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武二元文化怎麼樣

⑴ 什麼是二元文化

二元沖突結構是中國法律文化沖突的主要特徵,它在性質內容上表現為西方現代法律文化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間的沖突,在結構形式上表現為法律制度文化與法律 觀念文化之間的沖突.當代中國法律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設自身存在的不足,是當前中國法律文化二元沖突發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國法 律文化的二元沖突結構,要明確當代中國法律文化建設的價值定位,健全現代法律制度體系,加強對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價值觀的培養和教育,增強法律觀念文 化與法律制度文化的協調性、一致性.
有關題目

一
.
填空題

1
．若
2x
m+n
－
1
－
3y
m
－
n
－
3
+5=0
是關於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則
m=_____
，
n=_____
2
、已知
2
1
x
y





是二元一次方程組
7
1
ax
by
ax
by







的解，則
a
b

的值為

。

3.
已知
x/2=y/3=z/4,
且
x+y-z=1/12,
求
x=_____ ,y= _____ ,z=_____.
4
、若二元一次方程組







1
15
3
2
by
ax
y
x
和







1
5
y
x
ay
cx
同解，則方程組的解為

。

5.
將一種濃度為
15℅的溶液
30
㎏，配製成濃度不低於
20℅的同種溶液，則至少需要濃度
為
35℅的該種溶液
____________
㎏
.
二
.
選擇題

1.
小明在解關於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組









1
3
3,
y
x
y
x

時得到了正確結果






.
1
,
y
x

後來發
現「

」
「


」處被墨水污損了，請你幫他找出

、


處的值分別是
( )
A
．

= 1
，

= 1 B
．

= 2
，

= 1
C
．

= 1
，

= 2 D
．

= 2
，

= 2
源
:
學。科。

2.
若關於
x
，
y
的二元一次方程組







k
y
x
,
k
y
x
9
5
的解也是二元一次方程
6
3
2


y
x

的解，
則
k
的值為（

）
A
．
4
3

B
．
4
3
C
．
3
4

D
．
3
4


3
、如右下圖，
AB
⊥
BC
，∠
ABD
的度數比∠
DBC
的度數的兩倍少
15
°，設∠
ABD
和∠
DBC
的度
數分別為
x
、
y
，那麼下面可以求出這兩個角的度數的方程組是（

）

A
、
90
15
x
y
x
y







B
、
90
2
15
x
y
x
y







C
、
90
15
2
x
y
x
y







D
、
2
90
2
15
x
x
y







4.
一賓館有二人間、
三人間、
四人間三種客房供遊客租住，
某旅行團
20
人准備
同時租用這三種客房共
7
間，如果每個房間都住滿，租房方案有
（

）

A
．
4
種

B
．
3
種

C
．
2
種

D
．
1
種

三
.
應用題
1.
如圖，
在
3×3
的方陣圖中，
填寫了一些數和
代數式
（其中每個代數式都表示一個數）
，
使得每行的
3
個數、
每
列的
3
個數、
斜對角的
3
個數之和均相等．
（
1
）
求
x
，
y
的值；
[
（
2
）
在備用圖中完成此方陣圖．

–
2
3
4
（備用圖）

2
y
–
x

–
2
3
4
x
y
（第
4
題）

a
b
c

2.
某廠工人小王某月工作的部分信息如下：信息一：工作時間：每天上午
8
∶
20~12
∶
00
，
下午
14
∶
00~18
∶
00
，每月
25
天；信息二：生產甲、乙兩種產品，並且按規定每月生產甲
產品的件數不少於
60
件．
生產產品件數與所用時間之間的關系見下表：
生產甲產品件數
（件）

生產乙產品件數（件）

所用總時間（分）

10 10 350
30 20 850
信息三：按件計酬，每生產一件甲產品可得
1.50
元，每生產一件乙產品可得
2.80
元．

根據以上信息，回答下列問題：（
1
）小王每生產一件甲種產品，每生產一件乙種產品分別
需要多少分？（
2
）小王該月最多能得多少元？此時生產甲、乙兩種產品分別多少件？

3.
隨著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斷提高，我市家庭轎車的擁有量逐年增加
.
據統計，某小區
2007
年底擁有家庭轎車
64
輛，
2
009
年底家庭轎車的擁有量達到
100
輛
.(1)
若該小區
2007
年底
到
2010
年底家庭轎車擁有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都相同，
求該小區到
2010
年底家庭轎車將達到
多少輛？
(2)
為了緩解停車矛盾，該小區決定投資
15
萬元再建造若干個停車位
.
據測算，建
造費用分別為室內車位
5000
元
/
個，
露天車位
1000
元
/
個，
考慮到實際因素，
計劃露天車位
的數量不少於室內車位的
2
倍，
但不超過室內車位的
2.5
倍，
求該小區最多可建兩種車位各
多少個？試寫出所有可能的方案
.

4.
為實現區域教育均衡發展，我市計劃對某縣
A
、
B
兩類薄弱學校全部進行改造．根據預
算，共需資金
1575
萬元．改造一所
A
類學校和兩所
B
類學校共需資金
230
萬元；改造兩所
A
類學校和一所
B
類學校共需資金
205
萬元．
（
1
）改造一所
A
類學校和一所
B
類學校所需
的資金分別是多少萬元？（
2
）若該縣的
A
類學校不超過
5
所，則
B
類學校至少有多少所？
（
3
）我市計劃今年對該縣
A
、
B
兩類學校共
6
所進行改造，改造資金由國家財政和地方財
政共同承擔．
若今年國家財政撥付的改造資金不超過
400
萬元；
地方財政投入的改造資金不
少於
70
萬元，
其中地方財政投入到
A
、
B
兩類學校的改造資金分別為每所
10
萬元和
15
萬
元．請你通過計算求出有幾種改造方案？

