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中如何繼承傳統

A. 新文化運動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嗎

新文化運動是對傳統文握態化的繼承和創新嗎？這得分幾種情況來說，新文化運動確實是對傳統文化繼承和創新，但是也對段空源孔子的學說有一些否定態度，孔子學說不代表全部的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孔子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抨虧激擊了孔子學說，所以是對傳統文化沒有完全的繼承

B. 新文化運動繼承和發展五四運動的那些內容

根本差別：（1）前者是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文化運動，後者拍啟源是一次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2）前者的目的是沖破北洋軍閥封建統治的束縛，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後者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反對帝國襲態主義列強的無理行徑和封建軍閥的賣國行為。（3）前者提倡民主和科學，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後者則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在同封建勢力進行斗爭的同時，注重反對帝國主義。（4）前者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但它沒有同群眾運動相結合，沒有給中國人民指明出路。後者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促成了中國人民新的覺醒，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社會實踐上的影響：（1）新文化運動啟發了一批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他們積極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去，青年學生站在運動的前列，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2）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對十月革命的大力宣傳，呼喚了五四運動旁基的到來。（3）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從中成長起來的先進分子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和核心人物，指導和推動運動的發展。 內容上的繼承和發展：（1）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在批判封建腐朽思想的同時，又使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新思潮的主流。（2）一大批先進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3）一大批知識分子走上了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同工農運動相結合的優點。

C. 如何彌補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斷層為什麼會這樣

可以對這段時間的文化進行傳播，關注國家的文化發展，開辦更多的民營學校，讓更多的人學習文學，這樣就可以補充這個時間的文化斷層。在這個時期的文化發展不是特別好，而且我國的文化受到了相應的限制，才會導致出現這樣的文化斷層。

D. 如何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該如何傳承
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文化就是它的精神之源，是它的身份證和象徵，是它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志。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無異於將自己推到了滅種的邊緣。因此，每一個民族都十分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傳承問題。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國有著輝煌燦爛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華夏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融合、形成、發展起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然而這個古老、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體系在傳承上卻遇到了巨大的挑戰，怎樣解決好這個問題已成為整個國家的頭等大事之一。
針對傳統文化傳承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我們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則認為我們應該融入流行。我個人認為，這兩種說法都太片面，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了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對於不同方面的傳統文化，我們應該選用更適合其發展的方式來傳承。籠統單一地說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較偏激。因此，我認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應該採取多樣化的手段。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不可能也沒能力進行詳細地闡述，因而只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淺陋觀點。
首先來談談一個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文字和語言。 中國是最早擁有自己文字的文明之一，也是現今世界上少有的使用象形文字的國家中的一員。漢字可謂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東西，然而從近代以來，漢字的傳承便幾經磨難。首先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因為要講求科學創新，向西方世界學習，魯迅等人曾提出要以拉丁字母式的文字來取代漢字，但最終沒有成行。然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領導人也曾設想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但在幾經權衡之後，僅僅是創造出了漢語拼音來輔助漢字的學習。隨後的簡化字改革中，我們的漢字差點被改了面目全非。到了21世紀，這個網路十分普及的時代，網路語言的泛濫又一次給漢字的傳承帶來巨大的沖擊。網路語言中充斥著各種奇怪生僻的文字元號，語法錯誤屢見不鮮，千奇百怪的縮寫和文體以及中西方文字的混用更是遍地開花。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網路語言已經遍及我們生活里的各個角落，被大多數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這樣的情形無疑會對漢字和漢語的傳承造成巨大的損害。不是危言聳聽，久而久之，這些青睞網路語言的人定會忘記真正的漢字該怎麼寫，真正的漢語該怎麼表達了！國家顯然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高考語文試卷中也有了不得使用網路語言的規定。
我們的母語——漢語也遇到了與漢字相似的問題。由於全球化的大勢所趨，國內的英語學習熱早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現在的情況較以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英語的學習早已提高到「從娃娃抓起」的高度。因此，學生們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到了英語的學習中，而完全忽視了漢語的學習。我敢說絕大多數高中生能對英語語法如數家珍，而對漢語語法卻是知之甚少。大學校園里，隨處可見在背四六級詞彙的學生，有誰會將時間花費在漢語的學習上？這樣的現象不禁讓人想到，什麼時候會出現一股漢語學習熱？
由此看來，流行的東西不一定就會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有幫助，有時甚至會對
傳統文化造成一定的沖擊。對於文字和語言這類意義非凡，對本民族影響深遠的東西，最好還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需要的情況下可以加以改進即可。除此之外，古代詩歌、詞賦、文章以及成語、俗語，我們就應該保留其本來的面目，因為這些都體現的是古人們的思想。如果我們肆意更改，就會改變它們的原意，這對我們的後人或許會成為一種誤導。
然而，並不是說流行元素就不能融入到傳統文化中。對於中國的傳統服飾，例如唐裝和旗袍，設計師如果在服裝中融入一些當季流行的色彩或花紋，這樣設計出來的服裝不僅有傳統特色，也有一定的時尚感，更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對於中國的傳統戲劇，我們可以將其融入到影視作品中，也可以編排一些有新時代特點的劇目來演出，這樣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這些都不失為普及傳統文化的方式。此外，像書法、繪畫、剪紙等藝術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融入時代特色，進行創新。
反過來，傳統文化的傳承也不能夠都原汁原味地繼承。因為不同時期人們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是不一樣的，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理念或許已經不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再者，傳統文化也不一定都是優秀的。對於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需要繼承和發揚光大。但對於有些內容，我們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對於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 的封建等級觀等。
總之，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需要採取多樣化的方式，根據其具體內容，選擇更合理的傳承方式。除此之外，我們還需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價值再創造，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和體現出改革開放進程中涌現出的一些新思維、新觀念、新取向，使傳統文化更具時代特徵和時代引導能力。
中國傳統文化需要我們所有中國人在實際生活中去傳承和發展，特別是我們青少年一代，否則，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將失去根基！根基不穩，大廈何以堅固並屹立在歷史的長河中？

