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代良渚文化中代表什麼

① 良渚文化指的是什麼

良渚文化為中國新石器文化遺址之一，分布地點在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發現的該文化遺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首先發現於餘杭市良渚鎮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續之間約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屬於新石器時代。

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另外，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種類數量非常多，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甚至提出了「玉器時代」說，以詮釋玉器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數量多，說明良渚時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豐富的玉礦來供給。

在良渚文化范圍內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現良渚時期的玉礦，有人就認為良渚玉料是從盛產玉的遼寧或新疆輾轉運來。這個觀點顯然很難站得住腳，想像一下，在史前古社會，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運載工具、交通工具簡陋，良渚人如何能夠從那麼遙遠的東北、西北，穿過無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運至東南的良渚文化圈內？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來，所以有的專家執著地認為，在良渚文化的區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遺址群內的天目山余脈，一定存放著被人們遺忘了的古代玉石礦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開採的古玉礦藏卻應該是永恆存在的。良渚文化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眾的玉文化?先民們為何要雕琢那麼多玉器，他們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許多謎等待解答。

有人說是因為裝飾，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國玉文化源遠流長，玉在人們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質，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潔品質的人和玉相聯系。可以證實東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把玉當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禮儀。

貴族、土大夫佩掛玉飾，以標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謂五德，首先指玉的5個特性，即堅韌的質地、晶潤的光澤、絢麗的色彩、緻密而透明的組織、舒揚致遠的聲音。然後是比附人的五個美德：仁、義、禮、智、信。所以說良渚文化出現如此多優美的玉器，是出於裝飾生活的原因不無道理。

另一種說法是，良渚玉器大量產生，不僅僅是裝飾，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內涵。把玉作為裝飾品反而是更後的事情了。此說的證據是從良渚玉器本身情況來說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樣，數量眾多，如使人高深莫測的玉琮和獸面羽人紋的刻畫。良渚玉琮系軟玉雕琢而成，從外觀看呈外方內圓、上大下小形，每個面的轉角上有半個獸面，與其相鄰側面轉角上的半個獸面組成一個完整的獸面。這些物品充滿神秘氣息，現在看來其形狀和圖案也是令人驚異，隱隱透出一股涼氣。這些玉琮的用途應該是與宗教祭祀、財富權力有關。戰國《周禮》書中曾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法。東漢鄭玄注「壁圓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說明玉琮與對鬼神的崇拜相關。

因此他們認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內涵是對鬼神的敬畏，是用於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為權力的象徵。這一點從後來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證，「玉」不僅僅作為裝飾，作為美好品質的象徵，在中國文化上，從一開始就更多的是作為具有神聖地位的、能顯示權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輝煌的，其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為裝飾，還是因為祭祀尚不能明確，不過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著先民神秘的思維。

1982年，在江蘇省溧陽小梅嶺發現透閃石軟玉礦藏，經取樣鑒定，此礦藏的軟太硬度在5.5－6度之間，玉石的質地細膩，色澤呈白色和青綠色，透明度較好，呈蠟狀光澤，與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這一發現興奮了考古學術界，專家們普遍認為，「良渚文化的玉料來源可以確定是就地取材，而非遠地轉運，有關玉料來源這一重要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

但是位於浙江餘杭境內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的總和，其所需的玉料也應是良渚文化圈內量最多的，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從江蘇小梅嶺運來的嗎？在良渚遺址群內至今沒有發現礦藏的同時，不少專家仍堅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件的地區已被遺忘的古礦床」。這一推測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願將來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一推斷

