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怎麼樣

1. 中國乾元家族文化研究院是不是騙子

不是。乾元家族文化研究有限公司成立於2021年01月05日，位於廣州市黃埔區開泰大道。因此公司擁有工商所頒發的營業許可段輪證虛肢並且還是國家指定建設的企業，所以並不是騙子。差燃世

2. 玄奘西行與鑒真東渡對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有何貢獻

相同點是:玄奘西遊和鑒真東渡都是友好交往,歷盡千辛萬苦.
不同點是:玄奘是去學習佛法,學成之後還回到了大唐,翻譯了許多佛經,寫了本書(書名忘了),為大唐做了許多貢獻.而鑒真是去日本傳播唐朝文化,到死也沒有回來.
玄奘
玄奘（602年-644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漢傳佛教歷史上最偉大的譯師。俗姓陳，本名禕（yi），出生於河南洛陽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市南境），佛教法相宗創始人。高僧，佛教學者、旅行家，與鳩摩羅什、真諦並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唯識宗的創始者之一。

幼年出家玄奘家貧，父母早喪。13歲出家，之後遍訪佛教名師，先後從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等學《攝大乘論》、《雜阿毗曇心論》、《成實論》、《俱舍論》以及《大般涅盤經》等經論，造詣日深。因感各派學說紛歧，難得定論，便決心至天竺學習佛教。貞觀元年（627）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決心已定銀晌，乃「冒越憲章，私往天竺」，始自長安神邑，終於王舍新城，長途跋涉五萬余里。

貞觀二年正月玄奘到達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魯番縣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禮遇。後經屈支（今新疆庫車）、凌山（耶木素爾嶺）、素葉城、迦畢試國、赤建國（今蘇聯塔什干）、颯秣建國（今撒馬爾罕城之東）、蔥嶺、鐵門。到達貨羅國故地（今蔥嶺西、烏滸河南一帶）。南下經縛喝國（今阿富汗北境巴爾赫）、揭職國（今阿富汗加茲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國（今阿富汗之巴米揚）、犍雙羅國（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連的阿富汗東部一帶）、烏伏那國（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區），到達迦濕彌羅國。在此從僧稱（或作僧勝）學《俱舍論》、《順正理論》及因明、聲明等學，與毗戌陀僧訶（凈師子）、僧蘇伽蜜多羅（如來友）、婆蘇蜜多羅（世友）、蘇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羅多（最勝救）等討信紙佛學，前後共2年。以後，到磔迦國（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從一老婆羅門學《經百論》、《廣百論》；到至那仆底國（今印度北部之菲羅茲布爾地方）從毗膩多缽臘婆（調伏光）學《對法論》、《顯宗論》；到闍爛達羅國（今印度北部賈朗達爾）從旃達羅伐摩（月胄）受《眾事分毗婆沙》；到窣祿勤那國（今印度北部羅塔克北）從闍那多學《經部毗婆沙》；到秣底補羅國（今印度北部門達沃爾）從蜜多犀鋒租鋒納受《型升辯真論》、《隨發智論》；到曲女城（今印度恆河西岸之勒克）從累縭耶犀納學《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貞觀五年，抵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受學於戒賢。

玄奘在那爛陀寺歷時5年，備受優遇，並被選為通曉三藏的十德之一。前後聽戒賢講《瑜伽師地論》、《順正理論》及《顯揚聖教論》、《對法論》、《集量論》、《中論》、《百論》以及因明、聲明等學，同時又兼學各種婆羅門書。

歷游五印貞觀十年玄奘離開那爛陀寺，先後到伊爛缽伐多國（今印度北部蒙吉爾）、薩羅國、安達羅國、馱那羯碟迦國（今印度東海岸克里希納河口處）、達羅毗荼國（今印度馬德拉斯市以南地區）、狼揭羅國（今印度河西莫克蘭東部一帶）、缽伐多國（約今克什米爾的查謨），訪師參學。他在缽伐多國停留兩年，悉心研習《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論》及《攝正法論》、《成實論》等，然後重返那爛陀寺。不久，又到低羅擇迦寺向般若跋陀羅探討說一切有療三藏及因明、聲明等學，又到杖林山訪勝軍研習唯識抉擇、意義理、成無畏、無住涅盤、十二因緣、庄嚴經等論，切磋質疑，兩年後仍返回那爛陀寺。此時，戒賢囑玄奘為那爛陀寺僧眾開講攝論、唯識抉擇論。適逢中觀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師師子光也在那裡講《中論》、《百論》，反對法相唯識之說。於是玄奘著《會宗論》三千頌（已佚），以調和大乘中觀、瑜伽兩派的學說。同時參與了與正量部學者般若多的辯論，又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已佚）。還應東印迦摩縷波國（今印度阿薩姆地區）國王鳩摩羅的邀請講經說法，並著《三身論》（已佚）。

接著與戒日王會晤，並得到優渥禮遇。戒日王決定以玄奘為論主，在曲女城召開佛學辯論大會，在五印18個國王、3000個大小乘佛教學者和外道2000人參加。當時玄奘講論，任人問難，但無一人能予詰難。一時名震五印，並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戒日王又堅請玄奘參加5年一度、歷時75 天的無遮大會。會後歸國。

回國譯經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祗長安。史載當時「道俗奔迎，傾都罷市」。不久，唐太宗接見並勸其還俗出仕，玄奘婉言辭謝。爾後留長安弘福寺譯經，由朝廷供給所需，並召各地名僧20餘人助譯，分任證義、綴文、正字、證梵等職，組成了完備的譯場。同年五月創譯《大菩薩藏經》20卷，九月完成。

貞觀二十年正月，玄奘譯出無著《顯揚聖教論》20卷；並口述由辯機筆受完成《大唐西域記》。同年尚譯出《解深密經》、《因明入正理論》，推進了因明在中國的發展，嗣又奉敕將《老子》、《大乘起信論》譯作梵文，傳於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譯出《瑜伽師地論》100卷，並請太宗作經序。十月，譯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並悉心從事翻譯佛經。永徽三年（652），奏請建塔以安置經像，經高示敕許，乃於大慈恩寺西院營建雁塔。玄奘「親負簣畚，擔運磚石，首尾二周（年），功業始畢」。

顯慶三年（658）移居西明寺，因常為瑣事所擾，遂遷居玉華寺，致力譯經。顯慶五年，始譯《大般若經》。此經梵本計二十萬頌，卷帙浩繁，門徒每請刪節，玄奘頗為謹嚴，不刪一字。至龍朔三年（663）終於譯完這部多達600卷的巨著。此後，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譯出《咒五首》1卷後，遂成絕筆。同年二月逝世。據載，玄奘前後共譯經論75部，總計1335卷。所譯之經，後人均稱為新譯。

主要學說①五種姓說。進一步發揮了印度戒賢一系五種姓說，即把一切眾生劃分為聲聞種姓、緣覺種姓、如來種姓、不定種姓、無種姓。認為根據人的先天素質可以決定修道的結果。玄奘在此總賅印度諸家的學說，對五種姓說作了系統的闡述。②唯識論。玄奘及其學派主張，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類的自我）皆非獨立存在的，而是由人們的意識變現出來的，即所胃「唯識所變」。最根本的意識稱作「阿賴耶識」，是世界各種事物、現象的一切「種子」，是宇宙的本源。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學系中就十分發達。世親之後，經過陳那和護法的發展，因明和唯識學說就緊密地結合。玄奘在此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識量」。回國以後，除翻譯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並對因明辯論、論證的性質作了精細的發揮，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論進行了精細的分析。

玄奘畢生致力於佛教事業，共事跡多見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續高僧傳·玄奘傳》。研究玄奘一派學說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識論》外，有「唯識三大部」，即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慧沼《成唯識論了義燈》、智周《成唯識論演秘》。

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記》，為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等地古代歷史地理之重要資料。歷代民間廣泛流傳其故事，如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明吳承恩《西遊記》小說等，均由其事跡衍生。

弟子玄奘之學，博大精深。一時碩彥，俱集門下。神昉、嘉尚、普光、窺基，號稱奘門四哲，皆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寶、神泰，則稱俱舍三大家；窺基、神泰、順憬又為因明巨匠；新羅高僧圓測，為玄奘神足，新羅元曉，為華嚴大家；西域利涉，為護法名僧；南山道宣為之證義，乃律學宗師；玄應，義學名家；東塔懷素，後為新疏之主。