E. 怎樣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

如何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
弘揚五四傳統 爭做時代新人

86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偉大的愛國運動、思想解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它標志著中國發展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也標志著中國青年成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先鋒隊。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青年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不屈不撓地奮斗爛宏，歷盡艱辛地求索，創造了令人贊嘆的光輝業績。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科技進步與創新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知識更新不斷加快，人才呈現年輕化趨勢的今天，推動我國科技進步與創新和承擔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任，已經愈來愈多的落在青年一代身上。青年大學生要進一步增強歷史使命感、主人翁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結合起來，要抓緊學習，刻苦鑽研，努力用人類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充實提高自己，要敢於開拓，大膽創新，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不斷超越前人，勇攀世界科學技術的高峰。全校廣大團員青年只有在共青團組織的帶領下，大力弘揚五四傳統，發揚創新精神，唱響「永遠跟黨走」的主旋律，積極投身到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竭誠為「三農」服務、參與學校跨越式發展的偉大實踐中去，才能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弘揚五四傳統，發揚創新精神，要求廣大團員青年堅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不動搖，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不動搖，堅持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搏歷核不動搖，牢固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和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團員青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用科學的理論構築強大的精神支柱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的希望所在。全校青年應進一步增強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不斷深化理論學習，提高政治理論素養，把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十六大精神緊密結合起來，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實踐、新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切實理解和把握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體系和精神實質，為將來報效祖國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同學們，青年朋友們！五四運動點燃的革命火炬，已經傳到當代青年手中；五四先驅振興民族的崇高理想，將通過當代青年繼往開來。希望你們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發揚五四光榮傳統，堅定理想信念，牢記時代使命，勇於開拓創新，堅定不移基掘地跟黨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譜寫更加壯麗的青春之歌.

