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溯源等方面的問題
長沙理工大學城南學院「覓蹤者」湖湘文化溯源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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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古荊州之域，楚湘文明之地。
早在5000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溥衍生息，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因受到中原諸部落的影響，當時的湖南就有了種植水稻的經驗。同時，湖南是上古時期比較開發的地區，這主要反映在夏禹治水、黃帝軒轅氏等神話傳說和部分遺跡上。
公元前6世紀的商周時期，湖南與中原關系進一步融洽，引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和科學技術。解放以來，在湖南各地出土的青銅器文物達3000多件，大多是精美之物，實屬國內罕見的珍品，如獸面紋大鐃、牛尊、犧首獸面紋方尊等，說明那時的湖南，煉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它是對世界冶金技術的一個重大貢獻。
春秋戰國時期，楚人大量地移居湖南。楚人不僅與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化，也創造了新興的村建制度文化與充滿著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春秋中晚期楚國大量移民至湖南墾殖，給湘水流域一帶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發展水平已相當高。當時的長沙已成為楚國的重要糧食生產基地。由於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水運交通相當發達，常來往於湘、資、沅、澧四水，與江漢各地進行貿易。同時，楚人與當地的楊越、桂人、巴人等雜居，大部分融合成今天湖南的漢族。
楚國在春秋時期就已是實行封建郡縣制的國家，設立黔中郡，即在湖南設縣住尹，封君封邑，統轄湖南全境。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黔中郡東南部分出，建立了長沙郡。漢高祖時，將湖南劃為長沙、桂陽、武陵、零陵四郡，屬刑州管轄。
這一時期的湖南，楚人為湖南不僅帶來了文字、文獻、典籍，還帶來了先進的禮儀習尚和文化思想。這一時期出土的文物涉及大批帛書、哲學、歷史、天文、醫學、科學技術等到名個領域的各個方面。馬王堆漢墓的出土文物更是典型。
東漢時期，由於朝廷對湖南採取了一系列的招抗和羈縻的措施，湖南當時的科學技術十分發達。桂陽郡耒陽人蔡倫發明了造紙術、造出「蔡侯紙」，為世界的文明作出了更大的貢獻。當時的湖南醫學、天文與地理學也已有較大程度的發展，長沙太守張仲景著成的醫學名著《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不再統一，長達400年的分裂與戰亂，使得全國人口大幅度減少，湖南也由原來的281萬減少到97萬。但湖南因處江南，遠聞戰爭中心，經濟仍然向前發展。湖南在當時已開始發展成為全國大米的重要產地和供應地。農業的發展帶動了工商業區的繁榮。湖南當時的釀酒業、青瓷製造業、造紙業、造船業以及金屬製造業在商業領域已十分活躍。
唐代時，到處是國泰民安，歌舞昇平。湖南的文化也變得空前的繁榮。但這些文化名人多是在唐太宗以後，被遷謫或流離到湖南的騷人墨客。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其文其名均顯赫。至於大書法家歐陽詢和懷素，都是長沙人。
宋代，湖南屬荊州湖南路，長沙又為路的首府。由於社會較為穩定，湖南的教育時業得到較大的發展。湖南各地創辦書院達40多所。周敦頤是道州人，撰《通書》、《太極圖說》、對宋代理學有深刻影響，被推為理學的開山祖。
南宋初年，湖湘地區劃爆發了數十萬人的大規模的鍾相、楊幺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此後湖南還不斷發生過小規模的農民起義。
元朝建立後，湖南屬湖廣行中書省。元末農民起義，湖南為陳友諒所佔領。友諒死，其子陳理投降朱元璋，湖南遂為明朝管轄。
經過元末明初的擾亂，湖南人口銳減，經濟衰敗。洪武二年（1369年），湖南隸屬湖廣布政使司。從明洪武年間起，鄰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移民不僅使湖南地區居民的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吃苦耐勞、勇於開拓的優良精神，以及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為湖南的社會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湖南人才的興起帶來了一片生機。故至明後期，以洞庭湖為中心的湖廣地區已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地和供應基地，遂有「湖廣熟，天下足」之稱。
隨著科學、理學、書院等文化事業的興盛，湖南在明中葉時，人才輩出。茶陵人李東陽開創了文學上的「茶陵詩派」，著有《懷麓堂集》、《懷麓堂詩話》。他的作品被贊為「以深厚雄渾之體，洗滌喑緩見沓之刀」，是當時文壇上領袖。繼起的有郴州人何孟春。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先後攻入湖南，湖南人民紛紛響應。李、張雖在川鄂一帶被清兵的地主武裝打敗，先後犧牲，但他們的余部仍繼續堅持抗清斗爭。
