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經典有哪些
傳統文化縱覽
1、簡介
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琴棋書畫、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四大發明、民間禁忌、精忠報國、竹、民謠、黃土、長江、黃河、紅、月亮。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農家、農民起義、鋤頭；皇宮官府、宮庭文化、帝王學。
2、諸子百家
1．儒家（孔子、《論語》、孟子、《孟子》、荀子 ；思想：仁、義、禮、智、信；四書：《中庸》《大學》《孟子》《論語》） 2．道家（老子、莊子；思想：道德，無為、逍遙） 3．墨家（墨子、《墨子》、思想：兼愛、非攻、舉賢、節儉） 4．法家（韓非、李斯、《韓非子》思想：君主集權，以法治國） 5．名家（鄧析、惠施、《公孫龍子》） 6．陰陽家（鄒衍、五行、金木水火土） 7．縱橫家（鬼穀子、蘇秦、張儀、《戰國策》） 8．雜家（呂不韋《呂氏春秋》） 9．小說家（ 吳承恩《西遊記》、羅貫中《三國演義》、蒲松齡《聊齋志異》、曹雪芹《紅樓夢》）施耐庵（《水滸傳》） 10．兵家（孫臏《孫臏兵法》孫武《孫子兵法》思想：強調作戰前一定要做好准備） 11．醫家（扁鵲、淳於意、張仲景、華佗、孫思邈、王冰、張從正、朱震亨、李時珍、張景岳）
3、琴棋書畫
4、傳統文學 主要是指詩詞曲賦。
《詩經》、《漢樂府》、《孫子兵法》、《三十六計》、《先秦詩歌》、《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 四大名著（《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等。
5、傳統節日
6、中華詩詞
古詩、律詩、絕句、近體詩、無題詩、自度曲（詞）、傳統詩詞等。
7、中國戲劇
8、中國建築
還有一些：http://ke..com/view/40254.htm
傳統道德觀：
一、國家思想：
吳起與魏王泛舟江河，魏王誇說山河之險，固若金湯。吳起歷舉夏商各朝代的山河之險和亡國之痛，說：國家強盛在德政，不在山河之險。有德，天下歸心，無德，舟內之人皆為寇讎。
《鹽鐵論》：「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又曰：「以道德為胄，以仁義為劍」。《左傳》晉。「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又，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死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器備，忠於公室。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古代先賢懂得思想的對立統一是和諧發展的根本動力。先秦時期，中國形成了「和」與「同」的概念。同是簡單的同一，而和則是集合了許多不同的因素而形成的統一。以音樂為例，必須有「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等聲音，才能組成樂曲。「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王夫之：「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二、政治理念：德政
《尚書》「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管子》稱：「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論語》「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季梁說：「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國君應當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政權才能鞏固。當權者「命在養民」。
楚國令尹子文說：「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
政權得失關鍵是「民」，是民心的向背。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亦然。政，正也，以君之意誠心正，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1．為君者修德以感人，感化天下。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以身率人，使人感化，躬行其實，以為民先。
2．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為政以德，不但不可生事擾民，而且要愛民；而愛民如子，國家理財以養民為本，愛養民力；
3.統治者要平易近人，親民愛民。
孟子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主張仁政論，仁義論，他認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仁政必須與廣大民眾的利害相連，憂樂相通，樂民之所樂，憂民之所憂。
《禮記》提倡「明德，親民，止至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德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即引導，率先；政，謂法制禁令；齊，所以統一思想。引導人民遵守法令，不服從則處以刑罰；刑法使人民不敢犯法，苟免於刑。但人民不見善，就無法從不善轉變為善。以德引導人民，以禮節劃一，人民就會知恥並不斷追求善行。
朱熹：主張為政以德。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德又禮之本也……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者」。是講統治者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感化和養民為本的方法，使民從不善至於至善。
人的吉凶禍福是人自己的事，與天地鬼神沒能關系。「吉凶由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古代無神論者駁斥了禱祝、咒術、和卜筮等迷信思想。齊國政治家晏嬰認為齊君生病，是由於「縱欲厭私」和「斬刈民力」的結果，祈禱也是無用的。他說，雖有「善祝」，也抵擋不住人民群眾對統治者的詛咒，「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也有損。……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三、民本思想：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為邦本。
中國歷代都相信君權神授，商紂王文武兼才，自比太陽，老百姓說：「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表現出人民願與之同歸於盡的強烈反抗情緒。西周建國後，總結商朝亡國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只有「保享於民」，才能「享天之命」。西周統治者認為天命並不是永遠不變的，天命以民心為轉移，「天惟時求民主」，上帝關心下民，為民求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什麼是天？天就是民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管子》中對民有認識，「分而視之則愚，合而視之則聖」。
中國古代產生了無神論思想。春秋時代，人們認識到鬼神不能支配人，「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鬼神非人所親，惟德是依。」
「天道遠，人道邇也，非所及之。」
