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徽商文化

① 徽商文化古今文化區別

徽商文化和古代徽州文化的關系比較密切，但是它們的內前羨容、概念和時代有所不同。

徽州文化一般指古代(南宋、元至明清)徽州地區的文化，也稱徽派文化或徽州學派，是以徽州府官商閥慧叢拍層為主要代表的文化形態。其特色包括了工商業發達、重視風水、注重規矩、尊重孔孟。徽派書院、清明講、皖南學派等都是徽派文化的具體表現。徽派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而徽商文化鄭型則是指徽派商人(徽商)創造並形成的一種商業文化，也就是以徽商為代表的商業文化特點和發展歷程。徽商主要生活於安徽地區，是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廣泛。徽商文化的特點包括重視信譽、著重發展教育、強調精神財富等等。徽商通過企業家精神、社會責任感及文化素養等方面，形成了比較獨特的商業文化體系。

總之，徽商文化與徽州文化雖然聯系緊密，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注重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各不相同。

②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驕傲,也是中國和世界的驕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代有發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作為古代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所以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橘仔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圓帶汪，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 貲 買官的道路。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行伍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這個特點以外，誠信經商和獨特的經營理念也是這個群體不敗的原因。

誠信經商

徽商在異域他鄉的立足、發展和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吃苦耐勞精神、善於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一些客觀機緣以及聚散網路等有關，但就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行善緣等，顯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遵行“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之所在。在那個歷史年代曾有過鮮明的對比，各地商家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然徽商卻堅持不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飢之年“斗米千錢”的'景況下，也決不在糧谷中摻雜兌假坑害百姓。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一批墨錠質量上有些瑕疵，老闆胡余德發現後立即指令所屬各店鋪停止制售此批墨錠，並將流向市場的部分高價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銷毀。為保證商品質量，維護客戶利益，決不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客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富與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徽商歷來奉行“賈道而儒行”，倡導誠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故譽溢五湖四海，“而資益積也”。徽商許憲據此作過精闢的總結：“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經營理念

在經營理念上，堅持“生財有道”的義利觀，見利首先思義，認為義重於財，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堅持誠信經營，講究商業道德，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滿。並且，做到薄利多銷，讓利於客。反對強取豪奪，鄙視對顧客欺詐行騙。同時，還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堅持任用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儒雅之士，並且，注意培養他們學習思考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始終堅持“勤苦、誠實、謙和、忍耐、變通、儉朴、有主見、不忘本、知義理、重身命”的選人思想和用人標准。在人生哲學上，做到重德尊儒，堅持和為貴、禮為先、廣交良緣。奉行“溫良恭儉讓”即溫順、和善、恭敬、節制、謙遜。認為謙以交友，和以生財，勤以補拙，儉以興業。而且，強調“五誼並重”，即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並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別崇文、重教、孝親、講禮，或者說是重讀書、講孝道、識禮節、揚文風。在古黟，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具有教化意蘊的楹聯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視奉親至孝。此外，愛好廣泛，琴棋書畫，文風濃郁，崇尚以文會友。同時，在交際中注意公眾形象和注重公關策略，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就是其重禮講儀之寫照。

