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有害垃圾桶的標志怎麼畫
1、畫出四個箭頭,方向都朝向中間。
2、畫出箭頭後面的尾巴。
3、進行上色處理。
4、邊上寫上有害垃圾即可。
根據現行小區垃圾分類要求,內部設有四分類垃圾桶,設備外部設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廚余垃圾、其他垃圾4分類垃圾投放口,其中有害垃圾還根據燈管、電池、葯品等做了細分投口,每一類下方都清晰地張貼著投放指南便於居民選擇。
居民可按下按鈕自動打開投放口,待垃圾投放後又自動關閉,這樣既可以保證收集點外部清潔,也避免了以往敞開的垃圾桶臭味彌漫的問題,收集點一側還配備了洗手池,便於居民開袋投放廚余垃圾後洗手。
Ⅱ 廁所文化怎麼做
今天就從廁所談起,從韓國的「優秀文化」談起!
廁所是個被談爛了的話題。外國人談,中國人也談,出國回來的中國人更要談。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出現了一種「比較廁所學」,廁所被當成了中西文明的一個文化表徵,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讀角度。結論大致是,只有當中國文化的「總病根」被徹底挖出斬斷,中國人改變了「民族性」,中國的廁所才能徹底沒有臭味。
用「大歷史眼光」看廁所
近幾年來,幾乎每篇中國人的訪韓游記中都要提一提韓國的「化妝間」。一位遊客在游記中寫道:不要說賓館飯店,就是小到只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干凈。所有公廁都提供衛生紙、洗手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所的廁所簡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廁所稱為「化妝間」,真是名副其實,我在那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描眉畫目。
廁所在這里成了衡量中韓差距的一把尺子,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進行解讀。
讓我們把時間上溯220年去檢索歷史。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有位到中國旅遊的韓國(當時稱朝鮮)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糞堆發出過由衷的贊美。此人叫朴趾源,是韓國著名學者,他出使中國後寫了一本游記《熱河日記》。此書讀起來的感覺很像今天中國人寫的那些旅韓游記,對他所見到的每件外國事物都充滿了好感。所到之處,處處是羨慕,處處是驚嘆,甚至對中國農村的糞堆也要贊美一番,並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層次:中國農村的院子,到處收拾得整整齊齊,沒有一處苟且對付,沒有一樣雜亂擺放。雖然牛欄豬圈,也疏直有度,即使是柴垛糞堆,也精麗如畫。中國的糞堆,堆得方方正正,或八角,或六楞,或者堆成樓台之形。從中國的糞堆就可以知道中國人處處有制度,到處都值得我們學習。
從小小的糞堆上,他讀出了中國的「文明」和「進步」,看到了朝鮮的「臟、亂、差」。他認為,中國人事事有規矩,處處有制度。而且中國的制度無不合情合理,周密有效。他說,要改變朝鮮的落後面貌,必須從這些小事做起,一絲不苟地向中國學習。其心態和那些今天出訪歐美之後大發感慨的中國人何其相似!
從歷史的角度對比一下中西廁所文化,會更讓人大跌眼鏡。史籍記載,1731年,歐洲人還在隨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騎士風度的倫理學》中建議讀者:「從一個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過時,應當裝沒有看見。向這個人打招呼是有悖於禮貌的。」18世紀歐洲雖然已開始工業化進程,廁所建設的腳步則沒跟上。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樣,中國的廁所也領先了歐洲起碼2000年。中國廁所落後於歐洲,不過是近200多年的事。上推200年研究「比較廁所學」,我們會得出一系列與現在相反的結論,也許歐洲人會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歐洲人灑著香水,風度翩翩,溫文爾雅,是在他們通過工業化富了之後的事。在那之前,他們不但隨地大小便,而且還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為摒棄陋習而努力著。當時的《禮儀書》中說: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1774年,歐洲的《禮儀與基督教禮貌守則》中說:我們再也不能原諒那些把痰吐到窗外、牆上或者傢具上的人。
至少那個時候,中國人比歐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們的老祖宗再不爭氣,也絕對不會把痰吐到桌子上。
廁所不是「中國問題」
廣征博引,並不是要證明中國廁所臭得有理,中國人隨地吐痰光榮。我想證明的是,中式廁所、隨地吐痰,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規則」、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確性」,都不是中國人特有的根性。暫時的落後並非意味著永久的不變。我們今天關注廁所問題,恰恰表明,中國的廁所未來將會更加干凈。
事情其實一目瞭然,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現代化或者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並不是因為中國根性而特有的「中國問題」。明朝後期以來基本停滯不前的中國與近幾百年迅猛發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會感到撞擊的劇痛。從後現代化的歐美日韓,看前現代化的中國,就如同把參天大樹和一顆剛剛發芽的小苗做對比,其差距自然觸目驚心。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並沒有落後的專利,歐美也不是註定永遠先進。誰能說,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中國不會再次領先呢?那個時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國獨具的「優根性」呢?
跳出民族性的框框
一個民族要發展,就要有長遠眼光,有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正確判斷和基本自信。這樣,發展才有立腳點,看問題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話,病急亂投醫,把潰瘍當絕症治,恨不得換心換腎換肝換肺,把自己一切都換掉,結果只能是丟失了自我,變成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
人窮志短。韓國人在亡國於日本的時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後的根性,寫了一本《民族改造論》,呼籲徹底改造國民性,再造韓國。梁啟超也在《朝鮮滅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對韓國人的性格大加鞭撻。甚至到了上世紀60年代,韓國人還自認為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韓國人就開始挖掘自己身上優於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結論是韓國人的國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樣,日本人上世紀50年代還在臭罵自己的文化,到上世紀60年代末經濟崛起之後,一部分日本學者便開始吹噓自己的民族文化。他們強調,日本之所以經濟成功,是因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與中國有本質上的不同。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這個框裡面裝的心理定式,才能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一樣,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然而,更多的現象是民族性解決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以上文章我在〈環球時報〉上看到過,很走運,在網上也找到了!大家分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