F. 如何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該如何傳承
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文化就是它的精神之源，是它的身份證和象徵，是它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志。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無異於將自己推到了滅種的邊緣。因此，每一個民族都十分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傳承問題。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國有著輝煌燦爛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華夏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融合、形成、發展起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然而這個古老、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體系在傳承上卻遇到了巨大的挑戰，怎樣解決好這個問題已成為整個國家的頭等大事之一。
針對傳統文化傳承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我們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則認為我們應該融入流行。我個人認為，這兩種說法都太片面，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了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對於不同方面的傳統文化，我們應該選用更適合其發展的方式來傳承。籠統單一地說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較偏激。因此，我認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應該採取多樣化的手段。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不可能也沒能力進行詳細地闡述，因而只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淺陋觀點。
首先來談談一個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文字和語言。 中國是最早擁有自己文字的文明之一，也是現今世界上少有的使用象形文字的國家中的一員。漢字可謂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東西，然而從近代以來，漢字的傳承便幾經磨難。首先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因為要講求科學創新，向西方世界學習，魯迅等人曾提出要以拉丁字母式的文字來取代漢字，但最終沒有成行。然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領導人也曾設想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但在幾經權衡之後，僅僅是創造出了漢語拼音來輔助漢字的學習。隨後的簡化字改革中，我們的漢字差點被改了面目全非。到了21世紀，這個網路十分普及的時代，網路語言的泛濫又一次給漢字的傳承帶來巨大的沖擊。網路語言中充斥著各種奇怪生僻的文字元號，語法錯誤屢見不鮮，千奇百怪的縮寫和文體以及中西方文字的混用更是遍地開花。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網路語言已經遍及我們生活里的各個角落，被大多數人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這樣的情形無疑會對漢字和漢語的傳承造成巨大的損害。不是危言聳聽，久而久之，這些青睞網路語言的人定會忘記真正的漢字該怎麼寫，真正的漢語該怎麼表達了！國家顯然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高考語文試卷中也有了不得使用網路語言的規定。
我們的母語——漢語也遇到了與漢字相似的問題。由於全球化的大勢所趨，國內的英語學習熱早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現在的情況較以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英語的學習早已提高到「從娃娃抓起」的高度。因此，學生們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到了英語的學習中，而完全忽視了漢語的學習。我敢說絕大多數高中生能對英語語法如數家珍，而對漢語語法卻是知之甚少。大學校園里，隨處可見在背四六級詞彙的學生，有誰會將時間花費在漢語的學習上？這樣的現象不禁讓人想到，什麼時候會出現一股漢語學習熱？
由此看來，流行的東西不一定就會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有幫助，有時甚至會對
傳統文化造成一定的沖擊。對於文字和語言這類意義非凡，對本民族影響深遠的東西，最好還是保持它的原汁原味，需要的情況下可以加以改進即可。除此之外，古代詩歌、詞賦、文章以及成語、俗語，我們就應該保留其本來的面目，因為這些都體現的是古人們的思想。如果我們肆意更改，就會改變它們的原意，這對我們的後人或許會成為一種誤導。
然而，並不是說流行元素就不能融入到傳統文化中。對於中國的傳統服飾，例如唐裝和旗袍，設計師如果在服裝中融入一些當季流行的色彩或花紋，這樣設計出來的服裝不僅有傳統特色，也有一定的時尚感，更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對於中國的傳統戲劇，我們可以將其融入到影視作品中，也可以編排一些有新時代特點的劇目來演出，這樣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這些都不失為普及傳統文化的方式。此外，像書法、繪畫、剪紙等藝術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融入時代特色，進行創新。
反過來，傳統文化的傳承也不能夠都原汁原味地繼承。因為不同時期人們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是不一樣的，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理念或許已經不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再者，傳統文化也不一定都是優秀的。對於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們需要繼承和發揚光大。但對於有些內容，我們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對於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 的封建等級觀等。
總之，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我們需要採取多樣化的方式，根據其具體內容，選擇更合理的傳承方式。除此之外，我們還需對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價值再創造，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和體現出改革開放進程中涌現出的一些新思維、新觀念、新取向，使傳統文化更具時代特徵和時代引導能力。
中國傳統文化需要我們所有中國人在實際生活中去傳承和發展，特別是我們青少年一代，否則，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將失去根基！根基不穩，大廈何以堅固並屹立在歷史的長河中？

