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經濟和文化哪個強

Ⅰ 徽州地區經濟並不發達，為何徽派文化影響力這么大呢

山西商人不論是商品經營還是貨幣古代和現在不一樣，古代商人家鄉情很重，徽商和晉商基本都是在外發家的，賺了錢基本帶回家鄉置辦家業光宗耀祖，現在商人在外賺了錢都留在外地，有的還移民國外轉移資產，安徽和山西地理位置比起沿海城市差遠了所以經濟不發達經營，一般都不直接參與經營，而是自己出資，尋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當掌櫃，具體經營活動由掌櫃負責，定期結賬，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式促進了員工積極性也皮癢了山西商人的理財能力。

但她不僅僅屬於杭州，她屬於中國，甚至屬於世界。我們的責任是把她保護好，建設好，免費向天下遊客開放。現在，著名的錢塘江成了杭州的內河，杭州也不叫"錢塘江市"。將來，長三角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區，杭州也一定不會叫"長三角市"。杭州就是杭州，一個具有"獨特韻味，別樣精彩"的城市。至於杭州沒有改成西湖，一來是因為杭州的名氣本來就大過西湖。作為我國的古都之一，杭州不需要通過改名來擴大影響。二來全國名為西湖的景點眾多，杭州的「西湖」有時候還要用「杭州西湖」來確定呢。

Ⅱ 徽商繁盛與徽州文化的關系是什麼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而徽商在經濟上的成功反過來又在各方面影響著徽州的文化發展，從而造就了明清時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經濟與文化互動，在徽州歷史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徽商取得的財富成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質基礎。徽商對教育科舉、文化藝術、建築園林、公益事業等投入了大量財富；還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徽州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類拔萃的文化人才，從而鑄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輝煌。

明清時代 的徽州文化光輝燦爛、萬紫千紅。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學、徽派朴學、新安畫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畫、徽州刻書、徽州三雕、徽派建築、徽州園林、新安醫學，以及自然科學、數學、徽劇、徽菜等，幾乎在各個文化領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有的領域臻於極致，後世難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貢獻之大，世所公認， 它們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時也是當時主流文化的一個代表，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而成為燦爛的中華文化之一瑰寶，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的特點。

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徽商的成功，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明後期文壇領袖、徽人汪道昆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又說：商農「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到清代徽州學者俞正燮亦說：「商賈，民之正業。」他們不僅發出了「商何負於農」的質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賈本是民之正業，商與農是平等的，從根本上批駁了商不如農的傳統觀念。

這種文化自覺，顯然是對歷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對當時仍在流行的商為四民之末觀念的批判，是對幾千年來根深蒂固傳統的挑戰。其意義已不限於地域文化范疇，而是發出了時代的先聲。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領袖群倫的地位，而徽州社會的轉型亦步履蹣跚。盡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轉型的進程中仍不乏亮點，值得關注。徽派朴學大師戴震，作為18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思想顯露出的近代氣息，具有早期啟蒙之意義，已眾所周知。

鴉片戰爭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剛毅氣質和求實精神，發表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勇於向傳統觀念宣戰，被稱為中國思想界三賢之一，特別是其維護婦女權益、主張男女平等的諸多闡發，更展現了樸素的人權觀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後，寄居徽州的學者汪士鐸，對早婚等諸多陋習痛加批判，闡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對儒家仁政、德政進行批駁，而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同一時期，徽籍大臣王茂蔭所提出的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切中時弊，見解卓越，闡發深刻，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成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中國人。黃賓虹作為近代新安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多有創變，獨樹一幟，成為繼漸江之後的又一個高峰。徽班進京，被公認為京劇發展的源頭之一。

在自然科學方面，徽州數學家汪萊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進位制的理論，實為現代計算機原理之先河。至於徽人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與作用，無需贅言。其主張固然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駁和揚棄，然而，從其批判精神來說，卻是與朱熹、戴震這些徽州先賢們一脈相承的。而以上這些在徽州文化轉型中閃光的人物，也無一離不開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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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又稱徽文化。主要由徽劇、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書、徽派篆刻、徽派版畫、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等文化藝術形式共同構成。

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研究，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更是日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 --「徽學」，其與敦煌學和藏學齊名於世。

徽文化形成的背後，是徽州盛行的讀書風氣和徽商亦賈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發跡，衣錦還鄉，便大興土木，建樓院、祠堂，修路橋、會館，特別是熱衷於開學堂、辦試館，培養人才。同時自唐代以來一千餘年穩定的「一府六縣」格局，也為徽文化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時期，僅有六個縣城、人口最多時不過七十萬人的徽州府，就出現了1136名進士，因而造就了「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一榜十九進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讓人驚嘆的是，從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一千三百年間，全國共錄取狀元八百多名，平均三個縣才有一名。

而歷史上人口長期不過十七、八萬人的休寧縣，卻擁有十九名狀元，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狀元第一縣。更是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黃庚、黃軒、黃思永三位黃姓狀元都來自於休寧縣五城鎮的黃氏宗族，可謂「一鎮三狀元」。

盛行的詩書禮儀之風，孕育了瑰麗而鮮明的徽文化，給後人留了異彩紛呈的人文景觀和歷史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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