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盛唐文化的背景與影響是什麼
影響：
根據史書記載，盛唐時期主要是指指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大致相當於公元八世紀上半葉。這時國家統一 ，經濟繁榮，政治開明，文化發達，對外交流頻繁，社會充滿自信，不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期。後盛唐成為尊頌唐王朝之詞。盛唐文化深深影響著周邊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象當時日本、朝鮮的學校教育，從課程到考試內容和教材，都與唐代相同。日本當代史學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書中頗為中肯地寫道：「唐代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學習唐朝也就間接地學習了世界文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隋朝對外關系發展的基礎上，唐朝的對外關系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與唐來往的國家更多，使節往來更頻繁，因此，中外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也更發達起來。不少國外的東西傳入國內，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而我國的產品、技術和文化，也大量傳到各國去，對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發生了很大影響。由於唐朝經濟穩步發展，文化高度繁榮，國力強盛，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國家，處於世界歷史的先導地位，亞非地區，許多國家的使節、商人、學者、藝術家、僧侶、願意到唐朝、到長安。來求學、貿易。當時交往國家多達 70 多個，外國貴族多派子弟到長安的太學學習中國文化。」
有上述對盛唐時期唐朝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響力，可以看出，唐朝的文化實力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也無人能比，因此便形成了萬邦來朝的大唐盛世，而究其根本首先在於其強有力的經濟基礎為，其次則是在其厚實的物質文化內部的精神內涵的支撐，通過偶然的物質輸出與交往，促進了其文化傳播的必然性，而這恰恰正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文化軟實力。非物質文化作為精神力或精神理念而言，其不僅是精神理念,思想,理論的表達，同時也反映在傳統節慶，民俗習慣，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因此，文化產業在形式上吸納西方經驗的同時，在內容上要充分體現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向國人和世界傳達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來增強民族凝聚力，並取得世界人民的喜好和認同。文化不僅是可以創造經濟利益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產業的背後，潛藏著的文化理念，精神內涵，可以影響人的思想，進而改變人的行為。
背景（原因）
盛唐時期是歷史上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知識信仰進行融匯、總結、歸納、整理、輸出輸入最繁盛的時期。因而從文化意義上說，更多地具有轉變時期的特點。在七到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上，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主體之一。
1.盛唐文化的發展，同封建政治經濟在唐中葉的變化同頻共振，走完了由封建前期向後期的過渡歷程。唐前期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上較為開放，廣泛吸收中外優秀文化成果，更多承繼南北朝以來玄學思潮，佛教影響愈演愈烈，廣大民眾的價值選擇較為自主，從而創造了封建時代豐富多彩的高峰文化。後期經時代動盪和統治階級對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調整，一種對秩序的要求，傳統儒學生命力再度顯現，逐步上升為壓倒其他的思想力量、占統治地位的價值取向，並向宋明理學過渡，補充了儒家哲學的傳統命題和范疇，與後期中國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並駕齊趨，構成雙駕馬車，加強了封建的統治。
2.盛唐時期是南北文化的融匯時期，並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先秦時百家爭鳴，老莊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與北方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形成對峙局面。秦漢時國家的統一，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漢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徵[15]。東漢特別是魏晉，北方文化有所發展，曹魏時的文學為其代表。西晉末年戰亂，文人紛紛南遷，北方多被落後少數民族統治，南方文化發展迅速，並從總體上超過北方。以致當時無論南北都認為南方文化為華夏正統。隋煬帝由北方統一南方，仍大量推崇南方文學。唐初一切公私文書，皆用四六文。後來古文運動漸起，北方文風取得優勢。同時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為北人[16]，此亦對文化上的消長變化起干預作用。《五經正義》的編篡，正表明經學上的南北統一，且多用南朝人義疏。外來佛教文化的沖擊，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過程。
3.盛唐時期也是傳統文化中文化創造傳播者身份地位發生變化，分層文化明顯化的時期。官方的文化壟斷不斷被打破，民間文化有了大發展（特別是後期）。漢代的經術取士，使文化創造傳播更多地為累世家學和博士所掌握，魏晉時的高門世族同時也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和壟斷人，文人學者的社會地位只決定於他們的門第和官爵，而不在於學問本身。因此他們對於後來研究者觀察時的影響是：時代的差異多於個性的差異。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會階層和地位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層面必然較少。唐以科舉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識分子皆可憑其文才學問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會地位，從而改變了政權結構。大量代表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出現，學派的產生、人才群體的涌現便是明證。同時市民文化有所發展，這種與官方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反映著文化中間的不同層次內容，頗具個性明顯的特徵，使文學藝術流派紛呈，頗為繁茂。
4.盛唐時期又是傳統學術文化不均衡發展的極致表現時期和科學文化的轉折過渡期。中國傳統的重人文、重文學藝術、輕科學的文化特徵，唐代有充分表現。文學藝術、史學高度發達，自然科學相對落後。李約瑟認為：唐代是人文主義的，宋代則較偏重於科學技術方面。到宋代，「深奧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詩，哲學的探討和科學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術上，宋代把唐代設想的許多東西都變成了現實」[17]。以數學為例，唐代數學著作僅三、四種，宋代多達五十多種，唐以前幾何學為中心內容向宋元代數學的過渡，唐代是一個轉折。唐代人文學科的片面深化，缺乏哲學和科學技術的相應成比例發展，因此從文化總體發展水平看，盛唐文化似不如宋代。前輩學者陳寅恪、鄧廣銘先生論之頗詳。