G. 論文 討論在新時期如何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

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精神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吸收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闡明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們建設社會宏桐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新概括和新闡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目標，細化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任務，為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實踐路徑。「八榮八恥」的前四條是對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集中概括，後四條則突出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在這里，我選取其中幾條，並結合現代出版家的言行，談談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榮八恥」之首的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這一原則，體現的是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弊絕老。對於出版人來說，這樣一種榮辱觀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具體體現。但落實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終以國家利益、民族大局為重，為祖國、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努力奮斗。 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在20世紀初投身出版，與夏瑞芳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意在弘揚文化，開啟民智，振興中華。當祖國處於危難之時，他更是奮然而起，以筆代槍，編著了《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此書用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照排印，於1938年出版。在這本書里，他從古代史書中選錄了我國歷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跡。他在《編書的本意》中說：「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里點出來的，都是出現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里。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這些人都生活在兩千多年前，可見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在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張元濟編著這本通俗讀物，既表達了他的愛國心聲，也激勵了廣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遭受巨大的損失，總廠和所屬東方圖書館幾乎被夷為平地。在這國難當頭、企業艱難的非常時刻，商務人喊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口號，在教材的版權頁上打出「國難後第一版」字樣。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遭遇重創的商務印書館很快復業，並重振雄風，肩負起了喚醒民眾、扶助教育的愛國責任。 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有一段名言：「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這正是陸費逵服務社會40年，其中服務出版業達38年之久的根本緣由。他特別重視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里有商業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慮。他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不依賴外國人。中華書局是靠教科書起家的。陸費逵在主政中華的數十年間，始終把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華書局成為教科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為促進中國教育變革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他明確提出「教科書革命」的口號，並指出：「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在他看來，教育是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是教育之本。他從「教科書—教育—立國」這一宏觀思路出發，來考察教科書的重要性。 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對當時不少書商粗製濫造、唯利是圖深惡痛絕。他對雜志和書籍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標准、高要求。在葉聖陶、夏尊、徐調孚等一批優秀的編輯家的支持下，開明書店越辦越好。從1926年創辦到1953年並入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從來沒有出過一本壞書。開明人通過教育出版體現出可貴的人文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 這樣一種精神和租升情懷，在曾經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多年的鄭振鐸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出版界》一文中，論及對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時這樣說：「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國出版界，能夠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夠保持他的盛況，更加一些切實的研究。」「希望他們能夠去了投機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希望他們能夠多多出版些關於哲學科學的譯著；希望他們能夠把出版『黑幕』、『奇書』的紙張油墨，來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們不再費勞力來譯別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最後我更希望能夠有創造的著作出版。」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編輯家、出版人的榮辱觀。 對於出版人來說，「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並非是空洞的口號；把它貫徹到編輯活動、出版工作中，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從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牢固樹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榮辱觀，在中國現代優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體生動的體現。 鄒韜奮正是這樣一個時時刻刻以人民利益為重，終身熱愛人民、服務讀者的新聞出版工作者。他從1926年開始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並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抗戰爆發後，他又在重慶等地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胡愈之曾經這樣評價道：「他不是什麼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廣大的讀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廣大的群眾擁護；他不是學者，可是他在中國大眾文化運動上有極重要的地位。」 鄒韜奮是一個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辦報刊、辦書店，一直堅持「徹底的大眾立場」。因為這個立場，他始終堅持為讀者服務的原則不變，不斷變更著報刊的形式與內容以滿足讀者的需要。他以走進讀者的心靈為最大的快樂，努力縮短編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從編輯工作的角度來說，大眾、生活這四個字，正是「韜奮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說，他自己「以極誠懇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為歌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他對大眾是鞠躬盡瘁的。辦《生活》周刊時，他設置並獨立支撐與讀者溝通的「小言論」和「讀者信箱」，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是要立在時代的最前線」，他的言論「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團體，不知敷衍，不知遷就」，始終保持獨立批評的立場。正因為這種立場，《生活》周刊成為當時「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壘」，成為極受讀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讀者信箱」，還刊出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不單為讀者指點人生迷津，甚至幫助讀者找工作、尋房子、配葯方。