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簡述《紅高粱》的文學價值
1 對生命的意義的理解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把文學的對象視為生命意志的理念。
《紅高粱》就是通過「我奶奶」戴鳳蓮和「我爺爺」余占鰲的故事，以時空錯亂的順序，借用意識流的表現方法灶源困，敘述了昔日發生在山東某鄉村的一麴生命的頌歌。
在小說中「我奶奶」「我爺爺」，他們渾身上下煥發著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輕美麗，「走起路來雙臂揮舞，身腰撥動，好似風中招颭的楊柳」。
洋溢著生命活力，甚至有些放縱與風流。
她16歲出嫁，渴望幸福美滿的婚姻，「渴望躺在一個偉岸的男子懷抱里緩解消除孤寂」，誰知貪財的父親把她嫁給了一個麻瘋病人單扁郎，因為單家富甲一方，生命剛剛結出花蕾，就面臨凋零。
這時「爺爺」出場了，「奶奶」的美麗「喚醒了他心中偉大的創造新生活的靈感」，他劫走了三日後回娘家的「奶奶」，倆人以原始熾烈的生命熱情，在紅高粱地里翻雲覆雨，共享生命的歡樂與燦爛，共播生命的種子。
一切不復存在，只有 *** 的生命在瘋狂，甚至可以說是放縱本能與情慾。
「爺爺」殺了單家父子，終於和「奶奶」裂友生活在一起，從此「奶奶」像鮮花一樣飽滿地開放了。
日本人來了，他們的生命又和抗戰聯系在一起。
管家劉羅漢大爺為保護「奶奶」和她家的財產被日本人剝皮殺害，「奶奶」端出紀念劉羅漢大爺的血酒，讓已經成為民間武裝（或曰土匪）司令的「爺爺」（余司令）喝下，去打日本人。
戰爭是悲壯然而熱烈的，「爺爺」帶著兒子豆官（「我父親」），扛著土炮，在日本兵的槍林彈雨中英勇廝殺。
「奶奶」最終犧牲在戰場上，臨終前她仰望天空，為自己這樣 *** 地走過一生而感謝上蒼。
在小說中「奶奶」「爺爺」完全不似以往的革命戰爭小說中的英雄形象，為了理想信念，為了國家民族去戰斗去獻身，而是在生命力的驅動下，去生活、戀愛、繁殖、殺人、越貨、抗日、犧牲。
他們為解放生命而活，又為生命解放而死，無「是」無「非」（在抗日這一民族大義上不含糊），敢做敢為，他們可以說是生命意識層面上的「英雄」。
莫言在《紅高粱家族》前獻詞道：「謹以此書召喚那些激盪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
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
伏惟尚饗!尚饗!」他是為已經喪失原始、粗獷的生命活力，沉浸在功利中卑微地苟活著的人們而羞愧吧！
莫言小說有著豐富的主題內涵。
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對傳統價值觀的質疑與反叛，對封建倫理觀念深刻的剖析，也有對由於社會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人性缺失和種族退化的感嘆，對城市文明的批判……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對生命意識的弘揚。
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者受美國南方派作家威廉·福克納的影響，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自己的故鄉，著力營造「高密東北鄉」這個藝術世界。
他從主觀體驗出發，用自己的想像激活歷史，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創造出有聲有色的生活圖景。
在《紅高粱家族》《老槍》《秋水》等作品中，作者有意塑造了「我」爺爺奶奶這一輩人物，刻畫了余占鰲、戴鳳蓮、羅漢大爺等形象。
這些人物是高密東北鄉日月孕育的精華；男的剽悍勇猛，女的風流俊俏；他們嗜殺成性又視死如歸，殺人越貨又精忠報國；他們是自然生命的化身，體現了一種強悍的生命本能。
他們敢恨敢愛，敢於直面生死榮辱；愛起來在高粱地里狂熱野合，受到壓抑時則嘯聚山林，扯旗造反。
這是一群樸野人性的代表，在他們對傳統倫理觀念的反叛中，人類的生命原欲得到了最為酣暢淋漓的宣洩與抒發。
小說中，祖父母輩人物和他們充滿生機的生活，構成了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而父母一輩和「我」的同代人則顯得麻木萎縮，他們被沉重的生活壓彎了脊樑，生活之火幾乎熄滅；他們善良勤勞又愚昧膽小，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
作者在幾代人的對比中，鮮明地表現了對生命之力的崇敬、贊美和對種族退化的深深憂慮。
（選自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對戰爭的理解
《紅高粱》的創新，首先表現在內容上，它以民間的角度，審視抗日戰爭。
在小說中，重點描寫的不是帶有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在民間的普通大眾：農民、工匠、土匪、地方武裝，也有 *** 人（其中的任副官可以說具有某種正統的英雄意味）。
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或痛隱念快淋漓快意恩仇，或苟且猥瑣螻蟻偷生，突然來了日本鬼子，於是不由自主地捲入抗戰的時代洪流中，英勇著、戰斗著、獻身著，呈現一種原生態的悲壯和豪邁。
莫言的中篇小說《紅高粱》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的一個抗日故事。
這種民間立場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形象這兩個方面。
對於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並不少見，但《紅高粱》與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於，它以虛擬家族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余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種野性故事。
