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周代文化具體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國近三百年,這一時期創造的文化亦是燦爛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與《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 「水曰潤下」,是指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金曰從革」,是指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西周時期的人們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
此外,儒家經典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時出現的,其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氣象、歷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武術、煉丹、養生、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教育、民俗、心理、倫理、軍事、宗教、卜筮、堪輿等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構成的,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是經文,稱為《易經》,後人對卦辭和爻辭進行說明、解釋,甚至加以發揮,這些文字叫做傳文,稱為《易傳》。現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
據《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被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原來西伯侯在獄中彈琴之餘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含天地造化之妙、陰陽不測之機。因六十四卦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後天易學。《史記正義》解釋說:《乾鑿度》雲:「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雲:「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種較早的記載。
司馬遷曾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說文解字》易部解說道:「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八卦由陰爻和陽爻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組成象,其象也是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是以陰陽的消長、盛衰、變化來闡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之理。先天八卦圖和後天八卦圖都是如此。
《周易》內容豐富切如此,是人們了解宇宙、世界的一個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愛,孔子為讀它竟然三次磨斷了扎書簡的繩子。「韋編三絕」這個成語就是這么來的。中國儒家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易》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可見儒家對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還是中國傳統醫學之源,二者之間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醫張景岳在其著作《醫易義》中所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無賜,《易》不可無醫」。
《周易》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彌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與文學
西周流傳下來的甲骨文與青銅銘文,與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時期出土的器物較多,銘文的篇幅也較長,所以成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內容比甲骨文更豐富。從殷商器上的一兩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數百字,記錄了祭典訓誥、征伐功勛、賞賜策命、盟契誓約、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其形式要求庄嚴,穩重,端肅,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禮於器」的禮儀文化的特點。
較長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陝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記述了關於西周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史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陝西臨潼出土的記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等器,都載有銘文。通過這些文字,更加豐富了後人關於西周社會歷史研究的內容。
今人容庚《金文編》 收錄了二十世紀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銅器銘文近三千單字。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這就說明西周時期是中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世傳周太史籀作大篆,經過長期流傳下來的籀文,在書法上與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處,但在當時是一般比較通行的文字,與銘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體演變的主要趨勢是線條化。
現存《尚書》中的「周書」和「逸周書」等,就是經過後人選編而保存下來的西周文獻典籍的一部分。這些篇章是當時的重要歷史文獻,文章結構復雜,文辭簡練,表現了當時嚴謹的文風。
第三、禮樂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詳細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周代禮樂制,等級森嚴,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只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單單用鼓。鍾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織成肅穆庄麗的音響,加上鼓的配合,確實能造成天子、諸侯「至尊至高」、「威嚴」無比的功效。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還有采風制度。即通過收集民歌,來觀察風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時經孔子刪定,匯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可以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