②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餘杭良渚鎮遺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環太湖地區。年代約距今5200～4000年。
良渚文化時期社會生產全面高漲。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出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石制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狀器、斜柄鉞形器、雙翼耘田器、長方形或半月形石刀、石鐮等，器類顯著增加，有些器形較大。在多處出土了粳稻和秈稻的實物遺存，還在浙江湖州錢山漾等地發現有花生、蠶豆、甜瓜子、小泡瓜子、紅蓼、菱角、葫蘆、酸棗核、毛桃核等植物籽實，其中有的可能已屬人工栽培。竹編、木作手工業發達，竹木器廣泛應用於生活和生產方面，錢山漾一地即出土整、殘竹編器物200多件和不少木器。在歷史悠久的麻紡手工業之外，又開辟了絲織手工業新領域，錢山漾出土的絹片、絲帶和絲線，是目前中國史前時期最重要的絲織品實物，經鑒定原料都是家蠶絲。琢玉工藝在當時各原始文化中處於領先地位。大至重6500克的玉琮、直徑20多厘米的玉璧，小至玉管、玉珠和玉質鑲嵌附件，琢制都很精良。玉器種類在20種以上，採用了多種雕琢技法，主題圖像是具有神靈崇拜含義的神人獸面復合像（「神徽」）。有的大墓出土成組成套玉器，玉質玉色相近，可能是利用同一批玉料專項加工的。當時治玉業已成為專門性的手工業部門。制陶工藝也很進步，流行黑色陶器，刻劃有纖細禽鳥紋、蟠螭紋的鼎壺及漆繪陶器，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尖端產品。還發現有數例陶文。
聚落在形態和規模上形成等級。良渚鎮遺址群在24平方千米范圍內有遺址三四十處，包括人工堆築的大型基址、居民點和顯貴專用墓地等，具有地區中心聚落的性質。吳江龍南遺址可作為普通聚落的代表：一條古河道由東向西流經村落，兩岸有半地穴式房址，北岸築有一段護堤。在錢山漾出土了木樁、長木、竹席、葦席和大幅樹皮等蓋房材料，有的遺跡可能是適合於南方地區居住的高架干欄式建築。良渚文化遺址雖然臨近水域，但在多處見有土井，有的還用大塊弧形木板圍成井圈，構築講究。
在浙江餘杭墓地、瑤山遺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發現顯貴專用墓地，是在人工堆築的土墩或廢置的低山祭壇上營建的。一般墓坑較大，有棺槨葬具，隨葬有數十至上百件玉器，如玉琮、玉璧、玉鉞等。有的大墓中還出現了殉人。一般認為，在良渚文化時期社會發生深刻變化，原始氏族制度瓦解並向文明時代過渡；中期以後可能已處於中國古文明的始創時期。

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以「玉、石、陶、文」為主——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占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
石：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陶：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附：
良渚文化出土的石器示例圖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s1.gif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示例圖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y1.gif
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示例圖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t1.gif

③ 良渚文化是哪個時期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

良渚文化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槐拍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

良渚古城遺址的「特色」

1、發達的稻作農業：良渚時期農業生產工具呈現多樣化和專業化，已普遍使用犁耕；水稻生產規模大，僅在餘杭茅山遺址就發現了總面積達55000平方米良渚文化稻田；糧食產量也較高滲橡，在莫角山南面池中寺台地發現的一處倉儲區就有20多萬斤的炭化稻穀。

2、門類齊全的手工業：良渚文化時期玉石製作、制陶、漆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等手工業門類齊全，技藝上都達到較高水平。尤其是以琮、璧、鉞為代表的玉器，其品質、數量、體量、種類以及雕琢工藝達到了中國史前治玉水平的一個高峰，形成了玉禮制度，影響深遠。

3、燦爛的玉文化：良渚玉器豐富的器形，眾多的數量，先進的工藝，精美的紋飾，復雜的功能，深遠的影響以及蔚為大觀的用玉情景，不唯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也為世界同時期所絕無僅有，它在中華玉文化傳統中鉛喊羨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為疏解中國古代禮制形成以及中華五千年文明無可替代的重要實證。

4、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據考古學家推算，良渚古城總土方量超過700萬立方米，古城外圍水壩工程總土方量超過288萬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不是原始社會階段那種血緣組織做得了的，需要高度集權、精心規劃、統籌組織、長期營建才能完成，這是良渚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重要標志。

5、發達的水利工程：良渚古城外圍發現的水利系統，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該水利系統的確認證實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結構，由內而外依次為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其價值可與同時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

