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文化有什麼

① 蜀漢文化、金沙文化的來龍去脈

蜀漢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於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間，是四川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名城。

歷史沿革

西周、春秋時期為古蜀國領地。公元前4世紀，古蜀國開明五世(一說九世)遷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遷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於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以蜀王舊都一帶置成都縣。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陽建制興築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國地置蜀郡，成都為郡。西漢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為導江郡，公孫述在成都稱帝。東漢末年為州、郡、縣治所。三國為蜀漢國都，兼郡、縣治所，兩晉為「成漢」都城，南北朝為州、郡治所。隋煬帝大業三年改益州為蜀郡，為郡、縣治。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在成都縣之東偏置蜀縣，始為成都、華陽兩縣治所。唐肅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為「南京」。五代十國時期為前蜀、後蜀都城。元朝時為四川行中書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華陽二縣治所。明末張獻忠在成都建大西農民政權，改名西京。清朝時設四川省，下設道，為省、道、府、縣治所。

1949年12月後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為四川省省會。

旅遊資源

成都氣候濕潤、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天府風光」、「熊貓故鄉」、「蜀漢文化」是其三大旅遊特色。西嶺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龍溝、天台山、朝陽湖、龍泉湖、桂湖、黃龍溪和農家田園風光共同構成了綺麗多姿的「天府風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縣黑水河、都江堰市龍溪——虹口三處自然保護區及成都市大熊貓繁育基地居住著世界上約80%的大熊貓，遊人不僅可以觀賞到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還可以了解到有關大熊貓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僅有獨具一格的自然景觀，還有著豐富的人文景觀，如望叢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宮、永陵、孟知祥墓、朱悅廉墓、僖王陵、彭大將軍紀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橋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戲冠天下」之譽的成都是我國戲劇之鄉。形成於清代的川劇是我國重要的地方戲劇之一，尤其是「變臉」、「吐火」等絕技獨樹一幟，令人嘆為觀止。

川劇：又名川戲。由四川本地的車燈戲在明末清初的時候吸收了來自蘇、贛、皖、鄂、陝、甘等各地的聲腔，而形成的一個新的劇種。有崑曲、高腔、胡琴、彈戲、燈戲五大聲腔組成，使用四川話演唱，語言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具有鮮明的蜀地特色。傳統劇目：《柳蔭記》、《情探》、《秋江》、《評雪辨蹤》、《拉郎配》、《夫妻橋》、《望娘灘》、《白蛇傳》等。

變臉：變臉是川劇表演的特技之一，用於揭示劇中人物的內心及思想感情的變化，即把不可見、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緒和心理狀態變成可見、可感的具體形象——臉譜。最初的臉譜是紙殼面具，後發展為草紙繪制的臉譜，現在使用的大都是綢緞面料。變臉臉譜會選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俠士、鬼怪之類的造型，而人們所熟知的臉譜，如關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臉譜一般不用於變臉。

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是民工在開挖蜀風花園大街工地時首先發現的。遺址所清理出的珍貴文物多達千餘件，包括：金器30餘件、玉器和銅器各400餘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餘件，出土象牙總重量近一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從文物時代看，絕大部分約為商代（約公元前17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晚期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編輯本段發掘概況
1929年春，四川廣漢月亮灣，當地農民燕道誠父子掏地下水坑時挖出玉器400餘件，翻開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頁。在挖出寶物之後，燕道誠懷著特殊的心理，將其中大部分贈給了親友鄰居，這使得部分文物流傳到成都，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關注。
1986年，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三星堆和月亮灣進行聯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幾個月的他們始終一無所獲；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的時候發現了兩個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員立即趕到進行仔細挖掘，三星堆遺址終於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開始發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在位於成都西郊蘇坡鄉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過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規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遺址。當晚，考古專家初步鑒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遺址是一個很有研究和考古價值、規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進駐現場，對挖出來的浮土進行翻查，並開始著手考古發掘工作。[1]
編輯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與廣漢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類金飾如太陽鳥金箔等則為金沙特有。玉器種類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約22厘米的玉琮，顏色為翡翠綠，雕工極其精細，表面有細若發絲的微刻花紋和一人形圖案，堪稱國寶，其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主要以小型器物為主，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其中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相差無幾。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專家認為，極可能是當時貴族的奴隸或戰俘，這表明當時的蜀國已比較強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樸生動。 金沙村遺址的發現，引起各界關注。專家們一致認為，金沙遺址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金沙遺址的發掘，對研究古蜀歷史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張儀築成都城的戰國晚期。金沙遺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獻中完全沒有的珍貴材料，將改寫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1]
編輯本段遺址意義社會生活
創造這個偉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們的祖先是位於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東北部、黃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們和華夏族的祖先是發源於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遷過程中，由於和岷江峽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當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開始定居農耕時，其民族成分已經和他們祖先有了一些區別，相貌也發生變化(如三星堆出土銅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長、臉部狹長而輪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邊形、鼻樑高挺、鼻翼寬闊、嘴唇寬扁、耳垂大而張。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為早期政治宗教場所；在城市周圍進行農業耕作，憑著成都平原豐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經營著發達的種植業，並在其帶動下發展著畜牧業，出現了早期手工業和商業。
隨著人口增多和生產力發展，古蜀文化進入文明時代--古代蜀國建立。在古蜀國，宗教的地位至高無上，每一個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領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築、雕塑為宗教服務，祭祀中心也紛紛建立，體現著神權的強大；祭師階級同世俗貴族共同掌握政權；大量國力運用於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銷驚人。
生活特點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時期的社會生活和同時期黃河流域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滿了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異域色彩。古蜀先民穿著左衽的細薴麻布衣或絲衣，有的衣服上還綉有龍、雲、人面、回字的圖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長，象長著"尾巴"；他們梳著高高的椎型發髻，貴族還戴著蓮花高冠。他們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裝盛酒漿。他們將海貝作為法定貨幣進行買賣，而且還把其作為財富的象徵，或收藏或陪葬。[1]