這種進步立場和服務精神也體現在後來生活書店的出版原則上。他說，生活書店「一向是站在前進的立場」，「但是所謂前進，並不是使自己跑開大眾很遠，把大眾遠遠地拋在後面，我們必須注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他去世後，毛澤東同志曾經題詞說：「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魯迅先生從事著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目的就是為了給人民大眾「輸送精神食糧」。這方面，他講得很清楚，做得很徹底。他常常自費出書，並說這「不是為個人」，只要「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總希望……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支持青年編書、出書，甚至犧牲大量時間幫助青年抄寫、編輯、校對稿件，甘當伯樂和人梯。許廣平在《魯迅先生怎樣對待寫作和編輯工作》中說：「他尊重讀者來稿，不但親自編，有時還給作者抄寫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還要我幫著抄。」這樣的事，葉聖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僅如此，魯迅還對出版界的不良現象深惡痛絕。他曾尖銳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體而言，根子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業廣告上自吹為「文豪」，開展廣告競爭，個個都是「文豪」。對於文學出版界這種賣錢騙人的怪現象，魯迅給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吸收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闡明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新概括和新闡發，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總體目標，細化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具體任務，為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了實踐路徑。「八榮八恥」的前四條是對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集中概括，後四條則突出體現為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在這里，我選取其中幾條，並結合現代出版家的言行，談談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弘揚愛國為民誠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榮八恥」之首的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這一原則，體現的是一個中國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民族觀念。對於出版人來說，這樣一種榮辱觀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具體體現。但落實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終以國家利益、民族大局為重，為祖國、民族的振興和強盛努力奮斗。 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在20世紀初投身出版，與夏瑞芳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意在弘揚文化，開啟民智，振興中華。當祖國處於危難之時，他更是奮然而起，以筆代槍，編著了《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此書用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照排印，於1938年出版。在這本書里，他從古代史書中選錄了我國歷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跡。他在《編書的本意》中說：「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里點出來的，都是出現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里。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這些人都生活在兩千多年前，可見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在中華民族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張元濟編著這本通俗讀物，既表達了他的愛國心聲，也激勵了廣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日本發動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遭受巨大的損失，總廠和所屬東方圖書館幾乎被夷為平地。在這國難當頭、企業艱難的非常時刻，商務人喊出了「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口號，在教材的版權頁上打出「國難後第一版」字樣。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遭遇重創的商務印書館很快復業，並重振雄風，肩負起了喚醒民眾、扶助教育的愛國責任。 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有一段名言：「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這正是陸費逵服務社會40年，其中服務出版業達38年之久的根本緣由。他特別重視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這里有商業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慮。他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教科書出版機構，不依賴外國人。中華書局是靠教科書起家的。陸費逵在主政中華的數十年間，始終把教科書的編輯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華書局成為教科書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為促進中國教育變革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中華書局宣言書》中，他明確提出「教科書革命」的口號，並指出：「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在他看來，教育是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是教育之本。他從「教科書—教育—立國」這一宏觀思路出發，來考察教科書的重要性。 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對當時不少書商粗製濫造、唯利是圖深惡痛絕。他對雜志和書籍從內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標准、高要求。在葉聖陶、夏尊、徐調孚等一批優秀的編輯家的支持下，開明書店越辦越好。從1926年創辦到1953年並入中國青年出版社，開明從來沒有出過一本壞書。開明人通過教育出版體現出可貴的人文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 這樣一種精神和情懷，在曾經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多年的鄭振鐸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出版界》一文中，論及對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時這樣說：「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國出版界，能夠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夠保持他的盛況，更加一些切實的研究。」「希望他們能夠去了投機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運動；希望他們能夠多多出版些關於哲學科學的譯著；希望他們能夠把出版『黑幕』、『奇書』的紙張油墨，來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們不再費勞力來譯別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最後我更希望能夠有創造的著作出版。」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個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編輯家、出版人的榮辱觀。 對於出版人來說，「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並非是空洞的口號；把它貫徹到編輯活動、出版工作中，內容豐富，意義重大。從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的角度來說，關鍵是要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正確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覺維護民族團結，牢固樹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榮辱觀，在中國現代優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體生動的體現。 鄒韜奮正是這樣一個時時刻刻以人民利益為重，終身熱愛人民、服務讀者的新聞出版工作者。