南明永曆統治時，湖南衡陽的愛國者和傑出思想家王夫之，曾在永曆朝廷供職；積極地為抗清斗爭效力。後受排擠，被迫返回湖南，隱居於衡陽縣石船山下，著書立說，寫成百多種著作。還有湘潭人周聖楷、畫家武陵人。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下令將偏沅巡撫由沅州移鎮長沙，分湖廣行省為湖北、湖南兩省。1678年八月，清軍旋克岳州、長沙，平定湖南全省。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十八，嘉慶六年（1801年）三月、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湘黔苗民皆因不能忍受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和剝削，紛紛舉行大起義，亦被清統治者鎮壓下去。
史家至稱：「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
鴉片戰爭前，邵陽人魏源是堅決主張禁煙的代表人物之一，並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對當時及以後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862年，西北爆發聲勢浩大的回民起義，清朝任湘陰人左宗棠為陝甘總督，鎮壓了陝甘回起義。左宗棠在大西北期間平定了浩罕阿古柏，收復了新疆，為保衛祖國的邊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由於清代中葉，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湖南的學術也相應比較發達。新化有鄒氏地理學家世家，女學者關瑚珊教授和她的6個兒子鄒漢紀、鄒漢璜等，專習此學，一直傳了七代的46人，持續了一個半世紀，著述190多種，為中國培養了不少的地理、地圖學專家。另外，著書者還有平江的李元度、漵浦嚴如煜、長沙王先謙、湘陰郭嵩燾等。
然而，清朝鴉片戰爭以後，國勢衰弱，統治者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階級矛盾日益尖銳。19世紀末，維新變法運動興起。湖南是維新運動最為活躍的地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瀏陽譚嗣同、唐才常。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湖南各地會社興起，革命志士也不斷涌現。如長沙的楊毓麟，新化的陳天華，對當時的民主革命和思想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瀏陽焦達峰、陳作新於10月22日率領新軍炮隊和步兵攻佔了長沙，次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湖南各地繼續光復。10月28日焦達峰率軍赴鄂，支援武昌革命軍。10月31日以譚延闓為首的立憲派，乘機發動兵變，湖南政權被譚延闓篡奪。
辛亥革命之後，湖南無疑成為新一輪的革命和權力爭鋒的拼殺之地。
1913年3月，以湖南桃源人宋教仁赴京途中遇刺為導火線，「二次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爆發，湖南曾一度宣布獨立。不久，國民黨領導的反袁斗爭失敗，茶陵人譚延闓又倒向袁世凱。袁派湯薌銘為湖南查辦處，譚被迫出走。湯薌銘一到湖南，便逮捕了主張反袁的人士，並大肆槍殺。僅長沙一地被無辜殺害者達萬餘人。湯被群眾稱為「湯屠夫」。
1915年12月，袁世凱准備登基稱帝。邵陽人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舉兵討袁。湘鄉人楊王鵬舉義響應，不幸遇害。1916年，南方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和討袁，袁世凱被迫取清帝制。湯薌銘見勢不妙，於5月29日也宣布「湖南獨立」。譚延闓出任湖南省長。
接下來，湖南便成了南北軍閥混戰的彈之地。1917年，首先由段祺瑞政府派乾州人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譚延闓避往上海。零陵鎮守劉建藩和湘軍旅長林修梅宣布衡、永等24個縣獨立。寶慶湘軍第二區司令周佛也宣布獨立。南軍與北軍八師王汝賢、二十師范國璋都在衡山、寶慶一線交戰。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員譚浩明率領兩廣部隊支援劉建藩、周偉，反攻株洲、湘潭。傅良佐及省長周肇祥狼狽逃走，王汝賢、范國璋也逃出省城，北軍被俘兩萬多人。接著，直系馮國璋又命張敬堯為攻岳前敵總司令，曹錕為湖南宜撫使，合兵50萬。分4路進攻湖南，並派吳佩孚連陷長沙、衡陽、安江、耒陽。不久，任張敬堯為督軍。桂軍譚浩明退守湖南、湘西一帶。張敬堯統治的湖南期間，大肆搜括民財、擢殘教育，激起湖南人民的反對。
全中國長期處於軍閥戰爭之中，致使人們生活民不聊生。為了拯救中國，追求真理，一批進步青年迅速聯合起來。1918年四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等這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幾經醞釀，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同時創辦工人夜校。
不久，「五四」爆發，湖南的歷史也開始步入了新民主民主時期，至此，成為一大轉折點。
中國的現代史是充滿血腥斗爭的歷史，而一直站在時代前沿的湖南人更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燕風血雨灑江天」。在湖南大地上揭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拯救湖南，拯救中國的革命。
五四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分水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以五四運動為標志，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這場偉大革命運動中，湖南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奮起、譜寫了新的光輝篇章。