這部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主幹寫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的起因和過程，後者由余占鰲與戴鳳蓮在抗戰前的愛情故事串起。
余占鰲在戴鳳蓮出嫁時做轎夫，一路上試圖與她調情，並率眾殺了一個想劫花轎的土匪，隨後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里野合，兩個人由此開始了 *** 迷盪的歡愛，接下來余占鰲殺死戴鳳蓮的麻瘋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
我們不難看出在這條故事線索中，始終被突顯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 *** ，它包容了對 *** 與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為其根本。
這顯然逾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對民間世界給予一種直接的觀照與自由的表達。
前一條抗日的故事線索，從戴鳳蓮家的長工羅漢大爺被日本人命令殘酷剝皮而死開始，到余占鰲憤而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隊，於是發動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參加的民間戰爭。
整個戰斗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慾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生存斗爭。
概括地說，《紅高粱》在情節構成上是依照了民間自身的主題模式，盡管它講述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主要都是民間世界中強悍生動的暴力與 *** 內容。
與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傳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為「我爺爺」出場的余占鰲寫成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並在他的性格中極力渲染出了一種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 *** 的民間色彩。
20世紀50—70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準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
但在《紅高粱》中，余占鰲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氣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准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
這些特點也同樣體現在對於「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
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種溫熱、豐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韌、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以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沖動的脾氣，都有一種民間的放縱和生氣充盈其中。
由於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與平易之感。
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地表達出了一種真正向民間價值尺度認同的傾向。
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與自由狀態的價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種種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才能那樣自然地創造出一種強勁與質朴的美。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里的某種寄託。
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 *** 的感嘆，極力贊美他的故鄉，贊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
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愈加變得濃烈感人，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種作家把民間作為理想的生存狀態。
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盎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的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的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進步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
