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直接繼承了什麼文化智慧樹

『壹』 孔子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什麼戰國時期的孟子和荀子是如何繼承並發展孔子學說的

孔子思想的信源核心內容是「仁」，孟子和荀子都繼承和發展了儒家學說，但又有不同。孟子繼續發揚孔子的「仁」，進而發展成為「仁政」，提出「民本」思想繼而有了「民為虛孫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荀子雖然也是儒家代表但又提出新的觀點而自成一派，荀子提出「性本惡」與孟子的「性本善」大相徑庭，他還運用樸素唯物辯證法的哲學觀點提出人與自然之間要和諧相處不應違背自然規律，反對天差坦鏈命鬼神說，代表當時新興地主階級。

『貳』 孔子一生致力於維護和恢復周禮，其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孔子一生致力於維護維護和恢復周禮。原因是出於對周公的崇拜。孔子在《論語》中不止一次的感慨：「已矣乎，吾不復夢見周公。」等等。可見，孔子對周公是非常崇拜的。以夢見周公為榮。我們不禁要問，孔子為何這么推崇周公呢？而且一生都在推崇和維護周禮。那就是因為周公是制禮作樂第一人。周公完善了周禮。愛屋及烏，孔子一生都在推崇完善周禮。

鑒於以上幾點。孔子一生致力於維護和恢復周禮。圖片來自網路，版權屬原作者所有。

『叄』 試談孔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孔子的主要思想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孔子思想形成的原因概括為：(1)春秋時代的需要。(2)歷史文化的積累。(3)生活實踐的升華。孔子思想體系的特點總結為：一是體仁，二是中庸，三是修禮，四是行道。孔子學說是仁學，源於謹慎民本主義，其主要內容是繼承西周以來的敬德保民思想；「禮」是孔子禮的思想的直接來源。孔子的禮，大則治理國家之大法，小則為人處事之禮貌；無所不及的中庸思想，是孔子學說的哲學方法，也是孔子的唯物主義思想部分中最核心的內容，是辯證法在孔子思想中的典型運用；大同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織部分，寄託了孔子的遠大政治理想，是孔子入仕兆如行道，終生為之奮斗的最終目的。孔子軍事思想盡管未成體系，但仍是很有價值的。孔子為了使魯國立於不敗之地，提出了「文事」「武事」兼備的著名國策。孔子十分重視軍隊的教育和訓練，提出了「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命題，不僅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有效的。孔子又提出「足食、足兵」，這是其軍事政治思想的中心。他又提倡「義祥猜敬勇」，所謂「義」實際也就是一定的政治觀點問題，由此可認為他在治軍上已開始重視政治思想教育。他還提出「征伐自天子出」的命題和主張，在古代軍事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帶領弟子周遊列國14年。孔子還是一位古文獻整理家，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支持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減輕人民負擔的經濟改革，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經濟觀點如：使民足食，富而後教，薄斂厚施，節用愛人等等，都超出了他的前輩，在客觀上反映了民眾的某些要求，其經濟思想的主要方面對歷代經濟改革家和思想家的經濟政策的制定，以及世人經濟觀念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

『肆』 孔子思想中有哪些智慧

1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禮壞樂崩，當面臨「古今之變」、重建「文化認同」的時代課題時，孔子應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禮作仁，一繼承一開新，由此禮樂得以存、仁學得以立、儒學得以開。

藉助於仁，中國傳統文化順利地實現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轉折;藉助於仁，孔子之前數千年和孔子之後數千年的文化血脈得以溝通連接，而沒有中絕斷裂。

如果孔子之於禮主要是「述」的話，那麼全新意義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動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體貼出來的，是孔子述中所作。

也就是說，面對「古今之變」下的文化創新的問題時，孔子從「述而有作」的原則出發，既承繼了「傳統」之禮，又有「現代」開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禮合一」的學說體系，奠定了儒學的輪凱根基。

孔子這種「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對當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不無借鑒意義。

2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

「仁」之要在於使「禮」合乎主體內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於流於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謂「吃人的禮教」;「禮」之要則在於將主體內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實於具體的社會關系中。

「仁」的內在情感與「禮」的外在行為合而為一，方是道德實踐之整個過程的完成。

孔子的這種「仁禮合一」之學體現的是一種「美德」與「規范」(規則)並重、「德性」與「德行」統一的倫理智慧。

孔子這種「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對克服當代道德困境，建設新型倫理價值圓桐遲體系，極具指導意義。

3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

「德治」(孟子叫「仁政」)構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政以德」「道之於德，齊之於禮」的思想主張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

這種「為政以德」的具體要求主要表現為對統治者個體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覺，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夠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從而達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