⑵ （日本）公武二元的具體解釋

公武二元是日本古代鐮倉時代特有的的政治格局，代表搭源扮天皇文治主義的公家貴裂褲族政權和代表幕府武治主義的武家軍人知灶政權並存的『雙規政治』。

⑶ 元朝對漢文化接受到什麼程度

元朝的歷史，如從廣義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從狹義上算，則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漢地，改行漢法，建元中統，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為大一統王朝，它的壽命並不長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古代許多大一統王朝都是在內憂外患交織的情況下走向滅亡的，而元朝則有所不同。終元一代，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在前期與西北察合台、窩闊台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戰爭，到元朝中期戰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內部治理的問題究竟何在呢？我們過去習慣於用「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危機深重」之類理由解釋一個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只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各朝代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對於元朝，恐怕需要從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說，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未能彌合。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復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說。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 ，與其漸漸疏遠。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么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寫到這里我想說說我的觀點，當今社會，沒有英語等級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實這也是上層建築的意思。 如果讓每個國家都來學習中文，那我們還用的著天天A、B、C嘛。扯遠了。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系，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元朝制度的二元性與遼代南北面官並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現為「蒙漢雜糅」，兩種不同來源的制度互相聯系，嵌合在同一運轉系統當中。政權主體形式仍然是傳統的漢式中央集權統治體系，殘存的蒙古舊制則被各自配置在這一體系內部的不同部位發揮作用。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不妨以吏員出職制度為例。吏員出職是元朝很有特點的一項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動，吏員成為中下級官員的主要來源。這些人缺乏正統儒家思想的熏習陶冶，道德觀念和文化素質低下，卻以刻薄文法相尚，對元朝的政治腐敗和社會矛盾激化負有很大責任。曾有一些學者引經據典，將元朝的吏員出職與漢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統治者在制定、完善這一制度時，並沒有過多顧及傳統漢族社會的有關典制。與其說元朝吏制是漢代制度的遺存或再生，不如說它是蒙古統治者特殊統治意識的滲透，是他們對漢地制度認識不深、漢化不徹底的產物。 而作為吏員出職對立面的科舉制度卻突然停廢，每當有恢復可能時，統治者總是作出對其不利的選擇。恢復後，也有名無實，對用人格局沒有根本觸動。統治者在制定製度、採取措施、進行各種選擇時，其統治意識會導致決策的偏差，對歷史產生影響，體現出偶然性，對此我們過去重視不夠。事實上，元朝的很多制度變化，往往並不見得是制度自身發展就較大歷史范圍而言）的自然趨勢，而主要是因為打上了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烙印，需要從文化差異的背景去解釋。官制的混亂蕪雜、分封制的重新抬頭、相權的膨脹、地方權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觀。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狀元沒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學家都寫曲去了，要是在現代我們天天聽新歌，呵呵。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制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這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後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後」，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漢地傳統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作為授予元勛重臣的榮寵虛銜。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卻將它們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授予僧侶、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跡於朝」。僅據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記載，禮部一次就鑄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備頒發。 由於太尉等銜加授過濫，元中期人已漸漸不再稱它們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稱為「上公」、「三師」的另外三個更高的榮譽頭銜——太師、太傅、太保。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就乾脆說「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對車載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則用「或置或否」四字輕輕帶過。這一概念變化甚至被明朝所襲用。
元朝漢化遲滯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此作過研究，概括起來，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游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 而拓跋鮮卑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契丹情況亦然），女真（滿族）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因此前者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就要比後者困難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葯方。第三，盡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建立不久就陷於事實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這一情況，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備的。因此，很難將元朝漢化遲滯的責任歸咎於忽必烈。
在討論行元朝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許衡，他很早即就此問題發表過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見。至元三年（1266），許衡向忽必烈上疏，論述「立國規模」，集中談到行用「漢法」的問題。當時忽必烈即位已經七年，漢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國家統治重心的轉移亦已完成。但在許衡看來，漢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長遠規劃，「日計有餘而月計不足」，「無一定之論」。他說：「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可見他認為漢法還沒有完全實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元朝漢化進程的估計相當悲觀，認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則是由於「國朝土余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嘩其不可也」。而且滅金以後「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更加大了改革難度。因此許衡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方針，「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要求忽必烈「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致治之功」。這篇奏疏非常有助於我們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勢和元朝的歷史特徵。類似的低沉論調，在其他幾個北族王朝是很難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為進入漢地的北方民族政權，其統治者都會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比較強的民族意識。這種自身民族意識可能會引發文化沖突，如北魏的崔浩國史之獄、清朝的強制剃發和文字獄，都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並以統治者一方獲勝告終。然而在個別問題上文化沖突的激烈程度，並不與文化差異的大小成正比。相反，這種個別沖突愈激烈，可能說明統治者虛弱自卑、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嚴重。元朝的情況則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寬容頗為當代史學家所羨稱，而同時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許因此而早衰，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後能夠長久保持自己的傳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反映出歷史的復雜性。

⑷ 日本古代的公家和武家有什麼關系，他們是兩派不同的政治集團嗎，天皇在他們之間又是什麼作用

一般看來公家和武家是對立立場的，天皇就是那個平衡兩邊的楔子。公家的貴族們掌握著文化的潮流，而武家的大穗彎正名們掌握著天下絕大部分的土地與鬧桐兵馬。他們在不斷的追求著他們所沒有的那部分力量，就這樣從鐮倉時猜悔代直到室町時代，後來有人想出了一個辦法：部分有實力的公家與武家結成聯盟，武家提供武力，公家製造聲勢，來取得更大的利益。這其中公家的代表人物是近衛前久，武家代表是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

⑸ 結合史實說明三晉文化為什麼是二元一體的復合形文化

三晉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它又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了解三晉文化的本質和它的發展是有意義的，對解決今天的現實問題也會從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民族融合性，兼容並包性，地域差異性和黜華尚實性。

從現有的文獻看，道家的傳播大體可分為南北兩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為以三晉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齊國的黃老學派一支，其共同特點是以「道」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顯的「入世」傾向。

南方一系則為莊子代表，發展《老子》去「欲」之說，進而將「長生久視」的取向扭轉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遙」，表現出明顯的「出世」傾向。

北方系的三晉的一支有《文子》一書。過去普遍認為《文子》是偽書，是後人摘抄《淮南子》湊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漢墓葬中出土竹簡中有《文子》，經整理於1995年公布。竹簡共227枚2700餘字。

竹簡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體地浮出歷史水面。與郭店本《老子》顯示的老子之學的基本傾向一致，《文子》主要從《老子》的無為、尚虛、貴柔及主在人後的宗旨出發，推闡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託周平王與文子對話。學者認為，這不是無謂的設辭，文子是晉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學術背景正以三晉的史學為背景，這與我們對老子學術背景認識有一致處。而且，據魏啟鵬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儒家推崇三晉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內涵；三晉文化在傳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樹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晉文化。

