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怎樣對待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就中國來說，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源遠流長，是國人智慧的結晶，弘揚傳承歷史文化顯得尤為重要。隨著時代的進步，歷史文化有著其傳承的必要性，亦有一些傳統文化顯得落後於當今時代的發展，改造落後歷史文化亦成了對待歷史文化的一種手段。當然亦有一些歷史文化已經失去了傳承的意義，甚至於與當下的發展規律相違背，這些文化已然沒有了改造的必要，只能予以摒棄。
『貳』 應該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
前回已經把文化的概念和內容說過。文化史是敘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麼，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麼，似乎不用再詞費。但我覺得前人對於歷史的觀念有許多錯誤，對
於文化史的范圍尤其不正確，所以還要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一番。
第一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現代所謂科學，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
法產生出來。我們要建設新史學，自然也離不了走這條路，所以我舊著《中國歷史研究
法》極力提倡這一點，最近所講演《歷史統計學》等篇，也是這一路精神。但我們須知
道，這種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簡單說，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自然毫無疑義。若
說用歸納法就能知道「歷史其物」，這卻太不成問題了。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
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現象只是
「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跡。這又為什麼呢？因為史跡是人類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
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跡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
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剝奪凈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然則把許多「不共相」堆疊起來，怎麼能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學
問？我們常說歷史是整個的，又作何解呢？你根問到這一點嗎？依我看，什有九要從直
覺得來，不是什麼歸納演繹的問題。這是歷史哲學里頭的最大關鍵，我現在還沒有研究
成熟，等將來再發表意見罷。
第二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這條和前條，只是一個問題，應該一貫的解決。原來因
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為科學，所以治科學離不開因果律，幾
成為天經地義。談學問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為「該門學
問能否成為科學」之標准。史學向來並沒有被認為科學，於是治史學的人因為想令自己
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就是這里頭的一個人。我去年著
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系」一語。我近來細讀
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復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我前回說過：「宇
宙事物，可中分為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
土。」（看《什麼是文化》）兩系現象，各有所依，正如鱗潛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羨。歷史為文化現象復寫品，何必把自然科學所用的工具扯來裝自己門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為如此便是自亂法相，必至進退失據。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為這個
問題，著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很懷疑，我又不敢撥棄他，所以那書里頭有
一段說道：
「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
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
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
曰，斷斷不可。……（原著一七六葉。）
我現在回看這篇舊著，覺得有點可笑。既說「以因果律馭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說「不談因果斷斷不可」？
我那時候的病根，因為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
矛盾不徹底的見解。當時又因為調和這種見解，所以另外舉出歷史因果律與自然科學因
果律不同的三點（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葉）。其實照那三點說來，是否還可以名之為因
果律，已成疑問了。我現在要把前說修正，發表目前所見如下：
因果是什麼？「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為乙之因，命乙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科學上還有所謂「蓋然的法則」，不過
「必然性」稍弱耳，本質仍相同。）
「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
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檢查一檢查事實，更易證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們人類里頭產出一位最偉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為什麼那個時候會產生佛陀？試拿這問題考試一切史家，限他說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無論什麼人都要交白卷！這還罷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質
上快樂盡夠享用，原可以不出家，為什麼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後，本來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樂，為什麼他不肯如彼，偏要說四十九年的法？須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後不肯說法，那麼，世界上便沒有佛教，我們文化史上便缺短了這一件
大遺產。試問：有什麼必然的因果法則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說法？一點兒也沒有，
只是赤裸裸的憑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創造！須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如此。欲應用自然科學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費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該撒之北征雅里亞（今法蘭西一帶地），本來為對付內
部綳標一派的陰謀，結果倒成了羅馬統一歐洲之大業的發軔。明成祖派鄭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過想訪拿建文，最多也不過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沖動，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
殖民南洋的事業。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如此，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準那「必然之
果」。為什麼呢？因為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從這方向創造，說不定一會