其言如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最後，將這種「正身正己」的德性訴求外化、落實，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濟眾」的民本觀念及實踐。

孔子儒家這種面向人本身，強調統治者之「德位」自覺的德治理念無疑是一種極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壁德認為，孔子之教能夠提供民主領袖所需要的品質。

儒家「以身作則」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公正原則」，這是儒家可以貢獻於現代民主之所在。

4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

作為師長，孔子能夠自覺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則教授門徒，「順其橘李氣質才情而教」，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學生各遂其性、各盡其才、各有所用，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

孔子這種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當代「好老師」取法和借鑒。

5「以和為貴」的社會治理智慧

孔子開出「仁」，是要開辟價值之源，為「禮」提供意義支撐。

而他之所以要「復禮」「從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禮」來調節人際關系，實現社會和諧。

「禮之用，和為貴」(《學而》)，此之謂也。從「克己復禮為仁」到「禮之用，和為貴」，孔子談仁說禮，其終極追求在一個「和」字。

可以說，「仁」「禮」「和」構成了孔子儒學思想體系的三個基本支點，仁禮合一的孔子儒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種以追求和諧為目的，包含調節社會關系，鼓勵人向上向善諸多內容的社會治理之學。

『伍』 孔子的文化思想為何能傳承至今這種思想真的正確嗎

孔子的文化思想能夠傳承至今是有著一定的道理，首先孔子的思想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廣泛而且深遠的，也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新篇章，其實孔子的思想在得意上的貢獻也是非常深刻的，不僅告訴百姓要如何做人，而且提出了仁義禮智信的倫理道德，直到今天也是以此為目標深入每個人的血液當中。孔子的思想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也應該以一個辯證的角度來來看待孔子思想。

最後孔子思想當中最重要肆衫的就是仁，這也是一個人道德的最高體現，以及孔子思想的精華所在。不過孔子的思想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歷史，所以對於孔子思想當中的一些糟粕也是需要摒棄，取其精華來進行繼承。