玄奘死於唐高宗麟德元年（664，《舊唐書》本傳作顯慶六年，661），葬於長安興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跡見慧立、彥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由於他的取經活動受人欽佩，使他後來逐漸變為神話中的人物。唐中葉就有關於他的傳說，宋代出現《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明代又有《西遊記》，使唐僧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玄奘法師故事二則
一提起玄奘法師，一般人們都會想到《西遊記》中那位膽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難辨的糊塗和尚。其實這僅僅是作者的虛構，就歷史上真實的玄奘而言，對其形象未免過於歪曲。史實記載的玄奘法師，不僅精通佛法，虔心求學，而且膽識過人，是位大智大勇的高僧。
一、 大智大勇降逆徒
玄奘離開長安，艱難地跋涉在西域的雪山荒漠中，偶然遇到一名胡人，是個獵戶，名叫石磐陀。當他得知玄奘要遠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發誓要做玄奘的弟子，隨師父前往印度。
但經過十多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感到前途艱險，九死一生，頓時失去信心，竟產生了殺師叛逃的惡念。一天法師正在打坐，石磐陀抽出鋼刀，向他逼近。見石磐陀目露凶光，玄奘知道他已經動了殺機。此刻，不論是厲聲斥責，還是乞求饒命，都會激起石磐陀的殺心。於是玄奘靜靜地坐著，閉目不視。見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終於還刀入鞘。
直到此時，玄奘才開口說：「石磐陀，你為何還不走？我沒有你這樣的弟子，你快回家和妻兒團聚吧。」
在玄奘法師的責難下，石磐陀終於慚愧而去。
二、 大度義服婆羅門
玄奘法師經過兩年的艱險旅程，到達印度後，拜在著名的那爛陀寺百歲高僧戒賢法師門下，刻苦參研佛法，數年間精通了經藏、律藏、論藏，因此被尊稱為「三藏法師」。但也因此招來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婆羅門僧人自以為學問高深，無人可及，於是在那爛陀寺門前貼出五十條疑難經義，自稱如果任何人能夠破解得其中一條，就立即將自己的頭顱砍下。寺中眾僧不服，紛紛前往觀看，但果真無人破解得出任何一條。眾僧求助於玄奘，玄奘卻淡淡地說：「都是出家人，何必好勇鬥狠呢？」遂一連三日不出寺院。
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剛剛走到寺院門前，就被那婆羅門僧扯住。那婆羅門僧罵道：「玄奘，你連一條經義都破解不出，還是滾回大唐去吧！」
玄奘微嘆道：「身為出家人，為何還要出言不遜？這五十條經義，我又怎能不解。「說罷，玄奘隨口講解經義，眾人聽的如同醍醐貫頂，大為欣喜。婆羅門僧面如死灰，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劍准備自刎。玄奘制止道：「你捨命求學，實在難得，說過的話何必當真呢？」婆羅門僧拜倒在地，拜玄奘為師。
不久，玄奘聽說那婆羅門僧回講解《論勝》這部經典，於是便請他為自己講解。婆羅門僧驚異地說：「我是弟子，怎敢給師父講經？」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沒有學過，既然你精通，我就應該向你求教。」
待到那婆羅門僧講解完畢後，玄奘對他說：「以前我是你的師父，現在你給我講經，又是我的師父，咱們還是不以師徒而論，平起平坐地研究佛法吧。」
經此一事，全寺眾僧無不敬佩玄奘的淵博和大度。

生平文件
生平文件
鑒真

過海傳戒的鑒真

鑒真，俗姓淳於氏，揚州江陽縣(今江蘇省揚州市)人，唐中宗嗣聖五年(688年)出生於一個奉佛家庭。父親曾就揚州大雲寺智滿禪師受戒，學習禪門。鑒真 14歲時隨父親入寺參拜，見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動，要求父親讓他出家。父親見他年幼志高，便答應了他的請求。恰好這一年武則天下詔讓天下諸州度僧，鑒真便就智滿禪師出家，在大雲寺里當了一名小沙彌。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在著名律師道岸手下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年)游學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長安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是德高望重的荊州南泉寺弘景律師。

鑒真的菩薩戒師道岸和具足戒師弘景都是律學名僧。尤其是道岸，在江淮一帶大力宣揚道宣開創的南山律宗，終於使一向奉行《十誦律》的江淮地區改行《四分律》。他多次主持結壇受戒之事，被譽為天下400餘州的受戒之主。鑒真在這些律學名僧的影響下，潛心研究三藏，尤其致力於律學的探討。受具足戒後有了正式僧人的身份，也取得了講授學問的資格。經過數年的苦心研討，他精通了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羯磨疏》、《星處輕重儀》和法礪的《四分律疏》等律學著作，遂於開元元年(713年)開始講授律疏，時年26歲。

不久之後，他回到淮南。道岸律師於開元五年(717年)逝世後，鑒真接替了老師留下的重擔，繼續在江淮地區傳播律學，登壇授戒，為整頓教團弘揚佛法而不遺餘力。30多年中，他一共講律、疏40遍，律鈔70遍，輕重儀及羯磨疏各10遍；又組織發動建寺、造像、開元遮大會供養十方眾僧，縫制袈裟3000領贈送五台山僧，抄寫《一切經》三部，各11000卷。經他剃度得戒的共有4萬餘人，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為授戒大師。

鑒真的名聲遠揚，也傳到正在長安的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耳中。當時，日本國還處在奴隸社會的階段，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生活困苦。寺院享有免賦免役的特權，不堪統治階級橫征暴斂的人民紛紛逃進寺院，或自戒為僧，或連人帶產投靠寺院當僧祗戶。這樣，寺院的勢力不斷擴展，世俗奴隸主的剝削利益則受到損害。代表世俗奴隸主利益的朝廷急欲整頓教團，肅清僧尼偽濫的狀況，但政令屢頒，收效卻很小。於是有人提議要向中國學習，嚴格受戒的條件和程序，立刻得到朝廷的批准，決定派人赴唐朝招聘高僧前來傳戒。榮睿和普照就是肩負著招聘的使命，於日本天平五年(即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隨第十次遣唐使入唐留學的。

榮睿和普照在長安一邊學習，一邊留意物色適宜的招聘對象。最初他們請到了東都大福先寺的道璿律師和婆羅門僧菩提等，乘坐副遣唐使中臣名代的船，先赴日本，擬為傳戒師。後來聽到鑒真的大名，認為是更理想的傳戒者，便決定設法邀鑒真東渡日本傳戒。天寶元年(742年)，他們事先請到了長安大安國寺僧道航、澄觀，洛陽僧德清和高麗僧如海，又約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一齊來到揚州。當時，鑒真正在揚州大明寺為眾僧講律。榮睿和普照至大明寺向鑒真頂禮膜拜，具述來意說：「佛法東流到日本，有寺有僧，卻沒有傳法受戒之人。敝國先前有位聖德太子，曾預言：『200年後，聖教興於日本。』如今200年之期已到，希望和尚東游興化。」鑒真聽了二僧的陳述，覺得他們很有誠心，便答道：「我曾聽說往昔南嶽慧思禪師遷化之後，托生為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聽說日本長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領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綉著四句話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看來日本確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啊。那麼，我的法眾當中，有誰肯應此遠請，到日本國傳授戒法的呢？」堂上濟濟眾僧，對於鑒僧的發問，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時陷於冷場。過了好一會兒，鑒真的弟子祥彥才打破沉默，答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身難得，中國難生；進修未備，道果未到。以此之故，眾僧都默然無對。」鑒真一聽，不覺動氣，斬截地說：「我們此去，是為了傳播大法，何惜身命？你們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祥彥連忙說：「如果師傅要去，我也跟著去。」結果道興、道航、如海、澄觀、德清、思托等21僧也都表示願隨鑒真同赴日本。

鑒真見眾多門徒願意追隨自己赴日本傳法，轉怒為喜，於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願，並商議了准備東渡的策略和步驟。鑒於朝廷海防甚嚴，他們決定暫不公開渡海目的，宣稱准備供具往天台山國清寺供養眾僧，在這一幌子下，加緊打造船隻，備辦干糧。榮睿、普照在長安時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書信，請他們在揚州任倉曹參軍的侄兒李湊幫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湊的支持，進展順利。

時值天寶二年(743年)，東南沿海海盜橫行，台州(今浙江臨海、黃岩、溫嶺、仙居、天台、寧海、象山等縣地)、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及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文成、泰順等縣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島等地)海邊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斷行。在此形勢下，鑒真一行的動向，格外引人注目。為了減少阻力，避免誤會，他們亟須加強團結，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道航提議：「今向他國，為傳戒法，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海等人學道未久，是否可以暫留國內，不預此行？」

如海聽了道航的話，憤怒異常，當即裹頭入州，上采訪使衙門誣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與海盜勾結。總共若幹人，已備好乾糧，分布在既濟、開元、大明寺，又有100名海盜已經入城。」采訪使得報，即發兵搜捕鑒真一行。經過推問，證明鑒真等清白無辜，但所造舟船被沒收入官，日本僧人被囚禁了四個月，奉旨送還本國。玄朗、玄法就此回國去了，榮睿、普照不願官送，留了下來。如海因誣告之罪，被斷還俗，決杖60，送還新羅。但第一次東渡的計劃，終究是被他破壞了。

榮睿、普照兩僧矢志不移，經此磨難，毫不氣餒，輾轉找到鑒真，商量再次東渡之事。鑒真安慰他們說：「不用發愁，等到合適時機，必遂本願。」並拿出上好官幣 80貫錢，買到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的軍船一隻，雇得水手等18人，又采辦了各種食物、用具、經卷、佛像、法物、香料、衣物，備足錢帛，攜帶僧祥彥、道興、德清、思托等，連同榮睿共17人，玉匠、畫師和其他各類工匠85人，於天寶二年十二月再度揚帆東下。但船剛出長江口即被颶風擊破，只得上岸修理船隻，一個月後第三次東渡，又因航程中風浪險惡，航道艱危，船被打破，歷盡苦辛，飄泊至明州，被明州太守安置於鄮縣(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歇息。

天寶三載，鑒真先後應越州(轄境相當今浙江浦陽江流域大部分、曹娥江流域及餘姚縣地，治所在今紹興)、杭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吳興)、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僧眾之請，往各地巡遊、開講、授戒，最後還至鄮縣阿育王寺。越州僧人得知鑒真欲往日本國，為了留住鑒真，便向州官告發說：「日本國僧榮睿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致使榮睿再次被捕，械送京城，途經杭州時詐稱病死，才得脫身。

榮睿、普照二人為了求法，前後所歷艱難難以形容，然而堅固之志，毫無退悔。鑒真深受感動，也一往無前地要實現東渡傳戒的願望。因此又遣僧法進和兩位侍從，攜帶錢帛往福州買船，並采購糧食雜物，作第四次東渡的准備。自身則率祥彥、榮睿、普照、思托等30餘人，翻山越嶺，餐風宿露，從陸路向福州進發。但在台州始豐縣境，被江東道采訪使派人追及，護送回揚州。原來鑒真的弟子靈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擔心鑒真渡海遇到不測，具公文向官府報告了鑒真一行的動向，故使此次東渡計劃又告夭折。

天寶七載春，榮睿、普照兩僧從安徽來到揚州，與鑒真籌劃第五次東渡事宜。此次東渡同行者有僧祥彥、神侖、光演、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14人，水手18 人，六月二十七日從揚州崇福寺出發，經瓜州運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風急浪高，水米斷絕，九死一生，飄泊至振州(今海南崖縣)地界始得靠岸。這樣，第五次航海又失敗了。鑒真等受到當地地方官的供養，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資送回揚州。歸途中，日僧榮睿和鑒真的高足弟子祥彥先後逝世，鑒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擊，加上不適應海南炎熱的氣候，患了眼病，視力大受損害。

