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發展的大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上界定的起止點是漢獻帝建安元年（196）至隋文帝開皇九年（589）,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長期分裂、戰亂頻繁的的時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斷更迭、各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在文化方面,這是我國歷史上又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人口的大流動和民族關系的大變動帶來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玄學、佛學、道教、儒學以及法家、名家相互爭勝又相互吸收,導致文化上的繁榮；人們處在不斷變化的開放的大環境中,思想活躍,視野開闊,感情奔放,富於創新,勇於探索.科學技術、宗教哲學、歷史地理、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雕刻建築等諸多方面均有空前的發展,為即將到來的大唐盛世積蓄了力量和智慧.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中國文人最具風採的時代——這是因為門閥制度使得文章做得好壞與能否做官沒有了關系,文人們對封建統治者的人身依附降到了史上最低水平,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功利性,不僅是自覺發展而且是自主發展,文人也因之有了自主的個性；因此文學本身在這一時代有了長足的進步,文學門類更加豐富,文學風格更為多樣,文學流派異彩紛呈,文藝理論蓬勃發展.
從文體方面看,這一時期文學上成就最高的是詩歌：五言詩更加純熟,七言詩逐漸繁榮,由於音韻學的發展,出現了「永明體」詩歌以及新體詩,中國古典格律詩的框架至此基本完成.文藝理論、駢文和小說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散文則被認為進入了中國古代散文的「中衰期」,沒有太大的發展.
按年代來說,魏晉南北朝文學始於「建安文學」,「三曹」父子為文壇領袖,「七子」、蔡琰也是重要的作家,建安詩歌慷慨悲涼,文章清峻通脫,有「風骨」之譽.之後出現了「正始文學」,阮籍、嵇康為代表人物,正始文學基本繼承了「建安風骨」的精神,又雜糅以玄遠脫俗的老莊哲學,自有「魏之遺直」之氣.
到了西晉時期,文人紛出,尤其太康、元康年間,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並稱於世,但此時作家多注重形式華美,失掉了建安以來的「風骨」傳統,只有左思以「風力」為一時之傑.到西晉末年,玄言詩開始興起,東晉一代蔚為大宗,「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幸尚有陶潛詩,蘊幽深意境於沖淡平和之中,樸素自然,淳厚有味,開「田園詩」之先聲.
及至南朝,文學更加繁榮,文人詩中,謝靈運以山水詩扭轉玄言詩的單調局面,鮑照的樂府詩對七言詩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周顒發現四聲,沈約提出「八病」,「永明體」新詩形成,謝朓是新體詩的代表作家；梁陳時期也出現了輕靡空虛的「宮體詩」,代表作家是蕭綱兄弟,可以說,這是文學的社會作用被忽視所必然產生的產物.樂府民歌有西曲、吳歌、神弦曲之分,以《西洲曲》為代表.這一時期駢文得到很大發展,出現了鮑照、江淹、孔稚圭等優秀的駢文作家；南朝還出現了「志怪」和「志人」小說的代表作品——干寶的《搜神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以及文藝理論巨著《文心雕龍》和《詩品》,在文學整理方面,也有《昭明文選》和《玉台新詠》,可說是各方面全面發展；只有散文,除了范曄的《後漢書》之外乏善可陳.同期的北朝,文人詩普遍不好,只有庾信由南入北之後,才改變了北朝文人詩的荒涼局面,但北朝民歌清新剛健,質朴豪放,放出超越文人詩的異彩,「樂府雙璧」之一的《木蘭辭》是北朝民歌的代表.北朝出現了兩部優秀的地理著作和一部哲理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以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為散文保留了一隅之地.