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和《小雅》。而《國風》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後期用於等級較低的「禮」。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像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周代還興辦了音樂機構「大司樂」,在音樂方面系統的訓練貴族子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了大司樂教授樂舞的具體內容: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說明《周禮·地宮·大司徒》已注意到音樂對人情志的影響。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樂舞,它表現的是周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據《禮記·樂記》記載,《大武》具有很大的規模,它在春秋時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樂隊伴奏。它有著結構完整的曲式,在藝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
西周時的樂器有數十種之多,僅一部《詩經》中,就出現了二十九種樂器。不僅有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還有彈弦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當時的樂器可分為八類,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書稱為「八音」 。另外,被史書稱為「鍾鼓之樂」的大型管弦樂隊也在西周時興起,這種樂隊的主要樂器是編鍾和建鼓。這時的編鍾以由先前的三隻發展而為五隻、八隻。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總音域已有三個八度,並基本按羽、宮、角、征、羽、宮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征、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第四、服飾
中國服飾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諸侯、貴族都依照場合與身份穿著服飾。
周代的服飾,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領開向右邊;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著一條寬邊的腰帶,肚圍前再加一條像裙一樣的「韍」,用來遮蔽膝蓋,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飾中最尊貴的一種。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著,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婚親迎時也要穿冕服,其服飾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帶、大帶等要件所組成。冕服的主體是玄衣,衣裳上面繪綉有章紋飾,周代共有九章花紋,即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含義。而在最隆重的典禮時,穿九章紋冕服。衣裳之下,襯以白紗中單,即白色的襯衣。古代襯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為硃色,諸侯為黃硃色。鞋是雙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的。
隆重性僅次於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與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為爵弁、韋弁、冠弁等幾種,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顏色。「玄端」為天子的常服,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禮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連,但有一種衣裳是上下相連,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因為「被體深邃」,所以被稱為「深衣」。
女服也是與「禮」相合。《周禮·天官》中記載道:「內司服掌王後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王後跟從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禕衣」。王後跟從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畫揄狄紋十二章紋,揄狄羽色亦為五采。王後跟從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的祭服是「闕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繒的狄紋。王後率領命婦祭蠶神告桑的禮服是「鞠衣」,也是諸候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後禮見王及宴請賓客的禮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後燕居時的常服是「祿衣」,也是士之妻從夫助祭的祭服。「素紗」主要是襯在六服的面,這樣可以顯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說,古代的服飾制度與人們的社會禮教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具有裝飾的意義,而且還是當時人們身分和言行舉止的標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學
西周時,天文學家通過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二十八個星座作為標志,稱為二十八宿。依據這些星座,天文學家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等發生的位置。由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節,這比觀測早晚星象以觀察太陽所在位置而定季節的方法要精確。
關於日食的觀測,《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確的記載。所記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這是中國最早的以日月合朔為一月開端的記錄。