④ 歸納出良諸遺址在中國文化歷史的表現

良渚文化為長江下游地區的遠古文明，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距今約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當細致。
良渚文化遺址中心位於杭州市餘杭區西北部瓶窯鎮，核心部位於古城「反山、莫角山、匯觀山，11條水壩」均在瓶窯境內。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良渚遺址是人類早期文化遺址之一，實證中華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申遺成功標志著中華五千年新石器時代文化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1][2]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錢塘江流域
精品薦讀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之王，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
作者：說文解物
從河姆渡到良渚，新石器時代的人到底如何織布呢？
作者：春梅狐狸
快速
導航
文化背景文化特徵分布范圍代表文物文化館院遺留謎團文化價值
考察發掘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啟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布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志著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後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遺址發現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館對杭州一個叫古盪的遺址進行發掘，當時在西湖博物館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參加了這次發掘，在整理出土器物過程中，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別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這種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盜挖文物之風盛行，尤其是盜挖玉器，因此，在盜坑附近常散落著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這兩地的石斧有沒有什麼聯系呢？良渚為什麼也有這種石斧出土呢？這些疑問誘發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調查的想法。經過多次的調查，施昕更先生採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良渚似乎有一個古遺址的存在。將這些情況和想法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先生匯報後，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施昕更先生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

⑤ 什麼叫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意思具體如下：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

良渚文化代表遺址為良渚遺址。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

良渚古城遺址是怎樣被發掘的？

1936年，杭州古盪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時，出土了一些石器。當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和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進行試掘。

在西湖博物館從事地質礦產工作的施昕更敏銳地發現，有幾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他在杭縣北鄉良渚一帶見過。

於是，施昕更向當時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匯報後，在館里同意和支持的情況下，他開始主持對良渚遺址進行正式的田野考古發掘。11月3日那天，施昕更在良渚鎮附近棋盤墳的乾涸池底，發現了一兩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這個重大發現令其激動不已。

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發掘共進行了三次，獲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實物資料，同時經調查「發現了以良渚鎮為中心的十餘處遺址」。

從科學發掘的角度確認了良渚一帶存在著遠古文化遺存。由此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觀眾參觀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璧。

⑥ 良渚文化的意義

分類: 社會/文化 >> 歷史話題
問題描述:

希望大家幫忙解答

良渚文化具有哪些重大的意義?

解析:

1．晉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考古研究的突破

晉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始於1926年李濟進行的汾河流域的考古調查和夏縣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掘。新中國成立後，又對晉南地區開展過多次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至1976年，大致確立了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考古學編年。1977年後，晉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末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主要是在晉南探索夏文化的過程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襄汾陶寺遺址的發掘所獲得的重大成果。

陶寺遺址的面積約400萬平方米，發掘前保存下來的面積有300萬平方米，是迄今在中國境內發現的面積范圍最大的約模嫌距今4000年以前的遺址。在1978年至1985年第一個發掘階段中，發現距今4550年至39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的隨葬品，有鼉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繪陶器、彩繪龍紋陶盤、彩繪木器等大批禮樂器，反映著墓主的「王者」的風范。發現的建築遺存中，有大型幾何圖案的白灰牆皮，反映著「王氣」的建築特點。還發現有紅銅銅鈴、毛筆朱書的字等具有新時代氣息的「知識階層」的遺物。研究還表明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主要分布在晉南臨汾地區，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地區的特徵，又有北方地區的特點，還有海岱地區與環太湖地區的因素。

陶寺遺址的這些發掘收獲是空前的。這個發現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視。其中，發掘者高煒、高天麟、張岱海等認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約略早於夏代，當時可能處在軍事民主制階段，但也可能已經沖決氏族制度的軀殼，進入了階級社會，「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禮記·禮運》）的國家（或國家雛型）已經產生。他們還推測陶寺遺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遺存，也可能是與夏人居處鄰近的另一個部落。李民則從古代文獻的分析結合陶寺遺址的發掘收獲，提出陶寺遺址可能是堯舜時代的遺存的看法。而蘇秉琦於1985年11月7日在侯馬召開的「模頌晉文化研究會」上指出：陶寺是北方、中原兩大文化區文化匯合點上相互撞擊發生裂變形成的一顆新星、磬和鼓、朱繪龍紋盤、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文化發展到較高水平的產物。後於11月14、15日又指出陶寺遺址就是一處古城，它所反映的社會發展水平是國內其他同時期遺址所難於比擬的。