老子主張無為而治，認為虐待老百姓的「有為而治」是惡政；他警告當政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後漢馬衍《車銘》：「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四、倫理觀念：
《管子》中，就有讓人民「倉廩實」、「衣食足」，才能發展生產，富強國家，而想讓人民遵守道德規范，就要讓他們衣食無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中國傳統思想，都注重倫理和道德教化，注重人的道德修養，提出「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道德價值體系。希望把人培養成君子賢人，由個人的修身，達到齊家和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以個人道德品質為基礎的「德治」。
認仁以為先，功利為後，以仁義制萬事。
德是一種心理的道德或善心；禮是制度品節，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於天理。克己復禮，就是克服戰勝自身的私慾，恢復天理，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這個禮或天理，就是倫理道德。對當權貴富人者說，一是要節欲，而不是縱欲，事無巨細，要謹察，「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慾耶？果天理也，則敬而擴之，……果人慾也，則敬以克之」。撥亂反正，正人心，明紀綱。克字，就是殺賊工夫，殺人慾之賊。
五、義利之辨
義利關系，是倫理道德哲學的價值觀念。儒家重義輕利，但對國家的公來講，要講功利，造福於民；而對個體而言，不能光講利，更要講義。義利之別，就是要分別得天理人慾，公私、邪正。義利之分，是天理人慾、公與私之別。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屬於天理之公。
義，是天理之所宜。義者，宜也，根於人心之固有的理，即仁義之心。追求利，要按天理辦事，即按倫理道德的要求去處分。一事當前，是理當如此，就當做，合乎天理仁義的分寸。自天子至於庶人，人人得本其仁義之心而處萬事，謹守天理之所宜，而不追求不義之財利。《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春秋左氏傳》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 晏子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東北某彩票站的一位普通下崗婦女，面對五百萬大獎，且彩票不記名不掛失，能毅然將彩票歸還原主，這就是仁義之心，是義舉。較之那些貪瀆詐騙者，不乏受高等教育有官位者 ，更能代表中國人的道德心。
利者，人情之所欲，是人慾之私。利，生於物質與我的關系之中，屬於人慾之私。何心隱：「人為天地之心」，肯定人的慾望的合理性，但提倡寡慾，反對縱欲。有的主張義利並重。人慾有合理性，但如果只講利，計較利害，就不好；殉人慾，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孔子要求「克己復禮」，即克制自己的慾望，恢復禮制。譬如有白金遺道上，君子認為他人之物，不可妄取，小人則以為利而據為己有。
重義輕利說。朱熹認為，「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天下成萬事本於一心，而仁此心之存……此心既有，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極言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謀其功。」君子之學，不能專在利害上計較，應注重正義、明道。
六、尚儉：
朱熹：反對窮奢極欲，認為應該奢不違禮，儉不失中。主張以道為樂，處貧泰然，以不足為足，無不足則富貴與貧賤處之一也。
儉而有度為德。
以道為樂，樂天知命，天理為樂。
朱熹：他認為君子在富貴與貧賤之間的選擇取捨，要合乎仁這個標准。「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於道不當富貴，則應視富貴如浮雲，無動於衷，即使富貴找來也不要；反之，於義當貧賤，則應安貧樂賤，處貧賤而不去。
《尚書》「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做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民物賤用物，民乃安……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晏子》：「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禮記》：「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七、三綱五常
三綱五常維護等級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會的倫理道德原則。將存天理具體體現在家族內的父子、夫妻、兄弟關系，和君臣（個人與國家）關系以及人與人關繫上。
三綱：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與此相適應的是忠、孝、節等倫理道德規范。
甲．父為子綱 是三綱五常的基礎。宗法社會中，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 父親是一家之長，是生產和分配的決策者，子女對父親要絕對服從；父親有過，子女也只能低聲下氣和顏悅色地勸說，父母不聽勸反而鞭打兒子，可謂勞苦，亦不就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毫無怨言地去盡孝道。與父為子綱相適應的道德規范便是孝。孝悌為仁之本，作為父為子綱的核心。這個仁是愛的意思，行愛自孝悌始。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仁事，親親是第一件事。如以仁作水源，則孝悌是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愛物是第三池。
古代以孝治國，提倡孝道。朱熹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來倡導孝道。他在《示俗》中稱：「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在《曉諭兄弟爭財產事》中，寫道：「勸諭士民務修孝悌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認為一個人如果能孝弟，其心和順、柔恭，必無犯上作亂之事。
乙．君為臣綱
是三綱之首，從中央到地主，構成了王權的機構。王權是父權的擴大，君主被稱為國民之君父，地方官吏被稱為父母官。君是宗法社會利益的最高代表，享有最高的權力，具有最高的權威。中國古代宗法社會，是移孝為忠，將對父母的孝，擴大到對君主的忠。與君為臣綱相對應的的道德規范便是忠。
所謂忠，其一就是盡自己的心，盡心盡力，克盡一切私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二，忠是誠實不欺。把忠君的道德行為規范推廣，用於待人處事，則是忠恕。「推己及人為恕」，推測自心，己所欲，人亦所欲，己所不欲，人亦所不欲，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正是仁。
丙．夫為妻綱
人之大倫，夫婦居一。朱熹主張婦女三從，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他反對不 嫁娶禮儀辦婚事的「引伴為妻」，規定不得「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他並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丁．四德 五常