總體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有以下特點：
一,由於這一時代戰亂頻繁,多災多難,這一時期的時代精神是悲劇的、幻滅的、懷疑的,人們抱有強烈的對痛苦之生的懷疑和對死亡的恐懼,反映到文學上就是強烈的戀生意識和叛逆精神.無論是文人詩文里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修緣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或是民歌里的「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都是對死亡的恐懼與思索；無論是田園詩還是山水詩,甚或「傷於輕靡」的宮體詩,都反映出這種「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情緒,而志人小說中那種種「名士風流」,更是「片言驚天下」的社會價值觀的反映；鮑敬言的「無君論」、嵇康的「非湯武薄周孔」、范縝的「神滅論」則進一步反映了文人的懷疑與叛逆精神——既然生和死是可以懷疑的,那麼一切生的事物和綱常理論都是可以懷疑的.這一時期的文學,歸根結底是對生的懷疑和對死的恐懼,中國文人正因為這種亂世之中的獨立思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人格.
二,這一時代是個開放型的時代,各種思潮的交匯融合,促進了文藝理論的自覺發展,文學也隨之產生了新的面貌.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失去了傳統的權威地位,與道家進行了第一次融合,產生了玄學,大大影響了文學發展.這時期比較有名的思想上的論爭還有「有無之爭」與「言意之爭」,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藝理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這一時期的文學呈現出「上層文學」、「精英文學」的面貌.由於門閥制度,士族階層壟斷著文化教育,只有少數的庶族地主能夠接受教育,更遑論平民百姓.因此,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就是一種「精英文學」,雖然南北朝時期民歌興盛,但是,從南朝民歌經過文人刪定之後留下的大多是情歌這一點來看,這近四百年間,「話語權」掌握在那些「精英」手裡.文學創作出現了前所未有（後世也罕見）的上層性和家傳性——身為統治者的「三曹」父子比較著名,同樣身為統治者的「三蕭」兄弟又何嘗不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三張」是兄弟,「二陸」也是兄弟,「兩潘」是叔侄,阮瑀、阮籍、阮咸父子叔侄分列「七子」、「七賢」……這一時期的「精英文學」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由於文學只在這個上層的圈子裡風靡,一旦這個圈子崩潰,必然導致文學的短期衰微——北朝時期沒有好的文人詩就說明了這一問題.
——總之,這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悲慘時代,這又是一個文學大踏步發展的偉大時代.從「建安風骨」到「左思風力」,從「魏晉風度」到「南朝風流」,一個「風」字成為了這一時期的關鍵詞.如果我們把「風」理解為「風雅頌」的風,「風」也就可以理解為是詩,那麼,所謂「風度」,其實就是「像詩一樣的態度」——這確實是一個詩一樣的時代,只不過這詩是一曲充滿了「變徵之音」的慷慨悲歌.
『貳』 魏晉南北朝文化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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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概論
第一節：魏晉南北朝社會及文化的轉型特點
漢代大一統王朝及其社會文化的特點。漢末社會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體的分化與儒教對士人作用的松動、文學上抒情與玄思風氣的初現。 魏晉南北朝文化與漢代文化的關系，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統一。皇權、強權及門閥三種政治形態的復雜交替。玄學思潮的發生與持續，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抵抗與交融。
第二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從民間文學與政教文學向文人文學的轉變，文人文學傳統的正式形成。文學中人主題的突出，從政教文學向性情文學的發展。關於「文的自覺」、「人的自覺」的問題的討論歷史，魯迅的觀點、李澤厚等人的觀點。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藝術自覺，文學形式的發展，王瑤的觀點。文體意識的突出及文體的大發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體。
第三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演變趨勢
劉師培、魯迅等人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觀點。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的多變、不安定性與文學發展的關系。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不平衡性。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多階段性。魏晉型文學：以人主體精神與富有現實及歷史內涵的感情世界為主要的表現對象，採用比興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學風格相對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學：以人審美生活與審美客體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倫理價值的隱晦與主體精神的失落，氣骨頓衰的風格現象，文學藝術美的充分強調及其得與失。
