龜茲國佛教仍保持了興旺，從玄奘所記龜茲國大規模行像U「每歲秋分數日十日間，舉國僧徒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的盛景，到慧超所記龜茲國「足寺足僧」，說明龜茲佛教仍方興未艾。而且龜茲僧侶還享有干預朝政的特權U「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但從玄奘所記唐初龜茲有「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來看，似與佛教大國的地位不相稱，已不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塔千餘所」、「僧徒萬餘人」那麼鼎盛了。隋唐時期的另一特點是，出現了中原漢地佛教回傳西域的現象。有大批漢僧從中原來到西域習修禪定，慧超曾見到龜茲有兩所漢僧主持的佛寺，一所是大雲寺，一所是龍興寺。唐朝冊封總理西域佛教事務的僧都統就是漢僧，駐錫於龜茲庫木吐拉石窟寺。唐朝統一西域後，國家強盛，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西域與中央 *** 的聯系更為密切，公元648年在龜茲設立了「龜茲都督府」，公元656年又將「安西都護府」移治於龜茲。龜茲與中原在佛家方面的交流更加頻繁，受漢地佛教的影響也更深。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龜茲佛家的文化藝術有了新的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庫木吐拉石窟藝術就是這一時期龜茲佛教文化藝術具有時代特點的代表。
庫木吐拉石窟開鑿的年代並不早，早期的石窟大約鑿於兩晉至南北朝，唐以前也未見得興盛，也可以說玄奘到龜茲時庫木吐拉的石窟並不多。盛唐以後，庫木吐拉石窟進入繁榮期。在龜茲石窟藝術中，庫木吐拉石窟藝術是與中原藝術風格最接近的一所。[1]
庫木吐拉石窟群位於庫車西南大約30公里的渭干河流出確爾達格山口處的東岸斷崖上，已編號的洞窟共112個。洞窟形制與克孜爾石窟基本相同，窟形完整的約有60個左右，多為支提窟中的中心柱窟和方窟，毗訶羅窟較少，窟前地面可能有供僧徒居住的建築，但已見不到任何遺存。庫木吐拉的窟室雖不象克孜爾洞窟那樣成組排列，但從一些窟內所見的「金砂寺」、「梵國寺」等窟寺題名來看，這里也是龜茲境內佛寺比較集中的地方。保存有壁畫的洞窟有40多個，壁畫內容以因緣故事為主，佛本生故事明顯減少鄭枝，種類也遠不如克孜爾石窟多。反映的因緣故事，多為有關佛的神通和供養方面的內容。壁畫的布置除中心柱窟和方形主室券頂外，有相當部分布置在這些窟的四壁，採取上下分層，左右分格的形式，每格一個主題，一壁繪幾十幅，畫面較小，因而在每層的橫欄上書寫有龜茲文題釋，以補畫面。與克孜爾石窟的因緣故事壁畫相比較，雖在細節上有些變化，但這種表現手法在小乘有部造像中並不少見。其中心石窟也不像克孜爾那樣繪佛說法圖和涅--題材，不少內容已被列佛所代替，千佛壁畫也比其它石窟增多，明顯地表現出向大乘佛教轉變的痕跡。
除佛、菩薩等形像外，壁畫題材還出現了經變畫，如「西方凈土變」、「葯師變」、「，彌勒變」等，又有遍身畫千佛和乾闥婆、緊那羅的釋迦牟尼像。門內左右畫出比丘及供養人像。還有許多窟是全窟頂畫出密密的千佛像。這些畫中的菩薩裝飾一般是高高的發髻、困鬧戴小花冠，胸前著細纓絡，上身披巾下垂，橫於胸腹之間兩道。這是唐代畫菩薩像的突出特點。一般供養人所穿的 衫、襆頭和武士頭上的雉尾，也都有唐代服飾的特點。
壁畫風格，在人物形態上不僅明快爽朗，而且生動活潑;用線上不僅勁健如「屈鐵盤絲」，而且又較圓潤。在邊紋、窟頂或佛座下，都應用了朵雲紋和寶相花紋，成為當時代表之紋飾。在山水畫上，雖未達到畫史中論及的「石體堅凝，雜木豐茂」，但已出現遠山近水的筆法，「膠枝」式的樹干林木，向背分明、「深遠透空」的房室繪畫，說明這時期的繪畫技巧已有了進步。
庫木吐拉石窟中還出現了一批漢風窟，形制有中心柱窟，也有地面設佛壇的方形窟。壁畫除列佛和千佛外，還繪有阿彌陀佛凈土變、彌勒凈土變等經變畫，佛本生圖、佛涅--圖已不再出現，內容明顯地具有大乘佛教的特點。這些壁畫不僅題材與唐代流行的凈土思想接近，而且人物、景物和邊飾圖案的造型特點，用線的圓潤流暢，也都具有唐代繪畫藝術的風格。另外，窟內畫面一般都有用漢字墨書的榜題，具有漢晉以來中原繪畫「左圖右史」的傳統形式。有的窟還直接繪出 *** 禮拜的形象。這都是龜茲石窟中特有的現象。
石窟群中，留下了不少漢文題記，如在一洞窟中的四身菩薩像有「南無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的題記，有些洞窟劃有「惠超」、「戒明」等漢僧的題名，還有紅土書寫的「大德法藏鄢……畫金砂寺」與回鶻文對照的題記。窟群東北的干溝內有一處埋葬僧人骨灰的兩個長方形券頂羅漢洞，也發現有許多到此巡禮的唐代僧人的題名，東壁有U「法師惠燈共大德囪進。法興禮拜羅漢回施功德茲（慈）母離苦解脫……」，在西壁曾有「大唐大順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彌法晴」等題名數行，1928年黃文弼先生來此調查時，該題名尚存，今已損毀不見。東壁南端有「大唐東京大師房壽（？）禮羅漢骨」的題記。說明盛唐以後，漢文通行在龜茲，直至回鶻高昌統治龜茲時，漢文與回鶻文同時並用。
在編號為新1窟和新2窟的洞窟中，保存的壁畫十分艷麗精美，新1窟窟頂中心是一組蓮花圖案，中心是腳踩蓮花的佛和菩薩，在佛與菩薩的腳部繪有小半身菩薩像，作合掌仰坐狀。新2窟窟頂壁畫也是圓形構圖，繪有13身珠光寶氣的菩薩，姿態優美而又各不相同，除窟頂壁畫外，在右壁壁龕有一坐佛塑像，保存完好，是新疆石窟中保存至今的唯一塑像，其餘塑像都已被外國人盜走。這身塑像為結跏跌座式，右肩披，雙手作禪寶印，耳大唇長，水波紋發髻，底座為七層蓮花座，與唐代形式相同。龕內兩側的壁畫是劍拔弩張的魔軍，採用繪塑結合的手法表現佛降魔成道的故事。與眾不同的是，畫面依據大乘經典，在魔軍腹部繪出一張兇相面孔，即所謂「臍中出眼」。新2窟繪有一組伎樂菩薩圖，展現了輝煌的舞蹈場面，以穹窿象徵蒼空，與地面壇基上的佛像相呼應，表現佛在演說妙法，而天宮伎樂在向佛禮贊。這兩個窟的開創時間，約在隋唐之間，與壁畫的時代相同。