『陸』 孔子吸收了三代文化的精華,形成了儒家思想體系有哪幾個

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系.「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族迅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儒家思想產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後,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東周時期,中國社會處於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台,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後的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沖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英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兵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在中國歷史上學術與言論為開明時代. []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學派之前,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師」與「儒」接受傳統的六德(智、信、聖、仁、義、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櫻鎮,恤)、六藝(禮、樂、射、御、書、術)的社會化教育.從施教的內容看,中國古代的社會教育完全是基於華夏族在特定生活環境中長期形成的價值觀、習慣、慣例、行為規范和准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儒家學派全盤吸收這些文化要素並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舊日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一變「學在官府」而為「有教無類」,使傳統文化教育播及到整個民族.這樣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為全社會所接受並逐步儒化全社會.但是儒家學派固守「道不過三脊穗粗代,法不貳後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內涵豐富復雜,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 []儒學對中國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內不會消除. []儒家思想的不可取之處 一,「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最後甚至發展成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一個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會.君王不管多麼荒唐,作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絕對不能夠進行任何形式的評估,更別說是批判了.其中一句「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這不但抹殺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批判精神,還把全國的臣民變為了君王的奴才,只是作為一個受氣包而已. 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是儒家思想更卑鄙的「三綱」理論還在於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且這種成分劃分是與生俱來的.中國搞的那些階級成分劃分,正是儒家思想的「革命版」.而目前的中國,農民的孩子一出生就只能有農村戶口,在醫療、教育、就業等各方面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都遠遠不如有城市戶口的孩子.至於那些高乾子弟比普通民眾的子弟有更多的機會在官場上發跡這一事實也是有目共睹的.這種論出生、論血統的倫理思想從哪裡來?從儒家思想來的! 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說,不符合禮儀的,不合法條的是不能去看、去聽、去說話、去行動的. 在民主社會里,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所指明的條款,人們就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看他們想看得東西、說他們想說的話.如果人們做的某些事情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那麼新的法律條款就必須因應而生.在新的法規出台之前,人們的行動應該不受制裁.所以文明國家裡的法律是對人們行動的具體制約,而不是指明人們如何行動的行為准則. 四,「忠孝」所包含的舊思想 再來說說儒家提倡的忠孝.如果是對國家的效忠,比如岳飛的事例,那當然比效忠一個政黨或效忠某個「偉大領袖」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象岳飛這樣的軍人,在文明國家裡都是要效忠國家的,這是軍隊國家化的結果,是便飯,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本就不值得大書特書.相反,在中國歷史上,軍隊往往都是效忠當朝皇上的,所以岳飛的故事才顯得與眾不同. 五,以期盼明君來麻痹人民 《大學》里有這么一段：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後人簡述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對於當權者而言,如果其權力來源不是來自人民的授權,如果其權力不受限制,任何一個人去當權,不論其修身養性的層次有多高,結果一定是個獨裁者,甚至是個暴君,這也正符合了儒家的這句「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世界上也有不用靠血腥鎮壓、不用靠屠殺人民、不用靠恐怖統治而上台的政府,但這些政府多數出自不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歐美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即使自身的涵養不太完美,象柯林頓還亂搞男女關系,但是國家卻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條、人民安居樂業、生活自由自在. 為何會有這樣的天壤之別?事實已經一再證明,單強調個人的修身養性是絕對不能造福於人民的,而必須要能齊家之能,治國之智的. 不單單中國的歷史,即使在世界歷史上,在實施民主制度之前也沒有哪個帝王是靠個人的修身養性來治理國家的.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把帝王的權利交給人民,讓人民來決定誰當國家領導人,並有權更換不合格的領導人.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確保長治久安、天下太平、人民自由、社會進步. 專制制度篡改歪曲儒家的部分論述來為其服務 對於帝王而言,任何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都是求之不得的.非但崇尚儒學,更有把儒學斷章取義者,如把《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中的一句牢騷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變成這樣一個集權統治的理論依據而流傳千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儒家思想的精華 我省書法家協會顧問、省書協主席團全體成員,以及來自文化機構的專家、學者100多人參加了研討,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張辛博士作了學術報告.張辛博士在講話中對中庸文化作了探討,他認為,發源於山東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對世界的重要文化貢獻,在科技發達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中庸」就是強調「善」 對於「中庸」的概念,張辛介紹了自己的觀點.「『中』是適合,『庸』是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長久,就是『善』.」作為傳統文化,張辛認為「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並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范圍之內. 「中庸」核心是禮樂文化 論壇上,張辛博士對發源與齊魯大地的「中庸精神」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張辛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山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發源地,從山東走出來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資源. 對於中庸精神與書法的影響,張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中國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為核心的禮樂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具體物化為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發揮著或隱或顯的作用. 「文化沒必要一味與國際接軌」 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張辛認為我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他特別強調與傳統接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張辛介紹,現在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運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目前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張辛認為,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所以,我們要強調與傳統接軌,兼容其他文化的優秀精神,而沒有必要一味盲目強調與國際接軌.」 1、 漢朝興起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 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260 BC - September 10, 210 BC)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准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的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於社會的穩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縱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統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傢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於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 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贊賞.歷史發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治穩定創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於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盪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盪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後,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並有所發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治,也應遵循「大一統」的「常經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後武帝採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定博士弟子成績優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後其它思想學派並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範式.但從本質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一於真理的規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2、歷代變遷 漢朝以後,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2）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8）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9）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10）明末清初： ①黃宗羲：在明亡後,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於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實體,「理」是客觀規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3、 近代的研究和發展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 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 （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2）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3）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柒』 孔子思想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其學說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還深刻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成為東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論基礎。以孔子為代表創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和基礎,時至今日仍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孔子不僅屬於歷史，也屬於當代，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於學」。他善於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魯國自宣公以後，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於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願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對春秋末期急劇變革的社會現實，汲取夏商的文化營養，繼承周代的文化傳統，創造了以「禮」、「仁」、「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孔子的學說內涵豐富，自成系統，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禮」

禮」是孔子思想學說的一個重要范疇。「禮」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爛滲岩規范，由來已久。孔子曾經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認為，到了周代，「禮」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為崇奉的是周禮。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孔子所謂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面。其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系。在《禮記·哀公問》中，他明確指出：「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所以，他認為講禮，更重要的不在於形式，而在貫徹其內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別強調「仁」的價值和作用。他認為，「喊燃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對個人修養，他主張「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教導學生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對於為政施治，他倡導立足於對人的關心愛護，以教化的方式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學方法論的意義，又具有品德修養的意義。就方法論來說，其要點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對於這種「中」與「和」的思想，孔子主張不僅要作為一種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方法來看待，而且還應該通過修養和鍛煉，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質中，成為人的美德。他曾經感嘆地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他自己在為人的風格上也做到了「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們的尊敬。

「教」與「學」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與「學」的思想是他思想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以前「學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貴族。孔子創辦私學，提出「有教無類」，改變了「學在官府」的舊局面，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孔子自稱「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他的學生來自十一個諸侯國，有各種出身的人。對於學習目的，孔子通過弟子的言論提出「學而優則飢御仕」的主張，支持平民出身的學生從政施展才能。
在教學方法上，孔子善於發現學生各自在性格和學業上的特點，主張因材施教。他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他循循善誘，注意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激發學生的求知慾望，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