天寶十二載(753年)農歷十月十五日，日本國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右麿和吉備真備，以及留學中國多年已任中國秘書監兼衛尉卿的阿倍仲麻呂，來到揚州延光寺拜訪鑒真。他們告訴鑒真，日本遣唐使已正式向唐玄宗奏請讓鑒真到日本傳戒，但被玄宗拒絕了。鑒於這種情況，請鑒真自己決定是否隨遣唐使的船隻東渡日本。此時鑒真已有66歲高齡，眼睛又不好，而唐朝官府對於私自過關出國又有明文禁止，但鑒真堅持渡海傳法的初衷，不顧千難萬阻，欣然允諾隨遣唐使船赴日本。經過一番安排，鑒真和尚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離開了揚州龍興寺，踏上了第六次征程；並於十一月十六日乘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的船，從揚子江口駛向日本。此次隨鑒真同行的有弟子思托等14人，還有尼僧智首等3人，以及幾位居士：揚州的潘仙童，西域人安如寶，東南亞人軍法力，越南人善聽等，總共24人。攜帶的物品除各種佛像、菩薩像、舍利、經卷、律典、幡幢之外，還有各種金、玉器皿、飾物、王羲之、王獻之等著名書法家的字帖等。

十二月二十日，鑒真所乘之船到達鹿兒島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國土，實現了鑒真12年來的心願。次年二月四日，鑒真經過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達了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所到之處，都受到統治者和道俗群眾的隆重歡迎和熱情招待。在奈良，他被迎入東大寺安置。日本國王下詔慰勞鑒真，並授予鑒真傳燈大法師之位，宣布「自今已後，授戒傳律，一任和尚。」

同年四月，鑒真初於東大寺盧舍那殿前立戒壇，登壇為日本聖武上皇、光明太後、孝謙天皇等授菩薩戒。不久又為沙彌澄修等400多人受戒。已受過戒的日僧靈福等80多人也紛紛舍舊戒，重新從鑒真受戒。這年九月，東大寺戒壇院成立，由鑒真擔任戒和尚，為眾僧受具足戒。

翌年五月，日本朝廷任命鑒真為大僧都，規定日本僧徒非經其授戒不予承認。但不久日本統治者就發生了矛盾，原來日本最高統治者尊崇鑒真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他把僧尼直接控制起來，而鑒真弘法的指導思想卻是想讓佛法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因此在聖武天皇死後不久，日廷就托詞免去了鑒真大僧都之任，尊之為大和尚。從此鑒真擺脫了綱統眾僧的行政事務，專事教化僧尼之職。為了排除干擾，他利用日本朝廷施給自己的田園，自立一所唐律招提，從東大寺遷住此地，大事傳律弘道。在他和他的弟子思托、如寶等的慘淡經營下，日後唐律招提被收為官寺，成為日本律宗的祖廟。而鑒真本人則成為日本律宗的開山祖師。

鑒真除了在日本開創了南山律宗外，對於日後日本佛教界的兩大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創立也很有貢獻。他東渡時所攜經疏中有不少是屬於天台和真言兩宗的。日本天台宗的開創者最澄，真言密宗之祖弘法在年輕時都受過鑒真遺澤，他們在事後的追述中還不斷感懷這遺德。

鑒真對於日本佛典的整理也有傑出貢獻。在鑒真到來之前，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經典，都是從朝鮮半島傳入，只憑口口相承而傳襲下來，所以各本間歧異和錯誤很多。鑒真一行到達後，日本政府就把校正經疏中的錯誤一事，委給他們。經過鑒真及其弟子們的辛勤努力，這些經卷大都得到了訂正。

此外，鑒真對於日本的醫葯學、書法、建築、雕塑、美術等方面的發展都有巨大促進作用。傳說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倉院所藏葯物一一加以辨證，並說明它的用途，著有《鑒上人秘方》一書傳世。江戶時期以前，日本的葯商一直把他當作醫葯之祖奉祀。鑒真攜至日本的二王真跡法帖，及帶有能寫一手漂亮王體書法的弟子，對以後日本書法界流行王書有極大關系。鑒真攜來的乾漆夾紵像，及其弟子技工們指導下完成的唐招提寺木雕群，可以說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點。其弟子設計的唐招提寺建築和西大寺佛塔，則在日本的建築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現代日本學者推崇鑒真是一位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時也是替以後平安文化開道的人，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天平寶宗七年(唐廣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鑒真於所住唐招提寺宿房結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歲。他的一生對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東渡，捨生忘死、堅忍不拔的精神，將永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

3. 安徽省慶元堂徽菊有限公司的歷史文化

1753年，徽州府休寧閔口村人高祖恩在京城設鋪營商，號「慶元堂」，以徽菊為主，兼售徽茶及徽州土產，一時間京城無人不知。數年後，高祖恩回鄉為亡母旦廳緩守孝，將慶元堂遷回徽州。2010年，高氏後人——安徽省慶元堂徽菊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守清再次將慶元堂徽菊帶回北京，延續三百年徽菊故事。徽菊以色白、蒂綠、芯小、朵美、質柔、味香而享有盛名。高守清說，慶元堂在生產徽菊的整個過程，都嚴格執行了有機食品的生產規程，經檢測農葯殘留為零。慶元堂革新了傳統的生產工藝，做到了久儲不變質，春夏不生蟲，湯色金黃發亮，口感甘甜無苦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徽菊的營養成分。
風雨慶元堂
「安徽省慶元堂徽菊有限公司，位於三江源頭黃山腳下的安徽省休寧縣海陽鎮鹽鋪村，自然景觀優美、生態環境極佳。「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徽菊「產、供、銷一體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集科研、生產、貿易為一身，擁有獨立的自主產品研發能力和知名品牌。公司榮譽出品的「 慶元堂」牌有機徽菊和無公害徽菊，是目前國內獨具特色的生態保健飲品。現已開發的2萬畝徽菊基地，2007年10月被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授予「國家級I類有機徽菊標准化示範區」稱號。公司依靠科技創新，嚴格的企業管理，現代化的加工設備，清潔化生產線，先進的加工工藝，為國內外市場提供「純天然、無污染、富營養、高品位」的有機和無公害徽菊系列產品。
「季秋之月，鞠有黃華」。這是《禮記·月令》中出現的關於菊花的描述。作為人性氣節的象徵，菊花的高潔一直為中國人所推崇，被頌為「四君子」之一。「朝飲木蘭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屈原後，菊花更是已化作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維習慣，一種文化的追求。
一朵生長於中華大地的奇葩，在我們民族文明的進程中發揮著獨特而深遠的影響。它無處不在，卻又難以一言蔽之。所幸的是，那些穿越時空的老字型大小們仍在將這種影響的奧義伏悉活生生地加以演繹，讓我們能夠置身其中細細體味。透過這些更直觀、更凝聚的符號，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種輝煌的商貿景觀，我們看到的還有更為深刻的精神品格。
「慶元堂」便是這樣一種濃縮著歷史的名典珍藏。
（一）
公元1760年5月，「慶元堂」在京城開業，以經營徽菊為主，兼售徽茶及徽州土產。店主高姓祖恩，字念持，安徽休寧閔口村人。
與當時行遍大江南北的徽商一樣，高祖恩雖於京城經商日久，卻是仰慕讀書人，家鄉學子赴京趕考，每得其益助。一時間，高氏商鋪幾成休寧會館，往來學子絡繹不絕，畢沅也是其中一位。
畢沅，祖籍休寧閔口村，幼年喪父，由母親張氏培育成人。乾隆十八年（1753），畢沅鄉試中舉，被授內閣中書，撰擬、結寫詔令。後入值軍機處，任軍機章京，負責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畢沅參加會試，四月發榜，畢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還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試。不料到了二十日，也許是上榜後頗多應酬，又或臨殿試之忐忑，畢沅突發眼疾，雙眼赤腫，目不能視。高祖恩得知後，徑直從店中取了兩包徽菊，送至畢沅寓所，教其每日以泉水沖泡，一洗目，一熱飲。不三日，畢沅疾愈，更覺眼睛明明有神，渾身舒暢。二十六日殿試，畢沅被乾隆帝擢為一甲第一名。
畢沅高中狀元，高祖恩亦是歡喜無限，遂將店名更為「慶元堂」，寓慶賀畢沅高中狀元之意。畢沅感鄉黨之德，親往道賀，並手書「慶元堂」，囑匠人製成匾額，懸於店模模堂正中。
「慶元堂」徽菊從此名聞遐邇。畢沅晚年曾在一封家書中寫道：「餘一生得益徽菊，蓋念持之德。」
又三年，高母病故，高祖恩舉家遷回閔口為母守孝，並將店鋪移至屯溪老街，繼續經營菊、茶生意。並廣置田產，其間多種徽菊，選茁壯之苗，育全盛之花，經高氏獨特精製之工藝，歷久用心乃成，由是高氏菊花，稱甲於徽州。畢沅後，徽州學子紛紛仿效畢沅飲用「慶元堂」徽菊，其後有多人高中狀元，鄉人亦稱「慶元堂」徽菊為「狀元菊」。
三個世紀過去，高氏種菊卻不曾間斷，不僅當年菊香涌泄的「慶元堂」名存後世，「慶元堂」徽菊的種養採制之秘也正為高氏後人不斷光大。
（二）
時移輪轉，科學不斷進步，各種新技術、新理念深刻的影響著生活的各個方面，高氏後人不敢懈慢，孤心苦詣，諄諄追求做頂級菊花，終成有機徽菊。
所謂有機徽菊者，以采自頒證的有機菊園之菊花為原料，按照有機徽菊栽培技術規程所種植的徽菊新鮮頭狀花序，以採摘，攤晾等傳統工藝加工而成。
慶元堂選鹽鋪之自然良田，其地勢平坦，近水源，土質疏鬆肥沃，排水良好，避風、向陽，施農家有機肥，並沿路栽荷，以為隔離，免地塊受任何污染.
科學管理菊田，從每一株幼苗的破土，到每一朵徽菊的綻放，都在我們精心的呵護下，每一個白天，每一個黑夜，為了每一朵徽菊的成長，慶元堂人通過電子監控設備一直在關注。
純采自有機菊園的花朵在潔凈、透氣的容器里被專車運往加工廠的無菌攤晾間，最專業的加工者像藝術的創作一樣運用先進設備專注於每一朵徽菊的成品。
（三）
暮春時節，讓秋菊綻放，實是人生一大快事。「東籬同坐嘗花筵，一片瓊霜入口鮮」，和菊花註定了的千年之約。全體慶元堂人在高氏精製徽菊傳統理念指引下，不斷創新，把徽菊做成了一種健康、一種藝術、一種信念。慶元堂的專業源自於300年的專注，徽菊的有機積蓄於365天的呵護。
慶元堂一直在努力！