龜茲其它地方的石窟在隋唐時期仍盛興未衰，有些舊窟可能已被廢棄，但不斷有新窟開鑿，克孜爾石窟的一些洞窟里有許多漢僧或遊人的題記，如「天寶十三載十一□五日禮」、「大歷四月」、「西（？）來僧空淵」、「道岸」、「貞元十年」等;還有一處可能是龜茲西域都護府任職的官員名「王進」的題字。這些題記似說明有些窟室可能已無人禮拜和居住，遭到了廢棄。克孜爾尕哈石窟在唐時已廢棄，至少沒有發現晚到高昌回鶻時期的洞窟。森木塞石窟、瑪扎伯哈石窟以及焉耆克沁石窟等，在唐朝時也繼續使用，並一直沿用到回鶻時代。同時在壁畫題材和風格上，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唐代繪畫藝術風格的影響。
『伍』 隋唐時期的文化！高中歷史！！！
隋唐時期是中國中古歷史重要的轉型時期,它在文化上最突出、最鮮明的特徵便是兼容並蓄、渾融整合,呈現出「匯納百流,浩盪奔騰,洋洋大觀」之多色調景象,熔鑄了隋唐時期獨特的文化範式和審美理想。
①國家強盛，經濟繁榮。隋朝的統一，使全國的社會秩序安定下來，南北的經濟文化得到交流；唐朝從太宗的「貞觀之治」到玄宗的「開元盛世」，封建經濟高度發展，政治相對穩定的時間也較長，這就為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②開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隋唐拿運迅政府，尤其是唐朝統治者，倡導科舉考試，大力興辦學校，突破了選拔人才對門第出身的種種限制，並且不斷增加考試科目，拓展考核范圍。在思想文化上，不管是外來的佛教文化還是中國的道教文化，統治者大都能兼收並蓄。這種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和開明兼容的文化政策，既培養了大批文化人才，又為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氛圍。
③文化交流頻繁消此。隋朝運河的開通和唐朝交通的暢達，使唐朝同邊疆各少數民族政權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而促進了雙方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等地的少數民族文化大大豐富了中原文悄塌化的內容，使中華文化具有濃烈的多民族色彩。由於封建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唐朝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望，而且對外交通發達，使唐和亞、歐、非之間的往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在中外文化互相吸收、互相促進的過程中，隋唐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④繼承傳統文化。秦漢以來我國的封建文化就在不斷地發展，在許多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的發展和江南的開發，又為科學技術及文學藝術的更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隋唐文化出現了全面繁榮的局面。
『陸』 隋唐有哪些文化
輝煌的隋唐文化
一）高超的建築水平
隋唐的建築已達到相當成熟階段。建築規模宏大，氣魄雄渾，整齊而不呆板，華美而不纖巧。尤其在橋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設計建造趙州橋——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石拱橋
趙州橋，原名安濟橋，是隋朝傑出的工匠李春設計並主持修建的石拱橋。坐落在河北省趙縣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趙縣古時曾稱作趙州，所以安濟橋又叫趙州橋。趙州橋設計非常科學，由五拱構成。中間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兩端各有兩個小拱，它既可減輕大拱及橋基的負載，又可分洪和節省建築材料。同時，小拱對石橋本身也增添了美觀、玲瓏和生動的姿態。趙州橋堅固耐用，橋面平緩，有利於交通。趙州橋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車馬仍可通行。距今約1400年，在漫長的時間里，歷經洪水、地震、風化，至今仍然堅固的屹立著。這不能不說是一項奇跡，而這一奇跡的出現無疑是由於設計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詩贊頌安濟橋「駕石飛梁盡一虹，蒼龍驚蜇背磨空」；元代劉百熙有詩贊「水從碧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 明代詩人祝萬祉贊美安濟橋「百尺高虹橫水面，一彎新月出雲霄」，實不過譽。
近代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說趙州橋的結構「所取的方式，對於工程力學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極經濟極聰明的控制。……真可驚異地表現出一種極近代化的進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將趙州橋遴選為「國際土木工程歷史古跡」。