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儀器是用以觀測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裝置圭表的觀測台是周初在陽城建立的周公測景(影)台(遺跡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就能比較正確地測定出太陽年的長度。
第二、地理學
由於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要,地圖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如周公在選定洛邑城址時,就事先繪制地圖。《周禮》大司馬的屬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大司徒的屬官有土訓「掌道(解釋)地圖以詔地事」,等等。這些專職官吏各有專用的地圖,說明地圖的繪制已經相當發達。
第三、醫學
西周時,專門的醫學書籍還沒有出現,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多散見於《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山海經》等當時的文獻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有了明顯的進步,對於熱病、昏迷、浮腫、逆產和不孕等疾病已經可以認識,並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詩經》中就記載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癥候,如:瘨(癲狂)、閔(傷癰)、狂(疑)、首疾(頭痛)、噎(氣息不利)、疚(心憂憊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懷孕)、瞽(盲人)等。《山海經》、《周禮》等也分別記載了多種疾病的名稱和內容,如腫瘍、潰瘍、金瘍、瘧疾、疥、癉疽、足腫病、佝僂病、禿頭、胼脅等。
對疾病的診斷,《周禮·天官》是這樣記載的:「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在治療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後葯」的治療主張,即先用食療,再用葯治。同時還提出飲食要與四時季節的變化相適應。周代甚至出現了專管王室膳食的官職「棗食醫」,這說明當時關於飲食療法的經驗已有相當的積累。
此外,針灸、按摩、導引等各種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應用。
雖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並未發現關於葯物的明確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魚來散瘀血和用棗治瘧疾的記載。到了西周、春秋時期,葯物品種增加,人們的用葯經驗也日益豐富。很多文獻中都有關於葯物的記載。如《周禮·天官》中記述了初步對葯物分類的「五葯」;記述了對外用腐蝕葯膽礬、丹砂、雄黃、礐石、磁石這「五毒」的煉制過程。再比如《詩經》中也記載了大量的動植物,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這些動植物的葯用作用,但是許多都是後世所使用的葯物,如芣苢(車前)、藚(澤瀉)、葛(葛根)、薇(白薇)、芩(黃芩)、虻(貝母)、荑(白茅)、壺(葫蘆)、木瓜、棗等。《詩經》中對一些植物的採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記載。
西周時期的人們還認識到,季節氣候的變化與人體健康有一定的關系。當時傳染病被稱為癘疾。《周禮·天官·疾醫》中記載了四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周代起專職醫生開始出現,並且有了最初的醫學分科。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各有其編制和職責范圍。食醫負責王室的飲食與配膳;疾醫職責是負責百姓疾病的治療;瘍醫相當於今天的外、傷科醫生;獸醫主要負責動物疾病的治療。
周朝還設立了較為完備的醫療制度,其系統是:醫師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是「眾醫之長」,掌管國家的醫葯政令,負責王室和邦內疾病和瘟疫的預防和治療;士是治病的醫生;府掌管葯物、醫療器具和會計事務等;史負責文書和醫案,徒專供驅使並看護病人。周朝還設有完整的醫療考核制度和考核標准。據《周禮》記載:「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到年終,醫師們的級別和俸祿要根據他們的醫療成績的優劣來決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據病人不同的患病情況進行分別處理,並對其治病過程全程記錄。對於死亡者,還要作出死亡原因的報告,呈送醫師,作為評定級別的依據。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夏商時期,人們已有洗臉、洗手、洗腳的習慣。到了西周,人們對飲食衛生更加重視。人們「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們還意識到人的飲食口味必須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換,《食醫》中記載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從已經挖掘出來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關於牛欄、豬圈和室內除蟲的記載,這說明殷商時期的人們已開始注意環境衛生,並實行了人畜分離。到了周代,人們使用了如抹牆、堵洞、葯熏、灑灰、掃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滅水中病蟲害的方法,對此,《周禮》、《易禮》、《詩經》中都有相關記載。
第四、數學
周代很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從幼童開始,就要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號稱為「六藝」。數學是其中的一門,可見有關數學的知識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周髀算經》 開頭所舉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傳說是周公提出來的。
第五、生活設施
相傳黃帝時代已有水井,夏代則有「伯益作井」的傳說。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鑿。到了商周時期,人們逐漸發明了井裙、井蓋、井亭等設施。根據出土的殷墟遺址,發現當時已經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比商代更為先進的地下水道。
此外,對於如何防暑降溫,周代較之商朝有了新的發展。夏商時代,人們一般冬季貯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們普遍在夏季用冰來調節溫度,達到「癘疾不降」的目的,而且還設有專門分管用冰的官職「凌人」。《詩經》、《周禮》中都有藏冰的記載,考古挖掘中也曾發現這一時期修建的冰窖和貯存食物的冷藏井。
Ⅱ 西周時期,從哪幾個方面可以看出神本文化轉向人本文化
