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賢文化是怎麼來的

『壹』 「聖賢文化,改變命運」是什麼意思

「聖賢文化,改變命運」的意思是，（學習）古代聖賢的思想文化，可以改變個人的命運。
在當今社會，古代聖賢的思想文化仍然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
1、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精華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與禮、從前孔子時代的禮樂制度到孔子的仁禮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孝道、《論語》中的孝、《孝經》論孝、孔子的命觀、孔子命觀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觀的特徵與內涵、"修身俟命論"的人生指導意義、孔子的人生問題論、樂--孔子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孔子與弟子論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與默、孟子的性善論與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學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論與禮治說、儒家思想的流變、貫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性即理"--周、張、程、朱的理學思想、"心即理"--象山、陽明的心學思想、新儒家--西學東漸的文化回應、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學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可能等內容。
2、道家思想
道家崇尚自然，有辯證法的因素和無神論的傾向，主張清靜無為，反對斗爭;提倡道法自然，無所不容，自然無為，與自然和諧相處。
3、（佛）釋家思想
「佛」是一個是大智、大悲（或謂全智、全悲）與大能的人，佛是一個對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徹覺悟的人；就是一個自己已經覺悟了，而且進一步幫助其他的人也能夠覺悟，而這種自覺（覺）和覺他（行）的工作，已同時達到最圓滿境地的人。
佛教與其它宗教的不同點：佛不是萬能，佛不能賜我們以解脫，他只能教導我們，我們還是要憑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脫。佛教要我們修行，追求成佛解脫去西方極樂世界，否則墜入六道輪回。
此外還有法家、墨家等，只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其他各家漸漸沒落了。

『貳』 傳統文化 ，聖賢，什麼是聖賢

立志發財，也可以，聖賢中也有立志發財的，比如古代范蠡。他立志發財也善於發財，但他就是古代聖賢（就是今天的文財神）
所謂立志做聖人，只是理想，是志向。與當官發財不矛盾，與智慧聰明不矛盾。只是教我們走正道而已。

『叄』 「聖人」是一種至高的稱號，那麼它是怎麼來的

聖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稱號，這個稱呼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的，我們一想到聖人也都會想到孔子孟子之類的人，而不會想到我們旁邊周圍所存在的人。

所以這個稱呼不是誰都稱得上 也不是誰能擁有的。在古代除了像孔子，孟子這種是人之外，就是君王統治者可以這樣稱呼。

就這樣的人才會被稱為聖人，而那些統治者雖然在當時被人們稱為含明襲聖人，但只不過是因為他們是統治者罷了，時過境遷，千年過後，留下的聖人也不過我們印象中最深的幾個吧。

『肆』 「聖人」是一種至高的稱號，那麼它是怎麼來的

聖毀擾兄人最早出於儒家，孔子應當是中國歷史最纖襲早的聖李搭人，對歷史的發展或在歷史變遷中有些卓越貢獻的人，可尊稱為聖人。莊子也有說道，至人，神人，聖人，代表著三種榮譽，可見有偉大成就的人可為聖人