趙州橋成為橋梁建築史上難得一現的秀美風景，已被國家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當地的一個重要的旅遊資源，每年都吸引無數國內外旅客觀光旅遊。
2．唐都長安和大明宮含元殿
它東西約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長約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舊城面積的十倍。長安城規模龐大，「長安百萬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長安城市、坊分開，東西對稱，城內街道、住宅規劃得有如棋盤，全城街道整齊寬直，樹木成行，兩邊有排水設施；這些都是我國城市建築史上的新創造。
大明宮位於長安城東北的龍首原上，居高臨下，唐太宗時開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宮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舉行大朝會，以及閱兵、獻俘等主要儀式，都是在此殿舉行，其性質相當於北京故宮的太和殿，面積也基本相當。
雄偉的含元殿建築群，充分顯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國建築工匠和設計師們的傑出的創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1．隋唐發明雕版印刷術
印刷術發明前，人們用手抄書，這既費時耗力，又易出錯。到隋唐時人們發明了雕版印刷術，什麼是雕版印刷術呢？
2．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剛經》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現在所看到的《金剛經》，長約488厘米。卷首為佛像畫，後為經文。畫著釋迦牟尼對弟子們說法的神話故事，四周環繞的天神也在靜聽，大家神色肅穆。畫面精美，線條流暢，字體整齊，渾樸厚重，著墨均勻，刀法純熟，是優美的版畫藝術。
即這部《金剛經》是一個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為他父母祈福消災而刻印的佛教經書。這樣，這部《金剛經》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標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剛經》，但在近代被外國殖民者掠走。
「1900年，絲綢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時，發現了一個秘密的復窟，裡面堆滿了古寫本和古畫。這個自公元366年開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滿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間畫家和雕塑家們留下的藝術傑作。這座文物藝術寶庫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國工作的匈牙利人馬克·斯坦因風聞此事後，馬上帶著中國翻譯蔣孝琬，跑到千沸洞來。他千方百計誘騙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揀選了24箱古寫本，5箱古畫和絲綉品，計1萬余件，全部運抵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而他為這些希世奇珍只付給王道人500兩銀子和交了130鎊稅金。1914年，斯坦因又從這里騙走5大箱手稿，計有600多卷佛經。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剛經》，是印刷史上極為罕見的瑰寶。斯坦因是一個極為貪婪的所謂「漢學家」，他對我國西域文物進行了三次掃盪，歷時16年，盜騙走了足以裝滿一個博物館的珍貴文物和文書。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
.唐詩是唐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國古典詩歌最輝煌的時期。唐代遺留下來的詩歌將近五萬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遺留下的詩篇數目多出兩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詩人人數也大大超過了戰國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詩人的總和。
唐代詩歌一般來說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
①初唐詩壇的佼佼者是陳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據詩壇的依然是南朝那種輕浮綺靡的宮體詩，直至唐高宗年間，生活遭遇、思想感情與宮廷詩人不同的陳子昂，力排梁陳「逶頹靡」的詩風，以復古為號召，主張作詩要有「風骨」，他創作的《登幽州台歌》對唐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②盛唐時期是一個詩星璀璨的時代，唐詩的發展達到了繁榮的頂峰，詩壇上名家輩出，流派眾多，詩體大備。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描寫了悠閑寧靜的山水田園生活，雖然有時流露出佛老消極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緒，但在藝術上卻很有成就。