五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立即投入戰斗，組織和領導「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湖南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發動了長沙學生總罷課，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並組織大批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同年7月，又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毛澤東以省學聯為基礎，聯絡教育界、新聞界，發動了「驅張」運動，張敬堯終於被迫下台。
1921年7月，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共產主義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隨後，毛澤東出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真正開始了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革命。毛澤東和李立三、劉少奇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同時又和郭亮發動粵漢鐵路大罷工。湖南各地罷工節節勝利，革命形勢一片大好。1923年9月，湖南農村第一個農會組織——衡山嶽北農工會誕生了
1923年3月，為收回旅順、大連，全國反日運動進入高潮。湖南工團聯合會、聯合教育會和商會積極響應，發起遊行示威。6月1日，日本水兵槍殺長沙市民，造成「六一慘案」，全市罷市、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推動下，1926年夏，廣東革命政府開始北伐。葉挺獨立團和北伐第四軍由廣東入郴州，第七軍李宗仁部也由廣西入永州。湘軍唐生智部在衡陽宣布參加北伐，組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在北伐軍的追擊下，葉開鑫逃出長沙，余蔭森部繳械投誠，吳佩孚在平江、岳陽、臨湘一帶大敗北遁，1927年5月，「馬日事變」扼殺了不少湖南工農革命群眾和共產黨人。9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領導了著名的秋收起義，隨後率領工農革命軍走上井岡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1928年初，朱德、陳毅舉行湘南起義，隨後率軍與毛澤東井岡會師。1930年秋，彭德懷領導的紅三團奪取長沙，建立省蘇維埃政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為突破反動派的包圍圈，開始了震驚中華的萬里長征。任弼時、賀龍領導的紅二、六軍團，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粉碎了國民黨100多個團的圍攻，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省人民掀起了抗日熱潮，國民黨器張氣焰也隨之高漲，在湘北大地上，製造了三次大掃盪。
1943年3月，日寇攻陷華容、南縣、安鄉，5月9日，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漢壽廠窖大屠殺。大屠殺持續了四天四夜，殘殺群眾達3萬餘人。1944年，常德、平江、瀏陽、岳陽、華容、安鄉、湘潭、株洲、湘鄉、衡山、攸縣、安仁等10多個縣市相繼被日寇攻陷。
為了粉碎日寇逼降蔣介石集團的陰謀，解救被奴役的湖南、廣東兩省群眾，1944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指派八路軍三五九派旅南下援湘，開展敵後斗爭。1945年3月部隊進入湖南，開始在平江、瀏陽、岳陽、湘陰建立民主政權，組織抗日游擊隊，又轉戰長沙、寧鄉、湘潭、湘、衡山、衡陽一帶。8月，主力軍進入湘粵邊境。1945年8月5日，日本投降，中國終於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外強侵略凌辱的歷史。但中國並沒有走出水深火熱，而是陷入了蔣介石挑起的國內戰爭。
解放戰爭期間，湖南處於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先後有湘南、湘中、湘西各路游擊隊，在共產黨領導下，配合解放大軍打擊敵人。1949年7月，解放軍南下湖南，19日解放平江、瀏陽，20日解放岳陽，直副長沙、株洲。另一路又解放澧縣、臨澧、直副常德。8月4日，程潛、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湖南和平解放。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湖南的歷史揭開新的一頁，進入社會主義建議時期。
㈡ 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嗎為什麼
每當人們在談到湖湘文化時，總是會聯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屬於楚文化系統，或者僅僅只是楚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實這是一種由似是而非的觀點所產生的誤解。要搞清發生這種誤解的原因，首先必須了解「荊楚」一名及「荊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荊楚僅僅只是一個地域概念。「楚」當然指的是位於湖北的楚國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荊」指荊山(關於商周時期的荊山究竟在什麼地方，有多種說法，分別位於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認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發源地之荊山)，即楚族部落首領熊繹受封於西周之後所最早開辟的聚居地。這里的「荊」「楚」合一，便成為與楚民族或楚國密切相關的「荊楚」，此為狹義的荊楚地域概念。「荊」又指「荊州」，《尚書·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爾雅·釋地》稱：「漢南曰荊州。」