4. 中國歷史上的「元朝時期」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時代那時的中國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發展的怎麼樣

元朝疆域元朝（公元1206年～1368年，一說1271年建立，定國號為元），又稱大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並統治全國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統一全國。元朝的疆域空前廣闊，今天的新疆、西藏、雲南、東北、台灣及南海諸島，都在元朝統治范圍內。1368年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滅亡。北遷的元政權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國號，與明朝對峙，史稱「北元」。元朝自成吉思汗起歷經十五帝163年，自忽必烈定國號起，歷十一帝98年。

元朝前期
大元擴張－ 至元八年（1271），蒙古大汗忽必烈稱帝，公布《建國號詔》法令，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國號為「大元」。 九年（1272），在劉秉忠規劃下，元朝建都於金國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其統治中心向南部轉移。元世祖忽必烈十年（1273），元軍攻陷樊城。不久，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隨後，元丞相伯顏督率大軍沿江東下，宋朝守將或敗或降。1275年，宋朝奸臣賈似道被迫出兵應戰，但很快戰敗。 至元十三年（1276），臨安陷落，宋恭帝被俘。之後，宋朝大臣文天祥與張世傑、陸秀夫等繼續在東南沿海堅持抗元，擁立益王趙昰為帝。趙昰死後，又擁立衛王趙昺，繼續抗戰。至元十五年（1278），文天祥兵敗被俘，被囚於大都三年之久，拒絕了元朝的誘降，後從容就義。至元十六年（1279），元將張弘范指揮元軍在崖山消滅了宋朝最後的抵抗勢力，陸秀夫背著8歲的幼帝趙昺投海殉國，宋朝滅亡。之後，元軍曾進攻過周邊一些地區，如安南、占城、爪哇和日本等，其中以試圖入侵日本的戰爭最為著名。元朝於1274年和1281年兩次入侵日本，但皆因內部不和、不習水戰，以及遭遇台風等而遭致慘敗。（有學者認為：為忽必烈建造戰艦的高麗人有意建造和設計質量極其低劣的船是導致忽必烈的蒙古艦隊葬身魚腹的主要原因)。 滅宋之後 元滅宋後，統治階層出現了以許衡為首的儒臣派與以阿合馬為首的理財派官員之爭。由於元廷需要賞賜大量財寶予各封王，加上開支繁重，所以財政日漸緊張。以漢人及漢化的蒙古人為主的儒臣派官員認為元朝應該節省經費、減免稅收。反之以色目人為主的理財派官員認為，南人藏有大量財物，應沒收以解決朝廷的財政問題。於是這個問題在元朝廷中沒有停止。 元薛禪汗信任色目官員阿合馬，設立尚書省解決財政問題。而儒臣則以受漢化更深的太子真金為核心形成一派，與阿合馬抗衡。結果遲數阿合馬被刺殺，而真金也於其後得病而死。元世祖仍然先後任用漢人盧世榮、西藏人桑哥等理財派官員以之來解決朝廷的財政問題。 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薛禪汗駕崩。由於太子真金早死，帝位由各方爭奪。最後，群臣在真金的長子晉王甘麻剌及三子鐵穆爾之間選擇，由於鐵穆爾受元薛禪汗下賜皇太子寶及鎮守和林。故碼搭首晉王甘麻剌退讓，鐵穆爾即位為元完澤篤汗。 元完澤篤汗在位期間基本維持守成局面，並下令停止對外戰爭，罷征日本、安南，專力整頓國內軍政，減免江南部分賦稅。他執政末年還成功與長期敵對的窩闊台汗國和察合台汗國講和，結束了西北的動亂局面。
元朝中後期
大德十一年（1307），完澤篤汗死，前太子真金之孫海山即位於元上都，是為元曲律汗。並立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約定兄終枝輪弟及，同時又約定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後，帝位復歸武宗之子和世剌。 元曲律汗即位後，隨即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並對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種種稱號。他為了擺脫財政危機，下令重新設立尚書省，並印發至大銀鈔，結果導致至元鈔大為貶值。至大二年（1309），他與察合台汗國瓜分了窩闊台汗國，窩闊台汗國從此滅亡。 至大四年（1311），普顏篤汗即位，但違背前約，封和世剌為周王，令其出鎮雲南，而改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普顏篤汗即位後，生母興聖皇太後的重臣鐵木迭兒為右丞相。普顏篤汗取消了曲律汗的經濟措施，並將曲律汗長子周王和世琜徙居雲南，但和世琜在途中起兵前往西北游牧。普顏篤汗把和世琜之弟圖帖睦爾放逐至南方，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破壞了與曲律汗相約先立和世琜繼位，再傳位碩德八剌等之約。 延佑二年（1315），曲律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從此程朱理學成為大元的官方思想。 延佑七年（1320），普顏篤汗死，碩德八剌即位，是為元格堅汗。元格堅汗繼承了其父普顏篤汗的以儒治國政策，加強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並於至治三年（1323）下令編成並頒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條。他還下令清除朝廷中鐵木迭兒的勢力，但隨著清理的擴大，再加上朝廷中的蒙古保守勢力對元格堅汗以儒治國的施政不滿，導致鐵木迭兒的義子鐵失在至治三年（1323）夏天趁格堅汗去上都避暑之機，在上都以南15公里一個名叫南坡的地方，刺殺了格堅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稱南坡之變。元格堅汗被行刺後，鎮守和林的晉王甘麻剌的長子，真金的長孫，也孫鐵木兒率兵南下，殺掉行刺元格堅汗的叛臣後即位，是為葉順鐵木耳汗。葉順鐵木耳汗即位後，封被普顏篤汗放逐到海南島的圖帖睦爾為懷王，鎮守建康。 泰定五年（1328），葉順鐵木耳汗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為帝，而與此同時，元曲律汗的舊部重臣燕帖木兒與河南行省丞相伯顏則分別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時迎接周王和世剌與其弟圖貼睦兒。結果，圖貼睦兒先至大都，在天歷元年（1328）自立為帝，是為元札牙篤汗。而和世剌抵達和林後，也宣布即位，是為和元西拉古圖土。札牙篤汗表面上表示願意退位，奉兄為帝，兩人遂相會於上都之南，札牙篤汗毒死西拉古圖土後稱帝。 札牙篤汗重祚以後，大興文治。天歷二年（1329）二月，札牙篤汗設立了奎章閣學士院，掌進講經史之書，考察歷代治亂。又令所有勛貴大臣的子孫都要到奎章閣學習。奎章閣下設藝文監，專門負責將儒家典籍譯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編纂《元經世大典》，兩年後修成，為元代一部重要的記述典章制度的巨著。 但札牙篤汗在位期間，丞相燕帖木兒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導致大元朝政更加腐敗。札牙篤汗於至順四年（1333）去世後，為洗刷他毒死哥哥（元和西拉古圖土）的罪行，遺詔立年僅七歲的和西拉古圖土次子懿璘質班為帝，是為元宜林奇葆。但元宜林奇葆僅在位不到兩個月即去世，不久後燕帖木兒也去世。元宜林奇葆的長子妥歡貼睦爾被札牙篤汗皇後卜答失里從靜江（廣西桂林）召回並立為帝，是為元圖干鐵木耳，又稱元宣仁普孝皇帝。 元圖干鐵木耳在位之初，右丞相伯顏的勢力很大，把持著朝政，甚至一度不把元圖干鐵木耳放在眼裡。隨著時間的推移，元圖干鐵木耳與伯顏的矛盾日益尖銳，後來在伯顏之侄脫脫的幫助下，元圖干鐵木耳終於成功地廢黜了伯顏，並控制了政局。 至正三年（1343），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元朝崩潰
大元後期，統治者變本加厲向人民收取各種名目繁雜的賦稅，人民被壓迫被掠奪更為嚴重。在泰定二年（1325）就發生了河南趙丑廝、郭菩薩領導的起義。 大元統治階級內部卻在為爭權奪利而互相征戰，因此加速了大元滅亡的進程。至正十年（1350），元政府下令變更鈔法，鑄造「至正通寶」錢，並大量發行新「中統元寶交鈔」，但導致物價迅速上漲。次年（1351），元圖干鐵木耳派賈魯治黃河，欲歸故道，動用民夫十五萬，士兵二萬。而官吏乘機敲詐勒索，造成不滿。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等人決定在5月率教眾發動起事，但事泄，韓山童被捕殺，於是劉福通帶韓山童之子韓林兒殺出重圍，指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打出「復宋」旗號，以紅巾為標志，其後郭子興等人也紛紛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扶助徐壽輝起義。至此揭開了大元滅亡的序幕。元政府則派兵鎮壓各地紅巾軍，由丞相脫脫親自督戰攻徐州起義軍芝麻李部，一度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至正十四年(1354年)，脫脫率軍圍攻高郵起義軍張士誠部，被朝中彈劾，功虧一簣。至正十六年（1356）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繼承了病逝的郭子興的地位，並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攻佔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與此同時，在北方察罕帖木兒（李察罕）和李思齊等元軍將領則開始對北方紅巾軍展開反攻。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紅巾軍在安豐之役中敗給新興並降元的張士誠，劉福通戰死，韓林兒南下投奔朱元璋，隨後被殺。朱元璋在擊敗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其它南方起義軍和南方大元勢力後，於至正二十七年（1367）開始北伐，在大將徐達、常遇春等的協助下，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攻陷元大都，元圖干鐵木耳北逃，元朝在中國的統治結束。圖干鐵木耳北遁，明廷認為他順天明命，給他上謚號為「順帝」。 北遷的大元退居漠北，仍沿用大元國號，與明政權對峙，史稱「北元」。1370年，元圖干鐵木耳在上都（今會寧）病逝。
元朝滅亡
明洪武元年（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徐達率軍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元圖干鐵木耳北逃至上都，後逃到應昌，並多次組織反抗，失敗後在應昌去世。在明軍的繼續追擊下，元廷逃離中原，最終來到漠北，與明軍對峙。 明太祖第六次北征的結果影響巨大，烏薩哈汗脫古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也速迭爾（阿里不哥後裔）縊殺。從此以後，自忽必烈傳下來的成吉思汗的嫡系黃金家族對元政權的控制開始崩潰，大多數蒙古部落宣布自立。 洪武三十一年（1399），分布在葉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吉爾吉斯部首領鬼力赤，否認脫古思帖木兒之子額勒伯克的宗主權，將其打敗並殺死，取得了統治各部的霸權。額勒伯克之子坤帖木兒繼位後也於建文四年（1402）被鬼力赤殺死，大元去國號滅亡，改稱韃靼。