三晉文化現象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牶一個是開放，一個是務實，一個是求新。依我看這是三晉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開放性：這可以說是三晉文化與生俱來的特點。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曾經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走過了許多國家和地方，廣泛接觸到華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後，加以融會貫通，形成了三晉文化的基礎。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對人才的重視。不僅放手使用本國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攬國外的人才。「楚才晉用」這個成語，概括的就是這種情況。

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趙武靈王認識到中原傳統的車戰不夠機動靈活，因此力排眾議，學習和引進匈奴人的辦法，用騎兵代替車戰，同時發揮弓箭的遠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軍的戰鬥力，培養出了像李牧、廉頗這樣的名將。

務實：務實，從思想方法上說，就是實事求是；從政治理念上說，就是關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務實的精神可以說是三晉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思想，實際上促成了我國封建朝代史上兩個最好時期的出現，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

求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不斷進步。三晉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可以舉文學藝術方面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唐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唐詩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發展，與唐王朝當局者開放的、兼收並蓄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與一大批山西籍詩人王勃、王維、柳宗元等的傑出貢獻也是分不開的。

唐代詩人既繼承了北朝文學朴實敦厚的傳統，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學的營養。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又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作出新的探索，這才有了唐詩的繁榮。

(5)公武二元文化怎麼樣擴展閱讀

山西歷史文化脈絡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進程從未間斷，影響深遠。山西歷史從史前文明的舊石器時代發端，歷經堯舜禹和夏商周數千年的演進，到晉國和三晉時期已經形成有別於其他地域文化的顯著特徵。秦漢以來，山西歷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燦爛輝煌。

山西歷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發生了重要作用，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和影響力，山西成為地方文化特色最濃厚的地區之一。

1、距今180萬年以來的山西新舊石器遺存是中華文明的曙光

山西舊石器文化遺存質量高，數量多。現已查明全省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近400處，其中舊石器早期遺址的數量位居全國之首。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發現，對研究人類的起源，對探索山西在文明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著關系全局的重要意義。

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以出現長期定居的村落、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制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飼養家畜為基本的特徵。山西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區域，遺址有上千處之多，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石制生產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窯，這些文化遺存標志著山西新石器時代的文明和輝煌。

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後，山西南部已經成為當時諸多邦國的中心，相當於古史的堯舜時代，可以推測，是堯舜禹的活動把山西推向了當時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區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時代最燦爛的光芒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說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業建都的歷史。史書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

可以說，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文明中，只有黃河中游晉南、豫西的文化傳承沒有被打斷。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及加強防禦，傳說大禹之父鯀已開始建城。不斷發現的夏城遺址，也在映證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國家政治文化中心的歷史。

3、晉國與三晉時期的文化是中華文明進程的關鍵環節

關於商族的起源，一些學者專家認為在山西的南部地區，認為垣曲商城即文獻記載「湯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僅有比較完整堅固的城牆、城壕及城門，而且區分出宮殿區與一般居民生活區，陶器與青銅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諸侯，叔虞封唐後，舉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儀式。唐叔虞之後，他的兒子燮父即位，改國號為晉，「晉國」的歷史從此開始。

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韓、趙、魏三國相繼被秦兼並，期間的800餘年，晉人的活動范圍從最初的河、汾之東方百里的地方，擴大到擁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內蒙古、陝西的一部分。

戰國時期的韓、趙、魏三家都出自山西，並且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聯合滅掉智氏，盡分其地。

4、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

山西的稱謂幾經變化。秦時為郡縣制，置太原、河東、上黨、雁門、代郡。漢時基本沿襲秦朝郡縣制度，屬並州刺史部。唐朝為河東道，宋朝為河東路及西京道，元設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則為山西省。在這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內容不斷擴展，影響不斷提高。

明清時期，經濟活動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在五個多世紀里，山西商人從鹽業起步，發展到棉、布、糧、油、茶、葯材、皮毛、金融等各個行業都能雄踞一方；晉商依託故里，擴展到全國各地的關隘重鎮和商埠都會，從內地貿易開始做起，直到把貿易擴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俄羅斯、朝鮮、日本等鄰近的國家。

中國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響力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們的文治武功。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兩至晉地，在太原和上黨留下了足跡。統治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漢武帝劉徹，曾率領群臣到河東郡祭祀後土，寫下為人傳頌的《秋風辭》。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山西是這個古文明國度中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山西地區的歷史演進，聯系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留下35000處文物古跡，其中已經成為國保的119處，位居中國第一。山西南部芮城縣，傳為關羽出生地，有中國最大的關帝廟。從這里也折射出三晉文化之於中國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時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風行，全國「農業學大寨」，大寨鄉鄉長陳永貴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晉文化本質上還是農業文化。

⑹ 元朝大一統政權的背後藏著什麼樣的屬性

五：隨蒙古帝國和元朝權利構成變化而來的漢化時斷時續問題

元朝歷史不長也不短，廣義上看從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帝國到1368年滅亡，不過163年，狹義上看，從忽必烈1260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滅亡不過109年。

那麼元朝滅亡的根源是哪些，於外憂而論，元朝幾乎沒有，除了和兄弟汗國察合台、窩闊台的短暫戰爭，元朝對外戰爭在忽必烈之後幾乎平息。

所以元朝亡於內患是肯定的，比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殘暴“之類。貌似已成歷史公論，不過這難免泛泛而談，其實這一切的表象，不過是文化差異根源的體現而已。

而文化差異，就來自於他們的堅持傳統，和漢化“遲滯”。

一個”堅持“一個“遲滯”就是矛盾的二個方面，游牧民族政權進入中原，漢化是大勢所趨，但是傲嬌的蒙古卻因為根深蒂固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他們的統治方式是以間接統治為主，重搜刮輕治理，是他們對待漢文化區的常態。

直到忽必烈繼位之後，利用絕對權威推行漢化，改變統治核心，才有了一點漢化苗頭。

但是這個苗頭也並不明顯，不徹底，僅僅停留在政權設置與儀文禮制這兩個面子工程上。

一般面子工程都是表象，而內部不改變，就是偽命題，可是忽必烈開的頭並沒有人承接。

於是停滯，還有一會前進，一會倒退就是常態。

頑疾就來自於，蒙古帝國那特有的貴族特權階級，他們可以稱呼為守舊派，守護的不過是蒙古族權貴，還有新興勢力集團色目人的利益，在他們看來，擴張是為了利益，統治是為了斂財。