這里顯然引入了一種與政治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傳統都全然無關的歷史評判尺度：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實境況，便暴露出某種生氣流散與自由狀態受到限制的趨向。
而在《紅高粱》中，這種遺憾與感慨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曾經存在過的民間自在狀態的理想化與贊美，從而使其呈現出了更為燦爛奪目的迷人色彩。
3對文化模式的促進
文化模式對小說的敘事影響是巨大的。
小說不僅蘊含人類的原始文化積淀，作者對歷史、社會、道德的認識和評介等諸多文化意識也包容其中，有時表露得非常鮮明。
《紅高粱》就代表了當代作家某種鮮明的文化傾向，有別於傳統的革命戰爭小說。
這樣的文化意識，反映在內容和形式上，使小說既作為先行者取得某種創作上的突破，並引來諸多的模仿者，也帶來種種是非的爭論。
祖宗一詞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崇拜祖宗的活動在中國非常普及、盛行：縱向上，從夏殷周三代到清代，祭祖儀式一直延續著，宗廟與社稷合一也一直沒有實質性變化；橫向上，皇家與民間普通的百姓家每年都要舉行庄嚴的祭祖儀式，祖宗崇拜觀念根深蒂固。
與此相關，在我們這個農業大國里，幾千年來，農村的天然基本單位是自然村莊。
它們往往是由世代聚居的某個宗族或幾個宗族的聯合體組成，而家族普遍對記載祖先事跡與血緣譜系的家譜、族譜很重視……諸如此類的社會事實有力地支持了祖宗觀念的世代相傳。
另一方面，由祖宗崇拜、祭祖儀式培育的祖宗觀念已滲透到了我們的民族精神中，廣泛地表現在中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
比如，「炎黃子孫」的說法簡直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其實這是由祖宗觀念無意識地生發出的一句口頭禪。
可以說，祖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象徵著家族的存在、血緣的聯系，因而意味著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罵人時，咒他的祖宗是最狠毒的；在刑罰中，刨祖墳是最厲害的；而在榮譽中，沒有什麼能比光宗耀祖更能令人自豪的了。
祖宗又標志著家族的權威。
以祖宗為起點，可以依次確定家族成員的輩份關系，限定每個人的權利與義務。
祖宗又是一種精神理想的化身，很容易染上崇高色彩，因而祖宗又常常與英雄為伍。
在一個文化相對封閉的環境里，祖宗的經驗、觀念意味著後代的惟一精神起點，因而祖宗精神似乎具有永恆的價值。
「言必稱三代」「言必稱堯舜」，現實的挫折、困惑會使人們去祈求祖宗指點迷津。
儒學非常成功地將祖宗崇拜的原始文化精神融會到了自己的學科思想中。
這一點就連明代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利馬竇都感覺到了，他「認識到古老的敬祖思想是儒家哲學體系的一大支柱」。
見Spence（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實際上，古老的敬祖行為、敬祖思想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種族記憶」和「文化──審美心理」原型，在夏殷周三代形成後，經過儒學的肯定、發揚，家族社會的保護，已深深地潛藏於中國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中，在他們的價值觀念、心理中積淀為一種情結，時常若隱若現地以種種方式流露出來。
情結(plex)是一種必然而又強烈的情感傾向。
有個人的情結，「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某種情結時，我們的意思是說，他的心靈為某種東西強烈地佔據了，以至於他幾乎不能去思考其他任何事」。
見《榮格心理學綱要》第29頁。
更有民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情結。
個人情結往往與後者聯結著，甚至被它主宰著。
文學的祖宗情結原型無疑與祭祖儀式、《詩經》中祭祖詩的儀式沖動有淵源關系。
它是子孫後代對家族祖先的崇拜、懷念。
這種情結有一種常見的宣洩方式，那就是滿懷崇敬的心情，以子孫的口吻講述祖先的英雄行為，或將祖先英雄化、美化；在與祖先的對比中，子孫的自我慚愧感往往激發起他們摹仿祖先的慾念，或者萌發出尋根心態。
而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文化的某些轉型時期，子孫的祖宗情結則往往表現得很復雜：欽慕、反思、批判、困惑、迷惘，或者兼而有之。
新時期的文化轉型特徵非常明顯。
由反思文革、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錯綜復雜的因素、情況等待著人們去識別、判斷、選擇，比如，選擇異質文化的哪些成分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話、融合就令人困惑、煩惱。
這個時代問題直接引發了80年代的文化尋根思潮，隨即，沉寂於我們民族集體無意識深淵的祖宗情結在一些作家的腦海中趨於活躍。
由於文化環境相對開放，作家們的文化參照、心態、動機就比較復雜，相應，他們在審美情感上對祖宗就有了多種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價值選擇與心理企求，比如，莫言的《紅高粱》(《人民文學》1986年第3期及莫言多種小說集)、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上海文學》1990年第4期)、韓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學》1985年第6期及韓少功多種小說集)都是比較明顯地運用了祖宗情結原型，同時又有不同價值趨向的小說。