僅供參考

② 三國時期蜀國政治文化

一、蜀漢政治的分期
劉備集團自建安十九年（214）攻佔益州到炎興元年（263）蜀漢滅亡，共50年。在這50年中，諸葛亮治國約20年，可以視為蜀漢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輝煌的時期；接著蔣琬、費禕執政約20年，他們並無變革，保持了蜀漢政治前期主要優點，但也留有隱患，這一時期可視為蜀漢政治的中期；蜀漢政權的最後10年，陳祗、黃皓亂政，位高權重如大將軍姜維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亂，迅速滅亡。這三個時期中尤其是蜀漢的前期和後期之間，政治狀況有著明顯的差異。將其分別進行研究，有助於把握不同時期政治狀況。
蜀漢前期 公元214年劉備佔領益州後雖然並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權實際是存在的，同時也馬上著手對這一地區進行治理。從佔領益州時起，至蜀漢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去世，共約20年。建興元年（223）以前，諸葛亮雖說是劉備的助手，但由於劉備經常征戰在外，因而在治國方面諸葛亮仍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劉備去世以後，諸葛亮受託孤遺命輔佐後主，「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在治國方面發揮主要作用。這一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勢力的過度膨脹，也得到其支持。
蜀漢中期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相繼執政（234～254），他們治國「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①]繼續保持了社會的安定，注意維護與益州士族的關系。可以說，這一時期蜀漢政治狀況與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費禕對奸佞陳秖的提拔和縱容，為日後陳秖、黃皓的弄權亂政，留下了禍根。這是蜀漢的中期。
蜀漢後期 自244年年初費禕遇刺身亡後，蜀漢政治發生了很大改變。陳祗把持朝政，宦官黃皓與之「互相表裡」，操弄權柄，位高權重如大將軍姜維竟至不敢回朝議事，惟擁軍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會的動盪，益州士族由於自己應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護，對蜀漢政權的存亡也漠不關心。於是263年魏軍攻入益州，蜀漢迅速滅亡。這10年，可視為蜀漢的後期
蜀漢政治的基本狀況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國」
蜀漢前期，諸葛亮的治國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說，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嚴格執法以建立和恢復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會；同時又注意以德治國，從而培養社會的正氣。諸葛亮治國刑禮並重，既主張「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撥亂趨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變社會風尚。
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嚴明，以法治迅速確立了蜀漢政權的權威，恢復了社會的安定，達到了「強不侵弱」；他賞功罰罪，執法公平，維護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國，「威之以法」，是針對當時益州法紀廢弛、秩序混亂而採取的撥亂趨治的有力手段。
劉備、諸葛亮入蜀前，劉焉、劉璋父子倆先後統治益州20多年。由於未能嚴肅執法，因而這20多年裡益州「威刑不肅」，法紀廢弛，乃至「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益州豪強的為所欲為，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士大夫多挾其財勢，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為亂者十戶而八。」[②]因而諸葛亮入蜀後，清明政治、嚴肅法紀、整頓吏治，就成為首當其沖的問題。諸葛亮堅決以法治蜀。他執法尚嚴，「刑法竣急」，有力地打擊了豪強勢力目無法紀的囂張氣焰。諸葛亮以法治蜀在劉備集團中也存有爭議，例如法正就認為應當緩和外來與益州地主集團之間的緊張關系，勸諸葛亮也「緩刑弛禁」，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書》，堅決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態度，堅持審時度勢、以法治蜀。 
以法治國，首先應當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條的內容，從而使官吏軍民有法可依。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他親自參與制訂了蜀漢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國頒布施行。此外，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訓勵臣子」，還不厭其煩而叮嚀周至，「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③]詳細地申明官民必須遵循的法紀禁令：哪些是必須做到的，要「務」些什幺；哪些是應當警戒自己謹慎從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堅決不許做的，應該「恐」、「懼」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詳盡地解釋科律和禁令，並反復重申和宣傳，自然有利於使人遵從法紀，減少和避免違法犯禁之事。在制訂和逐漸完善法令科條的過程中,諸葛亮既充分重視，也親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諸葛亮死後數十年，西晉政權曾下令讓史學家陳壽整理諸葛亮的著作，編輯為《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這部文集在隋朝時就已散佚，內容已無從詳知，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載有《諸葛氏集》的目錄，其中關涉到以法治國、以法治軍內容的卷軼，在該文集的24卷中佔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綜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檢（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軍令（上、中、下）》等。諸葛亮駁斥了那些不顧時勢而要求「緩刑弛禁」的謬論，制訂和不斷完善法紀科條，為以法治國、依法治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以法治國，諸葛亮尤其注重執法公平，賞罰必信，無論誰都一視同仁，觸犯了刑