回到我們現代創業歷程當中，有多少創業者忘記了這些古老的信條。誠信重義，這個被前人反復證實的創業經商不敗真理，是不是也應該被我們重新拾起！

③ 徽商文化的文化特徵

徽商，作為中國明清時期最有影響的商派，從中國眾多的商幫中脫穎而出，風流數百年，發揚了中國歷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動了中國商業的繁榮昌盛，形成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品質，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務理念，積淀了一道哪尺永不磨滅的亮麗風景，是現代商業運作的典範與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國商業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中國商業文化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彌足珍貴，從商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誠實守信和儒雅風范。據史籍記載：徽商經營之域，「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地無所不至。徽州六縣宋元明清歷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擁資百萬的巨賈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雲集，勢力強盛，故有「蓋揚之盛，實徽商開之」的說法。在湖北漢口，徽商不但建有豪華的同鄉會館，而且，還在江濱建設有「新安碼頭」，專供徽商停泊船隻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幫，雄居廣大市場。那麼，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立於不敗之地呢？研究徽商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時，人們就會發現其核心就在於「誠信為本」的商業經營理念。 清末許奉恩所著筆記小說《里乘》中有一個「一文錢」的故事：
有甲乙兩位安徽商人，挾重資來蘇州貿易，兩人各戀一妓女，未幾，便為此揮霍一空。很快，他們淪落到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
一天晚上，兩人就地燃火，相對歔欷。甲徽商摸出僅存的一文錢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說：「我有辦法了。」不一會兒，乙徽商懷抱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等物歸來。
他鼓動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錢買來的麵粉，索水調漿，將草纏竹片上，蒙上紙，再遍粘雞鴨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種禽鳥紙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攜這些禽鳥紙玩具至玄妙觀。玄妙觀為蘇州寺觀之藪，特別是春天，遊人如織。婦孺士人見甲乙徽商所攜禽鳥，以為酷肖，爭求購買，頃刻俱盡。每具禽鳥是以十數錢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錢。這時，乙徽商才告訴甲徽商：竹片、草莖、破紙、雞鴨毛，皆拾於諸市上，又用那一文錢買點麵粉，這就是全部「家當」。
此後，甲、乙徽商用一文錢賺來的錢，添購各色紙張，拾來雞鴨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觀出售。不到兩年，甲、乙徽商便積資數萬。他們遂於蘇州閶門開設一爿布店，為不忘此店所本，大書「一文錢」三字榜於門。從此，「一文錢」名揚蘇州，生意日隆。
無獨有偶，徐珂《清稗類鈔》也記錄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稱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經營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錢，債主畢集。於是他到墳間准備自盡，卻遇到一轎緩數位也想自盡者，他急救下，相與慰勞。
那人知道「江右商」尋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錢辦不了事的觀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錢，買了一壇酒，一塊肉，幾十件玩具，兩人找座古廟，席地飽餐一頓。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訴他：今日新年，士女嬉遊，你去賣玩具，如大人買，可便宜些，如有帶小孩，小孩牽衣索買的，可賣貴些。
「江右商」按這話去做了，結果發了筆小財，返見那人，並打算再去販賣玩具，那人卻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閱也。昨尚歲暮，市中玩具價較廉，故販售之，可以獲利。今已新歲，市中玩具價亦漲矣。吾儕成本無多，利貨速售，方足以資周轉，非若多財善賈者流，可居奇貨以待善價也。
徽商是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的絕境中，只憑著一文錢，買來麵粉，撿來禽毛破紙，依其自身所具備的藝術才能，做成了長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們敢於到玄妙觀去和別人競爭。玄妙觀在清代確為一商業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藝紛呈，甲、乙徽商卻以新美的玩具獲巨利，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無路，全靠明白人的指點，自己則缺乏藝術修養，不會動手，只能用二百錢去買玩具再販賣，才渡過難關。
而且他還不能審時度勢，毫無主見，這就阻礙了自己進一步賺錢。
將「一文錢」與「二百錢」作一比較，有見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籌，差距是很顯著的。也許正是基於此閉首，「一文錢」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圖繪，布之於《點石齋畫報》。盡管《點石齋畫報》中的「一文錢」故事發生在廣東，與「一文錢」祖本有出入，然而情節大致相同，看來「一文錢」故事在清代流傳的范圍不小，影響也很大。
-------------------------------------------------------------------------------- 但這些「一文錢」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筆者認為：「一文錢」著者許朝恩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實性較為可信。度之於明清晉、陝、魯、粵、浙、閩、湘等諸多商幫，他們的經歷雖然也是艱苦創業、揣透行市、擅長經營、靈活應變，可就所處的具體物質環境，揮毫舞墨，娛樂遣情的浸染，教育的開化，禮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樣集中而又扎實。明白於此，便找到了「一文錢」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轉衰為勝的關鍵。
現撮主要敘述，先從徽州的具體物質環境談起。據《歙事閑譚》，明清的徽州，「粉牆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可以說，明清時的徽州人一生下來，就置於一種典雅雋永、裝飾秀麗的時空氛圍之中。
他們所居住的樓閣、門罩、廊柱、梁架、欄桿、窗戶，雕鏤細膩，紋樣華美。人物故事、靈獸花卉、神話傳說、放牧射獵、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戲游樂、稚兒玩耍、西湖風景、煙雲黃山……無所不包，一磚一物，一欄一事，無處不在，盡收眼底……
還有值得稱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許國牌坊，它是由前後兩座三間四柱三樓，和兩側單間雙柱三樓的建築組成，大塊石料，質硬色青，梁枋、欄板、斗拱等上面，雕刻著栩栩如生的彩鳳珍禽、飛龍奇獸，石坊上所有題字，皆是館閣體」、「擘窠書」。