孟子提出著名的「四端」說，認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人先驗地具有仁義禮智四種道德素質或品德。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此四端者，就是沒有人性，也就算不得是個人。例：路見小孩落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出手相救，所以如此，並非與小孩的父母相熟，也不是要在親朋中邀取好名聲，更不是害怕遭受處分。可見人皆有仁愛之心。
朱熹在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關系，提出了仁、義、理、智、信的道德項目，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倫理道德准則，以及道德修養的原則和方法。
仁——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首先，仁是愛之理。朱熹認為，人的仁義理智信的五常，根源於五行（木火金水土），是五行之性也。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其發為惻隱。「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
其次，仁是心之德。即得之於心的愛的本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生人與萬物，便是天地之德顯示諸仁，人與萬物生生不絕，顯示天地之仁；天地把生生之仁心，藏在人與物中。人與物，都是天地之用。愛由心生。去私慾，做到不違仁，就是心之德，即仁的生物之心，符合於德。仁是天地之生氣，人之所以為人，其氣則天地之氣，仁是一種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譬若谷種，生之性便是仁。生的意思是仁。
仁，是天地生物之心，人與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仁心，即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故此心必仁。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罷了。仁是本體，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仁即是心，即天德之元，表現為愛人愛物的寬容大度。
仁包含義、理、智三者，仁為四德（仁、義、理、智）之首，管束得四德；仁也是五常之首。四德存於人的本性之中，雖未表現出來，四德已具有，所以仁統義、禮、智。能仁則後三者（義、禮、智）自在其中矣。
仁包含四德五常，所以仁體現為「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而且還體現在「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這便是孝悌、忠恕、恭敬、仁義、禮智等政治道德原則和倫理道德規范。
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其表現是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禮也，表現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表現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表現為明斷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表現為忠信。
義者，事之宜也；即做事適宜，恰當；按仁的要求去做，就是義。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所謂天理之節文，即禮即理也；二是作為人事之儀則，具倫理規范的意義；禮則為謙遜，合乎仁的儀式禮節。
智，即明斷見識；智則為明辨。能分清什麼是仁，什麼不是仁，就是智。
信，約信也，即守信、誠實的意思，信便是真個有仁義禮智，不是虛假的。好學則智。智者見於未萌，智者不惑，是是非非謂之智。
人秉五行之秀而生，故其為心也，未發由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
以自然界的五行，來比附和衍生出五常，則五常成為超社會超時空的永恆存在的東西了。
戊．五倫
朱熹把社會的人倫關系歸納為五倫，即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即五品等級，是人世的大倫，人不能改變，也不能超越，五倫是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不是後天人為的。
與五倫對應的，是親、義、別、序、信。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理，天之所命，出於人心之本然，非後來所強加的。
在五倫之中，君臣、父子兩倫最重要，是天之經，地之義，因此在五常中，仁義也最重要，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五倫既是天經地義，但因為氣稟所偏，人慾所昏，固有的倫理，卻被蒙蔽，因此需要教育人們，啟迪人們固有的倫理之心，於是先王立學校以教其民，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設官教民，既不使人不失仁義禮智之性，也使人不亂人倫之理。古代聽訟之斷，必以人倫為重，以人倫為善惡是非和量刑的准繩。
對傳統的倫理道德精神，以及由這種倫理道德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人格和價值觀，我們要繼承其超時代、超因果的絕對性合理內核。道德精神是由個人根據自己的人生價值觀自覺選擇的,作這種選擇，需要以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來履行道德義務。從倫理道德中升華出一種巨大的、崇高的和永恆的精神力量，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講「捨生取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重無私無畏的大丈夫和浩然正氣等等，就是我們民族的道德正氣。這種道德正氣的精神力量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是極端重要的。我們要重視人格能力和人生價值觀的培養,高揚中華民族的道德正氣，這也是新倫理、新道德發展的前提，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
㈡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種博愛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墨子提出孟
1、墨子
學術思想
① 兼愛非攻
他的「非命」、「兼愛」之論，和儒家「天命」、「愛有等差」相對立。認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要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所謂兼愛，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愛人若愛其身」,並認為社會上出現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的現象，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他反對戰爭，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謂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愛民，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反之，則會得天之賞。[9]
③ 尚同尚賢