又移到那方向創造去；而且一個創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個創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減原素那種頑意來測量歷史上必然之果，
豈不是痴人說夢嗎！
所以歷史現象，最多隻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
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為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斷的聯帶關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系狀態之下，前波後波，
銜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我們做史學的人，只要專從這方面看出歷史
的「動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靜」的「共」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則全部歷史里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
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
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
現在變為「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
這部分史料，我們盡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
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義，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
現在也並不曾肯拋棄這種主張，但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
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的觀念。
我向來最不喜歡聽這句話，（記得二十年前在《新民叢報》里頭有幾篇文章很駁他。）
因為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
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裡循環？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說現在比「三十王朝」的時候進化嗎？印度呢，能說現在比優波尼沙曇成書、釋迦牟
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說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董仲舒、鄭康成一定比孟、荀進
化，朱熹、陸九淵一定比董、鄭進化，顧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陸進化，無論如何，恐
說不去。說陶潛比屈原進化，杜甫比陶潛進化；但丁比荷馬進化，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
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說黑格兒比康德進化，倭鏗、柏格森、羅素比黑格兒進化；這些
話都從那裡說起？又如漢、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較，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
亞歷山大、該撒、拿破崙等輩人物比較，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所以從這方面找
進化的論據，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
從物質文明方面說嗎，從漁獵到游牧，從游牧到耕稼，從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現代
所有之幾十層高的洋樓，幾萬里長的鐵道，還有什麼無線電、飛行機、潛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許多人得意極了，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
雖然，細按下去，對嗎？第一，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於我們有什麼好處？依我看，
現在點電燈、坐火船的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起從前點油燈、坐帆船的人類，實在看不
出有什麼特別舒服處來。第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是否得著了過後再不會失掉？中國
「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咸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象現代的紐約、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面處，如今那裡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
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只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裡去了呢？遠的且
不必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勢派，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裡去了呢？
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歷史上原值
不了幾文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一句話批評他：「說為可憐愍者。」
現在講學社請來的杜里舒，前個月在杭州講演，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大概說：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積的非進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創造的進化的。」又說：「夠得上說進化的只有一條『知識
線』。」他的話把文化內容說得太狹了，我不能完全贊成。雖然，我很認他含有幾分真
理。我現在並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的進化的主張，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重新修正進
化的范圍。我以為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為進化者有二：
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
向上進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
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
只有從這兩點觀察，我們說歷史是進化，其餘只好編在「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內了。
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那麼，歷史進化說也盡夠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來同條共貫，可以通用一把鑰匙來解決他。總結一句，歷史為人類
活動所造成，而人類活動有兩種：
一種是屬於自然系者，一種是屬於文化系者。分配到這三個問題，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動）（文化系的活動）
第一題歸納法研究得出歸納法研究不出
第二題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題非進化的性質進化的性質
『叄』 應該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究
前回已經把文化的概念和內容說過。文化史是敘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麼，自然
也懂得文化史是什麼，似乎不用再詞費。但我覺得前人對於歷史的觀念有許多錯誤，對
於文化史的范圍尤其不正確，所以還要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一番。
第一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現代所謂科學，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