這些論述表明，陶寺遺址的發掘，提出了國家起源、晉南夏人遺存、堯舜時期的史實、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國等問題，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

2．對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認識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區。最早是在1934年發現於浙江省吳興錢山漾遺址，1936年對餘杭良渚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至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的代表性文化遺存。50年代末發掘了錢山漾遺址後命名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確其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約5300年。由於考古發掘中沒有發現重要的遺跡現象和珍貴的文物，一直認為環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1973年在杭州灣南岸的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約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經過初步發展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之後，才逐漸改變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認識，則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發現了做工極為精緻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旦碼手，尤其是刻有獸面紋的玉琮，最早是於1973年發掘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墓葬時明確的，1977年春夏之際發掘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時又印證了這一現象。於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於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現私有制、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國認為，良渚文化中造型豐富多彩的玉器、特別是玉制禮器，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提出良渚文化正是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吳汝祚認為能享有這種玉琮的人，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就反映了階級社會正在產生或處於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認為良渚文化的這些發達的農業部落，已經飼養家蠶，出現絲麻織品和相當進步的竹編工藝，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大型玉琮、玉璧的製作，說明了當時的江南地區更已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中比較先進的地區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發展 *** 之中，我們似乎聽見了私有制走近的腳步聲。

這些發現和研究認識，引導著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墓地與墓葬的進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內，先後發掘了江蘇省武進寺墩、崑山綽墩與少卿山、吳縣張陵山東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寧千金角與徐步橋、平湖平丘墩、餘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德清輝山、海寧三官墩與郜家嶺等浙北地區的一批小墓。其中，武進寺墩良渚文化「玉斂葬」墓的發現和對其認識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這時期良渚文化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

武進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別進行了發掘，發現3座一排規模較大的墓葬。3號墓最大，墓主為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隨葬陶、石、玉器100餘件，其中以隨葬玉制禮器琮、璧為特色。玉琮33件，置於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於人骨架上下或頭前腳後。發掘者汪遵國等人結合《周禮》中對玉琮、玉璧用途的記述，認為這是史前的玉斂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處氏族顯貴及其家庭成員的墓地；並通過分析玉琮上的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之一。汪遵國還進一步分析了已發現隨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製作特點，進一步認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練技術、專門從事琢玉工藝的玉工。琢玉與制陶同樣，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當時的社會即將躍進文明時代的門檻。這些認識，在當時都是開創性的，對後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

青浦福泉山遺址在1982年發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隨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鐲、玉鉞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對福泉山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除了發現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遺存外，更重要的是，這次發掘明確了福泉山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當時人工堆築起來的高台墓地，其規模長約84米、寬約74米、高約8米，蘇秉琦譽此為「土築金字塔」。這一認識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尋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應與墓葬所在的遺址形態進行綜合考察，良渚文化時期的一些土台遺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貴族墓地。受此啟發，後來研究者在蘇南浙北等地相繼發現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為祭壇墓地）。

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發掘及形成的有關認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對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開始引起了重視。夏鼐在1983年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認為良渚文化是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蘇秉琦於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動物古人類古文化學術座談會」上認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光的社會實體」。並進一步提出：「我們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的黎明期歷史，雖然還是『若明若暗』，但已決不再是『虛無漂渺』的傳說神話了。」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課題，就這樣因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與「玉斂葬」墓的發現及其認識的深化而提了出來。

3．史前城址的發現與研究

對史前城址的研究，是因河南登封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城址的發現而開展起來的。至1985，除登封王城崗城址外，發現的史前城址，還有河南淮陽平糧台、山東壽光邊線王等，都是土築的城牆。在內蒙古中南部則發現了包頭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土默特右旗威俊，以及涼城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大廟坡等10多座石牆聚落。其中，王城崗、平糧台、邊線王3座城址的形態較為規范，又位於新石器文化較為發達的中原及其附近地區，受到研究者的更多重視。

