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現水滸文化教育力

A. 中國文化與水滸精神

《水滸》——毛澤東曾這樣評價這部小說「水滸,好就好在是一部反面教材,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此可見毛老人家是非常反感這種充滿修正主義和投降做派的小說，但可以肯定的是「造反有理」——也是毛澤東說的。
其實中國的歷史從古至今都是封建主義佔有著統治地位，民主、自由的精神常常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會被抹殺或是被理想化！（相信諸君都略有同感吧！）。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部小說，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造反了還要搞投降主義那一套？小說告訴我們原來造反是被逼出來的，但絕大多數好漢們還是願意做順民啊！要不然宋江再有本事如果沒人支持，也不會把晁蓋給推翻了，看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了啊！
由此可見：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觀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被統治階級奴化了，造反不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不是為了民族，而是為了一個小團體利益甚至是為了個人利益。所以中國自古至今的農民起義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所以許多人說中國人缺乏反抗精神！呵呵！這或許是我們文化的悲哀吧！

B. 水滸文化的《水滸傳》與水滸文化

同樣，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對「義」的崇敬和對「忠」的嚮往，歌頌「義」而又追求「忠」，讓「忠、義」的水滸英雄們至死不悔。儒教道德中的「忠」是第一位的，為了忠可以不顧一切。施耐庵一生也想盡忠，也想展志，但為官不能行其事，助人不能顯其志，只能棄官歸里，捉筆著書，為了寄託情懷，寫下了《水滸傳》。為了「義」，他塑造了一百單八位俠肝義膽的水滸英雄，為了「忠」又讓宋江率眾招安，成了為朝廷效命沙場的官員。但他畢竟是位現實主義作家，歷史的規律農民起義必然遭至失敗，所以又不得不給水滸英雄們安排一個悲劇下場。為了更進一步展示「忠」得徹底，還讓宋江帶著李逵去死，然後又托夢吳用、花榮，致使他們也來陪葬，並一齊神聚蓼兒窪，向徽宗皇帝哭訴衷腸，以求身後的彰顯。前半部是波瀾壯闊的「逼上樑山」，中間是為朝廷拚死征殺，結尾卻是屈死楚州。所以《水滸傳》的主旨多有爭議，是歌頌這種至死不悔的「忠」，還是隱示「不可忠」？裡面透出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和無奈。
施耐庵是任過小吏的書生，他在《水滸傳》中寫的是平生之志，抒的是鬱郁之情，書的成功在殲含於真實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社會現狀，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更在於作者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出眾的藝術才華。但是《水滸傳》畢竟只是一部由文人撰寫的書籍，雖然這部書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歷史影響，但與水滸文化卻並非完全同一概念。水滸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是魯西一帶幾千年形成並代代傳承發展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在《水滸傳》之前雖然沒有專門的稱謂，但做為土著文化卻在民風民俗中根深蒂固，這種文化的核心便是「勇武」和「俠義」。