他從1926年開始在上海主編《生活》周刊起，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並擔任上海各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抗戰爆發後，他又在重慶等地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胡愈之曾經這樣評價道：「他不是什麼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廣大的讀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廣大的群眾擁護；他不是學者，可是他在中國大眾文化運動上有極重要的地位。」 鄒韜奮是一個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辦報刊、辦書店，一直堅持「徹底的大眾立場」。因為這個立場，他始終堅持為讀者服務的原則不變，不斷變更著報刊的形式與內容以滿足讀者的需要。他以走進讀者的心靈為最大的快樂，努力縮短編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從編輯工作的角度來說，大眾、生活這四個字，正是「韜奮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說，他自己「以極誠懇的極真摯的情感待他們，簡直隨他們的歌泣為歌泣，隨他們的喜怒為喜怒」。他對大眾是鞠躬盡瘁的。辦《生活》周刊時，他設置並獨立支撐與讀者溝通的「小言論」和「讀者信箱」，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是要立在時代的最前線」，他的言論「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團體，不知敷衍，不知遷就」，始終保持獨立批評的立場。正因為這種立場，《生活》周刊成為當時「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壘」，成為極受讀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讀者信箱」，還刊出了許多動人的故事，不單為讀者指點人生迷津，甚至幫助讀者找工作、尋房子、配葯方。這種進步立場和服務精神也體現在後來生活書店的出版原則上。他說，生活書店「一向是站在前進的立場」，「但是所謂前進，並不是使自己跑開大眾很遠，把大眾遠遠地拋在後面，我們必須注意到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我們必須用盡方法幫助最大多數的群眾在文化方面的實際需要」。他去世後，毛澤東同志曾經題詞說：「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魯迅先生從事著譯和編輯出版工作，目的就是為了給人民大眾「輸送精神食糧」。這方面，他講得很清楚，做得很徹底。他常常自費出書，並說這「不是為個人」，只要「是為中國大眾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總希望……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支持青年編書、出書，甚至犧牲大量時間幫助青年抄寫、編輯、校對稿件，甘當伯樂和人梯。許廣平在《魯迅先生怎樣對待寫作和編輯工作》中說：「他尊重讀者來稿，不但親自編，有時還給作者抄寫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還要我幫著抄。」這樣的事，葉聖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僅如此，魯迅還對出版界的不良現象深惡痛絕。他曾尖銳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體而言，根子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業廣告上自吹為「文豪」，開展廣告競爭，個個都是「文豪」。對於文學出版界這種賣錢騙人的怪現象，魯迅給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的原則，有歷史的淵源，也不乏新的時代內涵。它與《中國出版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是內在統一的。該准則的第一條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具體講，就是要「以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為己任，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作大局服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做出貢獻」。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環境、面臨的具體任務與鄒韜奮等出版家是不一樣的，但出版的職業精神應該是一脈相承的，對出版行為的榮與恥的道德評價也有相同相通之處。知往鑒今，追慕前賢，今日的出版界才會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是「八榮八恥」中的重要一條。它強調將誠實守信作為個人行為的基本准則，作為企業、事業單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則。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發展之道。現代優秀的編輯出版家對誠實守信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積極踐行。 陸費逵把「做事先做人」作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學。因此，他在許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闡發關於職業修養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學生》一文中，他也特別強調「人格之修養」，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第一義」。而我們「注意於灌輸智識者多，注意於養成人格者少」，因此應格外重視「高尚之道德」的培養。此外，他還主持創辦《中華實業界》、《進德季刊》等雜志，經常性地刊載工商實業界成功人士的事跡，介紹工商業者職業道德修養和職業道德教育的意義和方法。出版業在當時也屬於實業，因此，其出版職業道德論也是他關於工商業者職業道德修養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業又不同於一般的實業，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書業商之修養》等文章中，陸費逵認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養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齷齪的。若用盡腦筋和心血出一部有價值的書，貢獻於社會，使人們讀之，其益處定非淺鮮；反之，若為謀利而編輯出版誨淫誨盜的書籍，則是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惡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圖書月報》上發表《泰西諺語（關於書籍者）》一文，引用外國有關出版職業道德方面的諺語，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書者，死後尚應受罪於墓中，以其身雖朽遺毒未嘗止也」，「不良之書其害甚於盜賊」。因此，他不斷強調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養。 現代著名出版家張靜廬對出版工作始終保持著一種理性和責任。他一再強調自己是一個「出版商」，而不是「書商」。他認為：「『錢』是一切商業行為的總目標。然而，出版商人似乎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意義在這上面。以出版為手段而達到賺錢的目的和以出版為手段而圖實現其信念與目標而獲得相當報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發的動機完全兩樣。」他的這種出版觀念體現在具體的工作中，《高爾基全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年，張靜廬主持上海雜志公司，在徵得魯迅同意後，和譯文雜志社商量，准備用三年時間譯完《高爾基全集》。全集分六輯，每輯十部，半年出齊。當翻譯前的一切工作已經准備就緒，上海雜志公司正准備登報公布時，另一家圖書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爾基全集》出版預告，張靜廬只好把這個計劃擱置了。不料這家書店出版的所謂《高爾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張靜廬眼裡，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墮落，「這趨勢比純以賺錢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憂慮」。「這是《高爾基全集》嗎？」張靜廬憤怒了，「丟盡中國出版家的臉！」「他並不明白這是出版家的罪惡，更沒有清楚什麼是出版家的責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著令人堪憂的問題，諸如抄襲剽竊、不負責任、刻意炒作、誇張誤導、惡意競爭、弄虛作假、粗製濫造、低級克隆、盲目跟風、盜版猖獗等，這些問題正在成為危害我國出版業健康發展的巨大隱患。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行業，註定不可能長久繁榮；缺少職業道德和行業公認的准則，將使整個行業陷入無序的失控狀態。作為擔負國家文化傳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應該表現出極高的職業操守，盡早克服這些問題，這樣才能保證出版社的文化創新與文化積累。 總之，「八榮八恥」內涵豐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應有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又有個人為人處事的社會准則。從個人角度講，出版人要知榮辱，樹新風，加強職業道德修養；從出版行業整體來講，要形成良好的商業倫理，同時對於出版界中的不良現象甚至是丑惡的東西，找根源，想辦法，予以徹底根除。加強出版人的職業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對於切實保證我國出版事業健康穩定持續地向前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H. 新文化運動反對孔孟之道，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古文化