④ 徽商文化與浙商文化，有什麼不同

徽商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儒”字，徽商是典型的儒商，很多徽州人走上創業道路並不是因為他們想經商，而是多年寒窗苦讀不得功名，才不得已走上了經商的道路。

有一段典故很好地說明了徽州人之所以經商的原因，徽州許氏族後人許廣文讀書多年但始終未成，家境也漸漸貧寒。有一天他悲傷地說道：“年紀這么大了，卻不能養我的母親，反倒是我的母親還在養我，真是羞愧啊！”於是他就棄儒從商了。

浙商經商是從現實出發，很少有虛無縹緲的幻想。有一句話可以很好的體現浙商理念，近代浙商人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寧可賺100個人一毛錢，也不賺一個人一塊錢。

可見浙商人已經掌握了經商的本質，相比於徽商，浙商更懂得經商。這也是為什麼隨著朝代的變更徽商漸漸隕落，而浙商能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

⑤ 談談徽商在歷史上的貢獻

在殷商時期，就有許多人善於經商，周武王將商朝滅亡之後，這些經商的人作為商朝遺民繼續在周朝從事商業，周朝百姓稱他們為商人，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

徽商

商朝時期的商人使用的貨幣是貝殼，後來逐漸發展為金屬貨幣，商業在商周時期也都是由國家管理。到了春秋時期，這種由國家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都出現了商人和市場，商業的繁榮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

一、徽商的起源和發展

歷代的封建王朝中，有的朝代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業的發展速度 也有朝代鼓勵商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商業一直在不斷發展，到了宋朝時期，因為宋朝統治者對商業的重視，所以商業在宋朝發展到了一個十分繁榮的地步。

徽商發展

再到後來的明清時期，商業已經成為了一個能夠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的產業。徽商是商業的一個分支，徽商的崛起也是中國商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

徽商文化

在封建社會時期徽州人有著宗族聚集居住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了明清時期，加上徽州的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太多戰亂，於是形成了徽州獨有的人文環境。宗族第一是許多徽州百姓的真實心理，這也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觀，因此在徽州宗族之間一起經商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明清時期，許多大大小小的商幫開始合作，共同建立商業網路，而徽州商人也以宗族為紐帶聯合建立了一個商幫——徽州會館。

徽州會館既是以徽商為主要成員建立的組織，又是一個含有宗族性質的團體。而當徽州會館建立之後，徽商團結的力量就開始發揮出來，減少互相之間的競爭損耗，一致對外，排擠外地商人勢力。

徽州會館不但對各地經商的徽州商人提供經驗上的幫助，也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或者資助，這些舉動對於當地徽商的商業發展和整個徽州會館的擴張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提高了徽州人之間的凝聚力。

徽商成功的捷徑就是依靠官吏，除了同為徽州人的官吏，還有宗族之中進入官場的人可以依靠。徽州對於教育十分看重，在孩子小的時候就能夠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資金，因此徽州人參加科舉進入仕途的不在少數。封建官僚和徽商互相幫助，讓他們的勢力滲透到了政治上，無論是地方政權還是中央政權都有徽商的影子，這也是徽商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儒商結合，依託官吏，這就是徽商迅速發展壯大的原因。徽州人重視學術，文化之風盛行，盡管許多人從事商業，但是對於未成年的孩童的教育卻十分重視。封建社會時期儒學興盛，許多人從小接觸儒家思想，許多儒士也開始從事商業。

徽州會館

而儒士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徽商的整體素養，他們將傳統的治事與治人之術和商業互相結合，在商業上更加成功。儒商通過對商業的經營發現只有讀書，才能明理知事，才能對復雜多變的商業市場做出正確的判斷，保證商業的成功。

徽商發展的黃金時期是在明朝和清朝時期，這個時候的徽州人在朝廷中的勢力也十分強大。

三、徽商壯大之後的影響和作用

徽州人大多是以小本起家，為了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在商界站穩跟腳，大多徽州商人都是勤儉節約，堅持經營。而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已經致富的徽州商人因為知道最初經商的不易，更是以勤儉自勉。

徽商故里

但是徽州商人中也有致富了之後喜愛奢侈享樂的，有人沉迷酒色，也有人購買田地宅院。而徽商雖然勤儉，但是在疏通關繫上可不小氣，為了打開官府對於經商的方便之門，許多徽州商人在贈予官吏財物時都是一擲千金。

但是商業的根本目標是利益，在明清時期，商業因為已經發展的較為繁榮，許多人開始用商業關系來看待周圍的人或物。《林居漫錄》記載："天下之人，惟利是趨，視仁義如土芥"，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徽商已經是國家中最強大的商幫之一了，但是徽商仍然表面上追求任仁義，主張正義比利益更重要。