登封王城崗城址有東西兩個並列的城，面積各約1萬平方米，始建年代為距今4300年前後。東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城牆大部分已被河流沖毀，殘存的南牆西段長約30米，西牆南段長約65米，南牆與西牆垂直相交。西城可能是在東城被毀之後築造的，也是方形；東城的西牆就是西城的東牆；南牆長82.4米；西牆長約92米。牆基槽口寬4.4米、深2米多；在南牆東部與東牆南端，有一約10米寬的缺口，可能是西城的南門遺跡。在牆基下發現有奠基坑。

淮陽平糧台城址發現於1979年，平面呈正方形，城內面積約34000平方米，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城牆殘高3米多，頂部寬8至10米，底部寬約13米，系採用小板築堆築。在南北城牆中部各發現一座城門。南城門設有東西門衛房，門道下有排水管道。城牆外側有護城河。城內發現了10多處長方形成排建築，有平地起建，也有高台建築，普遍使用土坯。城內還發現了一塊銅渣。

壽光邊線王城址發現於1984年，至1986年的發掘，確認為內外兩城相套的城址。小城先築，為方形，面積約1萬多平方米，設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大城面積約57000多平方米，亦有四個城門。城牆為夯築。在大城基槽內發現多處奠基遺存。

這幾座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發現，使學術界對距今4000多年前的社會形態產生了新的認識。其中尤以王城崗城址的發現與研究的影響最大。主持王城崗城址發掘的安全槐在論證王城崗城址為夏都陽城的同時，還指出：「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政權。城堡的出現，是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 「王城崗城堡遺址是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它標志著豫西龍山文化類型的中晚期，社會已經進入奴隸制時代了。」這些建立在考古發現與研究基礎上的認識的形成，標志著我國中原地區文明起源的研究，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探索階段。

此外，1983年在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面積達29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築，引發後來對仰韶文化晚期已產生中心聚落址的思考。

4．遼西紅山文化的新發現及其研究的進展

遼西地區的史前考古始於20世紀20年代。1930年梁思永調查了赤峰紅山遺址，1935年，日本學者濱田耕作等在紅山後發現了紅山文化遺存。1955年尹達命名為紅山文化。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劉觀民、徐光冀等人開始對西遼河流域進行系統工作，逐步明確了該地區內紅山文化、富河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文化面貌及其關系問題。1979年在遼寧喀左東山嘴發現一處紅山文化祭祀遺址，出土了小型孕婦等陶塑人像、雙龍首璜形玉飾和綠松石飾，開始明了1971年在內蒙古翁牛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的玉龍、1973年在遼寧省阜新胡頭溝發掘的玉器墓葬都屬距今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1981年，孫守道、郭大順據此探討了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問題，並重新認識紅山文化。他們認為：「促成文明到來的因素很多，如農業和水利灌溉的發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以及階級和國家的產生等。而龍的起源，既以原始農業的發展為前提，同與農事聯系的天象有關，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識形態、原始文化藝術發達的產物，可以說是諸文明因素的一個結晶」。「以紅山文化龍形象的出現為標志，我們在五千多年前遼河流域的歷史源頭上，看到了這一地區文明時代的曙光。」

這一認識將紅山文化的研究和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探討聯系了起來，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開辟了新的渠道。在1982年全面揭露了東山嘴紅山文化晚期祭祀遺址之後，他們又將西遼河地區原始文化的研究納入了自1981年以來蘇秉琦實踐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研究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文化結構的系列探索之中，並於1983年9月在遼寧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發現了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的積石冢群和祭祀建築址，使遼西紅山文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

東山嘴紅山文化祭祀遺址是由石塊加工砌築而成，佔地面積約2400平方米，建築按中軸、兩翼分布。在中軸線的北部是一座方形祭台（也許是一處積石冢），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在其南部是一座圓形祭台，直徑約2.5米。