《周禮·職方》載：「正南曰荊州。」這里的「荊」也指荊山;「衡」指衡山，《漢書·地理志》認為即指位於今湖南的衡山。荊州指的是從湖北荊山至湖南衡山這塊廣闊的地域。故漢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荊州時，就一度將荊州的治所設在位於荊山與衡山之間的漢壽縣(今湖南常德市東北)。正如在本章第二節介紹湖湘行政歷史地理變遷情況時所指出的，在遠古至先秦時期，湖湘地區還被視之為蠻荒之地，居住著各種「蠻」族，既沒有形成方國，也沒有建置具體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沒有對這一地域進行命名。由於在「荊州」地域內，荊山附近的楚人(楚國)是當時文明程度發展最高的民族並建立了方國，他們的勢力又一度進入湖湘，故往往又將廣大的荊州地域稱之為「荊楚」，此即廣義的荊楚地域概念。產生於廣義荊楚地域上的文化，當然被稱之為「荊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於在先秦時期湖湘地區從屬於廣義之「荊楚」地域這一歷史事實，然後又將廣義之「荊楚」混淆於狹義之「荊楚」，進而等同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國」或者是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國)文化」即是「荊楚文化」，當然也就是、或者代表著先秦時期「湖湘文化」的錯誤結論。
實際上，商周乃至先秦時期，在荊楚這一廣袤遼闊的地域中，生活著許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族源和社會發展歷史的方國，她們都有著自己的歷史文明和文化特質;所謂「荊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這一廣袤地域范圍內的所有民族文化的總構成，怎麼能以點掩面地將在短短的數百年時間內由一個弱小的部族和方國發展起來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對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進行完全的掩蓋!這種錯誤觀點或模糊印象，無疑妨礙著我們正確地認識湖湘文化並進而明確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歷史地位。
支持這種錯誤觀點的另一主要史實是：在先秦時期，湖湘部分地區曾經一度被納入楚國的版圖，以及曾經有一些楚人進入並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區。關於楚人進入湖湘地區以及楚國統治湖湘部分地區的情況，在前面已經談到。這里看看楚國究竟對湖湘部分地域進行了多長時間的有效統治。
如前所述，戰國時期，楚國的軍事勢力一度「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而進入湖湘地區，並在納入其版圖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縣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國的黔中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史籍中關於楚國建置黔中郡的時間記載不詳，但似應與吳起相楚後對湖湘地區的征伐有關，即應該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後。然而，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國就「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將白起攻取楚國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紀南城)，並向東攻至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帶;楚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後來，在秦軍進一步的逼壓下，楚國又先後遷都於鉅陽(一說位於今安徽阜陽北，一說距陳不遠)和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長江下游地區，從此再沒有能夠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為了緩解面臨亡國危機卻仍然在醉生夢死的楚國王侯貴族們的思鄉之情，楚國將歷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為「郢」。至此，楚國其實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滅亡只是遲早之事了。秦則在所攻佔的原楚國疆域內設置南郡，以楚國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於沅湘流域之楚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國之淪亡、「哀故都之日遠」、「生民之多艱」(《哀郢》)而約於此年投汨羅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見，至此時，楚國與湖湘大地之間已經被秦國基本上隔離，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了。隨後相隔只有一年的時間，正如在前文中已經談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國又命蜀守張若由蜀(今四川)出發征伐楚國，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國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國的黔中郡基礎上改置的，包括有現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川東、鄂西、黔東和廣西、廣東的部分地區，中心地區位於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縣。根據這些史實，楚國對湖湘部分地區的有效統治僅僅只有百餘年時間。