法產生出來。我們要建設新史學，自然也離不了走這條路，所以我舊著《中國歷史研究
法》極力提倡這一點，最近所講演《歷史統計學》等篇，也是這一路精神。但我們須知
道，這種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簡單說，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自然毫無疑義。若
說用歸納法就能知道「歷史其物」，這卻太不成問題了。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
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
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現象只是
「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跡。這又為什麼呢？因為史跡是人類自由
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
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跡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
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剝奪凈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
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然則把許多「不共相」堆疊起來，怎麼能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學
問？我們常說歷史是整個的，又作何解呢？你根問到這一點嗎？依我看，什有九要從直
覺得來，不是什麼歸納演繹的問題。這是歷史哲學里頭的最大關鍵，我現在還沒有研究
成熟，等將來再發表意見罷。
第二歷史里頭是否有因果律這條和前條，只是一個問題，應該一貫的解決。原來因
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為科學，所以治科學離不開因果律，幾
成為天經地義。談學問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為「該門學
問能否成為科學」之標准。史學向來並沒有被認為科學，於是治史學的人因為想令自己
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就是這里頭的一個人。我去年著
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系」一語。我近來細讀
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復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我前回說過：「宇
宙事物，可中分為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
土。」（看《什麼是文化》）兩系現象，各有所依，正如鱗潛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
相羨。歷史為文化現象復寫品，何必把自然科學所用的工具扯來裝自己門面？非惟不必，
抑且不可，因為如此便是自亂法相，必至進退失據。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為這個
問題，著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很懷疑，我又不敢撥棄他，所以那書里頭有
一段說道：
「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
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
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
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
曰，斷斷不可。……（原著一七六葉。）
我現在回看這篇舊著，覺得有點可笑。既說「以因果律馭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
何以又說「不談因果斷斷不可」？
我那時候的病根，因為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
矛盾不徹底的見解。當時又因為調和這種見解，所以另外舉出歷史因果律與自然科學因
果律不同的三點（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葉）。其實照那三點說來，是否還可以名之為因
果律，已成疑問了。我現在要把前說修正，發表目前所見如下：
因果是什麼？「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為乙之因，命乙為甲之
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科學上還有所謂「蓋然的法則」，不過
「必然性」稍弱耳，本質仍相同。）
「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
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檢查一檢查事實，更易證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們人類里頭產出一位最偉大
的人物，名曰佛陀。為什麼那個時候會產生佛陀？試拿這問題考試一切史家，限他說出
那「必然」的原因，恐怕無論什麼人都要交白卷！這還罷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質
上快樂盡夠享用，原可以不出家，為什麼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後，本來可以立刻「般涅
槃」，享他的精神快樂，為什麼他不肯如彼，偏要說四十九年的法？須知，倘使佛陀不
出家，或者成道後不肯說法，那麼，世界上便沒有佛教，我們文化史上便缺短了這一件
大遺產。試問：有什麼必然的因果法則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說法？一點兒也沒有，
只是赤裸裸的憑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創造！須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
小的文化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如此。欲應用自然科學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
是白費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該撒之北征雅里亞（今法蘭西一帶地），本來為對付內
部綳標一派的陰謀，結果倒成了羅馬統一歐洲之大業的發軔。明成祖派鄭和入海。，他
正目的不過想訪拿建文，最多也不過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沖動，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
殖民南洋的事業。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如此，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準那「必然之
果」。為什麼呢？因為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從這方向創造，說不定一會
又移到那方向創造去；而且一個創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個創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減原素那種頑意來測量歷史上必然之果，
豈不是痴人說夢嗎！
所以歷史現象，最多隻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
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為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
事有不斷的聯帶關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系狀態之下，前波後波，
銜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我們做史學的人，只要專從這方面看出歷史
的「動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靜」的「共」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則全部歷史里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
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