牛河梁位於東山嘴西北方向，相距約50公里，有10多處積石冢群和一座祭祀建築址等組成。在祭祀建築址中發現了多個女性塑像，最大的約有真人的3倍；一件與真人大小相若的頭像，雙唇塗朱，兩頰塗紅，眼窩里鑲嵌著淡青色圓玉片。在該建築址中還發現了彩繪圖案裝飾的牆皮，被稱為「女神廟」。積石冢群分布在祭祀建築址附近的山丘上，有的一處有數個積石冢。至1985年，對牛河梁第二地點積石冢群的發掘，在110餘米長的積石內揭露出一排4座積石冢，有的為方形，有的為圓形。有的一個積石冢內有中心墓葬及數座乃至二十多座墓葬。墓葬中出土了玉豬龍、玉箍形器等一批製作精美的玉器。個別大型積石冢，直徑達60米，高16米。1985年後又對多處地點的積石冢進行了發掘。

東山嘴與牛河梁紅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築址與積石冢群的發現，為紅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資料，促使研究者對中華文明起源史、中華古國史的研究，進行新的思考。1985年10月，在這些重大發現的基礎上，蘇秉琦提出了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問題。當時他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課題的主要目的，雖然仍然是圍繞他在80年代初形成的學術研究主線的內容，即揭示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 *** 家的起源和具體過程而進行的探索，但是在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課題時形成的相關理論，卻為後來他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提出遼西紅山文化的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1000年的觀點，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⑦ 良渚文化分為幾個時期每個時期有什麼特徵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是分布於錢塘江地區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和文化命名地，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的良渚、瓶窯兩鎮。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化遺址從40多處增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鉞、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鐲、玉管、玉珠、玉墜、柱形玉器、錐形玉器、玉帶及環等，相當精美。

社會進程

良渚文化所處的錢塘江流域是中國稻作農業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錢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址，在眾多的良渚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較多的石制農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由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階段，這是古代農業發展的一大進步。由此帶動了當時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因而，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緻的治玉工藝，表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手戚枝器等，均表現出當時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先進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內涵!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沖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畢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仔余保證，否則是難以想像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這種社會權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現在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個復雜的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數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紋飾，表示著每件玉器上凝聚著多量的勞動成果，製作者必須從日常的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的那種勞動狀態下擺脫出來，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而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范，圖案花紋雕琢規范，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埋於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而在那些散落於居址周圍的所謂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這些小件玉器僅為管、珠及單件錐形器，而無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墓葬可視為平民墓。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發現的一些製作精緻的刻有繁縟的蟠螭紋或鳥禽紋圖案的陶制雙鼻壺、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貴族墓，它們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系。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社會經濟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錢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系。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經濟生產，主要體現在農業和手工業兩個方面。水稻栽培是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生產活動，在仙蠡墩、徐家灣、錢山漾、水田畈和吳縣澄湖等遺址的良渚文化堆積中，都發現了稻穀和稻米的遺跡。經鑒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的秈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范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後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水稻種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農田，是良渚文化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馬家浜、崧澤文化之後發展農業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吳縣澄湖、崑山太史淀、無錫南方泉、江陰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水井。澄湖發現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還設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築的。這時的水井，修築井壁的技術顯然繼承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的特點，並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數量急劇增加，其作用不僅是為了日常生活飲用。徐家灣遺址發現了用於引水排水的溝渠遺跡，再聯繫到許多開溝犁的出土，說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經出現了灌溉農業，這一農業生產技術在中國大陸是首創的。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都處於比較低窪的水網地區，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長既怕乾旱，又怕水澇，控制適當的水量是保證水稻生長、豐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積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來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間管理的經驗，逐漸摸索並發明了農業生產中的灌溉技術，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旱與排澇的能力，使稻作農業置於更加穩定的基礎之上，為南方廣大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已進入夏代統治時期，受到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這時也出現了國家的雛形，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已為其打下了基礎。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採取快輪成型的方法，各種陶器造型優美，胎質細膩，器壁厚薄均勻，火候較高。當時已極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劃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蘇吳縣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鏤以新月形和圓形的孔，器蓋、蓋鈕及器身則精細雕刻著圓渦紋、蟠螭紋圖案。帶蓋的貫耳壺有的厚度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別細刻著繁復的圓渦紋、編織紋、曲折條紋、鳥形紋、蟠螭紋等紋飾。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粘貼而成，足見其製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緻巧妙的工藝美術品。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並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布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 8 縣市，就有 20 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發掘的 7 座墓，出土隨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計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質和玉色往往比較一致，尤其成組成套的玉器更為相近。選料有時是用同一塊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著花紋圖案，工藝採用陰紋線刻和減地法淺浮雕、半圓雕以至通體透雕等多種技法。圖案的刻工非常精細，有的圖案在1 毫米寬度的紋道內竟刻有四五根細線，可見當時使用的刻刀相當鋒銳，工匠的技術也是相當熟練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經精雕細琢，打磨拋光，顯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製造水平。玉器的圖案常以卷雲紋為地，主要紋飾是神 *** 面紋，構圖嚴謹和諧，富有神秘感。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說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准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製品，說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發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時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 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崗公嶺水壩的發現為契機, 經多方調查發掘和分析, 相關部門確認在良渚古城外圍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著一個由秋塢、石塢、蜜蜂弄等10條堤壩以及長約5km的塘山長堤共計11條壩體共同構成的古代水利系統。該水利系統佔地遼闊, 雄偉異常, 其土方面積據測算高達260萬m, 控制范圍達100多km,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運、灌溉和灘塗圍墾等綜合功能。這是世界上最早、規模最大的水利系統, 也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