楚國曾經將湖湘部分地區納入其版圖，只能表明楚國的軍事或文化曾經影響到這些地方，但要據此認定湖湘之地已經完全被楚文化所覆蓋，則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須知，受到影響與被同化，是完全兩個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華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是來自於西方。但是，中國人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誰能夠說中華文明就已經被西化了呢?台灣被日本侵佔五十餘年，在日佔期間，日本人有意識地在台灣進行了強迫日化，不論是在日佔期間還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歸祖國，台灣同胞的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都是炎黃子孫，台灣地域文化始終都保持了純正的中華文明的傳統特質，能夠說因為台灣一度被日本所侵佔，就成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說者，其實是對基本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無知，是對文化理論、性質及特徵的無知。更何況，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身還只是一個正在發育成長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國看來，他們也只是南方的蠻族之一，其本身還不斷接受著中原各地區、各民族、各諸侯國文化的影響，他們是否有能力並且自覺地對被其佔領的周邊部族或民族進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懷疑的。
遠在殷商時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經有了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有了早就遷徙進來的部族群或民族，有著自身的社會文明和物質文明，這些都可以從考古發掘的大量殷商時期的青銅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來，而此時楚人還尚未來到湖北的荊山、更不要說進入湖湘。春秋時期，生活在湖湘地區的土著住民，雖然不斷受到楚國軍事力量的打擊和楚文化的影響，但仍然以獨特燦爛的本土文化卓立於世。戰國中期，湖湘地區雖曾一度被並入楚國的版圖百餘年，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百餘年畢竟為時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這一短暫的時間內就被僅僅占據著一些中心城鎮及交通線的楚民族所同化，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移風易俗需要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不要說全國，僅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數民族，自漢唐以降被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內和中央集權專制的統治下，並經歷了宋代的「開梅山」、清代的「改土歸流」等多次同化，至今還保持著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證。
正由於在楚人和楚文化的進入和影響下，湖湘地域文化還保持著自身的特質，當戰國時期的楚國屈原(前339?～前278?)從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體在沅湘流域，而這還是所謂受楚文化影響時間最長最深的地域)之後，他所面對的乃至在其筆下流淌出來的湖湘地域文化，才會展現出如此奇異瑰麗的景色，並使他產生出如此多的創作靈感。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種以前從未接觸過的幾乎全新的異質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保留著更為原始、更脫離「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靈魂、拷問靈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這種異質文化氛圍下的屈原才會獲得一種全新的感受，從而導致其精神的超越和靈魂的升華。完全可以說，沒有奇異瑰麗、獨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沒有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歷史上的屈原;而這也恰恰證明了，遠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文化的異質文化，即作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們應該正本清源，還湖湘文化以本來面目，確立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應有的歷史地位。
㈢ 什麼是楚湘文化特徵產生時間(注意是楚湘文化)