第二講：建安文學
第一節：建安文學繁榮及其社會文化背景
1．建安風骨與時代
建安人的精神狀態與建安風骨。建安文學的特殊的歷史背景：從亂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亂世中蒿目時艱、慷慨悲哀的文學。初步治平之世，文學向華麗壯大的風格出現的。
2、從文體角度看建安文學的實績
建安時代音樂重建與詩歌興盛的關系，樂府新聲與五言詩的興起。賦體與賦風的變化，抒情小賦、體物的賦的興盛。
第二節：曹操與曹丕的詩文
1、曹操其人的再評價，曹操是一個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同時又富於理想精、人文懷抱的人。從綜合的作用來看，他是建安文學的最大貢獻者。曹操的詩風與文風是他多方面氣質的表現，通脫而機智的文風，蒼涼而又沉雄、高爽的詩風。
2、曹丕的個性與文學表現上的趣味。曹丕詩歌的音樂性。曹丕詩歌在表現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論·論文》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的巨大貢獻，文氣說、文章「本同末異」說。
第三節：曹植的文學創造成就
造就曹植理想主義氣質的早年時代及生活環境。鄴下文風對曹植的溉養。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劇與文學精神之飛躍。超越時代，顯示天才的表現力的曹植詩歌，對五言詩文人化的巨大的貢獻。《洛神賦》，思美人賦系列，曹植的傑出的藝術創造。
第三節：七子等人的文學
圍繞曹氏父子的鄴下文人集團之形成。建安文士與曹魏集團的關系。王粲的學術與文學。《登樓賦》與《七哀詩》。劉楨的個性。劉楨在五言詩方面的成就。徐幹《中論》與建學術，《室思》的優美風格及詩歌史影響。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陳、阮的五言詩。
蔡琰的作為時代遭遇之縮影的人生悲劇：《悲憤詩》。
第三講：正始文學
第一節：魏晉之際的政治與思潮
1、 政治與文學
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的較量、高平陵政變。名士風流與司馬氏強權的關系，學術、士風與政治的復雜交織。強權政治與魏晉南北朝文人及文學之關系。
2、玄風與文學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再釋。正始玄學風氣的形成及對文學的積極與消極的影響。正始玄風孕生出一種新的人生價值觀，給文學帶來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學初開魏晉南北朝玄學影響文學的時代風氣。魏晉玄學與文學關系的考察。本課題的目前研究狀況。
3、 從文人集團到名士集團
鄴下文人集團為文學家群體，「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則為名士群體。這兩個名士集團的非文人集團性質之分析。
第二節：阮籍與《詠懷八十二首》
1、阮籍生平與思想
阮氏家族。少年對儒家經典的學習。成長期中人生觀的改變的名士風流的代表。內淳至外坦盪。
2、阮籍的創作
從鄴下詩人到阮籍的詩歌演變，阮籍對建安詩風的繼承與發展。《詠懷詩》的創作性質，個人化的寫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詠懷詩》思想主題，生命主題與歷史現實的主題。《詠懷詩》藝術結構與語言風格。
第三節：嵇康
1、嵇康的美學思想。《聲無哀樂論》在美學上的深度。《聲無哀樂論》質疑傳統政教文藝觀的實質。
2、嵇康的詩風與個性、玄趣的入詩、自然美的表現。嵇康四言詩的獨特的美學風格及對陶淵明等後人的影響。
第四講：西晉文學
第一節：西晉的政治與士風、文風
西晉政治的演變過程，為由強權政治向皇權政治轉化，最後皇權失落，外戚與皇族爭權，陷於亂政。其士風與文風也與這一政局演變緊相聯系。魏晉更迭之際，玄學名士紛遭殺害與黜斥，造成士風轉向。玄學與正統儒學漸相結合，造成儒玄兼綜的學風。典雅、擬古的文學風氣盛行，同時文學的語言向精緻化發展。後期則皇權失落，亂政迭移，上層士風向虛無放誕發展，下層則出現孤介、憤激之氣。文學上出現批判現實及超越現實兩種傾向。
第二節：傅玄與張華
傅、張的政治道路、治學道路與文學創作的道路。傅玄樂府詩在文人擬樂府上的承前啟後性，其創作方法與取材方向，多改編舊作，以表現婦女問題的作品最為出色。張華對西晉文風的影響：在擬古中寓創造，精緻的技巧、溫麗的風格，情感表現的細膩化，場景的重視等。
第三節：陸機與潘岳等太康詩人
太康文學風氣的新變因素。
陸機的生平，其人格個性的復雜性：修謹中有大度，作為亡國之後出仕中朝，有較強功名心。陸機的文學淵源與創新性，基本上還是處於擬古的創作風氣中，但語言藝術上有較多的新嘗試。《文賦》的理論，其體制的成因，其在魏晉南朝文論發展史上的意義。
潘岳。關於他的人品與文學的傳統的話題。潘陸比較的傳統話題。長於哀誄的文風。《悼亡詩》的及其後世悼亡類作品的影響。
第四節：西晉後期的幾組傑構
弊政與亂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西晉後期文學的新精神。與建安、正始詩風的關系。
左思與《詠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學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識。《詠史》八首藝術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
張協的亂世之隱。《雜詩十首》推陳出新的藝術價值，長於體物，較有風骨。