具體到漢化“遲滯”的根源，也有幾個重要原因

第一：中高層權貴沒興趣，反而推行蒙古文化

蒙古建立了元朝，可是對於漢文化那一套其實是不屑於的，這從他們推崇藏傳佛教就可以看出來，皇帝都是佛教徒，儒學是什麼？他們不知啊！

除了少數皇帝如元仁宗、元英宗熟悉儒學之外，幾乎都不涉獵儒學！

失去了來自最上層的興趣，中層又不積極推進，反而在下層不斷教育基層官員和平民，學習蒙古文化。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

這不是漢化，這是蒙古化。

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文化態度如此，其統治效果可想而知啊。

第二：政權無制度，二元色彩明顯

無制度的意思按照史學家孟森所言就是：“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而二元色彩明顯的意思則是

“既行漢法，又存國俗”。

這二段話如何解釋，不過是和漢族王朝傳統制度相悖，說是正統，其實名不副實，還是沒有逃脫游牧帝國那一套，卻又生硬的加入漢族政治元素在裡面，是一個“蒙漢雜糅”在一起的混血兒。

中央雖然是漢朝中央集權統治體系，地方確是蒙古舊有政權體系。

這就讓中央和地方產生人為割裂，結局當然可想而知！

也因此才有了科舉制度在元朝的時斷時續，因為科舉都是儒家思維熏陶的官員才能參與考試，可是地方並不需要這樣的人，他們自有自己的一套官員任職制度，這套制度類似於漢朝的舉薦制，都是親隨舉薦，最後大量舉薦官員占據官場，和科舉官員對立，互相看不順眼。

由此可見，科舉制在元朝雖有作用，但很多時候都是名存實亡，科舉官員出仕之後，也不得不和元朝舉薦官員配合，於是在吏治選官這塊元朝內部也是斗爭不斷。

六：該如何評價元朝

元朝建立與草原游牧文化基本盤之上，他們即使入主中原還是堅持自己的文化基因，抵制漢化，這最後成了他們短命的根源。

元朝如果用一句話評價就是：中國封建制度的高峰源自民族大融合後的唐宋，中國封建制度的低谷也源自民族大融合之後的元明清，低谷的帶來者就是元朝！

而這恰恰就是二次民族融合與沖擊帶給中國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融合雖過程殘酷，但卻給漢文化注入生機於活力。唐朝的強盛源自這種精神氣質，宋朝的富裕也源自這種精神氣質，可是第二次沖擊之後的明朝和清朝則走向另一個異化，那就是專制中央集權的巔峰！

比如明朝施行的世襲軍戶匠戶制、驅奴制、諸王分封制、都是元朝制度的延續，而元朝政治制度又是蒙古制度和金國制度的拼湊，都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基因在裡面，而與之相對應被消滅的就是原本宋朝正統的漢族王朝政治制度。

但歷史也是有慣性和反復的，雖然明朝早期將承接於元朝的專制制度保留下來，並基於此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明朝前期兩位政治強人去世之後，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是部分恢復了原本該有的樣子。

宋朝時期主張：“皇族於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才有文人士子地位的空前提高，明朝時期主張：“不得因言獲罪”才有明朝中期開始的言官敢於言事。

而蒙元帝國則不同，他們在穩固草原基本盤的基礎上，以抵制漢化為前提進行了最大程度的擴張，建立了遼闊的帝國，漢化於他們而言是毒葯也是蜜糖，最後他們的選擇是做做表面功夫，然後在各種矛盾割裂還有權利失衡中滅亡，最後他們的制度延續，還讓明初還有清朝的中央集權達到封建社會頂峰。

⑺ （日本）公武二元是什麼意思

「公」是指「公家」，特指服務於天皇與朝廷的、住在京畿的五位以上官僚（三位以上稱「貴」，四位、五位稱「通貴」），與古代豪族有深刻的淵源，在律令官僚制的促進下走向成熟，「官位相當制」、蔭位制、官職家業化等促進了貴族的世襲化。
「武」是指「武家」，指武士系統的家族、人物，與「公家」相對。其核心是平氏和源氏。武家是從在古代公家的領地、庄園中負責武備警衛的家族發展而來，原是為公家所統治的階層，後逐漸壯大，實質性地把持了全國政權，繼而建立了鐮倉幕府，公家則被傀儡化。

「公武二元」其實就是鐮倉以後的拍敬粗幕府將軍統治，表面上將軍為天皇臣子，形式上取得天皇授權，實為以軍事統治進行封建采邑，凌駕正規的文人中央集權政府機構。也可以說是稿薯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統治國家。 鐮倉幕府的建立標志著日本由中央貴族掌握實際統治權的時代結束了，武家統治正式建立，在貴族時代地位很低的武士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鄙視平安朝貴族萎靡的生活，崇尚以「忠君、節義、廉襲鎮恥、勇武、堅忍」為核心的思想