他們的詩使晉宋以來形成的田園、山水詩更加豐富，在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時可以讓學生回憶初中已學過的王維詩的特點。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等人的詩既描繪了雄奇壯麗的邊塞風光，也反映了邊塞軍人無畏的氣概、樂觀的精神、思鄉的情懷和將士苦樂的差異等，為唐詩增添了新鮮壯麗的色彩。盛唐時期成就最高的當屬李白、杜甫。李白蔑視權貴，憤世嫉俗，嚮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詩氣勢磅礴，熱情奔放，想像豐富，手法誇張，意境深遠，具有突出的浪漫主義風格，有「詩仙」之稱，是繼屈原之後又一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蜀道難》《望廬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絕唱。教師還可向學生朗誦李白的《贈孟浩然》，體會李白詩的風格。杜甫是我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有「詩聖」之稱。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亂前後由盛轉衰的時代，一生貧困失意，顛沛流離，因而他的詩揭露了統治階級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層人民在戰亂前後的悲慘境遇，表現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國事的關懷。他的詩風深沉濃郁，跌宕有致；語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毫發無遺憾」的嚴肅創作精神，使他成為現實主義詩人的偉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別》等。
③安史之亂後，唐朝元氣大傷，原來潛伏著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種昂揚樂觀的情調，在中唐時期成為主流。中唐詩人白居易等繼承杜甫的傳統，進一步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掀起新樂府運動，倡導詩歌沿著「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現實主義方向發展，在藝術上追求淺顯平易的詩風。白居易的諷喻詩《新樂府》50首等就是這類詩的代表。
④進入晚唐時期，封建統治岌岌可危，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國勢的衰微，詩歌的風貌又為之一變。杜牧和李商隱是活躍於晚唐前期的兩位成就較高的詩人。杜牧主張在文學創作上「以意為主」，反對單純追求「文采辭句」，現實性較強。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關心政治，詠史詩在其詩中占的比重較大。這兩位詩人的詠史詩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現實，但也都流露出個人失意的頹喪情緒。在藝術上，杜牧追求「高絕」，不滿「奇麗」；李商隱則形成深情婉曲、典麗精工的獨特風格，為我國古典詩歌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陳子昂
陳子昂(約659—700)唐代文學家，字伯玉，梓州(今屬四川)人。少年時家庭富裕，慷慨任俠，成年後發憤讀書。曾兩次從軍西北，熟悉邊塞風光和軍中生活。陳子昂的詩，以其進步、充實的思想內容，質朴、剛健的語言風格，對整個唐代詩歌產生過巨大影響。陳子昂存詩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隨軍北征契丹時所作。他在軍中參謀軍事，屢有建議，都不被採納，懷才不遇，失意無聊，作此歌以表達深沉的憂憤。幽州台即薊北樓，相傳是戰國燕昭王所築。古人，歷史上的卓越人物；來者，能為國家建功立業的後生。這首詩的意思是，一個人站在幽州台上，想著天地宇宙的古往今來，無窮無盡，再想到自己的孤獨、壯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淚來。
孟浩然
孟浩然(約689—約740)，唐朝詩人。襄陽(今屬湖北)人。早年隱居，四十歲游長安，應試不第。與王維齊名，並稱「王孟」。其詩清淡，長於寫景，多反映隱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維
王維(?—761)，唐代詩人、畫家。字摩詰。官至尚書右丞。王維存詩近400首。以優美的山水、田園詩聞名。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贊美王維的詩畫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雪溪圖》保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館。
高適
高適(706—765)，唐朝詩人。字達夫，渤海(今屬河北)人。少貧寒，失意。後任節度使，熟悉軍旅生活，作邊塞詩著名。與岑參齊名，並稱「高岑」，詩風也相近，氣勢豪邁。
岑參