5. 為什麼儒家文化沒有在東南亞傳播很快

東南亞在中國之南，且瀕臨海洋，所以古代把它稱為「南海」或「南洋」。「東南亞」這個名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出現的，當時，盟軍在這一地區設立了「東南亞最高統帥部」，戰後，人們感到這一名稱能夠正確表述它的地理位置，於是得到世界各國普遍承認。東南亞實際上是由海洋與陸地兩大部分組成，陸地包括中南半島（舊稱「中印半島」或「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群島（又稱「南洋群島」）兩個地理臘察單元，而太平洋和印度洋被這些陸地分隔開來，又通過巴士海峽、巽他海峽、托雷斯海峽及馬六甲海峽相互連通。中南半島上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輪哪茄和緬甸，馬來群島上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和菲律賓，前者是所謂「半島國家」或「陸地國家」，後者則是「海洋國家」或「海島國家」。東南亞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它處在三大洲（亞洲、非洲、大洋洲）和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東西海運的沖要之區。在地質學上，亞、澳兩大陸板塊和若干海底板塊在這里輻合，又是連接亞洲大陸腹地與印度次大陸的鎖鏈，稱為「東南亞陸橋」。從人類學意義上講，來自亞、澳兩個大陸的不同人種在這里交匯，形成了一個民族大走廊。從生物學意義上講，亞、澳兩大陸動植物區系在這里交織混合，顯得豐富多彩。在文化學意義上講，這里是印度文化圈與中國文化圈交錯重疊的地方，又是中國通往印度、阿拉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中國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在地理上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中國的西南地區與「東南亞陸橋」連成一氣，許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島，形成山河縱列、峻嶺與平原交錯的地形，並伸入海洋形成許多島嶼。中南半島的山脈呈由北向南的走勢，實際上是我國橫斷山脈的延伸。主要山脈有三列：聳立在半島東側的是長山山脈，形成廣闊的山地；中間一列向南一直伸延到馬來半島，入海後形成巽他台地的台基及邦加島和勿里洞島；西側的一列是阿拉干山脈，向南伸入海洋後，斷斷續續地形成蘇門答臘群島、爪哇島和努沙登加拉群島。奔流在這些山間的河流，大都發源於我國西南地區，如緬甸的薩爾溫江上游是我國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於我國的龍川江，泰國的湄南河上游在雲南，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為我國的瀾滄江，在越南入海的紅河上游為元江，它們都是國際性的河流，是中國通往東南亞的天然水道。
由於特殊的歷史、地理原因，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文化上有諸多的「親緣關系」，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長期發展起來的水陸交通，把中國西南部與東南亞緊密聯結在一起；二、越南屬「漢字文化圈」，全面受到中國文化的薰染；三、華人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四、眾心的跨境民族，與東南亞存在著天然的聯系；五、佛教的傳播，使中國與東南亞都進入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圈。
一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通發端很早，大抵有三途：一是南方絲綢之路，二是中國與南洋的海上交通；三是被稱為「東方多瑙河」的瀾滄江湄公河。近代以來則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及睦南關至越南河內的鐵路，還有海運與航空。
在中國西南部有一條隱藏在崇山峻嶺和原始森林中的南方絲綢之路，它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它是一條民間開辟的道路，而且起點不在中原的京城。最先提到這條道路的是《史記》，是書《西南夷列傳》說：「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據考，南方絲綢之路由三條路段組成：一條是由蜀地（成都）經bó＠①道（宜賓）、漢陽（威寧）、味縣（曲靖）至滇池、洱海的「五遲道」，另一條是由蜀地經邛都（西昌）渡金沙江抵葉榆（大理）的「靈關道」，兩道合路後經永昌（保山）、滇越（騰沖）入緬甸的稱「永昌道」。這條道路長期是中國經緬甸達印度的古道。緬甸在漢代稱撣國，唐稱驃國，宋稱蒲甘，元稱緬甸，自漢以來便有使節與我國通好，獻大象、水牛、珍寶、驃國樂及幻人，以後又輸入棉花、象牙、翡翠、琥珀、玉石，而中國的絲綢、茶葉、食鹽、金銀首飾等也運緩扮往緬甸。在中印文化交流上，緬甸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雲南的阿A梨教和上座部佛教就是從緬甸傳入。
通往南洋的海路始於漢代，《漢書·地理志》雲：「自回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lú＠②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三國時吳國遣康泰等出使海南諸國，自晉代法顯從海道歸來高僧往來不絕，宋代海運至天竺國、獅子國，元明時期直航阿拉伯半島，途中必經東南亞各國。鄭和下西洋對東南亞產生了深遠影響，船隊到達占城、爪哇、真臘、舊港（印尼巨港）、進羅、滿刺加（馬六甲）、渤泥、蘇門答臘、阿魯等地，留下許多遺跡。
如前所說，溝通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河流有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及紅河，這些天然水道很早便被利用，尤以湄公河為著。這是一條民族大走廊，許多跨境民族都居住在瀾滄江與湄公河流域，歷史上的哀牢國、真臘王國、瀾滄王國、南詔國、大理國、景龍金殿國、八百媳婦國都通過這一水道交往。它是中國通往東南亞陸地國家的大動脈，穿越緬甸、寮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寮國的首都萬象及柬埔寨首都金邊都在湄公河畔，沿岸有許多城市和港口，湄公河三角洲乃是肥沃之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有重要作用。
二
在東南亞各國中，越南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最深，這一方面是歷史發展與中國息息相關，另一方面是漢字在越南長期通行，因而有條件全面吸收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最大受惠國。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發士卒戌守五嶺以南，設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將越南北部和中部納入象郡，開始了越南史上的「郡縣時期」。秦漢之際，趙陀建立「南越」政權，推行「南北交歡」、「和集百越」的政策，在越南設立交趾、九真二郡。漢武帝平南越，將其地劃分為九郡，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內。東漢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將軍平定二征起義，「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進一步開發越南。及至隋唐，郡縣制達到高峰，在越南設立安南都護府，下設十州，如同中國一樣實行租庸調和兩稅法，施行唐律，又建學校導之以禮，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亂，安南土豪蜂起，經過一番醞釀，於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丁部領平定了「十二使君」，統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國，結束了郡縣時期。安南獨立以後，一如既往，繼續與中國和睦相處，仍然遵循中國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國，中央設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東閣、國子監、國史院、府尹、宮師府、同天監、太醫院、秘書監、中書監、華文監等機構，地方行政為路、府、州、縣幾級，官品與冠服飾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頒布的刑書及陳朝確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義》為准，後黎朝聖宗頒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備，《歷朝憲章類志》說：「洪德刑律，參用隋唐，斷治有畫一之條，輕重有上下之准，歷代遵行，用為成式」。安南歷代王朝，均以儒學為安邦治國之本，李朝興建文廟，陳朝創辦國學院傳習四書五經，黎朝以《四書大全》為科舉考試內容，阮朝刻印儒家經典頒行全國。從李朝仁宗太寧四年（1075年）起以科舉取士，陳朝更仿中國「試定三甲之分」，以狀元、榜眼、探花迷三魁，至黎朝時朝廷重臣皆以科舉出身的人擔任。立國之初，兵制略仿唐朝的府兵制，以後仿宋朝設立禁軍和廂軍，又仿明朝「寓民於農」之制。安南的武廟，祀奉的是姜太公，東序配祀管仲、孫武、韓信、李靖、李晟、徐達，西序配祀穰苴、張良、諸葛亮、郭子儀及岳飛。由此看來，越南的體制，實際上是中國的仿造型。
漢語和漢字在越南頗為流行。從郡縣時期開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進入越南，致使越南語吸收了大量漢語詞彙，據語言學家調查，現代越語中，漢族借詞超過50%。由於越南語大體屬於漢藏語系，又有大量漢語借詞，比較適合使用漢字，所以，自秦漢以來的千餘年中，漢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稱為「儒字」。大約在我國的宋代，在廣西「方塊壯字」（即俗字）的推動下，越南也開始用漢字來表記越南語，稱為「字喃」或「喃字」，亦稱「俗字」。喃字最早見於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報恩寺碑記》，相當於南宋後期和越南的陳朝。喃字與壯字的結構大體相同，借義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義不借音的如馭（馬nqua）、鮮（鮮tuoi）等，借音不借義的如吏（來lai）、英（兄aub）等。喃字中還有一些是仿漢字創造的新字，創字的方法不外乎會意，形聲和簡化三種，讀音皆依越南語。用這種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塊字，往往是借用漢字與自創新字夾用，有的借用漢字的音，有的借用漢字的義，絕大多數是以漢字越南語音。實行的結果，一音多字多義、一字多音多義、同字異形及重疊繁復的現象嚴重，所以，使用起來極不方便，雖有幾個短暫時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為正式文字並不通行，多半是民間使用。喃字現存的讀物有千餘種，著名的如長詩《金雲翹傳》。自1884年法國佔領越南以後，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獨立後以拉丁文為法定文字，稱為「國字」。