郭璞之學問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為傳說人物的郭璞。《遊仙詩》的藝術風格，在中國古代遊仙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劉琨。從「二十四友」之一員到抗敵英雄，劉琨的思想覺醒。劉琨詩歌在西晉末詩群中特殊價值。
第五講：東晉文學
第一節：東晉前中期文學
西晉末之亂造成兩晉之際文學的斷層。門閥士族政治的建立與門閥士族文人群體的形成。玄言文學的產生，東晉玄言詩發生的原因。玄言詩的評價。玄風的轉變與山水審美意識的發生。東晉前中期山水文學的濫觴。庾闡、湛方生的山水詩。王羲之《蘭亭序》、孫綽《天台山賦》。東晉後期文學的復興之象，謝混、殷仲文的詩。
第二節：陶淵明
1、陶淵明的家世與生平 影響陶淵明的兩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淵明的早年理想與性情 。陶淵明的仕宦心態與歸隱之思。歸隱後的心態與生活。如何評價陶淵明歸隱。
2、陶淵明的思想。與儒、道、釋三派之關系。圍繞「形、影、神」三大范疇而展開的陶淵明的生命哲學，及其在中國古代生命哲學與人生觀發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會理想。
3、陶淵明的詩歌藝術 陶淵明詩歌的藝術淵源：正始詩人及兩晉詩歌對陶淵明的影響。陶詩的幾大類型：行旅詩、田園詩、懷古詩、詠懷詩等。（分類是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淵明的詩歌藝術，但分類是具有相對性的。）平淡風格成因之分析：從矛盾到和諧。陶詩的語言藝術，古人對陶詩藝術的評論。
4、 4、《桃花源記》與陶淵明的散文藝術。中國古代的烏托邦社會幻想。《桃花源》之謎。《桃花源》記的語言藝術。
5、 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陶淵明的接受史。
第六講：劉宋文學
第一節：晉宋之際的政治變化與文學的發展
強權人物的出現與門閥政治的解體。晉宋之際士族、庶族各階層的政治地位的變遷。士族與庶族兩個階層在文學上各自的表現。皇權重建與雅頌文學。山水審美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山水文學的興盛。抒情文學傳統的回復。詩歌與音樂關系加強。
第二節：謝靈運的山水詩創作
謝靈運與謝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學傳統。謝靈運的人生悲劇，以門閥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權政治的格局。謝靈運的文學創作道路。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與其哲學思想的關系。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與其政治遭遇的關系。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特色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第三節：鮑照的文學創造
鮑照的寒素情結及政治上的表現，熱切的政治追求與臨路遲回的彷徨。鮑照作為一個天才文學家的特點。鮑照在文學上的全面性的創作成就。樂府詩創作的成就，回復漢魏樂府藝術傳統，開啟南朝文人創作樂府新聲的風氣。《擬行路難》在歌行體發展上的巨大影響。《蕪城賦》與南朝辭賦的藝術風格。
第七講：齊梁陳文學
第一節：謝朓與永明詩歌革新
「竟陵八友」與永明文人集團。永明文學的新變。永明體及其聲律問題。沈約對永明文學發展的影響。沈約的詩歌成就。謝朓所處的時代及其家族當時的處境，人生悲劇。謝朓的精神氣質與其詩歌風貌。山水詩從「大謝體」到「小謝體」的發展。謝朓對永明文學的超越。謝朓的詩歌史地位。
第二節：南朝後期文學繁榮與失范
以禪讓之名，行篡奪之實。皇權的紛爭。南朝歷史的惡性循環。文人群體理想精神的進一步失落。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對文士精神世界的影響。形似寫物的文學風氣。綺艷文風興起。綺艷文風發生的內外部原因。宮體詩藝術得失的客觀評價。蕭氏父子在文學上的功過。
第八講：北朝文學
第一節：北朝文學的發展
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國、北朝文學的進程。南朝文學對北朝文學的影響。北地三才：溫子升、邢邵、魏收。梁陳之際南方文學家的大量入北朝與北朝文學的成熟。南北文學的融合。
第二節、庾信與王褒
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時的文學創作。庾信入北朝後的創作變化，文學精神的升華，鄉關之思，榮枯主題等。庾信文學的特色，強烈的抒情性、與高度的語言技巧，超越浮靡時風，表現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與北朝時的創作。
第三節：《水經注》、《洛陽伽藍記》
《水經注》一書的性質，集地誌、博物記、游覽記等著述於一書。《水經注》山水文學的成就。對後世山水小品的影響。《洛陽伽藍記》，北魏遷洛後佛教的興盛，楊炫之的敘事藝術與文風。
第九講：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
第一節：魏晉南朝民歌
吳歌在東吳的興起。東晉時期吳聲的流行。長江中下游都市經濟的發展與吳聲、西曲的盛行。吳聲、西曲的體制、表現內容與藝術特點。南朝民歌的絕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聲韻之美。
第二節：北朝民歌
北方民族的尚武、質朴與北朝民歌的風格。《木蘭詩》的藝術成就，「剛健含婀娜」的風格。南北朝民歌對文人詩的巨大影響。
第十講：魏晉南北朝小說
第一節：志怪小說
志怪之源。南北朝社會與志怪風氣。佛教、道教與志怪。娛樂與志怪。干寶與《搜神記》，故事類型，小說藝術。
第二節：志人小說
魏晉南北朝的人物品評風氣。追慕名士遺風的社會風俗。魏晉以來人物記、人物別傳之流行。《世說新語》：傳神的人物描寫，冷雋的語言風格。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考題