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
現在變為「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
這部分史料，我們盡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
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義，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
現在也並不曾肯拋棄這種主張，但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
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的觀念。
我向來最不喜歡聽這句話，（記得二十年前在《新民叢報》里頭有幾篇文章很駁他。）
因為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
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裡循環？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
能說現在比「三十王朝」的時候進化嗎？印度呢，能說現在比優波尼沙曇成書、釋迦牟
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說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董仲舒、鄭康成一定比孟、荀進
化，朱熹、陸九淵一定比董、鄭進化，顧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陸進化，無論如何，恐
說不去。說陶潛比屈原進化，杜甫比陶潛進化；但丁比荷馬進化，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
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說黑格兒比康德進化，倭鏗、柏格森、羅素比黑格兒進化；這些
話都從那裡說起？又如漢、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較，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
亞歷山大、該撒、拿破崙等輩人物比較，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所以從這方面找
進化的論據，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
從物質文明方面說嗎，從漁獵到游牧，從游牧到耕稼，從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現代
所有之幾十層高的洋樓，幾萬里長的鐵道，還有什麼無線電、飛行機、潛水艇……等等。
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許多人得意極了，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
雖然，細按下去，對嗎？第一，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於我們有什麼好處？依我看，
現在點電燈、坐火船的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起從前點油燈、坐帆船的人類，實在看不
出有什麼特別舒服處來。第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是否得著了過後再不會失掉？中國
「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咸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象現代的紐約、
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面處，如今那裡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
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只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裡去了呢？遠的且
不必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勢派，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裡去了呢？
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歷史上原值
不了幾文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一句話批評他：「說為可憐愍者。」
現在講學社請來的杜里舒，前個月在杭州講演，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大概說：
「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積的非進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創造的進化的。」又說：「夠得上說進化的只有一條『知識
線』。」他的話把文化內容說得太狹了，我不能完全贊成。雖然，我很認他含有幾分真
理。我現在並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的進化的主張，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重新修正進
化的范圍。我以為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為進化者有二：
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
向上進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
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
只有從這兩點觀察，我們說歷史是進化，其餘只好編在「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內了。
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那麼，歷史進化說也盡夠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來同條共貫，可以通用一把鑰匙來解決他。總結一句，歷史為人類
活動所造成，而人類活動有兩種：
一種是屬於自然系者，一種是屬於文化系者。分配到這三個問題，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動）（文化系的活動）
第一題歸納法研究得出歸納法研究不出
第二題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題非進化的性質進化的性質
『肆』 我們應當如何研究中國古代戲曲史
王國維先生在《宋元戲劇序》開宗明義一段話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論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在其後的百年間.戲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長期受到局限,也不能歸咎於對王國維的路徑依賴,而要歸因於學界自身生存狀態的瓶限。可以說....
我們常說,學習歷史是為了了解現在，但是如果沒有現實經驗的對照我們往往也認不出歷史曾經的面貌。(摘編自王藝《當我們在談論戲曲史的時候,我們在淡論什麼?》)
(1)文章認為,不能把戲曲作品與經典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其理由是什麼?請簡要概括
( 2 )我們應當如何研究中國古代戲曲史,請結合文本,簡要分折。
[答案要點]
(1)不能把戲曲作品與經典文學相提並論的原因是:戲曲作品是通俗文化，經典文學是精英文化，從線性的進化論文學史觀的角度無法進行比較。例如元曲，經歷幾百年的自然存毀和文人汰選而被經典化。戲曲創作是娛樂市場上的生產活動，為商業演出提供素材。
(2)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戲曲史的方法應該是:突破純文學研究的狹窄視野,綜合衡量,拓寬研究領域，多考慮戲曲本身的特點和時代歷史背景。
第一，要綜合衡量，不要從線性的進化論文學史觀的角度進行比較。
第二，要考慮戲曲本身的特點。戲曲經歷幾百年的自然存毀和文人汰選而被經典化。戲曲創作是娛樂市場上的生產活動，為商業演出提供素材。要考慮和戲曲相關的全部活動，如戲班的組織、演員的培養和演出實踐等。
第三，拓寬研究領域。呈現出具體的生活體驗和廣泛的社會現實。不能只側重於文學曲詞，關注經典作家作品而要關注更多的因素如舞台結構、班社組織、演出排場、服裝道具等。
第四，多考慮時代歷史背景。要突破原來學界自身生存狀態的局限，文化產業市場化，對都市生活、市民社會娛樂產業進行切身的認識和體會，觀察相應的歷史現象。
『伍』 如何研究人類文明歷史
研究人類文明歷史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出發：