良渚水利工程遺址所在地位於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勢低窪, 沼澤滿布, 水草豐盈, 適合人類居住、作物耕種, 但同時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響。天目山系作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極易形成山洪, 對地處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脅。智慧的良渚先民通過設計施工良渚水利系統中高、低兩級水壩, 將大量的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內, 以此來達到防洪作用。此外, 良渚時期距今年代久遠, 當時輪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統尚未形成, 水運是最便捷合理的運輸方式。高壩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節性明顯, 夏季山洪暴發, 冬季則可能枯水斷流, 不具備行船條件, 而通過築壩蓄水形成的庫容, 則可以形成連接多個山谷的水上交通運輸網, 方便運輸。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興建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帶斷斷續續的山包和山崗, 節省了80%的築堤工程量, 這些都充分表明他們已經具備全流域的水資源規劃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規劃設計過程中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建設, 往往涉及復雜的組織機構、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 同時對於水工建築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較高的標准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遺址中被發現的土壩, 就足夠符合當時的技術要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專家通過GIS軟體對良渚古壩系統進行了數值模擬分析, 發現其可有效阻擋該流域短期內960mm的連續降水, 即可抵擋該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標准對於現在而言, 其設計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為了適應自然, 營造生存環境, 設計出這樣的工程可謂是一個奇跡。為了完成土壩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即工程材料的制備。在位於良渚水利工程遺址鯉魚山、老虎嶺等地的土壩斷面處, 可清晰地發現一個個錯位排列的「方格子」, 這其實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橫豎堆砌、上下堆疊形成的, 這種運用在土壩築壩工程中的技術被研究人員們稱為「草裹泥」技術。「草裹泥」技術, 即先用淤泥堆築, 外裹黃土。這些土並非散土, 而是用蘆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長圓柱形, 然後碼成壩體, 通過材料之間的相互作用咬合構成一體 。

⑧ 良渚文明

良渚，指的是距今5300-4300年期間，在中國南方的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所存在過的一個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良渚文化與古埃及文化同期。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稱之為良渚文明而不是良渚文化呢？

根據西方考古標准，國家的產生或文明的產生有幾大因素：比如城市的出現、文字的出現、金屬冶煉技術的出現、宗教禮儀洞山或等等。

雖然良渚遺址的考古過程，沒有金屬，沒有明確的文字，但有大型的水利工程、社會等級以及生產的發展。然而，這些發現與考古標準的制定所要指向的目的是一致的——證明社會的發達程度已經達到具有國家組織形態的水平。