勇武和俠義也是《水滸傳》英雄共有的特徵，正是賴於這種特徵，才使梁山好漢們有了炫目的光彩和魅力。而勇武和俠義更是魯西和魯西南一帶民風民俗中最顯著的特點，舉宋江及晁蓋的故里鄆城來說，史書記載：戰國時此處為魯國西鄙，鄰曹、衛，集結著大規模的軍隊。魯成公四年築城為「鄆」，取屯兵於城之意。《說文解字》釋：鄆，軍聲，從邑。所以鄆城在兩千多年前就是邊防哨所，刀光劍影，戰事不斷，形成勇武剛健、強悍不屈的民風。大軍事家孫臏便是那個時期的代表。《史記》載：臏生於鄄、阿之間。臏為齊人，鄄、阿之間的齊地只有鄆城。鄆城的陳坡、水堡一帶至今留有許多關於孫臏習文練武的遺址和傳說，而水堡也正是宋江的故里，即《水滸傳》中所說的「宋家莊」。上溯至唐，冤句人（今菏澤市）黃巢起義，「我花開後百花殺」，充滿了叛逆和征殺之氣，菏澤與鄆同屬一地，許多鄆人參加了那次起義。這種叛逆和征殺絕非偶然，據傳隋唐之交瓦崗山起義便是源於鄆城，歷城人秦瓊喜好結交天下英雄，三十六人大結拜便是在鄆城的二十里鋪村，後被演義成「賈家集」。這三十六人多是綠林響馬，成為隋唐演義的主力軍。秦瓊在結拜中排位第二，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為朋友兩肋插刀」，這一典型的俠義精神，也成為後來宋江的主要人格特徵。「二哥」這一稱謂流行至今，成為公平、正直和義氣的代名詞，地方上至今有「官二哥」，即無論長幼人人稱之為「二哥」，可以主持地方事務。所以鄆城出了宋江和晁蓋，人們並不以為奇，地理和歷史淵源使然。明末又氏猛笑發生了震撼朝廷的徐鴻儒白蓮教大起義，橫掃半個中國，始於鄆城敗於鄆城，至今還有全軍覆沒葬於一處的「萬人崮堆」。此次農民起義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宋江起義，並非佔山為王，而是立國稱帝，建立了政權。而白蓮教又直接引發了李自成起義，如黃河之浪，前後相涌，清代著名的捻軍起義也正是在這一帶捉拿了曾格林沁。魯西自古多貧窮多戰亂，官逼民反也好，窮逼民反也好，草寇響馬不斷，拉桿扯旗的現象老百姓視為平常。正是這些久遠的勇武文化的影響，此處的人們習武成風，白日勞作，夜間學武，各種拳門競相發展，達幾十種之多，其中之一便稱為《水滸拳》，並參與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鄆城至今仍是國家命名的武術之鄉。
《水滸傳》問世之後，人們漸漸將這種勇武俠義之風稱之為「水滸文化」，所以，水滸文化是一種具有叛逆和昂揚精神的深厚而質朴的民間文化。《水滸傳》與水滸文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如做對比，則會發現吳用有孫臏的「智」，宋江有秦瓊的「義」，晁蓋有黃巢的「武」，李知滑逵有徐鴻儒的「反」，但他們仍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即《水滸傳》中的文化屬於儒家思想的忠孝文化，義是忠孝派生的理念。而水滸文化則是純粹意義上的俠義文化，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這種精神，以人為本，不以朝廷為貴，不以功名利祿為念，重「義」輕「忠」，立身處事皆俠義當先。求「智」求「義」求「武」，唯獨不講求「忠」——當然，此處的「忠」只指對於朝廷的愚忠。敢作敢為有勇有智俠義當先的人便會被人們稱之為英雄，千年不變。除了跟隨李世民造反的秦瓊成了正果，其餘人皆不得善終，但毫不影響他們的聲名，即便在後來的各種形式的演義中也不肯更改他們的結局，不論成敗論英雄，更不願擅改初衷讓他們投降朝廷。即便《水滸傳》影響極大，這一帶人也只愛看梁山好漢造反的章節而不願談及他們的招安，在理上便覺得那是一種污點。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中有一塊反骨，英雄豪傑如果沒有了反骨便不成為豪傑，所以宋江的投降在當地人的情感上是非常勉強的，更不願認可最終的鴆殺。這不僅是個理念問題，還有個情感問題：讓本土英雄如此枉死難以接受。
宋江一行最終下場如何，歷史上已很難考證，施氏的安排也自是一家之言。歷史上的宋江農民起義並非大規模起義，只是施氏為舒其志而揮筆寫來。又只是《水滸傳》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非凡的藝術性，左右了人們的意念，才形成水滸好漢結局悲慘的社會認定。而在水滸文化中，卻根本不存在那種下走的傾向，人們自有心中的英雄模式。隨著社會的前進，水滸文化也在向多元化發展，除了勇武和俠義的核心精神之外，又注入了經濟和文化的內容。走進魯西一帶，隨處可見以渲染著水滸精神的水滸文化產業，水滸旅遊方興未艾，水滸企業商標比比皆是，梁山以「義酒」為尊，東平湖以水泊為貴，陽谷以景陽岡著名，鄆城有個宋江武校，甚至有個規模挺大的木材加工企業，取名就叫「水滸木業」，而董事長就叫宋保江。
所以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播出後，舉國一片噓聲。《水》劇遵循的是原著的某種理念，而這種理念在某些方面與大水滸文化相悖，與人們的價值取向相悖，是人們忽視不計或根本不認可的。更何況表演中誇大了投降成分，縮減了俠義成分，雙向反差很大。也許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只是民間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碰撞，這種碰撞古已有之。總之《水滸傳》和水滸文化有著很大的區別。竊以為，以大眾為傳播對象的當代文化媒體，還是順應民意尊重民意為好，因為文化是人類的文化，是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作者：楊彩雲）