5.盛唐文化做為創造主體除了對前代的傳統文化加以繼承、詮釋、理解，依時代的需要和統治的要求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使其具有顯明的個性特徵外，還對各種外來文化進行融匯、消化，並弘揚以為己用，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盛唐文化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徵。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頻繁、來往最密切的時代。並且每次往來都多少與文化有關。以宗教為例，除佛教外，還有多種宗教傳入。貞觀九年景教僧阿羅本由波斯來到中國，於義寧坊立大秦寺，是為景教傳入之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景凈撰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頒並序》。永徽二年（651年）唐正式與大食通使，伊斯蘭教隨商人傳入，到貞元十四年（798年）止，大食國遣使至唐達37次之多[18]。襖教，先傳入今新疆境內的於闐、焉耆、疏勒、高昌，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襖祠，貞觀時崇化、禮泉、普寧、靖恭諸坊都立襖寺。武後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為摩尼教傳入長安第一人，大歷三年（768年）准許回鶻在長安建摩尼教寺。這幾種宗教，皆與佛教一同在「會昌法難」中遇到禁毀。
從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況看，每個文化主體多是立足於本體的需要，依本體的文化結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與唐處於同時代，尚有幾個較大的文明區。周圍的附屬性小國，從屬於這個大的文化系統。它們有著不同的認知、價值、規范和審美系統，使其各具不同的特點。對它們各自的文化內容和相互影響的研究，可以完成對中古世界文明的總體把握和認識，從而能更清楚地認識唐代文化的地位。
南亞的印度文化圈。文化的中心內容是佛教和婆羅門教，所有的專門學術都由神學發展而來。梵文文學有所發展，梵文戲劇有十餘種之多。數學與天文學關系密切，代數學有較高發展。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聖使（亞雅巴達）提出了地球繞地軸自轉的主張，並對日月蝕現象有近似科學的解釋。當時唐代對印度文化的吸收重在佛教和天文、數學、醫學知識等內容。
阿拉伯地區以其優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國、印度、希臘的文化遺產，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科學文化，在世界科學史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其主要成就表現在天文學、醫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地理學等方面，為當時世界上科學發展的高峰。此外哲學、文學、史學也有相應的發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把乳香、木香等葯物、葯方帶入唐朝。但有唐一代對其發達的科學文化卻少有吸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中世紀西歐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為中心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世俗學術哲學、科學、文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自然知識只有在它是一種啟發的工具，可以證明教會的教義與《聖經》的章節時，才被重視。」[19]教育純為教會服務，但所開文法、修辭、邏輯（初等三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高等四科）7門課程，卻有利於文化的延續、普及。當世俗學校大量建立後，出現了知識的復興。與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唐時傳入，但影響很小。
當時唐朝做為與這三大文明區並列的東方文化中心，深深影響著周邊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象當時日本、朝鮮的學校教育，從課程到考試內容和教材，都與唐代相同。日本當代史學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書中頗為中肯地寫道：「唐代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學習唐朝也就間接地學習了世界文化。」中國文化由於其大陸性的特點，自發性獨創性較大，因而封閉性也比較明顯。古代中國只有唐代受外來文化的沖擊最大，與外界接觸最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最具有開放性。本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先生在構思《楊貴妃》劇本時曾有如下的想法，即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把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20]。魯迅先生的這一看法，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
總之，觀察盛唐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唐前期較具開放性，後期則逐漸收斂，經歷了由放而收的時間歷程。後期更象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間的過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會時代特徵和個性特點的應是前期的盛唐文化。無論從文化層面還是文化部類上看，都帶有區別其他朝代的獨特內容。
⑵ 關於唐宋差別的問題。
唐代比較開放，主要尊崇老子和儒家學說，整體氣勢雍容豪邁
宋代比較保守，尊崇孔子的儒家學說，思想比較迂腐，對外政策既保守又軟弱
近年來人們熱心於談論傳統文化,而談論的重點,常常是傳統文化中最輝煌的一大段———唐宋文化。有學者已經精闢地指出:唐代文化與宋代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另有學者進而將它們分別賦予類型名稱: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並對它們各自的內涵和特徵進行了論證。這種分析和研究還只能說是一件事情剛開了一個好頭,對若干基本問題的探究和論證尚缺少應有的廣度和深度。要闡明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各自的特徵及其對後世的重大影響,宏觀的、整體的把握固然必需,但深細的探究和個案的分析更不可少。在我看來,李白是唐型文化的一個重要代表,而蘇軾更是宋型文化的象徵。如能研究好這兩個人物,則對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就會更深入、更准確。而將李、蘇二人的研究相比較,我認為研究蘇軾意義更重大,所獲也當更多。因為李白畢竟主要是一位詩人,其文學成就相對局限,文化貢獻相對小一些;而蘇軾則不單是一個詩、詞、文、書、畫兼擅的文藝全才,而且是一個兼通儒、釋、道的學者和思想家,他的多方面的文化創造和貢獻使他足當宋型文化的主要代表,甚而象徵性人物也毫無過分。
上個世紀,人們在對華夏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中已經認識到,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傳播過程中,宋型文化(無論正面負面)對後世的影響更大。嚴復就曾經指出:「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其實宋型文化不但影響本國,亦對西方有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所載劉海峰《科舉制度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文,便論證了英美等國借鑒中國科舉制度建立了現代文官制度。而眾所周知,科舉制度始於隋唐,而健全、完備於宋。在宋型文化輻射和傳播的歷史地圖上,蘇軾高居於旗手和領袖的位置。從北宋後期開始,歷元、明、清至近代,900年間大部分中國文化人都在追隨著他。我們過去的蘇軾研究,多局限於就蘇軾論蘇軾和就蘇軾論文學史。如能擴大視域,增加視角,從大文化的背景出發,綜合多學科的成果來重新觀照蘇軾,必能發掘出許多「有意味」的東西,使我們的蘇軾研究上一個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