但是實際上徽商依舊是追求迅速增加財富，利益至上。儒家的思想雖然幫助徽商在經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儒家仁義和禮讓的思想並沒有對徽商造成影響。儒家強調要以"仁義"來約束自己，舍小利而取大義，但是商人們長久以來受到商業思想的熏陶，仍然認為利益為先，對儒家的仁義思想有些排斥。

但是有文化的徽商並不會和心中只有錢財，追求利益至上的商人一樣。在封建社會中，文人階層是一個有著較高社會地位的階層，並且十分看重名聲。

而徽商中有不少是儒商，儒商和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同，他們遵循儒家思想，講求仁義至上，因此在文人階層中受到的待遇也和普通商人不同，封建社會對儒商的認可程度也比較高。

徽商

儒商改變了封建社會時期百姓對於傳統商人的一些看法，將他們和明事理，知仁義的儒商聯繫到一起，提高了徽商的聲望。而徽商和文人階層的接觸多了，也做出了許多符合儒家思想教義的事情，如舍小財和取大義，救助貧苦人家等，在百姓中贏得了很高的評價。

結語

⑥ 中國的徽商文化是怎樣的

徽商是肆滑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從實力上來看可以與山西商幫相抗衡。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於南宋（1127年-1279年），發展於元（1271年-1368年）末明（1368年-1644年）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趨衰敗裂族臘，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徽商們往往是官、商一體。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以榮宗祖，壯大勢力；特別熱衷於興院，開學堂，辦試館，培養封建人才，鞏固宗法統治。明、清時，徽州名臣學者輩出，僅僅有五個小縣城的進士（中國古代考試中的一個級別）就穗喊有2018人，而歙縣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詩林、文苑，出現過「連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為「尚書」（一種朝廷里的官職）、兄弟兩個一起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詩書禮儀之風，培育了競相怒放的徽學之花，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⑦ 徽州及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州文化

談徽州文化，我們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

徽州，作為一個地域的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

其前身經歷了從"三天子都" "蠻夷"之地屬吳、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長歷程。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為徽州。

在此後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稱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地級黃山市時止。

現在我們講的徽州地域包括：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和黃山風景區；宣城地區的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等。

盡管千百年來，朝代的不斷變更，名稱的不斷變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對穩定，這就為徽州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

://ke./view/269487. 去這里看！

徽商的文化歷史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婺源六縣經商之人。

多數學者認為，徽商始於南宋，發展於元末明初，形成於明代中葉，盛於嘉靖，清代乾隆達到鼎峰，至嘉慶、道光年間日趨衰敗，前後達六百餘年，稱雄三百年，在中國商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

又稱"新安商人"，俗稱"徽幫"。

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晉書》載，徽州人好"離別"，常出外經商。

齊梁時，休寧人曹老常往來於江湖間，從事賈販。

唐宋時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的運銷外，商品茶和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的問世，更加推動了徽商的發展。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

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

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

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

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

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

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

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4lifechina/Article/nonglilunwen/200708/1157.

徽商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

在漫長演進的中國封建社會，徽商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的產生、崛起、興盛和逐漸從頂峰消退，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這樣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必然出現，這樣一個動態發展過程的演進，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又和中華文化大背景、和長三角歷史地理條件緊密相關。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眾，許多人必須「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經營四方以就口食」。

這一義，無反顧的「丟」，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一條生存新路的開辟，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一步很了不起的邁進。

「徽民寄命於商」，是一種生存選擇，是一種順時應變。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為中原移民，頑強的生命力是構成徽人開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僅在儒學原典中發掘到不少「士商異術而同道」的理論依據，而且在明清實學思潮特別是王學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鮮的思想營養，「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商賈何鄙之有」的吶喊給徽人為商者「治生為先」信心的堅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現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廣闊的中國長三角大市場。

南宋以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臨安(杭州)都城的繁榮，使長三角逐漸成為全國經濟文化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徽商憑便利的新安江水運手段輸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產竹、木、茶、石料、葯材、紙張等有較大需求量。

在長三角大市場里，徽商進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搶佔先機經營鹽業，獲得了商業的空前發展。

典當等行業也在江浙兩淮遍地開花。

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徽商，「賈而好儒」，將儒、官、商進行了靈動的．協調，交替為用，以儒飾賈，以仕護商，以商促仕，終於在長三角這一得天獨厚的大市場上首先創出了一片天下，贏得了「無徽不成鎮」的聲望。