⑻ 「城鄉二元文化傾向」如何理解

城鄉二元結構與發展緩手陸中國家的教育
作者：藍建 主題類號：G1/教育學 【 文獻號 】1-85
【原文出處】《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008
【原刊頁號】70～75
【分 類 號】G1
【分 類 名】教育學
【復印期號】200101
【 標 題 】城鄉二元結構與發展中國家的教育
【 作 者 】藍建
【作者簡介】藍建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比較教育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 100088
【 正 文 】
城鄉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共有的最重要特徵之一。教育既對這種城鄉關系產生影響，同時教育自身又是這種城鄉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的條件下，發展教育以促進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教育面臨的問題。
一、發展中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
根據城市化模式的一般理論，現代工業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社會。大多數人口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大城市遍及東西方大多數發達國家。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不僅是人口增長、移民而且是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場所。城市的發展點燃了農業經濟爆炸之火，它使農村商品生產迅速興盛起來。城市居民中傳播著新的文化與理想，它們不斷「擴散」或「滲透」到農村，結果使農村地區也大大活躍起來。農民欣賞城裡人的物品，越來越多地從城裡購買商品。正是通過這種物質和文化上的交流，城鄉共同繁榮。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與這一模式相去甚遠。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過程受到殖民主義的強烈影響，相當一部分城市是為了殖民主義的投資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因此，這些城市在文化上與周圍地區相對疏遠，在經濟上則被當成出口產品的中轉站，而不是促進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市場。盡管獨立以後各國家都實施了城市再分布政策，但由於經濟「有增長而無發展」，大城市根本不可能把它的發展推移到貧窮的農村地區，城市根本起不到擴散作用。因此城鄉之間不僅不是互惠互利關系，反而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差距，即發展中擾頃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徵：城鄉二元結構。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的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差異，尖銳地表現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徵上。
發展中國家城鄉結構的二元化，指的是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結構的斷層和分化。其實質就是現代與傳統並存於一個社會之中所產生的現代性結構與傳統性結構的分裂。雖然任何國家內不同地區在經濟發達程度上都存在著差距，但是發達國家內部的差距是由於地域的不同造成的，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差距則是本質的、發展階段的不同。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選擇都是從外部強加於傳統社會的，而不是傳統社會自然而然地發展和延續的，因此社會結構產生了強烈的變化和斷層，形成了二元化社會。從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看，發展中國家正處在從傳統社會向薯世現代化社會的過渡中。
二元化社會的這兩種成分是通過多種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反差，而城市與鄉村的差距是其集中體現。城市以工業為主，生產規模較大，技術比較先進，產品主要在市場出售，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收入均較高，鄉村則以農業為主，生產規模較小，工具簡單，產品主要是自己消費，而不是在市場銷售。在這一經濟二元結構的基礎上，社會、文化、道德等都存在著二元結構，它包括：新舊價值觀差距、現代文明與傳統風俗習慣之間的差距、民主與法制化進程上的差距等等。
城鄉二元結構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有它存在的歷史條件，但從長遠看，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大障礙。它使城鄉發展脫節，不能形成統一的國內體系，嚴重影響了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從二元化向一元化過渡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一大課題。
二、城鄉二元結構對發展中國家教育的影響
發展中國家城市與鄉村之間在發展上的差距嚴重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威脅到國家的政治穩定。依據各國不同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條件和水平，制訂城鄉發展的現代化策略，以最終克服城鄉矛盾消除城鄉對立，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教育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既對城鄉關系產生影響，同時教育自身又是城鄉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發展已經證明，教育可能對城鄉關系的縮小起作用，但若策略失誤，教育也可能加劇城鄉的矛盾與對立，甚至引起社會動盪。而教育發展上的城鄉差距是社會發展狀況在教育上的反映。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府的「城市偏好」傾向，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造成了嚴重後果。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二元結構使城鄉教育的條件形成強烈反差
——教育投資的城鄉差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尚很不發達，教育投資的總體規模仍然十分有限。而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不論是早期的以充實物質資本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還是後來的以充實人力資本為特色優先發展中高等教育的戰略，都把農村教育的發展排斥在投資重點之外。因此，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由於經費短缺而教育機構稀疏，政府只承擔教育事業費用的一部分，其餘則由農村學生及家長、教師和校長籌措。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貧困現象較普遍，即便家庭有些收入大多也只能維持溫飽，對教育進行大量投入根本不可能，貧困家庭連教育基本費用都繳納不起，此外他們也時常看不到受教育的益處，不願為教育投資。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其他教育投資來源一般很少，偶爾有國際組織的援助，是不足以作為一般情況來論述的。如此種種，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從其源頭，就生成著、推進著城鄉之間的不平等。
——教師配置的城鄉差異。由於高層次的師資培訓機構都設置在城市中，城市中的學校受益匪淺。但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受教育人數猛增，教育投入不足，受過培訓的教師人數始終滿足不了教育的需要。受過培訓的、合格的教師大多願留在學校條件好、社會環境優越、收入穩定和個人發展有前景的城市學校任教，導致農村學校教師奇缺，合格教師更少，有些科目沒有教師。農村教師工作條件差，工資低而且時常沒有保障，缺少或沒有進修、培訓機會，晉升、個人發展都比較困難。此外農村教師任務比較繁重，除教學任務外，有時還須承擔學生接送、學生伙食，有時還需替學生支付某些費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教師常常居住在遠離學校的社會服務好、舒適的中心區域，他們很難形成歸屬感和承擔對方之服務的社區的義務，從而使遲到和缺勤成為常事，這對教學質量的負面影響是可想而知的。這也割裂了教師與社區的關系，教師既不是社區成員，也由於很多時間花費在往返路上使他們很少有時間能夠從事教學以外的社區工作。他們往往也不安心農村工作，或想遷往條件更好的城鎮，或想放棄教師職業。
——上課天數的城鄉差距。由於城市與鄉村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性質不同，城市中以現代的正規的行業為主，它們按法律或政府規定的勞動日和休息日進行作息，而城市學校則以此安排自己的教學活動。但是在農村，人們的日常生活是按照農業生產的規律進行的，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還是傳統的或較為傳統的、簡單的、手工或體力的勞動，現代技術成分較少。因此，農村的學校必須適應當地人的作息和勞動習慣，在播種或收獲的季節，教師和年齡較大些的學生要參加農業勞動。農村學校除了例行的國家統一的節假日外，還要安排與農業生產相適應的各種農假。此外還會因其他各種農村的特殊原因，出現不上課情況，這導致農村學校較城市學校每年上課天數少。
——學校分布的城鄉差距。一般來說，城市中學校密布，而且由於交通便利，學生可以使用各種交通工具到學校上學，所以城市中各級學校入學率都較農村高。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時常缺少教育機構，學校分布十分稀疏，即便是小學生有時也要走遠路到外村或鎮子上去上學。農村中交通普遍不便利，村與村之間常常沒有交通工具，道路又不好，有時兒童上學還要翻山越嶺、過河等，農村兒童失學率大大高於城市。
——學校物質條件的城鄉差距。幾乎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城鄉學校之間在物質條件方面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作為學校的基礎設施，有些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學校常常沒有校舍，城鄉學校建造校舍使用的材料也有很大不同，此外由於經費方面的原因，農村校舍維護也很差，致使農村校舍破舊不堪，而且常常成為危房。許多貧困國家的農村缺少最基本的教學物質條件，既無校舍，又無黑板、教材。
——學生條件的城鄉差異。許許多多因素都妨礙兒童充分利用學校提供的教育。城鄉之間居住條件的差異是其中之一。由於居住條件太差、家庭缺少基本的生活用品、沒有清潔的飲用水和沒有電及其他物質方面的困難，使得適宜的教育對農村兒童來說格外困難。兒童的健康不良和各種勞動也阻礙了兒童按時就學。此外，那些家庭條件不好的兒童除學校課本之外，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文字材料，特別是這些家庭中的母親常常文化很低或根本沒有文化，這限制了家長對子女教育的支持與幫助。
另外，城鄉學校的校長不僅在素質上有很大差距，在任務上也有很大差距。農村學校校長基本上人人都同時擔任教學和管理任務，城市小學校長中這種情形要少得多。再如督導，城市學校接受督導的機會多，對農村學校的督導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往往不成為制度。 （二）幾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UNESCO：「Quality of Primary School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Context」)