「五四」運動以來的歷次新文化運動反對「孔孟之道」，主要是反租螞碧對儒家宣揚的封建禮教、愚民文化、「八股」文風等等糟粕性質的東西，大方向是正確的，效果也是與時俱進的。但後來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無限擴大到「批孔」「反儒」、「破四舊」，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弊舉我們國家和執政黨對古文化（傳統文化）的基本方針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繼承傳統，勇於創新，讓中華文化走出國門，造福人類。所以，我們要學習古文化，繼承古文化，並結合當今社會的新情況加以創新和發展，將華夏文化發揚光大。物兆

I. 如何做好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

針對傳統文化傳承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我們需要保持其原汁原味，而有人則認為我們應該融入流行。這兩種說法都太片面，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了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

對於不同方面的傳統文化，我們應該選用更適合其發展的方式來傳承。籠統單一地說要保留原汁原味或者融入流行都比較偏激。因此，我認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應該採取多樣化的手段。

(9)新文化運動中如何繼承傳統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

1、世代相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某些短暫的歷史時期內有所中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變，但是大體上沒有中斷過，總的來說變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特有的，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歷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歷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度---豐富多彩，「精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測。

5、儒家、佛家、道家彼此共存共榮，長期以來支配和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

J. 當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承體現在哪

1、繼承與弘揚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性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連續發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徵。中華文明的這種連續性之所以成為可能，除了各種其他因素之外，中華民族自覺的傳承意識和傳承實踐，始終是一個重要原因。自覺地繼承、傳承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項重要特徵，也是中國文化連續性發展的根本條件。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復述，也是傳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積累發展的主要方式。沒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傳承，孔子以後儒家對六經的不斷解釋和自覺傳承對中華文化的久遠傳承發揮了根本性的示範和作用。唐數敬代的韓愈曾寫下著名的《原道》，原道的道就是中華文明及其核心價值，強調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要堅持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宋代以後，「學絕道喪」成為儒學的根本憂患，主張要把文化和價值的傳承作為第一要務。

20世紀中凱顫國文化中的「繼承」問題，在現代文化語境中是指對於「古代文化遺產」的繼承，從而使得繼承這一法律術語同時具有廣闊的文化意義。在發生學上，這個問題既是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發展轉變中發生的，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在長期武裝斗爭時期就遇到的問題。就前一點來說，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突顯的新舊文化問題，當時的主流聲音是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全面批判傳統文化，以求走向近代化。就後一點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包含著自己的文化主張；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武裝斗爭為中心任務的時代使命不能不規定了文化繼承和選擇的主題。

換言之，革命為中心任務的時代，對於文化的主張和選擇必然是以服從革命斗爭為根本、為革命斗爭服務的。革命的武裝斗爭需要的是鼓勵勇往直前、沖決羅網，以及堅決奮斗的氣概、意識和精神，而反對遵守秩序法則，不重和諧守成。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在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當性，而儒家思想本質上不是為革命吶喊的，而是為治國安邦、修身齊家服務的學問。因此儒家重視的是和諧、秩序、道德、團結、穩定。歷史上，漢代的建立，經過軍事斗爭取得勝利，而後轉入長治久安的時期。漢代大一統王朝的成功發展不是自然地經歷了這樣的轉折，而是以秦政為借鑒，通過重視漢儒叔孫通對劉邦所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認識到儒家不是馬上得天下的學問，卻是馬下治天下的學問，而逐步取得的。馬上得天下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馬下治天下就是和平時期長治久安，中心任務不同，盯畢敗對傳統文化的選擇和認識也就不同，對文化繼承的態度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