人本思想。西周末年,「天命」觀念開始動搖,春秋以後,人本思想笑信不斷發展。史學家們一方面探討天人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探討人與時勢的關系。司馬遷正是在這兩個領域的探討中,真正找到了或者說發現了人在歷史運動中的位置。他在《史記》的撰述中確立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並從三個層面作出說明:第一個層面,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面,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面,是記「扶義倜儻,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在具體表述上,司馬遷從以下幾個方面寫出了人的活動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一是描述了以人事為發展線索的歷史進程,二是肯定了人在歷史轉折關頭或重大事變中的作用,三是碰磨輪指出了人的智謀在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四是強調了用人的恰當與否關繫到國家的存亡安危,五是關注普游敏通的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等等。司馬遷關於人在歷史進程中之作用的認識與記述,繼承和發展了先秦時期人本思想的萌芽和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於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史記》一書是歷史之成為人的歷史、史學之成為史家對於歷史的理性認識的標志,開啟了中國史學的人本思想的傳統,從而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集中地反映在歷代所修的以人物為中心之綜合體史書的長期積累上,眾多優秀歷史人物的感召、激勵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現。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人們在討論著人類所面臨的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即知識經濟。對此,盡管有不同的理解和闡述,但在基本點是有共識的,即高技術產業——知識(智力)——人。關鍵是人才,人的素質,人的「充分知識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強調「知識經濟時代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時代」①。有的研究者還指出,聯合國系統和西方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的研究者、決策者和管理者的個人基本知識要求,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而在第六個方面中即包含有「本國歷史」知識和「科技史」知識(參見吳季松《知識經濟——21世紀社會的新趨勢》,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第162—163頁)。從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確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到當今人在知識經濟中的位置的預測,歷史經過無數個螺旋式的前進軌跡,再一次把「以人為本」的思想和實踐提到了最顯著的和最重要日程之一。
在未來社會里,傳統史學中的人本思想的優良傳統,必將在同現實社會結合的基礎上,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示。
Ⅲ 西周的文化
周人在周原建國時,同時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徵性的文化體系周文化,他們和商人的關系是並存的,可是他的勢力不如商人大,國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響,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獨特的色彩,同時還接受了草原的影響以及西邊羌人的影響,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體。他以這種混合體的特點,在打敗商人以後,由於人少,要治理這么大的國家是很困難的,所以就建立了許多駐防的點,每個駐防的點到後來都變成了一個國家;從考古學上看最顯著的一個駐防點就是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國所在地,從這里可以看到,裡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盤,有周人文化的地盤,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盤,三者共存;由此可見周人又採取了所謂包容性極強的政策,對於舊日的敵人商人,採取尊敬、合作的態度,對於土著也採取合作、共存的態度,這種精神是了不起的。
西周禮制繼承商代而有所變革。周初,力求扭轉商末流行的奢靡風氣,曾反復告誡禁止酗酒。從成王時的《尚書·酒誥》,到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都講到必須遵奉周文王的告誡,不得縱酒。反映到青銅製造的禮器上,商朝常見的許多酒器,西周時逐漸歸於消失。
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指對先祖與各種神祗的祭祀;凶禮指喪葬,還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弔;軍禮指戰爭,以及田獵、築城等動員大量人力的活動;賓禮指諸侯對王朝的朝見、諸侯間的聘問和會盟等;嘉禮指婚、冠、饗燕、慶賀、賓射等。所有禮制都和法律一樣,體現出貴賤等級的區分。
樂在西周很受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例如師嫠簋「命汝司乃祖考舊官小輔(鎛)眔鼓鍾」,即相當《周禮》的鎛師和鍾師。
周代有的樂舞起源很早,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凱旋告於周廟時表演。這一樂舞的歌辭還保存在《詩》中,即《周頌》的《武》、《酌》、《桓》、《賚》等篇。
周人的宗教觀念,與商代有較大的不同。商代那種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經淡薄。周代的祭祀對象分為天神、地祗、人鬼三類。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人鬼則指祖先而言。
人殉現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樣普遍。由於沒有發現相當於殷墟西北岡、武官村規模的大墓,當時人殉數量尚難判定。用人作為祭祀的犧牲,在西周時期亦史無明文記載。
宗教思想的變化也表現在青銅禮器的紋飾上。商代流行的帶神秘意味的花紋,只在周初延續了一個時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數禮器的紋飾都圖案化了,除裝飾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話的意義。 周初封周公長子伯禽於魯,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務的官員。當時這種人的地位較高,如太史可稱為公。後來他們的重要性逐漸降低,以至在社會中不再有顯赫的身份。
祝管理禱祝,宗管理祭祀,卜職司卜筮,史職司文書記事。由於他們的專業需要特殊訓練,常在家族中世襲。例如陝西扶風庄白一號窖藏青銅器銘文所見史牆一家,從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職,說明其職業的封閉性。