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該州位於墨西哥中部，距墨西哥城120公里。州內既有舒適的生活區，又有半沙漠地區，還存在土著人居住區。該州教育發展水平與全國持平。從城鄉小學的物質條件看，75.0%的城市小學有體育設施，農村小學為50.0%；85.3%的城市小學有不同類型的地圖，農村小學為31.8%；65.0%的城市小學有科學圖表，農村小學為11.4%。從教師隊伍看，城市小學教師中58%接受過中等以上層次的教育，農村教師僅為14%；本校工作年限，城市小學教師為7.3年，農村教師為2.4年，反映了農村教師隊伍穩定性差，流動性大；城市教師中想轉換學校的佔10.1%，農村教師高達40.9%。從教育管理看，城市小學中4/5的校長接受過管理、督導、領導方面的培訓，農村小學校長僅為2/5。從學生狀況看，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都存在缺課現象，但原因截然不同。城市學生缺課次數少，且多是由於生病而不能到校。在農村學生則常常由於家務或農活而不能上學，同時家長也缺少責任感，不督促學生上學，生活條件差而導致的身體不適也是農村學生不能到校的重要原因。從教師的總體教學能力看，掌握了教材者，城市教師為48.4%，農村教師為33.3%；講解明確者，城市教師為51.6%，農村教師為20.8%；積極進行課堂教學者，城市教師為54.6%，農村教師為33.3%。從教學態度上看，對兒童感興趣者，城市教師為51.6%，農村的教師為41.7%；強化對學生影響者，城市教師為41.9%，農村教師為4.2%。從教學組織能力看，能進行有組織教學者，城市教師為48.8%，農村教師為16.7%。
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居住了全國城市人口的80%，與其進行比較的是南部恩澤雷科雷某縣的林區。從教育設施看，城市中12.7%的校舍需重建，林區則為30.2%。校舍完好的城市小學佔12.0%，林區為3.2%。自9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財政緊縮，公共教育經費僅能滿足城市學校建設的需要，農村小學建設的任務逐漸轉移到社區和學生家長身上，從而更拉大了城鄉間教育條件的差距，農村學生家長必須參與建校勞動並為學生提供桌椅。從教師狀況看，未完成初中或僅完成小學的小學教師城市為0，而林區則為16.6%；完成了中學學業的小學教師，城市為56.6%，林區為40%；接受過中學後教育的教師，城市中為11.7%，林區為3.4%。
印度的中央邦。該邦位於印度中部，部族眾多，語言多樣，而且中央邦還是印度10個教育最落後的邦之一。從物質條件看，許多農村學校不具備任何有效教學的基本條件，如許多學校沒有校舍，沒有黑板，沒有教科書，沒有適宜的讀寫材料。在印度，由於教科書是家長花錢購買的，這對農村家長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果不是對子女前景有把握，家長一般不願出這筆費用。在中央邦農村，一年級小學生通常都沒有教科書，隨年級升高，有書的學生才逐漸增多起來。從教師隊伍看，受過中等後教育的教師城市高達62.5%，農村僅為15.4%；從教年限城市小學教師平均達21.4年，農村僅為13.4年。從教育管理看，校長在從事管理、督導和領導的同時還兼教學任務的，城市小學為30%，但在農村則為100%。從督導看，所有城市學校一年中都能得到督導，但41.6%的農村學校得不到一次督導。從教學方法看，在印度中央邦，45.5%的農村小學所謂「教學過程」經常僅僅是教師讀課本而已，城市小學如此的僅為13.8%。
（三）二元社會結構使城市與鄉村對教育需求差別懸殊
盡管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水平在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我們從上面的分析和具體實例中也看到其在教育上的城鄉差距，但是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實行的學校體制仍是殖民時期繼承下來的，它不僅完全是城市化的，而且完全是西方式正規學校的效仿或移植。這種學校是一種完全著眼於城市的、工業化社會的、精英選拔式的學術性機構。這種體制曾在培養管理政府各部門以及城市一部分現代化經濟領域的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農村生活和上學的兒童超過70%，這些兒童中的80%以上都要花費大量時間從事種田或者作為非熟練勞動者以賺取低微的收入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將終生在農村中度過。但西方學術性的教育開設的課程，有很強的城市化傾向，幾乎不給學生傳授他們能夠在農村環境中有效發揮作用所需知識、技能和思想。這種初等教育是為中學作準備的，它訓練學生讀寫算，還包括朗誦、背誦和反復練習，卻沒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結果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農村學校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幫助農村學生發揮更大作用並未產生什麼影響。這種教育模式促使大量有才能的農村青年離開農村。
三、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城鄉教育的整體發展
社會的發展系統是由城市和鄉村共同構或的。城鄉關系是一種包含著各種要素在內的城市和鄉村之間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的復雜關系。城鄉關系影響著社會發展的質量。城鄉關系的核心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用什麼樣的方式使得這些資源在城鄉之間、或者說在同一社會中按不同形態生活的群體之間實行有效的分配與流通，從而達到社會的整體進步。
由於「城市——工業」導向發展模式的弊端，在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佔大多數，城市居民比在工業部門就業的人口要高得多，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處在一種無限供給狀態等多種原因，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不能採取簡單的「城市——工業」導向模式，如此只能導致城鄉結構的不平衡發展。從長遠看，不利於農村發展，會導致城鄉差別擴大，惡化發展中國家業已存在的不發達問題。
可持續發展戰略為發展中國家處理城鄉關系問題指明了方向。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建立在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基礎上，而且需要建立在穩定的社會基礎上，其中就包括地區間的均衡發展、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等。因此可持續發展不再單純追求產值、規模效益而過分偏袒城市與工業，它承認城市與鄉村在社會發展中的不同作用，它們有不同的實際利益，在實際中它們有不同的需求，可持續發展將給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及其他行業以同等的發展機會，現代城市與現代農村將各自發揮自身獨特的作用，我們稱之為城鄉協調發展模式。
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系統也是由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共同構成的，不存在所謂「一般現象」或「一般問題」。在制定政策和實施計劃時都需要樹立這樣的觀念，即城市與鄉村教育有不同作用，它們有不同的實際利益，有不同的實際需求。在探討和解決教育發展問題時，必須認識到單純研究國家平均的、一般的教育狀況是絕對不夠的，必須揭示城鄉教育差異，弄清在城鄉不同條件下，教育發展的不同情況。
根據城鄉協調發展模式發展教育以促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是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此，我們提出一種新的教育發展戰備：城鄉教育的整體發展或城鄉教育與發展模式。
城鄉教育整體發展的思路是改變城鄉教育分割和城鄉教育分治的作法以及重城市教育輕農村教育的傾向，按城鄉教育交流與結合的原則，把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納入統一的教育發展大系統，建立新型的城鄉教育協調關系。它強調單純改變農村教育而不同時改變城市教育和單純研究城市教育是不夠的，也是不明智的，必須從城鄉關系的整體來考慮國家的教育發展。其目的在於改善城鄉教育功能和結構，實現城鄉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協調城鄉的教育需求和利益，從而加快發展中國家教育現代化進程，逐步消除城鄉教育的差距。
城鄉教育整體發展從一個綜合的角度對待城鄉教育的關系，而不是孤立地強調農村教育的作用。在對教育問題的分析和研究過程中，充分考慮城鄉的差異與不同作用，這才是城鄉教育的均衡。只有關注所有地區的作用，才可獲得真正的城鄉教育的均衡和有效發展。城鄉教育整體發展不強調農村教育問題，而強調城鄉教育在發展中的角色以及不同作用。
當發展開始轉變到以人為中心的時候，城市與鄉村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現象自然就應該成為發展的中心議題，從而教育發展計劃本身就應該是城鄉教育協調發展計劃。城市與鄉村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傳統教育發展計劃應該逐漸轉變為能促進城市與鄉村平等與公正的教育發展方式。
但是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計劃中缺乏城鄉教育差異和城鄉教育協調發展的意識，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教育發展、特別是阻礙農村教育發揮作用的主要根源。城鄉教育的分割已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及發展中國家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導致農村教育長期處於落後狀態，教育脫離社會發展需要，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分割和不發達狀態。發展中國家要通過城鄉教育協調發展的方式，普遍提高城鄉人口的現代化素質，尤其是提高農村人口的現代化素質，以促進城鄉矛盾的逐步克服和二元結構的消除。
四、城鄉教育整體發展模式在實際中應注意的幾個具體問題
根據城鄉協調發展模式，發展中國家的教育不論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教育內部還是教育外部，城市教育還是鄉村教育都需要進行改革與調整。宏觀上，在制定教育發展政策、實施教育發展計劃時，需關注城鄉差異，樹立城鄉教育差異和城鄉教育整體發展的意識。為了檢驗教育計劃對城市和鄉村的影響，城鄉協調發展模式需關注諸如：在這一計劃中誰受益，誰受損；在教育的權利與義務、城市與鄉村的教育之間的權利和特權；城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之間的平衡等等。
作為農村人口佔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要加速農村（而不是農業）社會整體發展所需各類人才的培養和合理配置。除農業經濟和農業技術的現代化程度遠遠落後於工業外，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在於農村社會整體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城市，因此今後城鄉教育協調發展的重點應是加速農村社會整體發展所需各類人才的培養與配置。
從微觀上，在農村教育內部，除職業技能培訓外，應注意教育培訓內容的多樣化。農村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而是全面提高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因此，農村教育的發展不僅要在受教育人口數量上有所擴大，在教育年限上不斷延長，而且要確保教育質量，即教育內容與當地生活緊密相關，以保證農村人口生活質量各方面的提高。在農村教育中要注重農村社會發展中非農業經濟、非農業技術內容的培養，如文化教育、科學技術、醫療保健、社會、服務、社會保障、交通、郵電、消費、生活方式、居住條件及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新的心理狀態、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等。在農村，更要根據知識經濟的特點，除發展和依靠正規教育外，要大力加強和發展各級各類非正規教育。這一點對農村教育發展意義很大。根據農村人口的勞動特點和組織結構類型，利用他們的各種空閑時間和活動機會，由政府、非政府組織或志願者組織農村人口參與各種教育活動。
在城市方面，要加強城市教育對農村教育的支持與幫助。諸如加強對農村教育的調查與研究，為農村教育發展提出切實可行的理論和建議，加強對農村所需各類人才的培養，幫助農村普及義務教育和進行繼續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的現代化水平。再如，加速小城鎮的建設與發展，使小城鎮成為城鄉教育協調與流動的中介與紐帶，成為農村教育的中心。
總之，城鄉教育的協調發展要求：教育資源配置的協調，教育人才、技術、信息、資源等方面的合理流動，及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各層次城、鎮、鄉、社區的教育網路，形成城鄉教育之間相對穩定而有規律的結合和協調發展。