1、 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文學史的地位。
2、 魏晉文學與南朝文學在發展上的連續性與變遷之處。
3、 三曹父子個性、思想與文風之比較。
4、阮籍《詠懷詩》卓越的藝術創造及其成因。
5、西晉文學的特點。
6、如何理解玄言詩的出現。
7、如何認識陶淵明的隱逸。
8、為何說謝靈運為山水詩的開創者，謝氏之前山水詩創作的情況。
9、鮑照的寒素意識、才華、遭遇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
10、謝朓與永明詩人群體。
11、宮體詩現象之認識。
12、魏晉南北朝民歌對文人詩的影響。
13、魏晉南北朝小說的在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的上地位。
『叄』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
魏晉南北朝，又稱 三國 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關於魏晉南北朝的 文化 特點你了解多少?下面是有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歡迎參閱。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
1.文化藝術成就多樣，各具特色
東晉的王羲之吸收漢魏諸家的精華，集 書法 之大成，被後世譽為“書聖”;東晉顧愷之的 人物畫 ，線條優美，活潑傳神，富有個性。
2. 科技 成就突出
如圓周率的計算、《齊民要術》、《水經注》等。
3.思想領域異常活躍
佛教傳入中國後迅速發展，在南北方的 政治 、經濟領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也都打上了佛教影響的烙印。
4.體現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重要的文化成就，來自不同的民族，也體現了不同民族的風格。
5.帶有分裂割據的烙印。
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著明顯的區別。特別是南北文化差異很大，如南北民歌風格的不同，外來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南方重佛理，北方重形跡，南方佛教藝術多由寺院組成，北方佛教藝術多由信徒製作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大放異彩的原因
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會政治、經濟 決定 的，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
政治上，雖然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漸走向和睦相處，出現了民族大融合。當時，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民族，同漢族雜居，互 相學 習，不斷融合。
經濟上，北方經濟恢復發展，江南經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得到了開發。
這一時期社會思想也異常活躍，各種學說並興，這是繼戰國“百家爭鳴”後，我國 歷史 上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社會思想和學術文化的相對自由及多樣化，有力的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徵
一、自覺趨向型文化特徵
黃巾大起義促使東漢大帝國的瓦解，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儒家倫理綱常受到極大沖擊，人們的思想從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因而人的獨立人格和自覺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時，漢末至隋約400年內，基本上處於長期分裂割據(西晉統一至八王之亂只有8年)，戰亂頻仍，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那時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家族，每一個社會政治集團，每一個割據政權，要求得生存、自立和發展，都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努力，或者發揮人才的優勢，從而有利於個人聰明才智的充分顯示。加之東漢統一帝國的瓦解，人們熱衷於尋找重新統一和治國的理論。這些時代條件不僅使得各類人才輩出，而且促使學術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縱橫、佛、道以至兵家都應時而出，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所謂第二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二、開放融合型文化特徵