良渚的文化絕對不亞於古埃及或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程度。

良渚是迄唯神今發現的中國大地上最早的國家，以良渚古城為核心的遺址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

關於它的發現要回溯到1936年。

當時，杭州古盪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出土了一些石器。當年5月底，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和吳越史地研究會合作對遺址進行試掘。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一位館員施昕更，在對位於古盪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一件黑陶。他覺得，類似的黑陶在自己的家鄉良渚也曾見到過。於是不久後他就回到良渚，進行文物調查。

在他的主持下，良渚陸續出土了黑陶、石器、玉器等數百件文物。這一次發現掀開了良渚遺址的一角。

有了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後，施昕更完成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

然而，隨著次年抗戰的爆發，良渚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斷。

更糟糕的是，因為戰亂時期，施昕更隨西湖博物館一路南遷，一路上缺醫少葯，最終因為不幸染病，年僅27歲就英年早逝。

文明火炬的傳遞落到了考古學權威梁思永、董作賓的手上。

當年梁思永、董作賓曾受施昕更之邀在發掘現場查看過良渚遺址，並對這一發現的價值給予了高度肯定。

1939年，考察過良渚遺址的梁思永先生，經過一番比較研究，認為良渚遺址發現的陶器以黑陶為主，這一點和龍山文化有相似之處，便提出良渚遺址屬於龍山文化的杭州灣區。這個結論，統治了考古學界將近20年，一直到50年代末。

直到1957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提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後褪色，沒有山東龍山文化的那種標準的蛋殼陶。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圜底的。山東龍山文化中盛行的平底器卻較少。陶鬶發現不多，也不是標準的龍山文化的形式。」這徹底推翻了之前的論調。

2年後，納伍他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這個全新的命名——它標志著良渚是有著自身演變、發展序列的一個考古學文化，與龍山文化徹底區分出來。

這個概念提出後，專家們才開始著手考察它的源頭，並先後於1975年、1979年提出了「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的命名。

最終，考古學家通過吳縣（今蘇州吳中區）草鞋山的地層堆積，確立了三大文化的發展序列：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

然而，良渚文化雖然發掘出了一些文物，但始終沒有那種能入選「十大考古發現」的大成果，這一時期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對其文化內涵認識的確立上。終於在1986年，這種小打小鬧的局面被打破，良渚文化有了屬於自己的「代表」。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開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這幾年，良渚文明遺址從40多處添加到135處，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

1992年開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修建遺址，明顯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全國各部族領袖集會，「萬國」赴會，是有必定依據的。

2007年11月29日考古人員在杭州宣告，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中心區域被發現。

良渚文化分布的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

⑨ 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到底有多高他們和華夏文明有關系嗎

良渚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晚期的一支著名分布在古越族定居的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區的古人。良渚文化的時間大概是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200年，大概有1000年的時間。

而且良渚文化的發源地是被譽為中國文化的曙光，可見良渚文化的文化程度的高。良渚文化的人是非常非常喜歡玉器的，玉文化在中國已經有非常多年的歷史，像和氏璧還有各種玉器。在世界很多博物館，對收藏的玉器的鑒定和命名時，一度認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漢玉，將當時玉文物的命名已經推前了2000多年。可見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是多麼的精良，以至於讓國外的收藏家們誤以為良渚文化的玉器是源於漢朝。

⑩ 良渚指的是什麼

良渚，「良」意為「拖尾」，即狼尾或半個波浪之形。「渚」是可供一戶人家居住的小洲。「良渚」字面含義是「側面形狀如半個波浪的小洲」。良渚地區是被謄為「中華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發祥地。良渚文化是環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石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鎮（良渚街道），1959年命名，其存在年代距今5300—4300年。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群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清單。良渚秦至清屬於錢塘縣管轄，民國屬於杭縣，解放後因杭縣和餘杭縣合並成新餘杭縣改屬餘杭縣，現屬杭州餘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