越南受漢文化的影響是廣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國封建社會一樣，越南也是獨尊儒學，把它作為統治思想和教育、科舉的主要內容。越南的佛教，事實上是漢傳佛教的外傳。道教在隋唐即傳入越南，元朝尤為興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號「仙主」，以後又設立「道士道錄司」和「道士良醫司」。越南民間祀奉的「天後聖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將軍馬援，不少地方建有關聖廟。越南的文學以漢文學為主流，國君、貴族、文士大都能詩善文，按照中國詩歌的音韻格律創造了「六八詩體」和「七六八詩體」，早期的代表作家韓詮就是因為仿韓愈作《祭鱷魚文》而暢姓韓，越南的古典名著《金雲翹傳》、《玉嬙傳》、《蘇公奉使傳》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國文字的痕跡。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記》、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潘叔直的《國史遺編》、張合桂的《大南實錄》、鄭懷德的《嘉定通志》及編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漢文寫成，而且史書的體例和編纂方法無不奉《春秋》、《史記》、《漢書》為圭臬。武將多習中國兵法，陳國峻的《兵書要略》是越南武庫中的珍品。長期借用中國歷法，元代的《授時歷》傳入越南後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後又改用明代的《大統歷》，直到清代才參照《歷象考成》一書制定自己的《協紀歷》，干支紀時法在民間廣為使用。越南醫學是中醫的一個支流，稱為「南醫」，朝野都很重視，立先醫廟祀奉我國歷代名醫，仿中國設太醫院、廣濟署、濟生堂，學習中國醫書，進口中國葯材，以後則結合越南的情況編寫《本草拾遺》、《中越葯性合編》、《南葯神效》、《海上醫宗心領全帙》等書。中國的數學在郡縣時期即傳入越南，科舉加試「書算」，梁世榮所撰《演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訣、九歸歌、歸除法等，廣泛使用算盤。造紙術在漢代即傳入越南，據《南方草木狀》載，東漢時交趾便有了「蜜香紙」。越南是東南亞最早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陳朝元豐年間（1251-1258年）的「木印貼子」，官刻有國子監本、集賢院本、內閣本、史館本等，民間印本也仿中國題為某堂、某齋或某地某字藏版。絲綢、陶瓷、青銅、磚瓦、火葯、鑄錢等技術都是從中國傳入的。越南的姓氏都來自中國的《百家姓》，共有200多個單姓和復姓，約有半數以上的人姓阮、黎、陳、李、黃、武、潘、范、鄭、吳、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國一樣有單名、復名，且用別號，婦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貴族的名字常在旁邊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徵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樂」實際上是中國的古樂，戲劇的音樂、服裝、臉譜、道具如同中國戲曲，舊式衣冠如同中國，和中國人一樣用筷子，民間歲時節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註：參見陳玉龍：《中國和越南柬埔寨寮國文化交流》，載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處，就有華人」，這句話表明，海外華人分布很廣，散布到地球的每個角落。但華人最多的地區是東南亞，據1991年統計，共計2271.6萬人，大約要佔海外華人的70%以上。東南亞華人分布在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菲律賓等十個國家。十國中，人數最多的是泰國（645萬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亞（600萬人），再其次是馬來西亞（500萬人）。華人在當地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馬來西亞(27.3%)，再其次是汶萊(20.4%)。這種分布狀況，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密切的一個重要表徵。
華人移入東南亞是從唐代開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蘇門答臘，以南部的巨港人數最多，因當時唐朝的國際威望很高，故皆自稱「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稱「唐人街」。宋代海外貿易興盛，但當時航行主要靠季風，錯過季節便只好留居當地，有的長往下來，生兒育女，稱為「駐蕃」。元明兩代與阿拉拍的海上貿易更加發展，東南亞是必經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許多僑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諾巴歇、三寶壟，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賓等地。從明朝中葉到鴉片戰爭前的三百年間，南洋僑民劇增，大部分是閩粵一帶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動亂而避居南洋的人，巴達維亞（今雅加答）、檳榔嶼、新加坡、馬尼拉等地，僑居的華人均在萬人以上。華人大量出國是在鴉片戰爭以後，從1840年以後的100年間，每年平均10萬以上。出國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義者在東南亞進行資本輸出，開采礦產、興辦農場、修建公共設施，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於是以「招工」的方式簽訂契約，稱為「契約華工」，或者叫做「苦力」和「豬仔」。
移入東南亞的華人，為了謀生，各施其能，無形中把中國的生產技術傳到南洋各地，成為一股重要的開發力量。經過若干世紀的努力，華人在經濟上自立起來，有的還成了南洋富商，例如：在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公司」開採金礦的羅芳伯，組織拓荒的「新福州港王」黃乃裳，「爪哇糖王」黃仲涵，「萬金油大王」胡文虎，「華僑旗幟」陳嘉庚，企業家兼教育家李光前等。華人離鄉背境，飄泊海外，往往以家族宗祠、同鄉會館、同業公會等傳統組織形式保持聯系，相互支援，因而在東南亞出現「僑團林立」的局面，以後進一步以宗族、同鄉或方言群體為中心建立許多「幫」，如廣東的廣府幫、潮州幫、客家幫、海南幫，福建的閩南幫、興化幫、福州幫，還有江浙和江西的三注幫等，把中國社會移入了東南亞。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漢語方言得以長期保存，文化習俗也一直傳承下來，並影響周圍的社會。隨著華人的大量移入，漢族詞彙也被東南亞各國語言所吸收，據統計，柬埔寨語中有300個漢語詞彙，泰語的漢語借詞達匯總數的30%以上，馬來亞語中有270多個漢語借詞，且多與移民的方言有關，馬六甲、檳榔山與和新加坡因土生華人數量眾多，還形成了漢語與當地語言結合的「巴巴馬來語」，印尼有「中華—馬來語」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在東南亞廣為流傳，被翻譯成各國語言，例如泰國就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封神演義》等泰譯本，寮國、柬埔寨、印尼也有譯本，這都與華人的傳播有關，馬來西亞的土生華人還仿《詩經》創作「馬來民歌」。福建、廣東的地方戲傳到泰國，閩台一帶的「布袋戲」也在印尼流傳，菲律賓人喜歡中國的鑼鼓，緬甸舞劇的表演方式與中國戲曲有相似之處。總之，由於「華人社會」的存在，他們通過民間交往、創辦僑校和僑刊等方式，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比其他地區更為廣泛和突出。
新加坡舊名淡馬錫，也叫獅城，原先是一個只有百餘人的小漁村。1819年英國殖民者萊佛士在此開埠，採取鼓勵外來移民的政策，人口迅速增加，到1901年時已增至20萬人，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其中，華人達16萬人，基本確立了華人佔大多數的格局。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胡璇澤、左秉隆、黃遵憲等先後出任領事，來取「護僑」政策，積極傳播中國文化。新加坡的華人社會最為典型，僑團林立，幫派特多，1906年結合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並涌現出陳篤生、胡璇澤、陳金聲、章芳琳等一批為華人謀福利的「先賢」。1942年遭日本侵佔，1946年劃為英國的直轄殖民地，1963年並入馬來西亞，1965年9月脫離馬來西亞建立共和國，成為英聯邦成員國。新加坡以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日歷上印有公歷、中國農歷、印歷和馬來歷四種歷法，有英文報、華文報、馬來文報三種，學校也有英文學校和華語學校兩類。新加坡地處東南亞地區的中心，在國際航線上佔有極重要位置，獨立以後，充分發揮地理優勢，大力引進和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條件，發展多元化的國民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又是東南亞海運、空運、貿易、加工製造、金融服務中心和最大的修船造船基地與石油輸出港，同時又是世界第三大商港、第四金融中心和第三煉油中心及世界電子工業中心之一。（註：參見巫樂華《南洋華僑史話》商務印書館，1997年4月出版。）
四
跨境民族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聯系的另一條重要紐帶。與華人的情況相似，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文化傳播。但又有兩點不同：其一是傳播的不是漢文化，而是少數民族文化；其二是這些跨境民族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移民的結果。由於中國與東南亞地理相連，歷史相關，許多民族長期居住在兩個以上的國度，或者是分別建立不同的政權，盡管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他們在族源上、語言上、文化習俗上卻有天然的不可割斷的聯系。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和廣西，與東南亞的緬甸、寮國和越南接壤，並與泰國鄰近，在長達4700公里的漫長國境線上，分布著16個跨境民族，他們是壯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瑤族、彝族、哈尼族、景頗族、僳僳族、拉祜族、怒族、獨龍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京族，還有在中國尚未確認為單一民族的克木人。從歷史上考察，這些民族都源於古代西南地區的四大族系，並與一定的語言系屬有對應關系。因為他們出自不同的族群，文化傳統各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徵。直截了當地說，跨境民族的文化，分別具有百越、苗瑤、氐羌和濮文化四種風貌。
壯族、布依族和傣族均屬「百越」族系，其語言是漢藏語系壯侗語族，與之相關的民族在東南亞大約有2700萬人。與壯族同源的有越南的岱族和儂族，合計160萬人，在壯族中亦有「布岱」和「布儂」兩種自稱。越南的布依、都依、布那和熱那四支，均出自我國的布依族，總數近3萬人。人數最多的是與傣語同源的民族，越南的傣族約90萬人；寮國的佬族約180萬人，另有傣族18萬人和泐族4萬人；泰國有傣族2000萬人，另加泐族8萬人；緬甸有撣族250萬人，總共2550萬人。他們的語言均屬壯侗語族的壯傣語支，經濟以稻作農業為主，保留百越文化的若干特徵，如「干欄」建築、銅鼓、紋身等。
東南亞的苗族和瑤族都是明清以來由我國西南遷去的，其中，苗族約85萬人，瑤族約45萬人。越南的50萬苗族稱「赫蒙族」，分「赫蒙豆」（白苗）、「赫蒙都」（黑苗）、「赫蒙西」（紅苗）、「赫蒙冷」或「赫蒙佐」（花苗）和「赫蒙刷」（漢苗）五個支系；寮國30萬苗族分白苗、青苗、黑苗三支；泰國有5萬苗族，緬甸有7000苗族。瑤族主要分布在越南，有紅瑤、窄褲瑤、錢瑤、盧崗瑤、白褲瑤、青衣瑤、藍靛瑤等七個支系，共40餘萬人，寮國有瑤族2萬人，泰國約3.2萬人。他們的語言均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以山地農耕為主，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家族與村寨是主要的社會組織，婚姻、喪葬、服飾、頭飾、節日、禁忌、宗教等與國內苗瑤民族大同小異。
出自氐羌體系的民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但民族較多，但人數不多，總計不過80萬人。彝族在越南、寮國各2000人，稱「倮倮族」。哈尼族在越南有萬餘人，寮國稱「卡果」、「依果」的亦有萬人，緬甸自稱「阿卡」的約6萬人，泰國有3.5萬人自稱「阿卡」或「卡果」、「依果」。僳僳族在緬甸有4萬人，在泰國有2萬人。拉祜族在緬甸有5萬人，在泰國有3萬人，在越南有2000人。緬甸有獨龍族千餘人，怒族近萬人。緬甸的「克欽」與中國的景頗同族，約56萬人。在這些民族中，除景頗族而外，其餘民族的主體部分均在中國，文化習俗是一致的。
比較復雜的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京族和克木人。按其族源，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的先民均出自「百濮」族系，即古代的「閩濮」、「鳩濮」、「裸濮」、「撲子蠻」之類，但語言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而我國濮人的後裔仡佬族、木佬族等的語言按張濟民先生的意見屬漢藏語系的仡基語族，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待深入探討。京族的語言在國際上習慣稱為越南語，系屬至今未定，但文化上又與百越和百濮有若干相似之處，其族源亦有待探索。佤族在緬甸有8萬人，泰國有1萬多人。德昂族在緬甸稱「崩龍」，人數為24萬。布朗族在寮國有分布，人數不詳。克木人在寮國稱為「老聽」或「卡族」，泰國稱「卡」，越南稱「摩依人」，總數不下40萬，以寮國最多，我國的雲南僅有2500人。京族在越南有4500萬人，我國廣西只有1萬多人。