國考古學界認定，距今一萬至五千年前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早、中期，即傳說中的神農時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器過渡的時期，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炎、黃二帝既是氏族首領，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稱號，分別代表著兩個時代，即炎帝時代和黃帝時代。此前的湖南，還擁有數十萬年舊石器文化的歷史。湖南氣候溫濕，其南部的江永一帶是原始野生稻產地。毗鄰江永的道縣玉蟾洞遺址發現超乎一萬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穀，其中稍早的為野生稻，略晚的為栽培稻，還保留有野生稻、秈稻和粳稻的綜合特徵，是迄今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栽培稻標本。這說明，道縣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滿足人們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過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為人類燃起了開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舊石器晚期的長江中游，已經成為兩岸文化同源的紐帶。渡過湖北江陵一帶，便是湖南洞庭區土質松軟的澧陽沖積平原，具有發展規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條件，從舊石器晚期始，先民們陸續進入這個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縣彭頭山就有文字發明前的表意符號、表意繪畫和圖騰。八千年左右的澧縣八十�遺址，發現稻穀和大米兩萬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穀物發現最多的地方；還有木耒、木鏟和骨鏟等農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與《周易·系辭》「神農氏作，�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傳說記載完全暗合，和戰國中期《屍子》說「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續三皇本紀》載炎帝稱帝「五百三十年」的時間之和也大體相當。由此可見，神農氏族從陝甘遷入澧陽，創造的優勢不斷增強，形成了定居農業的基本經濟形態，將稻作文化發展到了規模農業階段。制陶工藝亦相當嫻熟，以多種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輻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鄰。湖湘文化從此更不斷創新。6500年前，澧縣城頭山古城和稻田的被發掘，證實了神農氏「日中為市」的傳說記載。澧縣八十�遺址發現一些台基式建築，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間主體部分高出地面約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狀，平面呈海星狀。這種禮儀中心遺址提示人們：澧縣八十�原是神農時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農當是從這里出發南巡為民治病，因誤嘗斷腸草而崩葬於長沙茶鄉之尾。神農氏族因締造農耕文明而被擁戴為中心氏族，其子孫也就受延攬而衍於四方。最後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敗於阪泉之戰，葉落歸根於其先祖的寢陵附近。這樣，整個神農時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農中心氏族的心臟地區發展起來，也就浸透了神農氏族文化的精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黃帝氏族從黃河流域興起，與炎帝氏族逐漸融合發展，形成炎黃聯盟，成為古代中國最強盛的部落群。炎帝神農氏是這個聯盟的奠基者，爾後黃帝取而代之，統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黃集團從此進入國家產生前夜的酋邦時代。黃帝成為首任酋長，繼續高舉炎黃聯盟大旗，將炎帝開創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從而奠定了一個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數千年穩定統一的文明古國的鞏固基礎。湖湘文化也就隨之融合發展成了炎黃文化。
《周易·系辭》將炎黃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這個概括不僅體現為先賢的哲學理念，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炎黃文化傳統中持續作用著的基本精神，這就是勇於征服洪荒的艱苦創業精神，勤於科技發明的開拓創新精神，樂於為民造福的犧牲奉獻精神，包容互補的民族大團結精神。在率先發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中，還蘊含著一種慣於發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徵。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採內外眾家、廣為交融、優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上述三個層面更共同鍛造了從周敦頤、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崇實、主動、重行、通變、求真、達用的哲學方向。以王船山為代表的17世紀早期啟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歷史前台，成為近代中國救亡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系的歷史文化形態。先秦、兩漢時期湖南的文化應該納入到另外一個歷史文化形態———楚文化中。屈原的詩歌藝術、馬王堆的歷史文物，均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徵。而南北朝及唐宋以來，由於歷史的變遷發展，特別是經歷了宋、元、明的幾次大規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習俗、風尚、思想觀念上均發生了重要變化，從而組合、建構出一種新的區域文化形態，我們稱之為湖湘文化。當然，先秦、兩漢的楚文化對兩宋以後建構的湖湘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是湖湘文化的源頭之一，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將湖南這兩種文化形態連接起來，並稱之楚湘文化。