『伍』 聖賢的基本含義

在我國，賢者如字面意，為賢明有才德的人。賢字中有個「貝」，其本意為「多財」，所以中國古代也有說賢者為富有的人，但是此解較少。古文中的賢大多為對別人的敬稱或是指代英明的君主，或直接從表意，如：
賢,多才也。——《說文》
以財分人之謂賢。——《莊子·徐無鬼》
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史記》
親賢臣。——諸葛亮《出師表》 楊萬江文
這里談一談對儒家「聖賢」的理解，看看儒家所謂「聖賢」是怎麼回事，因為這一點往往引起人們很多的爭議和不解，甚至使願意修養儒家道德的人因為誤解而入岐途。儒家所謂「聖賢」，按照《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的表達，是這樣一種人：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捨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古之所謂聖賢有兩個非常基本的維度，一個就是「言足法於天下」，從而具有奠基和引領思想文化的基本路徑、基礎原則和方向之意義的人；一個就是「德配天」「若天之司」而健順天地萬物的秩序（禮），給天下和黎民百姓帶來愛和福址（仁）的人。聖人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不僅本身是法於也達於天地之大道，而且因其「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而被人們以天之於天下的廣博之益來比喻其德（當然，聖人不等於天，這是個比喻的說法）。所以，《中庸》說：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中庸》）
在早期三代的文化中，前面述及的兩個方面是統一的，而且，實際上，聖人就是「聖王」，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不僅是奠基和引領思想文化基本路徑、基礎原則和方向「言足法於天下」乃至「為萬世立法」的人，也是實際地能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 雍也第六》），帶給天下健順的秩序和人民福址的人。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們用不斷積累、探索、完善、繼承和開創著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經驗去治理天下，從而對天下和人民產生了感覺如天降恩惠的巨大影響，並受到人們的贊美。也就是說，他們的「所說」，乃是他們「所行」的治理之法和具體實踐；他們的「所行」，乃是他們「所說」的具體體現。這就是三代之所謂「聖王」，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聖人」。到春秋之時，「禮崩樂壞」。孔子出，整理和刪述三代之治的文獻，並以道理的解說向天下進言，試圖恢復三代之治的基本文化傳統，使天下免除混亂、從而化成天下。當孔子試圖說服天下時，他就必須也必要地對三代傳統作道理的解說。實際上，這就成為一種從道德修養到治平天下的一套「學問」。所以，王夫之曾經評論說「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這是很恰當的。孔子自己不承認也事實上不是「聖王」，但他的道德、思想和知識的確已經達到聖人的高度，至少在具有「為萬世立法」的意義上，孔子被後世遵為聖人。但早期三代中前述兩個方面的統一就開始分化了。我們看到，所謂「聖」，在思想文化制度知識和基本道理的方面，孔孟領世道千古，而實際政治中如何能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那個意義，往往是政治上的所謂「聖上」，也就是對皇帝的要求。唐玄宗在《紀泰山銘》中甚至庄嚴地向天發誓說「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個人沒有獲得利益，那麼各方的人都可以責備他。可見古代皇帝追求真正意義上的「聖上」「聖王」，是要體現普惠於民的。它叫「皇恩浩盪」。那種陽光普照大地式的廣博恩惠，是「德配天」「達天德」之「聖王」的理想。在建制化的社稷國家中，也只有作為皇帝的「聖上」在其權力位置上才可能產生廣泛的普惠於民的效應。一個普通的人或許可以在自己的能力上產生有益於他人和社稷國家的影響，從而被人們以賢能和君子相贊揚，但這往往不足以具有普天之下恩惠萬民的廣博效應。所以，在實際政治中，普通的人稱「聖人」不僅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糊塗事件，而且也言過其辭。因為事實上你產生不了那種「德配天」的廣博恩惠效應。我們通常可以把那些在社會中能夠為他人或社會公益帶來助益和貢獻、體現著良好道德，並具有成就的人，稱為「社會賢達」，我們也可以在德才兼備具有良好道德和治世才能的人中「選賢與能」，但較少有妄稱自己和他人是「聖人」的。在古代尚且如此，在現代，恐怕就更不能妄稱「聖人」了。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憲政國家更加重視制度對權力的制衡來防止權力過大和集中產生的弊端，任何人的權力和機會都很難象古代的「皇帝」那樣，既可能因為追求「聖德』而成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聖王」，也可能因為他一己之利一己私慾而置人民、社稷、國家於災難，甚至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國家的所作所為也可能對人民構成國家主義的災難。古代儒學強調前者，申說前者，現代儒學則強調怎樣避免後者，同時繼續申說前者，但少以古代意義上的「聖王」而論道德之於政治，因為現代社會中的國家領導人畢竟不是古代意義上的「王」了。但一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天下萬民福祉的位置，也是需要盡可能地張德性而惠及天下的。在今天的時代，多元的社會常常很難有什麼人能夠讓某一思想系統成為所有人都一致接受和奉行的那種絕對影響力（當然，那些甚至就沒有能力成其一套思想文化系統的人，就根本談不上往這方面說事）；實際的政治和社會中，一個人的能力也遠難達到讓所有人都獲益的那種效應。政治處在左派與右派政策所影響著的不同人利益關系的巨大差異和爭執中，並形成政黨政治的局面。這樣的情況下，奢談「聖王」或「聖人」是不合時宜的。不是不允許你追求什麼，而是你事實上很難做到古代那種意義上的「聖王」或「聖人」。古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那是從野蠻到文明的演進過程中涉及最基礎層面的文明思想和傳統，但越是到後來，越是涉及更具體面的問題，人們之間的差別就越大。所謂孔子之後，「儒分為八」，「道術為天下裂」，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個變化。乃至我們今天的全球化中，甚至在文明非常基礎的那些層面上也產生著來自不同傳統的巨大分岐和差別，我們這個時代是很難有「聖人」的。人們可以在精神上追求，但不可以妄稱，更不可以拿某種妄稱去投機。這是必須向儒門同道交待清楚的重大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按照太史公對孔子的評論，聖人對於我們來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