五
佛教既是東南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中國與東南亞文化溝通的重要渠道，這是因為東南亞處於中、印兩大文化圈的幅射范圍之內。東南亞與印度和斯里蘭卡，無論海路與陸路交通都比較近便，而且又是中印航道必由之路，佛教很早就傳入這一地區，我國古代西行求法和一部分印度高僧也往來於這條道上，如唐代的會寧、義凈等。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復雜：有的原先盛行大乘佛教或者印度密宗，後來改奉小乘佛教；有的一度信奉佛教，以後又被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所取代，如印度印西亞、菲律賓等。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東南亞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但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散布各地的華人大都信奉漢傳佛教。雲南的小乘佛教與東南亞有密切關系，唐宋時期在雲南盛行的阿梨教乃是通過緬甸傳入的印度密宗。
釋迦牟尼逝世後一百多年，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人在吠舍厘城舉行「第二次結集」，再次統一經律，而以跋耆比丘為代表的多數派反對這一決議，另外組織了上萬人的「大結集」，從此分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兩大部派。後來，大眾部逐漸演變為大乘佛教，上座部演變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東南亞的傳播，最初從斯里蘭卡開始，以後傳到緬甸、泰國和我國雲南邊境，進而傳到柬埔寨和寮國，其間經歷了復雜的演變過程，最後才取代了大乘佛教與印度密宗。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兒子摩哂陀到斯里蘭卡傳揚上座部佛教，錫蘭國王舉族皈依。到公元前一世紀時在阿努寺舉行上座部第四次結集，用巴利語寫成上座部《三藏》，以後分化為大寺派和兼習大乘的無畏山派。五世紀時，印度佛教大師覺音用巴利語翻譯和注釋《三藏》，使上座部的教義得以徹底貫徹。但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的五百年中，印度密宗在斯里蘭卡極盛。直到維A耶跋護王一世時，才重新建立寺院，供養佛牙，派僧人往緬甸延請上座系長老，從而勃興起來。緬甸與印度鄰近，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紀傳入佛教，上座部佛教傳入部分地區，但八世紀時密教傳入後形成了阿A梨教，直到十一世紀蒲甘王朝才廢阿梨教，立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將《三藏》譯成緬文，以後形成「僧伽羅僧伽」與「上緬甸」兩個教派，自此大興，有僧尼十萬餘人，有寺院二萬多座，佛塔十餘萬認，素有「佛塔之國」的盛譽。泰國原先盛行大乘佛教和密教，十一世紀由緬甸和斯里蘭卡傳入上座部佛教，十三世紀素可泰王朝將其定為國教，佛教徒占人口總數的95%，全國通行佛歷，每個男子都必須出家一次，全國有寺院二萬五千餘座、佛塔十萬座以上，中央機構由十幾個高僧組成，法相應部和大部兩派皆有僧王，各級行政組織都有與之平行的僧伽機構。寮國在十四世紀時奉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十九世紀被法國佔領一度中衰，隨著寮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到來又開始復興佛教，國王、國家和佛教被視為寮國的三個組成部分，教派與泰國相同。柬埔寨古稱扶南，六世紀時已是東南亞的佛教中心，十四世紀以後在泰國的影響下改奉上座部佛教，兩派都有與政權機構平行的宗教組織，分設僧長、省僧長、區僧長和村佛塔主持，國家元首每年要在金邊召開兩派僧長年會，向他們作政府工作報告。我國雲南傣族地區的佛教，是從緬甸傳入的上座部佛教，先形成潤派和擺庄派，以後又有左抵和多列兩派。馬來西亞原先信奉佛教與印度教，八世紀盛行密宗，十五世紀馬六甲王國奉伊斯蘭為國教，十九世紀以後佛教開始復興，大乘、小乘兼有。印度尼西亞先是信奉婆羅門教，公元五世紀佛教取而代之，七世紀成為東南亞佛教中心之一，大乘與小乘時有興衰，八世紀盛行密教，十三世紀則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
大約從七世紀起，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於是大乘佛教便與婆羅門教的變種印度教相結合，廣泛吸收民俗與民

6. 鑒真東渡對文化交流與傳播有何貢獻

鑒真，俗姓淳於氏，揚州江陽縣(今江蘇省揚州市)人，唐中宗嗣聖五年(688年)出生於一個奉佛家庭。父親曾就揚州大雲寺智滿禪師受戒，學習禪門。鑒真 14歲時隨父親入寺參拜，見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動，要求父親讓他出家。父親見他年幼志高，便答應了他的請求。恰好這一年武則天下詔讓天下諸州度僧，鑒真便就智滿禪師出家，在大雲鄭態寺里當了一名小沙彌。至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在著名律師道岸手下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年)游學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次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長安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主持受戒的是德高望重的荊州南泉寺弘景律師。

鑒真的菩薩戒師道岸和具足戒師弘景都是律學名僧。尤其是道岸，在江淮一帶大力宣揚道宣開創的南山律宗，終於使一向奉行《十誦律》的江淮地區改行《四分律》。他多次主持結壇受戒之事，被譽為天下400餘州的受戒之主。鑒真在這些律學名僧的影響下，潛心研究三藏，尤其致力於律學的探討。受具足戒後有了正式僧人的身份，也取得了講授學問的資格。經過數年的苦心研討，他精通了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羯磨疏》、《星處輕重儀》和法礪的《四分律疏》等橡叢宏律學著作，遂於開元元年(713年)開始講授律疏，時年26歲。

不久之後，他回到淮南。道岸律師於開元五年(717年梁冊)逝世後，鑒真接替了老師留下的重擔，繼續在江淮地區傳播律學，登壇授戒，為整頓教團弘揚佛法而不遺餘力。30多年中，他一共講律、疏40遍，律鈔70遍，輕重儀及羯磨疏各10遍；又組織發動建寺、造像、開元遮大會供養十方眾僧，縫制袈裟3000領贈送五台山僧，抄寫《一切經》三部，各11000卷。經他剃度得戒的共有4萬餘人，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為授戒大師。

鑒真的名聲遠揚，也傳到正在長安的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耳中。當時，日本國還處在奴隸社會的階段，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生活困苦。寺院享有免賦免役的特權，不堪統治階級橫征暴斂的人民紛紛逃進寺院，或自戒為僧，或連人帶產投靠寺院當僧祗戶。這樣，寺院的勢力不斷擴展，世俗奴隸主的剝削利益則受到損害。代表世俗奴隸主利益的朝廷急欲整頓教團，肅清僧尼偽濫的狀況，但政令屢頒，收效卻很小。於是有人提議要向中國學習，嚴格受戒的條件和程序，立刻得到朝廷的批准，決定派人赴唐朝招聘高僧前來傳戒。榮睿和普照就是肩負著招聘的使命，於日本天平五年(即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隨第十次遣唐使入唐留學的。