美術：
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畫是中國畫的源頭之一，西漢彩繪漆畫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畫。孕育了易元吉、張宜尊、齊白石等美術大師。
體育：
奧運湘軍，2000年，悉尼奧運會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團奪得7塊金牌。
金牌：楊霞：女子舉重53公斤級 占旭剛：男子舉重77公斤級 龔智超：羽毛球女子單打 劉璇：女子體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雙人 李小鵬：體操男子雙杠
音樂：
娛神歌舞，是湖南民間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續的時間很長。透過風俗性的民歌，可以窺見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樂鼓舞"的某些古樸遺風。如在全省廣為流布的《鬧喪歌》、《干龍船》、《儺腔》、《獵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娛神的痕跡。
1993年以來，在全省和全國大獎賽中，有500餘人獲獎，獲獎作品達300餘件。《春滿土家寨》、《搖籃之歌》、《拉著中華媽媽的手》、《我們是株冶人》、《太陽雨》、舞蹈音樂《踏水謠》、《南燕駕著春風來》、《走向明天的輝煌》、《中法集團之歌》、《山裡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獲得國家級音樂評獎的金獎。
在音樂理論研究方面， 近幾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理論成果和優秀理論人才。在省以上公開刊物發表的音樂學術論文200餘篇， 出版音樂理論著作60餘部。
宋祖英，李谷一，陳思思，湯燦
戲劇：
湘劇是湖南地方大戲劇種之一。民間一般稱之為「大戲班子」、「長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劇」這個劇種名稱最早見諸1920年長沙印行的《湖南戲考》第一集西興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韻，長沙官話」演唱，故又稱長沙湘劇。湖南戲劇包括：祁劇、辰河戲、衡陽湘劇、武陵戲、荊河戲、巴陵戲、湘昆、長沙花鼓戲、邵陽花鼓戲等。
長沙花鼓戲，其中《打銅鑼》、《補鍋》、《烘房飄香》、《雙送糧》、《駱四爹買牛》、《牛多喜坐轎》、《八品官》、《啼笑因緣》等劇目深受廣大觀眾的歡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戲劇院排演的神話劇《劉海砍樵》，應華美協進社邀請，赴美國紐約、華盛頓演出。美《華僑日報》、《華語快報》、《紐約時報》等均載文評論，祝賀演出成功。長沙市花鼓劇團演出的《劉海砍樵》也應邀赴日本演出，傾譽東瀛。
舞蹈：
作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南舞蹈藝術，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和風情獨具的藝術風采。 據不完全統計，湖南現有近400多個舞種，舞蹈節目多達幾千個。湖南舞蹈藝術的發展歷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間舞蹈藝術之花，萌芽、生長於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藝術土壤。隋唐以來，《綠腰舞》、《白獰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宮廷舞蹈，也流傳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長沙看到過南國佳人的舞蹈。他作《長沙9日登東樓觀舞》一詩，描述了其時的情景。這些外來歌舞與當地的楚舞和民間歌舞相融合，鑄就了豐富多彩、風情獨具的湖南民族民間歌舞藝術的獨特風姿。自古以來，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著苗族、土家族、侗族、瑤族、壯族、回族、瓦族等許多少數民族。獨特的民族習性、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構成了他們各各不同的舞蹈藝術。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龍舞》、《盾牌舞》、《先鋒舞》、《茶盤舞》、《儺願舞》、《渡關舞》和鼓舞、蘆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擺手舞》、《毛古斯》、 《八寶銅鈴》、《仗鼓舞》、《跑馬舞》、《造旗舞》、《團雞舞》、《梅嫦舞》、《八幅羅裙》、《跳喪》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蘆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瑤族舞蹈主要有《傘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龍》及多種祭祀舞。
文學：