C. 如何評價《水滸傳》所表現的江湖文化

《水滸傳》的核心內容就是寫一群江湖好漢，基本精神就是宣揚江湖棗蠢義氣。
南宋時期，朝廷腐敗，貪官當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水滸傳》中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被官府所迫，逼上樑山。所以說，梁山好漢的大聚義絕非偶然。但要說這是一場農民起義，還是十分勉強。
智取生辰綱，是梁山轟轟烈烈的事業的開端。這一「壯舉」轟動整個社會。但以晁蓋為首的一夥，犯下這樁彌天大案，背後真正的動機是什麼？是為了劫富濟貧，還是為了准備起義？顯然都不是。在黃泥岡上，劫了十萬金珠然後分贓，他們各自得了錢財就回家去了，並沒「濟貧」，也沒有扯旗造反或曰「起義」。若不是東窗事發，保不住他們拿著這筆不義之財做富翁，一世快活。可他們還理由充分：「此不義之財，取之何礙？」打劫生辰綱，因為是有「充分理由」，成了「英雄行為」「反腐行動」，於是乎，這「黑道行動」不黑了，連打劫也不叫「打劫」，叫「智取」了。生辰綱確實是不折不扣的「不義之財」，但從晁蓋等人的動機與結果看，「智取生辰綱」仍屬盜賊行徑。至於事發後逼上樑山，也只是眾兄弟找個安身的地方，跟著晁蓋哥哥過快活日子了。
記得梁山好漢在舉上「替天行道」的大旗後，是有點「紀律」，並表態說，不攔路搶劫了，讓周邊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安居樂業。可好景不長啊！梁山缺糧了，向旁邊的兩個縣借，這兩縣哪能借？首先，要有借有還。梁山好漢們連自己的糧食都不能保證，到時候怎麼還得了？再者，你們梁山與我們縣又不是「合作夥伴」，非親非故，為啥一定要借你？更重要的是，你是賊，若借你們糧食，那豈不是私通草寇？擔當不起，擔當不起！於是，兩縣自然沒借。這應屬人之常情，梁山不可能不知。但梁山好漢們發火了，當即抄起幾路兵馬，硬是依據武力，把糧搶了過來。梁山借糧，不過是為搶劫製造借口。這一點，宋江一開始就挑明了。宋江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個州府，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過那裡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公然不肯。」因為「不曾攪擾過那裡百姓」，所以那裡百姓不知道梁山的厲害，所以借不了糧，也就非搶不可。看看，這算什麼邏輯？
以宋江為首的梁山並沒有真正起義。一開始就那麼幾個好漢加幾百兵馬，可能沒有起義的資本。過了一段時間，兵馬有幾千了，卻並未像一般的起義軍，有攻城略地的方略，有「均貧富」之類的綱領，帶領群眾，殺向皇都，奪取政權。好漢們只是聚義於梁山，在周邊小城打打仗，然後去大城中鬧鬧事，僅此而已，怎談得上起義？最後，兵精糧足，連朝廷都認為梁山「賊勢浩大」，可宋江卻想投降朝廷。
宋江舉著「替天行道」的大旗，要「反貪官不反朝廷」。其實這很可笑。貪官在哪裡？在朝廷；誰能管得住貪官？朝廷；貪官為何腐敗？因為朝廷腐敗，皇帝無能，所以形成了朝廷是貪官、貪官是朝廷的尷尬局面。正因如此，宋江攻擊的目標也出現問題，「反判前貪官不反朝廷」就自相矛盾了。梁山好漢的悲慘結局其實早就被這「反貪官凳沖陪不反朝廷」的方針牢牢鎖定！這大旗一舉，更談不上什麼起義。
江湖義氣，是《水滸傳》的主旋律。智取生辰綱，是結義而行。落草梁山，也是義氣使然。「替天行道」，招安朝廷，全礙於宋江哥哥這么做，做兄弟的就得聽著，全是江湖義氣支配著。李逵都講了「殺到東京，奪了鳥位」的狠話了，也只有聽的份。連吳用這樣的明白人也被義氣所左右。所以說，讀《水滸傳》，就是要讀出梁山好漢的豪氣、爽氣、義氣。我這樣講，一點沒有貶低《水滸傳》價值的意思，因為《水滸傳》的價值所在，並不取決於寫的是江湖義氣還是農民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