⑼ 如何看待宗教文化在歐洲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字數600字左右)

字數較多，你精選一下。
公元四世紀，古羅馬誕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護下，基督教由屢受迫害的異教變成了正統國教。當徒手的耶穌戰勝了持劍的愷撒之後，基督教逐漸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

一、馴化野蠻人的基督教

從人性進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在精神及其倫理層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統一的持久的超驗信仰，對天堂的期待安撫著地上的苦難，信徒的良知反抗著世俗權力的蠻橫，並通過聖徒的殉道和懺悔為人們提供道德典範（比如，耶穌殉難之後，又有聖彼得和聖保羅的殉教，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這信仰，這典範，提升著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為在道德上凝聚社會的紐帶連接起世世代代的倫理傳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臘形而上學的結合而形成的超驗倫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絕對價值，並逐漸演變為普遍有效的公德標准。來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許給為善者入天堂的萬世至福，降給作惡者下地獄的永生懲罰，又通過懺悔的途徑給人以贖罪和自新的機會。上帝之子耶穌用甘願上十字架的代價，背負起人的「原罪」，以絕對的非暴力對抗暴力，以絕對的愛與寬恕降恩於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類，唯有終生向上帝祈禱和懺悔，在行為上不斷行善積德，才能在無限的贖罪之路上接近天國。正是這種恩罰並重、懺悔贖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驗倫理，逐漸把兇悍的野蠻人和貪婪的惟利是圖之徒，馴化為平和、節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講，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幸運的在於，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發生武力沖突，在世俗意義上，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但在屬靈意義上，教權之下的信仰及教會的統一，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著昔日的羅馬帝國統一。正如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聯接著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憑借著聖徒的榜樣激勵、教會的超然權威、教義的普世正義、教士之佈道安慰、儀式之庄嚴魅力、信徒之堅定虔誠……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剋制、苦行等社會公德。僧侶們的開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對弱勢者的庇護、對窮人的賑濟、收養鯀寡孤獨、安頓迷途旅客，教會醫院救死扶傷，特別是救助那些被遺棄的罪犯和傳染病人……等等，宗教場所不僅成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傷之地，也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戰雙方不得進入宗教場所，已經成為世界通則。