正如葛劍雄教授所言，商的興衰，說到底一靠市場二靠商品，在某些時候，這些客觀因素甚至是決定性的。

清道光以後，江浙兩淮的地利之便，泛長三角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崛起。

受外國資本主義工商影響，這一帶新型工商業快速發展，沿海浙商、廣東粵商崛起，而傳統工商業則逐漸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從事鹽、典當、茶木等傳統的商業，隨著時間推移，清廷官鹽經銷制度的改變使徽商失去了鹽業專利之優勢，機器生產方式又占盡了徽商一類傳統商人手工作坊生產之先機。

特別是咸同太平天國戰亂，泛長三角兵荒馬亂，徽商昔日快意馳騁的天地已成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戰亂將平靜的徽商故里變成了拉鋸戰場和荒野廢墟，「十室九空」。

這場戰亂對徽商的打擊是致命的。

在變化了的時勢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式和發展思路，順應時代潮流，實現了自己的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有的則定居經營之地，成了近現代的寧波商、浙商、廣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認為，說徽商清末以後衰敗並不確切，其實是分化了。

當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們則在外國列強擠壓和自身的種種局限制約之下r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這種從歷史顛峰的消退，徽州各縣的徽商並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後，徽商鹽業整體消退，而茶、漆、醬行業仍鼎行一時。

婺源、黟縣的徽商則在道光以後的仍在各地浩浩盪盪開辟新的市場，直至民國時期，還出現了周仲友、吳榮壽，鄭吉仁、周綏之、程霖生、曹廷聲這樣一大批名傳內外的徽商。

至於有人提出，為何當代以來徽商已銷聲匿跡，風光不再?眾所周知，公私合營以後，社會主義工商改造，傳統意義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條件，長期的「滅資興無」一直發展到「堅決打擊投機倒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哪個徽人還敢執意經商「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徽商後代湮滅了當年先輩們的開拓闖勁，思想太保守太陳1日，而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市場和商品的條件。

改革開放以後，深圳、廣東，泛長三角商潮洶涌，在「南下」、「東進」打工經商熱潮中， 當代徽商也正在嶄露頭角，上海碼頭的歙縣徽商，把徽菜館開到歐洲的槐塘農民，把茶葉叫響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們正在和繼續承傳徽商的優良傳統，創造新時期的更大輝煌。

因此，我們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種歷史文化現象，看作一個動態的歷史演進過程，才能理解種種似乎矛盾的徽商現象，恰如其分地評析影響徽商興衰的內外因素，准確把握歷史背景，不至於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論。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縣自宋以來先後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內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經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統稱。

歷史妁徽商，時間涵蓋宋以來直至民國；地域包括一府六縣以及周邊民眾之為商者，也還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經商者。

「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復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系的地域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相對於晉商、粵商、龍游商等等而言的一個特定人物群體。

這樣一個跨時宋、元、明、清、民國數百年的龐大特定人物群體，在各類史志、各種宗譜、族譜、家譜及有關文獻記載上有名有姓有事跡可尋的不下數千上萬，僅一部光緒《婺源縣志》，就載有婺源徽商千餘人，那些因種種原因不見記載的徽商，其數目也不在小。

要評析和把握這樣一個龐大人物群體的整體特性，准確認知其「主體形象」，似乎有幾點是需要充分註：意的：我們既要把握徽商的總體共性特徵，又要同時關注其群體內部千差萬別的個性表現，從這些豐富的個性內容中准確地歸納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們應該堅持從徽商客觀實際，史料文本實際出發，認真對這一龐大人物群體作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多種思維方式的量化統計和分析，將個案分析和整體把握相結合，而且這種量化統計和分析必須是比較科學的，比較全面的，比較系統的，而不是主觀、隨意和嚴重殘缺的

://xici/b564493/d33493579.

⑧ 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盪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准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路，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盪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里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范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范，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⑨ 大學生為什麼要了解徽商文化

徽商文化對於大學生「雙創」的啟示作用，學者探討在就業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大學生如何從徽商的產生、發展，直到成功的過程中汲取養蔽枯分，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創業觀念，塑造大學生的「雙創」品質，助力大學生創業教育獲得突破性發展。其次是提煉徽商宏沖洞創業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信念、互幫判尺互助的團隊精神和成功後的「達者兼濟天下」的情懷，助推大學生的「雙創」教育取得更好效果。

⑩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歷擾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困爛梁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汪運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