魏晉南北朝開放型文化特徵，是由於國內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頻繁，以及自覺趨向型的文化心態等時代條件決定的。當時人們的思想較為開放，原先的封閉狀態被打破了，首先是漢族對外來文化表現了一種包容和吸取的積極精神，同時少數民族中的傑出人物也熱衷於學習漢族先進文化。尤其在北中國，表現得更為明顯，政治制度、經濟生活、 禮儀 風俗、學術思想等，都不是漢族單一型的，而是以漢族文化為主，對國內各少數民族和外來文化兼收並蓄，包羅宏富。早在東漢末年，西域文化便傳入我國。史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師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 五行 志》)。西晉泰始(265—274)以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280—289)時期，人們普遍以胡人生產的氈”為絈頭及帶身、袴口”，並相習成風(《晉書·五行志》)。西晉滅亡以後，北方和長江上游先後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國政權。當時屬於民族融合的第一階段;匈奴、鮮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著自己的語言、生活習俗和禮儀風俗。他們在漢族地區建立的封建割據政權，大多帶有部落 軍事 統治和封建統治雙重性，政權組織形式為胡漢混雜體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漢雜糅。北魏前期政權，也不例外。北魏後來實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實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鮮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結合，在當時北方大亂之後地廣人稀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後者則是鮮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軍之制二者的結合。在國家政權政治制度上，從十六國到北朝始終存在著全國的或局部的胡漢體制的混雜，已為史家所共識。這是開放型的文化特徵，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語言是傳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晉滅亡之後，北方語言較為混雜。十六國時期，在北方流行著少數民族語言。北魏初期，鮮卑語盛行。孝文帝改制雖禁鮮卑語，但僅限於30歲以下的人，而30歲以上的鮮卑人，並不要求立即改說漢語。更何況孝文帝改制後只有5年時間即死去，以後改制實際上處於流產狀態，因而北方勢必形成漢語和鮮卑語並存狀態。
再如胡服。十六國時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著漢人服飾。經過4年以後，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從鄴城回到洛陽，猶”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指鮮卑服飾)者”。孝文帝責問留守洛陽的任城王元澄：”尚書何為不察?”澄對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魏書》卷十九中《任澄王澄傳》)。足見當時著鮮卑冠服者，還不在少數。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飾改制並不徹底。東魏高歡部將羯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攜曰：”孔子雲：‘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王紘反對說：”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齊書》卷二十五《王綋傳》)這次爭論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結束，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人認為胡服和漢服雜用均可的一種文化觀念。
關於儀禮中所用的音樂。十六國北朝時期，中國傳統的所謂雅樂正音，只有涼州張氏政權保留一部分，前秦滅張氏得之。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後，一部分傳入南方，一部分保留於後秦。顏之推在隋開皇2年(582)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隋初鄭譯定樂之”七調”，實即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祗婆之”七聲”(《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中)。開皇初定七部樂為：《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煬帝大業(605—618)中又定九部樂為《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上述隋代九部樂，除《清樂》、《禮畢》兩部樂書自漢族外，其餘七部樂均為十六國北朝時期出自東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樂對唐樂影響極大。魏晉以後禮儀音樂等文化觀念的開放性，對唐代影響頗深。
最能代表開放型文化觀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漢人生活中傳播後，漢人生活起居產生的巨大變化。從東漢末到隋代，我們所見到的有關胡床的資料較多，當時漢族皇室、貴族和一般家庭，在各個生活領域中多使用胡床。胡床只能垂腳坐，加之佛教東來跏趺坐(盤腿坐)的影響，開始改變了我國古代傳統的跪坐法，這在漢人生活起居習俗上是一個較大的變化。古代漢人的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變為高足椅子。同時人們的坐法，也由跪坐改變為垂腳高坐。這個變化過程大約從東晉南朝開始，至唐中葉以後完成(參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見《文史知識》1989年第5期)。李濟先生在《跪坐蹲居與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說，認為”跪坐習慣在中國日常生活中被放棄，大概起源於胡床的輸入，以及東來佛教僧徒跏趺的影響”。這個假說已為史實所證明。