榮睿和普照在長安一邊學習，一邊留意物色適宜的招聘對象。最初他們請到了東都大福先寺的道璿律師和婆羅門僧菩提等，乘坐副遣唐使中臣名代的船，先赴日本，擬為傳戒師。後來聽到鑒真的大名，認為是更理想的傳戒者，便決定設法邀鑒真東渡日本傳戒。天寶元年(742年)，他們事先請到了長安大安國寺僧道航、澄觀，洛陽僧德清和高麗僧如海，又約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人玄朗、玄法，一齊來到揚州。當時，鑒真正在揚州大明寺為眾僧講律。榮睿和普照至大明寺向鑒真頂禮膜拜，具述來意說：「佛法東流到日本，有寺有僧，卻沒有傳法受戒之人。敝國先前有位聖德太子，曾預言：『200年後，聖教興於日本。』如今200年之期已到，希望和尚東游興化。」鑒真聽了二僧的陳述，覺得他們很有誠心，便答道：「我曾聽說往昔南嶽慧思禪師遷化之後，托生為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聽說日本長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領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綉著四句話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看來日本確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啊。那麼，我的法眾當中，有誰肯應此遠請，到日本國傳授戒法的呢？」堂上濟濟眾僧，對於鑒僧的發問，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時陷於冷場。過了好一會兒，鑒真的弟子祥彥才打破沉默，答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身難得，中國難生；進修未備，道果未到。以此之故，眾僧都默然無對。」鑒真一聽，不覺動氣，斬截地說：「我們此去，是為了傳播大法，何惜身命？你們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祥彥連忙說：「如果師傅要去，我也跟著去。」結果道興、道航、如海、澄觀、德清、思托等21僧也都表示願隨鑒真同赴日本。

鑒真見眾多門徒願意追隨自己赴日本傳法，轉怒為喜，於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願，並商議了准備東渡的策略和步驟。鑒於朝廷海防甚嚴，他們決定暫不公開渡海目的，宣稱准備供具往天台山國清寺供養眾僧，在這一幌子下，加緊打造船隻，備辦干糧。榮睿、普照在長安時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書信，請他們在揚州任倉曹參軍的侄兒李湊幫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湊的支持，進展順利。

時值天寶二年(743年)，東南沿海海盜橫行，台州(今浙江臨海、黃岩、溫嶺、仙居、天台、寧海、象山等縣地)、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及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文成、泰順等縣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島等地)海邊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斷行。在此形勢下，鑒真一行的動向，格外引人注目。為了減少阻力，避免誤會，他們亟須加強團結，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道航提議：「今向他國，為傳戒法，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海等人學道未久，是否可以暫留國內，不預此行？」

如海聽了道航的話，憤怒異常，當即裹頭入州，上采訪使衙門誣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與海盜勾結。總共若幹人，已備好乾糧，分布在既濟、開元、大明寺，又有100名海盜已經入城。」采訪使得報，即發兵搜捕鑒真一行。經過推問，證明鑒真等清白無辜，但所造舟船被沒收入官，日本僧人被囚禁了四個月，奉旨送還本國。玄朗、玄法就此回國去了，榮睿、普照不願官送，留了下來。如海因誣告之罪，被斷還俗，決杖60，送還新羅。但第一次東渡的計劃，終究是被他破壞了。

榮睿、普照兩僧矢志不移，經此磨難，毫不氣餒，輾轉找到鑒真，商量再次東渡之事。鑒真安慰他們說：「不用發愁，等到合適時機，必遂本願。」並拿出上好官幣 80貫錢，買到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的軍船一隻，雇得水手等18人，又采辦了各種食物、用具、經卷、佛像、法物、香料、衣物，備足錢帛，攜帶僧祥彥、道興、德清、思托等，連同榮睿共17人，玉匠、畫師和其他各類工匠85人，於天寶二年十二月再度揚帆東下。但船剛出長江口即被颶風擊破，只得上岸修理船隻，一個月後第三次東渡，又因航程中風浪險惡，航道艱危，船被打破，歷盡苦辛，飄泊至明州，被明州太守安置於鄮縣(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歇息。

天寶三載，鑒真先後應越州(轄境相當今浙江浦陽江流域大部分、曹娥江流域及餘姚縣地，治所在今紹興)、杭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吳興)、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僧眾之請，往各地巡遊、開講、授戒，最後還至鄮縣阿育王寺。越州僧人得知鑒真欲往日本國，為了留住鑒真，便向州官告發說：「日本國僧榮睿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致使榮睿再次被捕，械送京城，途經杭州時詐稱病死，才得脫身。

榮睿、普照二人為了求法，前後所歷艱難難以形容，然而堅固之志，毫無退悔。鑒真深受感動，也一往無前地要實現東渡傳戒的願望。因此又遣僧法進和兩位侍從，攜帶錢帛往福州買船，並采購糧食雜物，作第四次東渡的准備。自身則率祥彥、榮睿、普照、思托等30餘人，翻山越嶺，餐風宿露，從陸路向福州進發。但在台州始豐縣境，被江東道采訪使派人追及，護送回揚州。原來鑒真的弟子靈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擔心鑒真渡海遇到不測，具公文向官府報告了鑒真一行的動向，故使此次東渡計劃又告夭折。

天寶七載春，榮睿、普照兩僧從安徽來到揚州，與鑒真籌劃第五次東渡事宜。此次東渡同行者有僧祥彥、神侖、光演、德清、榮睿、普照、思托等14人，水手18 人，六月二十七日從揚州崇福寺出發，經瓜州運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風急浪高，水米斷絕，九死一生，飄泊至振州(今海南崖縣)地界始得靠岸。這樣，第五次航海又失敗了。鑒真等受到當地地方官的供養，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資送回揚州。歸途中，日僧榮睿和鑒真的高足弟子祥彥先後逝世，鑒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擊，加上不適應海南炎熱的氣候，患了眼病，視力大受損害。

天寶十二載(753年)農歷十月十五日，日本國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右麿和吉備真備，以及留學中國多年已任中國秘書監兼衛尉卿的阿倍仲麻呂，來到揚州延光寺拜訪鑒真。他們告訴鑒真，日本遣唐使已正式向唐玄宗奏請讓鑒真到日本傳戒，但被玄宗拒絕了。鑒於這種情況，請鑒真自己決定是否隨遣唐使的船隻東渡日本。此時鑒真已有66歲高齡，眼睛又不好，而唐朝官府對於私自過關出國又有明文禁止，但鑒真堅持渡海傳法的初衷，不顧千難萬阻，欣然允諾隨遣唐使船赴日本。經過一番安排，鑒真和尚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離開了揚州龍興寺，踏上了第六次征程；並於十一月十六日乘上日本遣唐副使大伴的船，從揚子江口駛向日本。此次隨鑒真同行的有弟子思托等14人，還有尼僧智首等3人，以及幾位居士：揚州的潘仙童，西域人安如寶，東南亞人軍法力，越南人善聽等，總共24人。攜帶的物品除各種佛像、菩薩像、舍利、經卷、律典、幡幢之外，還有各種金、玉器皿、飾物、王羲之、王獻之等著名書法家的字帖等。

十二月二十日，鑒真所乘之船到達鹿兒島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國土，實現了鑒真12年來的心願。次年二月四日，鑒真經過日本太宰府、大阪而到達了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所到之處，都受到統治者和道俗群眾的隆重歡迎和熱情招待。在奈良，他被迎入東大寺安置。日本國王下詔慰勞鑒真，並授予鑒真傳燈大法師之位，宣布「自今已後，授戒傳律，一任和尚。」

同年四月，鑒真初於東大寺盧舍那殿前立戒壇，登壇為日本聖武上皇、光明太後、孝謙天皇等授菩薩戒。不久又為沙彌澄修等400多人受戒。已受過戒的日僧靈福等80多人也紛紛舍舊戒，重新從鑒真受戒。這年九月，東大寺戒壇院成立，由鑒真擔任戒和尚，為眾僧受具足戒。

翌年五月，日本朝廷任命鑒真為大僧都，規定日本僧徒非經其授戒不予承認。但不久日本統治者就發生了矛盾，原來日本最高統治者尊崇鑒真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他把僧尼直接控制起來，而鑒真弘法的指導思想卻是想讓佛法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因此在聖武天皇死後不久，日廷就托詞免去了鑒真大僧都之任，尊之為大和尚。從此鑒真擺脫了綱統眾僧的行政事務，專事教化僧尼之職。為了排除干擾，他利用日本朝廷施給自己的田園，自立一所唐律招提，從東大寺遷住此地，大事傳律弘道。在他和他的弟子思托、如寶等的慘淡經營下，日後唐律招提被收為官寺，成為日本律宗的祖廟。而鑒真本人則成為日本律宗的開山祖師。

鑒真除了在日本開創了南山律宗外，對於日後日本佛教界的兩大流派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創立也很有貢獻。他東渡時所攜經疏中有不少是屬於天台和真言兩宗的。日本天台宗的開創者最澄，真言密宗之祖弘法在年輕時都受過鑒真遺澤，他們在事後的追述中還不斷感懷這遺德。

鑒真對於日本佛典的整理也有傑出貢獻。在鑒真到來之前，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經典，都是從朝鮮半島傳入，只憑口口相承而傳襲下來，所以各本間歧異和錯誤很多。鑒真一行到達後，日本政府就把校正經疏中的錯誤一事，委給他們。經過鑒真及其弟子們的辛勤努力，這些經卷大都得到了訂正。

此外，鑒真對於日本的醫葯學、書法、建築、雕塑、美術等方面的發展都有巨大促進作用。傳說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倉院所藏葯物一一加以辨證，並說明它的用途，著有《鑒上人秘方》一書傳世。江戶時期以前，日本的葯商一直把他當作醫葯之祖奉祀。鑒真攜至日本的二王真跡法帖，及帶有能寫一手漂亮王體書法的弟子，對以後日本書法界流行王書有極大關系。鑒真攜來的乾漆夾紵像，及其弟子技工們指導下完成的唐招提寺木雕群，可以說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點。其弟子設計的唐招提寺建築和西大寺佛塔，則在日本的建築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現代日本學者推崇鑒真是一位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時也是替以後平安文化開道的人，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天平寶宗七年(唐廣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鑒真於所住唐招提寺宿房結跏趺坐，安然寂化，享年76歲。他的一生對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六次東渡，捨生忘死、堅忍不拔的精神，將永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