湖南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群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闓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寧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周立波、康濯、莫應豐、古華、譚談、孫健忠等。
屈原的辭賦，他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寫下了許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民間祭祀、神話傳說的辭章，表現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開創一個與《詩經》風格迥異的南方楚辭、離騷文學流派的同時，也奠定了湖南文學的基石。
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齡、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等都曾流寓湖南， 並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偉大詩人杜甫還客死在湘江的一葉孤舟上。宋元明時期湖南著名的文學人物有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
在鄉先賢王夫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 是鐵門限」的理論遙相倡導下，湖南文士得風氣之先，經陶澍、賀長齡、魏源弘揚光大後，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湖湘經世派文學群體。他們以功業自許，以實務為先，寫詩作文則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這一時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趨於繁榮。在散文方面，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桐城古文湘鄉派，涌現了吳敏樹、鄧輔綸等一些著名作家，他們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義法，明確提出將「經濟之學」納入文學范疇，認為文章除了必須講究義理、考據、詞章外，還應當力矯空疏，經世致用。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何紹基、王闓運等名家。他們都是門人弟子甚眾，文采風流，盛於一時，交相輝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當時中國詩壇的奇麗景觀。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時間上為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熟練地運用了人民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寫作了《猛回頭》、《警世鍾》等作品，為辛亥革命起義作了輿論上的准備。
文物：
長沙窯始於中唐，盛於晚唐，衰於五代。晚唐時，長沙窯的產品已遠銷朝鮮、日本、東南亞和西亞， 是當時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陶瓷產品之一。
較重要的有西漢牛鐙、魏晉人形吊燈、五代馬殷鐵盆、馬希廣和馬希范銅鏡、宋代銅則、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雙魚大盤和清初的鐵炮等。
湖南是南方發現商代晚期的銅器最多的省區之一，總數約有300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寧鄉縣月山鋪轉耳侖的四羊方尊，黃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獅形山的象尊，衡陽市包家檯子的牛尊，湘潭縣九華金盆養鯉的豕尊，華容、 岳陽、常寧的犧首獸面紋尊等。這些青銅器以體形高大厚重，紋飾優雅秀麗，造型雄奇，鑄造精良而聞名於世，在中國青銅文化寶庫中佔有較高的地位。
馬王堆西漢古墓，馬王堆漢墓位於湖南長沙市東郊五里牌，為一馬鞍開土堆，封土堆高10餘米，直徑30米左右。原來以為是五代楚王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繼發掘，先後出土3座西漢墓葬。據考證，這是西漢初期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結構非常宏偉復雜，其中一、三號墓棺槨葬具保存完好。
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對我國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均有巨大價值，其出土文物異常珍貴。如從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經考證，比《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可能還要早，書中記載了52種疾病，還提到了100多種疾病的名稱，共載方280多個，所用葯物計240多個。這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劑。《五十二病方》的發現，補充了《內經》以前臨廣西壯族自治區醫學的內容，是一份非常珍貴的醫學遺產。
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長沙西漢王室墓的發掘出土、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紀年簡牘的出土，分別被評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㈣ 岳陽文化主要指的是哪些文化
就知道岳陽樓，昔年王羲之曾經在此練字，有洗墨池，而且"鵝"字真跡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