③ 蜀漢文化有哪些

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 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鹵制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跡。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文化與以下三方文化有明顯的交流與兼容：一為荊楚文化，是耕織結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詭浪漫，以《楚辭》為圭臬；二是秦隴文化，注意綜核名實，講究耕戰和商業；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禮，看重歷史，以《詩經》為准繩。巴蜀文化兼容了這三種因素：它接受荊楚文化而把《楚辭》發展為漢大賦；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學趨於發達；它接受秦隴文化而導致「隴蜀多賈」，工商業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滲透影響而外，主要表現在對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詔文化的輻射，還遠達東南亞大陸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④ 蜀國的文化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風格與同時期中原一帶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時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文明程度。
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顯示出了當時精湛的工藝。 到目前為止仍沒能尋到文字，難道當時沒有文字？
商代晚期，四川流傳著一種「巴蜀符號」，但這種符號究竟是不是文字，現還沒有定論。
孫華認為，按照文獻的說法，確實沒有文字記載。此前有一種說法，一個名叫屍子的人曾在蜀國著書立說，如果當時沒有文字的話就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說法。
王仁湘說：「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並非沒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證明。」 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遺址自1931年以後在這里曾多次發現祭祀坑，坑內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銅器。1986年發現的兩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銅器、玉石器、象牙、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製作精美。青銅器除罍、尊、盤、戈外，還有大小人頭像、立人像、爬龍柱形器和銅鳥、銅鹿等。其中，青銅人頭像形象誇張，極富地方特色；立人像連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頤大耳，戴冠，穿左衽長袍，佩腳鐲，是難得的研究蜀人體質與服飾的資料。祭祀坑的年代約當商末周初，被認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諸自然神祗的遺跡。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國的原始宗教體系已比較完整。這些祭祀用品帶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特別是青銅雕像、金杖等，與世界上著名的瑪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館副館長張繼忠認為，大量帶有不同地域特徵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聖中心。
金沙·十二橋文化是三星堆文化過渡後的一個時期，和三星堆相比，金沙也曾作為古蜀國的王都繁榮一時。金沙遺址祭祀區分布在摸底河南岸，是一處規模宏大、延續使用了近千年的濱河祭祀場所。考古學家在這里發掘出了1400多件文物，這些文物成功地搭建起金沙文明的祭祀體系。同三星堆相比，金沙所出土的祭祀品並沒有那麼大，似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小范圍祭祀活動。器物堆積得雖然擁擠，但並非雜亂無章，像是按照某種次序所排列的。
由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太陽輪（太陽型器）和青銅神樹，以及金沙遺址出土的鳳凰金箔，表現了古蜀國人民對太陽的崇拜。現位於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中建有模擬古祭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