再從學術思想領域看，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交融，開始於魏晉。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6章《佛教玄學之濫觴》中指出，魏晉”五十餘年中，中華學術生一大變化”，即佛教的玄學化。牟子《理惑論》對佛教玄學化開其端，支謙等興佛教大乘若般學，大倡”本元”旨趣，與玄學家述《老》《庄》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的核心命題相契合。西晉滅亡，玄學轉衰，佛教玄學化更為興盛。南齊顧歡首作《夷夏論》，以”夷夏之別”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場大爭論，三方在爭論中都以儒家理論駁難對方，其結果不僅沒有因夷夏之別而貶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進一步交融。而且與佛教密切聯系的石刻、繪徒ㄖ藝術，在南北朝也產生了輝煌的成果。總之，魏晉南北朝思想界遺棄”夷夏之別”的舊觀念，儒玄對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說明在思想理論最高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開放型文化寬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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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魏晉南北朝文化特點是什麼此時文化出現繁榮與發展的原因有哪些
魏晉之際,道法的結合逐漸趨於破裂,以道家思想為骨架的玄學思潮開始揚棄魏晉早期的名法思想,轉而批評儒法之士.這樣,魏初在道法結合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玄學進一步得到強化.
西晉後期,玄學思潮同極端發展,至此,玄學所主張的放達,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行為上,都對封建政權構成破壞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學內部及儒家學者的不滿,從而掀起對道家和玄學的批判思潮.
東晉時期,佛教的流行,特別是般若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藉助於道家、玄學的思想、語言及方法,故出現玄佛合流的趨向.因此,這一時期的儒家學者,除繼續批判道家、玄學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義和人文傳統批評佛教.他們站在維護儒家名教的立場上,分別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倫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響,力圖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但都缺乏足夠的理論系統和創造性.
南北朝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不同於兩晉時期的新形勢,玄學思潮歸於沉寂,佛道二教繼續發展.佛教大量譯經,廣泛流行,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民俗及文化的各個層面.儒學面臨嚴峻挑戰.由於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玄、佛、道的相互關系及其歷史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儒家學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評焦點,由老莊玄學轉向佛教,出現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盡管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趨於復雜化,但儒學不但沒有中斷,相反,卻有較大發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學說經過玄、佛、道的猛烈沖擊,脫去了由於兩漢造神運動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學外衣,開始表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晉南北朝的學術思潮和玄學思潮來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改革、發展和補充儒學的願望.他們不滿意把儒學凝固化、教條化和神學化,故提出有無、體用、本末等哲學概念來論證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們雖然倡導玄學,實際上卻在玄談中不斷滲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於老莊,名教符合自然.此時期雖然出現儒佛之爭,但由於儒學與政權結合,使儒不始終處於正統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倫理作認同,逐漸形成以儒學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