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儒家文化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有人推崇儒家文化，但卻有人妖魔化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後學的發展和傳承，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著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人本意識、憂患意識、道德意識和力行意識對中國社會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
在春秋戰國時代，孔子創立的儒學即被稱之為「顯學」。漢以後，儒學取得「國家意識」的合法身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儒學對中國社會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構成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要構建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總體的把握。
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兩層意思。關於天人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張寓天道於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統一性中見出天道的統一性。因此，他既講「天知人」，把天擬人化、道德化；又講「人知天」，強調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動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聯系起來，主張「盡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為中介將天和人溝通和統一起來。關於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稱「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樣的意思，即「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所謂「和而不同」，說的是對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這是合乎辯證法的和同觀的。所謂「過猶不及」，說的是凡事都有一個界限和尺度，達不到或超過這個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的實質乃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度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當今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既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離不開人際關系的和諧。小至家庭，大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都是同樣的道理。可以想像，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對自然進行掠奪性開發，其結果只會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並最終招致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
所謂人本意識，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而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樂道和汲汲追求的東西。無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那樣，突出人的個性自由與解放和個體的獨立與發展。但這只是相對而言，第一，儒家並沒有完全抹煞人的個體主體的作用與價值，抹煞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孔子說「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實現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說「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認為「立人」、「達人」要以「己立」、「己達」為前提。孟子說「道惟在自得」，求道沒有別的途徑，全靠自身的修行和體悟。這都是對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肯定。第二，主體理應包括個體主體和類主體，主體意識應包括個體主體意識和類主體意識。就類主體和類主體意識來說，儒家不僅不曾忽略，相反卻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從人性的普遍性出發，把人看成是一種社會性的類存在，作為類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於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於人的家庭血緣關系，以人倫世界、人倫社會為人的生存發展的根本依託，故而人的社會價值或類主體價值較之人的自我價值或個體價值更重要。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儒家強調「人貴物賤」，認為人類有著不同於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貴之處，具有其他事物無法比擬的價值；強調「民為邦本」，認為人民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牢固，國家的安寧才有保障，國家的發展才有可能；強調「民貴君輕」，認為人民、國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決於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識突出人的主體性，主張把人當人來看待，提倡重視民意，與民同樂，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體現，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於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觀念是通過對人性的肯定來論證人格尊嚴，民主觀念是通過對人權的肯定導出人格平等。人性與人權、民本與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過，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為民主思想的基礎。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有必要從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養分。
與道家崇尚自然的傳統不同，儒家的傳統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識到道德對於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無德行構成人們人格評價的直接依據。一個人如若沒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貴為王侯，也得不到萬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窮困潦倒，也能得到萬民稱頌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還是人們設身處地的行為准則。儒家認為仁義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義之心也就等於喪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們強調做事要從仁義出發，不仁之事不做，不義之財不取，哪怕與人相處也要有所選擇，要與有仁義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處。再次，道德構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內容。儒家重視教育，但他們所論教育主要不是知識教育，而是倫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願望是通過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後，道德也是國家興衰存亡的重要標志。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與這個國家上至國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狀況、道德水準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仁義存則存，仁義亡則亡。
儒家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崇尚道德的傳統，而嚴格說來，道德意識與法治意識並不矛盾。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和道德自覺的人，也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他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因此，我們認為，盡管儒家所論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不一定都切合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但中國作為文明之邦，在發展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中，崇尚道德的優良傳統卻萬萬不能舍棄。
在儒家看來，和諧境界的實現，人本精神的高揚，憂患境域的擺脫，道德素養的提升，無一能夠離開人們投身現實、奮發進取的努力和作為。因此，儒家經典大多強調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義者。孔子雲：「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意思是說，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當有無窮責任、無窮事業，當走向社會、服務於社會，否則，貪圖安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士」的恥辱，就不配當一個知識分子。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即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以達其「內聖」目標；社會政治實踐即通過事功或社會改造以達其「外王」目標。「內聖」有賴於「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養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賴於「立功」，即在社會上成就一番大事業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學》在強調「修身齊家」的同時，緊接著便講「治國平天下」，認為這兩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廢，所以儒家反對空談，反對坐而論道，特別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易傳》亦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求人們去效仿天地運行的剛健風格，去直面現實，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會，而不畏任何艱難險阻；要求人們鍥而不舍，知難而進，奮發進取，依靠主體的力量，通過主體的實踐，完善自我，改進社會。
從中國歷史來看，儒家文化所體現的務實傾向和剛健自強精神，對於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愛國主義傳統、追求真理的傳統、與邪惡勢力作斗爭的傳統的形成，都起了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而這種種優良傳統在今天顯然並沒有過時，仍有賴於我們進一步去發揚光大。我們有理由從儒家的力行主張中獲得有益的啟示，開拓創新。
但是，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於儒家文化切實地從人出發，從每一個人的實際需要出發，儒家文化之所以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倫理綱常看得如此重要，是因為它照顧到了各種身份地位和文化層次的人的實際需要，三綱五常強調人倫關系互動，強調人的德性，不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德性面前人人平等，國君也得有德，無德的君主就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暴君、昏君，會受到批判和撻伐。儒家文化以理智的眼光看待人倫關系，是具有科學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孟子甚至提出 「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說，如果君主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可以讓給有能力的人來治理。儒家文化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延續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品。可惜的是，鴉片戰爭以來，儒家文化背負了太多的歷史負擔，滿清結束以後，儒家文化被迅速妖魔化，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將本來具有科學和民主精神的儒家文化推到了先進文化的反面，受到整個民族的口誅筆伐，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文革」期間，儒家文化更是屬於被掃除的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