岑參(約715—770)，唐代詩人。中年時曾兩次出塞，滿懷報國壯志，想在戎馬中開拓前程，雖未能得志，卻使他的詩作題材空前開闊，風格大變。雄奇瑰麗的色彩，悲壯豪邁的風格，成為他邊塞詩的基本色調。他的邊塞詩既寫軍中生涯，又寫大自然多變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詩如下：「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猶著。瀚海欄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石窟藝術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間開鑿出來的寺廟和僧舍，是宗教徒頂禮膜拜的神聖殿堂。隨著宗教的廣泛傳播，石窟寺逐漸成為宗教文化傳播的一個載體而發展成為融合建築、雕塑、壁畫、裝飾等藝術的綜合體。我國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以豐富多樣的內容和形式、精湛傳神的技巧呈現出十六國以來佛教藝術發展清晰完整的脈絡。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藝術沿著古代絲綢之路，越過帕米爾高原，沿著天山南麓進入玉門關而到達敦煌。隨後，佛教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和中國的文化，崇佛的盛況也從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石窟藝術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石窟藝術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畫、裝飾等。敦煌莫高窟由於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藝術珍品而被譽為「藝術寶庫」。它豐富的唐代遺存，也為人們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藝術的編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體現了北朝雕塑向唐代過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則具有漢民族的特色，造像溫和、慈祥、庄嚴、豐滿。敦煌壁畫構圖嚴密，色彩富麗，形象生動，反映了大唐帝國的繁榮強盛和勃勃生機。
展子虔和《游春圖》
隋朝畫家展子虔，歷北齊、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帳內都督。他擅畫人馬、山水、台閣。相傳他畫人物描法細致，畫馬立者有走動之勢，卧者呈起躍之狀，寫山川遠近有咫尺千里之氣概。曾在洛陽、長安、江都等地寺院繪佛教壁畫。代表作《游春圖》，描寫貴族游春的情景，是現存最古的卷軸山水畫(也有人認為它不是真跡，而是後人的復製品)。這幅畫上有宋徽宗寫的「展子虔游春圖」六個字。它動人地描繪了明媚春光下，遊人在山水中縱情游樂的神態。湖波粼粼，山青柳綠。山上有騎馬的遊人，水中有乘船的婦女，瀑布前面有橋。人物雖小如豆點，而動態一一可指。這幅畫表現了畫家對祖國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熱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畫中人與山的比例適當，遠近關系處理合適(兩晉南北朝時的山水畫往往「人大於山」，表現手法上還不成熟)。這說明隋朝的山水畫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蕭翼賺蘭亭圖》
《蕭翼賺蘭亭圖》為唐代畫家閻立本所畫。蕭翼，唐太宗時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別喜愛王羲之的書法，聽說老僧辯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跡《蘭亭序》，於是令蕭翼前往取之。蕭翼用計得到《蘭亭序》，「意氣揚揚，有全璧之喜」(《能改齋漫錄·辯誤》)，而老僧辯才則「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色」(《能改齋漫錄》)。此畫即反映了蕭翼得《蘭亭序》時的情景，他與辯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過後人對此畫是否為閻立本的真跡爭論較多。
歐陽詢
歐陽詢(557—641)，字信本，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工書法，與虞世南、褚遂良並稱為唐初三大書法家。他初學王羲之書，勁險刻厲，於平正中見險絕，自成面目，人稱「歐體」。他的書法，以楷書為最佳。他的用筆，方圓兼備而勁險峭拔。由於他的楷書無論用筆、結構都有十分嚴格的程式，最便於初學。直到今天，歐體楷書仍是我們學習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碑》、《虞恭公溫彥博碑》、《皇甫誕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餘姚(今屬浙江)人。他繼承了王羲之的書法傳統。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孫)傳授筆法，聲譽在歐陽詢之上。他的字筆圓而體方，外柔而內剛，鋒芒內斂而氣宇軒昂，是唐初三大書法家之一。傳說唐太宗以虞世南為師，常覺「戈」字難寫。有一天，太宗寫「戩」字的「晉」，令世南填「戈」，寫成後，叫魏徵鑒賞，魏徵說，惟「戈」法逼真。這個故事未必真實，但說明唐太宗對虞書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時，歷任起居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後受太宗遺詔輔政，高宗即位後，任吏部尚書、左僕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後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後，被貶職而死。他工書法，是唐初三大書法家之一。他的書法學王羲之、虞世南、歐陽詢。虞世南死後，唐太宗對魏徵說：「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魏徵推薦說：「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體。」太宗立即召褚為侍書。唐太宗把內府所藏王羲之墨跡讓他鑒定真偽，他一一分辨，無一誤斷，可見他是真懂王羲之書法的。《唐人書評》說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北宋米芾《續書評》說：「雖臨王帖，全是褚法」，在繼承中獨具個性，對後代書風影響很大。碑刻有《孟法師碑》、《房玄齡碑》、《大雁塔聖教序》等。
