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最早的中國是二里頭遺址還是陶寺遺址有何證據
《最早的中國》其實是一部書的名字,這本書的作者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考古學家許宏,所謂最早的中國其實指的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文明的開始。
眾所周知,中國有大量的史書記載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朝代是夏朝,比如說《史記》,是從《五帝本紀》開始記載的,甚至比夏朝還要早幾百年,但由於是文獻的記載,缺乏考古證據的支持,自從20世紀初被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學者懷疑以來,直到現在,仍然有部分學者懷疑夏朝的存在。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國外的考古學傳入中國,國內開始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由於國內文物古跡眾多,所以考古學的發展突飛猛進,以考古方式發掘了數不清的遺址,對於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不是夏朝,一直都有爭議,而作為中國第一個朝代的都城,到底是二里頭遺址還是陶寺遺址,其實也有過爭議。
認定誰才是「最早的中國」是從考古的角度來進行的,因此比較二里頭與陶寺也是從考古來進行研究的,下面分別以五個角度來比較兩者的區別: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位於黃河以南,根據其文化特性,二里頭被分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為了准確檢測二里頭遺址存在的時間,根據商夏周斷代工程的學術課題,在1984~1991年期間先後對四期遺址中的9個樣本進行了碳14測年檢測,得到的數據如下:
陶寺遺址也有對外擴張風格的能力,比如在山東大汶口遺址能找到少數陶寺風格的陶器,還能在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的後紅山文化找到,並且數量還不多,地域也不及二里頭更遠,擴張能力明顯不如二里頭,說明陶寺的統治者不如二里頭強勢。
另外,陶寺和二里頭遺址同時存在了200多年,在這之後,陶寺開始衰弱了,而二里頭恰恰開始強大起來,這也能說明二里頭的崛起與陶寺的衰弱存在某種聯系,這是從考古文化上來叛亂遺址的興衰。
許宏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所知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同時還有這樣的描述:
以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最早的「中國」這一文明實體,顯現出東亞大陸人類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兩大特質。這兩大特質,可以用一點一面來概括,一點,是指其都邑中心的龐大化與復雜化,堪稱「華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圍的文化輻射,形成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最早的強勢「核心文化」。
因此,從考古角度來說,二里頭文化及遺址才是最早的中國,而陶寺遺址是比二里頭遺址更早的龍山文化之一,或者說陶寺正處於「最早的中國」的萌芽階段。
㈡ 石峁滅陶寺對應古籍
大約距今4300~3800年之間,隨著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大變革,第一波以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區域文明中心的大衰退,黃河中游地區的陶寺文化與黃河上游及河套地區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集團,閃亮登場,占據了中國文明起源的舞台中央,成為碧頃黃河「幾字形」大拐彎地區東西分隔、南北相峙的雙雄。
韓建業、邵晶二位先生通過考古學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判斷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300~4100年),陶寺與石峁的來往並不密切,但已開始接觸[1]。邵晶先生認為這樣接觸可能是遠程貿易的結果,我們則根據兩地互見的文化因素以陶鼓、石磬、石廚刀為主滑顫,這些在器物在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里均屬於禮器組合,且陶寺文化早期,不論是陶寺還石峁,都著力營建都城的核心區——「宮城」,推測陶寺文化早期,雙雄的接觸還在於「社會上層交流網」的「觸網」,彼此相互欣賞,相互吸引。
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隨著陶寺文化重要炊器釜灶被老虎山文化系統的肥足鬲變種(老虎山文化肥足鬲與陶寺文化釜灶的結合體)所取代,雙雄都開始營建「巨無霸」大城,石峁開始大行玉器,並向陶寺滲透,標志陶寺與石峁的交流密切[2]。陶寺與石峁雙雄相互的交流進入實質性的密切階段,雙方關系步入蜜月期。
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3900年),從陶器文化面貌上,不可否認石峁集團的老虎山文化因素對於陶寺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催生了陶寺文化晚期文化面貌的巨變[3]。韓建業先生將這一現象解讀為「稷放丹朱」[4],我們直接認為是石峁集團征服了陶寺文化[5],戴向明先生認為,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與石峁的南下沖擊有關,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6]。顯而易見,陶寺文化晚期,陶寺與石峁雙雄「友誼的小船徹底翻了」!
通過「黃河文明的標識」展覽,人們不難領略到在龍山時代末期,中國文明核心在黃河中游地區形成的風雲際會之際,陶寺與石峁這兩個黃河中上游地區最大的邦國,上演了怎樣的「大國關系」變化歷程——從相互欣賞接觸,經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後的「你死我活」。這一似曾相識的「大國關系」演變歷程背後的不為文獻所載的「隱秘」故事,才是中國文明核心形成與黃河流域早期國信慧敗家誕生過程中,真實的「歷史大劇」。
一、雙雄前生與臨世:何以陶寺?何以石峁?
㈢ 4000年前的上古時代,為何只有華夏文明傳承下來了
若我們將目光投向遙遠的上古時代,在東亞這片廣袤的大陸上,分布著各種形態的古文明。它們在同一塊大陸上彼此交流,彼此融合,無論是遼河平原還是黃河長江流域,都分布著為數眾多的古文明。在當時的時代,這些古文明甚至比傳承至今的華夏文明更古老,更發達,更繁榮,但為何在大約4000年前的時候,這些古文明消失了,而此時的華夏文明異軍突起,傳承至今,這是為什麼?
第一部分:上古時代的東亞大陸分布著群星閃耀的各種古文明。
在東亞這片廣袤的大陸上,在距今4到5千年前的時候,這里氣候適宜,水土條件非常好,因此誕生了各種繁榮的古文明。各種古文明分布在東亞各流域旁,呈現出欣欣向榮之態。
在東北遼河流域,以現代人的眼光去審視遼河地區,這里可能是擁有廣袤的草原。在古代時期,這里屬於草原民族的天下,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這里是荒蠻之地,殊不知4到5千年前的這里,氣候適宜,是水草豐美的地方,在這里誕生了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似乎後來的小河沿文化是對紅山文化的繼承。紅山文化是玉的文化,這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器,眾所周知的玉豬龍就是這種文化的產物,有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龍最早的原型是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我認為古代中國歷代歷朝對玉的推崇,最早源頭或許得追溯到紅山文化。
總結:
在上古時代,人類抵抗氣候風險的能力很弱,當氣候大變,便有很多文明在變遷中衰弱,而在其中的中原文化地區受到了不少的好處,在接下來的時日中,從一棵小樹苗長成了參天大樹,東亞地區的古文明由群星閃耀到最終的月明星稀。回顧到當時的情境中,或許會有不少的惋惜。
㈣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
㈤ 陶寺遺址是什麼朝代
目前對陶寺文化年代的認識是,該文化可彎純襪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為公元前2300-前2100年埋激褲襲,中期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則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