這里以原型批評方法為依據，從敘事結構的角度，對這三篇小說作一些分析。
有必要先對名詞「小說的敘事結構」作一點解釋。
小說的敘事結構受作者審美感情的制約，取決於敘述人與小說形象體系的關系，表現為從小說立意出發對敘事角度、態度的選擇以及對小說形象體系的總體安排等等，貫穿於小說敘事過程的始終。
它是決定小說敘事方式與主題的一個主要因素。
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因為同名電影獲得的巨大成功而早已為人熟知。
小說以「我」，即孫子的口吻敘述爺爺、奶奶的故事，而且還以小男孩──「我父親」的視角描繪所感受到的一切。
《紅高粱》不同於傳統小說，它的情節十分簡單，寫一天凌晨，「我父親」跟「我爺爺」去參加「我爺爺」他們組織的一場簡單的伏擊戰──在如火如荼的紅高粱地里伏擊日寇的汽車。
中間穿插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我爺爺」余占鰲殺死單家父子，與「我奶奶」結合；在紅高粱地里，羅漢大爺活活地被剮等等，最後詳寫了伏擊戰的場面。
已有的不少評論、賞析大多注意到了《紅高粱》的故事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小說的童年視角與作者獨特奇異的感覺。
也有人就事論事地指出過莫言小說，包括《紅高粱》的「祖宗崇拜」現象。
本篇則認為，《紅高粱》的敘事結構在當代中國小說中十分獨特，但從原型的角度來說，用子孫「我」的口吻帶著崇拜的心態來追憶爺爺、奶奶們的英雄業績，卻並不讓人感到陌生。
這種「祖宗──子孫」的小說敘事結構，其實就是《詩經》中祭祖詩「祖宗──子孫」話語方式的翻版。
因此可以說，《紅高粱》是作者懷著祭祀祖宗的儀式心態寫出的，是我們民族一種古老的「種族記憶」的復活。
當然，這種復活充滿了時代氣息。
莫言式的追憶 *** 充沛。
他為祖先設置了兩個背景：一是充盈著原始生命沖動的愛情，二是嚴酷的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戰爭。
在子孫「我」的講述中，祖宗「我爺爺」「我奶奶」們籠罩著迷人的光環，他們身上充溢著原始活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為了實現生命的自由，爺爺們剽悍勇敢、匪氣十足、殺人越貨、敢作敢為，他們敢於與比自己強大的日本鬼子血戰，是因為鬼子妨礙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剝奪了他們的生存權利。
他們的愛情更多地發自本能。
為了女人，「我爺爺」宰了單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我奶奶」則毫無三從四德、畏畏縮縮的氣息，她和爺爺高粱地里的野合為高密東北鄉豐富多彩的歷史「抹上了一道酥紅」。
總之，他們勇往直前、風流快活，與妨礙其自由的一切人和事爭斗，至死不悔。
就這個小說本身來說，作者藉助敘述人，孫子「我」的童年視角以及新奇獨特的感覺，主要表達的是「我」對「我爺爺」「我奶奶」原始的、浪漫的生命活力的崇拜與贊頌。
莫言對這種祖宗精神的發掘當然是有他現實用意的。
1985年掀起的文化尋根思潮，既然叫嚷著要尋根，就必然帶有一種對祖宗文化精神的追憶、回顧、反思。
這正好深深吻合了莫言當時的心態：「我贊成尋『根』。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根的理解。
我是在尋根過程中紮根。
我的『紅高粱』是紮根文學。
」(莫言《十年一覺高粱夢》，《中篇小說選刊》1986年第3期) 顯然，《紅高粱》中張揚的祖宗精神就是莫言所找到的祖宗之根。
在小說「祖宗──子孫」對應敘事結構中，「我」的敘述愈是汪洋恣肆，「我」的 *** 愈是澎湃、感覺愈是新奇，讀者，即廣義上的子孫受到的心理震盪就越大，就越會受「我爺爺」「我奶奶」們的感染，汲取祖先的閃光精神以滋補子孫之元氣的效果就愈好。
很明顯，作者在小說的立意上有潛在的、對當代文化的不滿與批判，也有對我輩子孫的訓諭，但敘事結構又決定了這篇小說的審美情感有極為傳統的地方。
《紅高粱》僅僅是後來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 *** 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一個章節。
在這個長篇中，作者藉助「祖宗──子孫」的敘事結構把《紅高粱》中的潛在情感表達了出來，小說敘述人，孫子「我」代表著都市文化。
「我逃離家鄉十年」，便被「機智的上流社會」傳染上「虛情假意」，「肉體」也被「骯臟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個毛孔都散發著撲鼻惡臭」。
「我」是「我爺爺」「我奶奶」的不孝子孫，「種的退化」的產物，因此，「我」企盼家族英雄祖先的亡靈指點迷津，在追憶反省中清洗自己的「肉體和靈魂」，「不惜一切努力」去尋找一株僅剩的「純種紅高粱」。
這隱喻了作者重塑民族精神的強烈願望，但「祖宗──子孫」的敘事結構卻使小說自然地把祖宗與子孫兩相對比，這時，崇拜祖先的儀式情感便引發了作者鄙視子孫的心理。
總的說來，《紅高粱》所崇尚的爺爺、奶奶精神帶有很多的本能沖動成分。
他們傾心追求的、「我」為之迷醉的浪漫自由固然叫人感到痛快，但倘若以此來訓導子孫，嘲弄現代文化，則是明顯地沉溺於一種美學謬誤中了。
Ⅱ 紅高粱文化指的是什麼
文學大師莫言家鄉山東高密的文化。
中國（高密）紅高粱文化節是由濰坊市委宣傳部、高密市政府舉辦。首屆中國（高密）紅高粱文化節於2010年9月26日在高密文體公園中心廣場舉辦。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陸航部首長單既友，著名作家莫言，濰坊市、高密市的相關領導等出席了第一屆的開幕式。2012年10月29日，第三屆中國紅高粱文化節在高密市文體公園開幕，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出席了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