唐初三大書法家
指唐初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書法家」之說。則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徵的外甥。書法學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說「買褚得薛，不失其節」，可見他學褚能得形神。
張旭
張旭，字伯高，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金吾長史。他的書法得之於王羲之，而又能獨創新意。他的楷書完全繼承虞、歐筆法，而草書則是書法上的了不起的創新與發展。韓愈說：「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大詩人杜甫《飲中八仙歌》里寫他「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由此可以想見他寄情點畫進行書法藝術創造時如醉如痴的狂態。相傳他往往在大醉後呼喊狂走，然後落筆，故稱「張顛」。但他的草書貌似顛狂而其實不顛。《宣和書譜》說：「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是也。」他用傳統技法表現自己個性，而在書法上有了創新。他是無愧於自己時代的書法家。博大清新縱逸豪放之處遠遠超過了前代書法家的作品，有著強烈的盛唐氣象。
懷素
懷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錢，懷素是他的法名。長沙人。他繼承和發展了張旭的草書，以善「狂草」出名。相傳懷素勤於練字，禿筆成，又廣植芭蕉，以蕉葉代紙練字。因名其所居為「綠天庵」。好飲酒，興到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雖多變化，而法度俱備。他是唐代繼張旭之後的又一草書家。他「以狂繼顛」，與張旭並稱「顛張醉素」，對後世影響很大。墨跡有《自敘帖》、《苦筍帖》、《千字文》等。
九部樂、十部樂
九部樂和十部樂，都是隋唐宴樂。宴樂在周朝時原不同於廟堂典禮所用的雅樂，一般指來自於民間的音樂。隋唐時期，宴樂在漢族及各少數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基礎上，吸收了部分外來音樂成分而成九部樂、十部樂，為朝廷的慶典及宮廷的娛樂、宴飲服務。隋開皇初制定的九部樂分別為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到楊廣時改國伎為西涼伎，並把清樂排列在首位，還增加了康國伎和疏勒伎，共九部樂。唐初的九部樂有所變動。唐太宗統一高昌後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樂。這種宮廷樂舞的演奏，以其規模大小又可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們一般為宮廷的保留節目，如《秦王破陣樂》，就用以歌頌統治者的功績，並顯示國家的強大。
《秦王破陣樂》
《秦王破陣樂》即《秦王破陣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宮廷樂舞之一，為歌頌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為秦王時，征伐四方，即已流傳於軍中，即帝位後，由呂才協音律，魏徵等制歌辭。633年李世民親制《破陣舞圖》，命呂才依圖教樂工120人披甲執戟而舞。舞隊擺出各種陣勢，「發揚蹈厲，聲韻慷慨」(《舊唐書·音樂志》)，伴奏音樂「聲震百里，動盪山谷」。舞蹈不僅具有濃厚的戰陣氣息，還有一種威懾力，令觀者「凜然震竦」。宣揚皇帝的武舞，既是頌功，又是示威。《破陣樂》不愧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宮廷樂舞。相傳最早由西涼節度使所獻，後經唐玄宗潤色並制歌詞，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寫唐玄宗響往神仙而去月宮見到仙女的神話，所以，無論其舞、其樂、其服飾都著力描繪虛無縹緲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詩，對此曲的結構和舞姿作了細致的描繪：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為器樂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為全曲高潮，繁音急節，聲調鏗鏘，結束時轉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稱贊此舞的精美道：「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霓裳羽衣」流傳數百年之久，為我國古代音樂舞蹈史上影響較大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