殷商時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繼續流行。已發現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時代的,其形制與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見商周卜法間有一定的聯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辭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陝西長安豐鎬遺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發現,而以陝西周原所出最多。
這一時期使用蓍草的筮法與卜法並用。筮書就是《周易》。當時常先筮後卜,特別在占問國家大事時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為重要,所問的事越重要,越要採用卜法。這叫做「筮輕龜重」或「筮短龜長」。 西周時期文獻流傳至今的為數不多,《尚書》中出於西周的,有《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費誓》等篇,內容的時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時佔大多數。這十幾篇書記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況,有重要歷史價值。
《逸周書》也有一些篇屬於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關於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學價值的《詩經》,包括有很多西周時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間的民歌,如《豳風·七月》之類;有的則用於朝廷廟堂,收入雅、頌。一些篇有準確作者,例如《大雅·烝民》為周宣王時尹吉甫作。這些詩歌或反映當時社會狀況,或描寫歷史事跡,或對朝政進行頌揚及諷刺。
《周易》本為占筮用書,其經文主要成於西周時期。封辭、爻辭中有些內容與周人歷史有關,如康侯用錫馬蕃庶等。由於占筮必須由卦象推類,逐漸被賦以抽象的意義。有的封、爻辭,如《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即使從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學意味。 從西周文獻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觀較之商代有相當大的發展。西周統治者強調天命和德的觀念,認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內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義,也有倫理性質。《尚書》所載周公的許多言辭,都反復闡述天命與德的聯系,告誡王和貴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則天命即將失墜,商朝的覆亡是為鑒戒。穆王時大臣祭公謀父繼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見解。據《逸周書·祭公》,他曾以同樣的天命與德的觀點勸誡穆王及其他朝臣,類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現。
這種天道觀到西周晚年遭到動搖。由於當時社會動亂,災禍頻仍,人們對天和祖先的神聖產生了懷疑。這個時代創作的一些詩篇,充滿了對「浩浩昊天」怨恨不滿的情緒,一時形成思潮,為懷疑以至否定神權的進步思想提供了基礎。有樸素唯物主義性質的陰陽五行說開始形成體系。周幽王時臣伯陽父以陰陽之氣解釋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雜和作為比喻,就表明了這樣的趨勢。
Ⅳ 西周文化突出的特點是什麼 它的文明價值在於對中華民族的什麼作用
西周文化突出的特點是「禮樂」。它的文明價值在於對中華民族的教化作用。
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和《小雅》。而《國風》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後期用於等級較低的「禮」。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像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Ⅳ 西周時期的思想文化
西周社會中,奴隸制十分盛行。奴隸的來源,出於賞賜或買賣的常稱為臣妾,來自罪人或戰俘的常稱為「隸」。「臣妾」一詞,周初已經存在。《尚書·費誓》魯公誓辭中,將臣妾(男女奴隸)與馬牛相提並論,均為特定主人的財產,逃跑了要捉住歸還原主,加以隱藏或誘拐的要科以刑罰。約為康王時的復尊銘雲「燕侯賞復冂衣、臣妾、貝」,也說明臣妾和財物一樣為奴隸主所佔有。
西周時期的思想文化以禮樂
為主。
西周禮制繼承商代而有所變革。周初,力求扭轉商末流行的奢靡風氣,曾反復告誡禁止酗酒。從成王時的《尚書·酒誥》,到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都講到必須遵奉周文王的告誡,不得縱酒。反映到青銅製造的禮器上,商朝常見的許多酒器,西周時逐漸歸於消失。
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指對先祖與各種神祗的祭祀;凶禮指喪葬,還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弔;軍禮指戰爭,以及田獵、築城等動員大量人力的活動;賓禮指諸侯對王朝的朝見、諸侯間的聘問和會盟等;嘉禮指婚、冠、饗燕、慶賀、賓射等。所有禮制都和法律一樣,體現出貴賤等級的區分。
樂在西周很受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周代有的樂舞起源很早,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工凱旋告於周廟時表演。這一樂舞的歌辭還保存在《詩》中,即《周頌》的《武》、《酌》、《桓》、《賚》等篇。
Ⅵ 周朝享國共計790年,這個朝代的文化有什麼特點你了解嗎
縱觀周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特點。首先,這是一個很長的續集,從1046年開始。公元前軍用貨代,最多256人公元前第二,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周朝建立後,吳王、成王、康王等人借鑒大膽探索的精神,採取了一系列舉措,為中國後世的強大奠定了基礎。西周文化教育最顯著的特點是科學在國家機器中,即政府壟斷了文化教育,貴族教育和普通人缺乏教育。
周氏在文化體系中是一種儀式,周氏的另一種完美文化是禮節文化,周氏儀式繁文縟節很多,據《周氏儀式》有紀,惡、軍、客、賈五禮,西周樂曲甚受重視,有專管官,金文中也有樂師。周德磊,作為周武王科貿易的「偉大戰爭」。周已是較為完善的教育體系,如「禮」、「樂」、「射」、「羽」、「書」、「數」六種能力,作為周貴族的文化教育內容,中國的第一批經典作品,如《周與商》、詩歌、周禮、音樂(等)、春秋時期,以及春秋時期的各種學說。周朝是中國歷史的童年,中華文明的源泉和基礎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特徵,體現文化特色: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及其自主發展,為世界文化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