一、人類來源
人們對人類來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因為化石提供了事實根據，化石是古代生物遺留下來的部分遺體或活動的痕跡。找到人類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類的體質、智力和用具的發展水平。由化石發現的地點，可以知道古人類的地理分布及其所處的地質時代和生活環境。
二、文明來源
最新的研究發現，地球人類的文明可能源於萬年冰雪履蓋的南極大陸！而這一發現甚至曾得到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支持。
事實上，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南極大陸可能存在史前文明的設想反復被提及，不少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考古學家紛紛將目光投向那片冰天雪地，其中一幅不可思議的古地圖更是加強了科學界對南極的思索。
三、人類文明進步的演進過程
人類工業文明的演進經歷了歐洲文藝復興，發展到殖民主義與資本時代；儒家文化的復興，將建立的應該是以人為本的全球化民權時代；因而，人類社會從神權社會到資本社會，從官本位社會到以人為本的人本社會，經歷三次工業革命，將進入地球文明的後工業化時代。
『陸』 如何研究歷史
近代的中國人，只因我們一時科學落後，遂誤認為中國以往歷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後了。此實是一種可笑的推斷。最低限度講來，中國人所一向重視不斷講究的修齊治平之道，較之並世各民族，斷不能說是落後。此一分辨，近代惟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據孫先生意見，中國人所講治平之道，實在比之並世諸民族遠為先進。惟孫先生亦只是粗枝大葉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來仔細發揮闡述，自然應該是有志研究史學者的責任。 今天我們要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西方歷史上，所謂政治思想家，他們未必親身參預實際政治，往往只憑著書立說來發揮其對於政治上之理想與抱負。如古代希臘之柏拉圖，如近代歐洲之盧騷、孟德斯鳩等人皆是。但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一種士人政府，許多學者極少著書純講政治理論。這並非中國人沒有政治理想，乃因他們早多親身參預了實際政治，他們所抱負的多少可在實際政治上舒展。當知中國歷代所制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既已見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我根據上述，敢於說，中國人自古代歷史開始，實已表現有一種極大的民族性的天賦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間講，能完成而統治此廣大的國土。以時間言，能綿延此一大一統規模達於幾千年之久而不墜。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種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則因中國民族天賦有此能創立優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說創制立法，是中國人天賦上一種優異表現。試舉一簡單易明之例，如中國的賦稅制度，全國各地租稅全是一律。而且能輕徭薄賦，主張藏富於民。只要此制度一訂立，便易獲得全國人民心悅誠服。社會便可藉此安定幾百年。綜有變壞，經一番亂事之後，此項制度又復活了。此事似極尋常，不值得我們來誇大宣揚。但以此和西方歷史比觀，我們的賦稅正為沒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產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預算決算都要由民選議會來通過。現在我們偏愛說中國人無法制，無定憲，永遠在帝王專制下過活，那豈非冤枉了中國歷史。這因我們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歷史，遂誤認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於是只想抄襲別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國家庭，各有貧富職業種種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襲別人家的一套規模，來應用於自己家庭，而可以獲得理想安樂的？何況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而立國規模卻要完全向外國去學習模仿，那實在是近代中國一悲劇。 近代的中國人，每每誇耀西方，如電燈，如無線電，如原子彈和火箭等，莫不是別人家在發明。一切近代科學確是如此。但我要試問，如中國歷史上一切傳統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選舉制度、考試制度和賦稅制度等，這不是一種發明嗎？這究是誰在發明的呢？我們歷史上的古人，他們究自何處抄襲這一套，而把來傳入中國的呢？我之欽佩孫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亦能不將自己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一筆抹殺。他的偉大處，在能確見中國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處，實早已凌駕在西方之上。孫先生此說絕非無據。孫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學家，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之優點，已能洞若觀火。在這一點上，他確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覺者。 國家之存在，民族之綿延，歷史之持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但從沒有半身腰斬，把以往一刀切斷，而可獲得新生的。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也決不能遽爾推翻一切原有的舊歷史、舊傳統，只盲目全部學習他人，便可重新創造自己。這並不是說西方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傳統來歷。即如英國和美國，他們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傳統，幾千年來的國情民風，有些處迥異於他邦。若中國人不能自己創制立法，中國今天將永遠無望。我們若只知向外抄襲，不論是民主抑是極權，終究是一種行不通的一面倒主義! 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一面固當比較參考西方的，固當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數典忘祖，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而還能生存。我們若從頭再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門別類。如政府組織、地方自治等項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後再匯在一起。須能看其乃是一整體。又須能配合現實，坐而言，能起而行。當知政治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在中國古人中任意舉出一兩位，如董仲舒、司馬光，他們都絕不單是一書生。他們之作為中國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負而又能見諸實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等，他們創立出一套制度來，垂之幾百年，即朝代換了，亦並不能完全蓋過他們，超越他們。這是中國政治家之偉大處。我們今天如能有人來寫一本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史，或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這一類書，必可對此下國人發生大影響。 （摘自錢穆先生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標題為編者所加。錢穆（1895~1990），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由錢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及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分題言簡意賅地論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大意與方法。為作者此後30年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