二、改變社會結構的基督教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的發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會成為凝聚社會大家庭的組織紐帶和自治權威，也成為秩序與和平之源。不僅是羅馬教廷提供了西方屬靈世界的統一權威，而且各地方教會也成為社區自治的組織核心。這種以教會lkl為組織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對結束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來說，具有著遠比世俗政府更強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但與現在的聯合國相比，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產物，所以，梵蒂岡對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梵蒂岡訓令對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強大的約束力，而聯合國決議卻難以真正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

2，基督教信仰，逐漸凝聚起整個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識，從而形成了相對於世俗權力及其利益的超驗良知，隨著教會的普及和日漸擴張，這種獨立於世俗王權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識，逐漸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宗教權威，在世俗政權本身無法形成對最高權力的內部制度化制約的情況下，基督教作為社會性的精神權威，發揮著從外部制約世俗王權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變了西方社會的整體結構，即在世俗政府的權威之外，造就了另一個獨立的屬靈權威，構成了兩種權威、兩套法律、兩種責任的並存。神權的確立及其教會財產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變成一神教的同時，也使古希臘遺留下來的一元社會隨之退出歷史舞台，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逐漸由一元變成二元，神權與王權、教會與政府、僧侶與俗人、宗教法與世俗法……的並存，構成了古羅馬社會結構的二元化：一是僧俗並存並日趨走向政教分離，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並存。正是在兩種不相上下的社會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對抗中，西方社會才能逐漸形成兩種統治力量相互制約的權威均衡，為西方制度向自由憲政的演變提供了成熟的社會條件。

3，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驗基礎。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不僅教會法在技術上為世俗法提供了可資效仿的對象，而且對來自超驗正義的教會法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於是，西方人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首先，法律來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惡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僅僅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從人文精神的特質和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基督教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質的偉大貢獻。

1，基督教的教義及其神學思想，對西方的人文學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教義提供普世道義，拉丁文提供統一文字，自耶穌殉難以來的西方，沒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產品，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神學、哲學、文學，還是繪畫、音樂、建築，只要是人文和藝術的創造，無一不打上鮮明的基督教印跡。不要說神權時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現代西方，基督精神也為人文創造提供深層的滋養，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和非理性主義運動之中誕生的文化巨人們，盡管以復興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來對抗神權主宰的中世紀，但是從但丁的《神曲》到義大利三傑的繪畫，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貝多芬等人的交響曲，從康德的絕對律令到尼採的超人，人們都能看到基督受難的形象和聽到天國的鍾聲。可以說，基督教已經滲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別是那種指向絕對價值的超越精神，已經成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標志。

2，基督教教會和神職人員在保存古代文化遺產方面貢獻卓著，不僅是與基督教傳承直接相關的古典遺產，還有大量異教和異端的文獻資料。經院神學家對古典哲學做出的獨特性解釋，對古典精神的傳承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教會開辦的神學院為西方高等教育體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現代的大學及其研究制度的母體。教會、修道院和神學院訓練出大量的教師、學者、法官、外交官和內閣大臣。教會的慈善事業也包括資助藝術創作，西方的音樂、繪畫和建築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沒有教會所提供的精神資源和物質
支持，也是難以想像的。

近現代以來，藉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並由武力的征服和佔領的殖民擴張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擴張（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20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基督教、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與人性的內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確立人的尊嚴、鼓勵自由競爭、確保和平秩序和激發人的首創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⑽ 德國的「二元制」教育是怎樣的

「二元制」在德國普遍被稱為「雙元制」。「雙元制」職業教育是指青少年既在企業里接受職業技能和與之相關的專業知識培訓，又在職業學校里接受職業專業理論和普通文化知識教育，這是一種企業與學校配合，實踐與理論密切聯系的職業教育制度，目的是培訓具有較高職業素質的專業技術工人。它最主要的特點是企業承擔了其中大部分的經費和主要責任。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學生在企業接受培訓的時間要雙倍甚至更多於在職業學校學習的時間。企業是實施職業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學生們在企業里的身份是學徒。

職業學校是「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另一元。在德國，由於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所以德國聯邦政府規定，自6歲起，已經接受了9年義務教育的青少年，如不繼續上高一級的中學， 則必須在年消清滿18歲之前接受3年左右職業義務教育，即上職業學校。職業學校的數量在全德國各州職業類學校中列第一位。
職業學校在企業培訓的同時傳授給年青梁鄭人從事職業活動的理論知識，並且幫助他們繼續進入全面發展。「雙元制」職業教育也可以說是純粹意義上學徒教育和職業生涯之間橡橋頌的一個重要的聯系環節，它避免了毫無經驗走上就業崗位所產生的問題，對年青人和企業來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多年來，接受學徒培訓的企業一直佔全德國企業總數的20%左右，1990年的統計數據是513000家企業。企業培訓的資格認定由行業協會負責，行業協會專設有企業培訓咨詢部，當企業提出進行職業培訓申請後，咨詢部的企業培訓咨詢人員需要對企業進行面訪，就有關問題與企業負責人進行討論。如企業完全符合規定，則由行業協會發給培訓准許通知，經審定不符合規定的企業，不得擅自招收學徒。在眾多的培訓企業中，由於生產規模不同，培訓方面有較大差異。像奧迪公司這樣的大型工業企業一般有培訓中心，實訓車間。在企業培訓中開設與培訓職業相關的理論課，是對在實訓車間通過實際操作所學的知識技能的補充和提高，同實踐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培訓企業不僅有向學徒們傳授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義務，還負有教育義務和照料義務，即關懷學徒的身心健康，培養學徒誠實、勤奮、守紀律以及主動性、責任感和創造性等等。支付學徒培訓津貼，並定期讓年青人接受健康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