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於天志，上下一心，實行義政。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墨子認為，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主張。[9]
④ 節用節葬
節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他們抨擊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認為久喪厚葬無益於社會。認為君主、貴族都應象古代三代聖王一樣，過著清廉儉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9]
⑤ 非樂
墨子極其反對音樂，甚至有一次出行時，聽說車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馬掉頭。他認為音樂雖然動聽，但是會影響農民耕種，婦女紡織，大臣處理政務，上不合聖王行事的原則，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對音樂。[9]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賞善罰惡，藉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務於他的「兼愛」，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張「非命」。認為認得壽夭，貧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亂都不是由「命」決定的，只要通過人的積極努力，就可以達到富，貴，安，治的目標。墨子反對儒家所說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認為這種說法「繁飾有命以叫眾愚朴之人」墨子看到這種思想對人的創造力的消磨與損傷，所以提出非命。[9]
在墨家整個思想體系中，軍事思想佔有重要位置。《墨子》軍事思想是處於弱者地位的自衛學說，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兼以易別」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體行動綱領。他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他對統 治者發動 戰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 」來充當； 而人民與天子國君，則都要服從天志 ,發揚兼愛，實行義政，否則，就是非法的，這就是「 一同天下之義」。
軍事思想
非攻：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
墨子認為，當時進行的戰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爭，在《非攻》
諸篇中，反復申訴非攻之大義，認為戰爭是凶事。他說，古者萬國，絕大多數在攻戰中消亡殆盡，只有極少數國家倖存。這就好比醫生醫了上萬人，僅僅有幾人痊癒，這個醫生不配稱之為良醫一親友，戰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歷史上好戰而亡的統治者不可勝數。這無異於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來開疆拓土吞並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所以墨子主張，以德義服天下，以兼愛來消弭禍亂。在墨子眼裡，兼愛可以止攻，可以去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10]
墨子主張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的掠奪性戰爭。墨子以是否兼愛為准繩，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爭，如禹攻三苗、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爭。反之，大攻下，強凌弱，眾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爭。是非正義的。[10]
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當時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
① 貽誤農時，破壞生產。農業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10]
② 搶劫財富，不勞而獲。竊入桃李，搶人犬豕雞豚、牛馬，殺人越貨者，「謂之不義」，攻小國，「入其溝境，刈其莊稼，斬其樹木」，同樣是「不與其勞就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義行為。[10]
③ 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墨子指出，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民之格者，則逕殺之。不格者，則系操而歸。丈夫以為仆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
墨子「惟非攻，是以講求備御之法」，從「非攻」出發，《墨子》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禦的問題。墨子深知，光講道理，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爭的，因而主張「深謀備御」，以積極防禦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爭。這些研究防禦作戰的論述，集中在《備城門》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禦理論體系，概言之，包括三個方面內容。[10]
一是倡導積極准備，力爭做到有備無患。「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廓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必無備慮，不可以應卒。」只有在戰前進行後勤、城防、軍備、外交、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面的充分准備，才能造成守城防禦戰斗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贏得防禦作戰勝利。[10]
二是「守城者以亟敵為上」的積極防禦指導思想。墨子認為在守城防禦中，應守中有攻，積極殲敵。「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傷敵」的具體措施是：利用地形、依託城池，正確布置兵力；以國都為中心，形成邊城、縣邑、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禦，層層阻擊，消耗敵人；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10]
三是在防禦作戰具體戰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禦作戰戰術原則。《備城門》等篇，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禦。如高臨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墨子對以別具匠心的應對措施，並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製作方法、使用技巧等。[10]
墨子防禦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世有關防禦原則和戰術的記述，多祖述《墨子》，以至於一切牢固的防禦也被籠統稱為「墨守」。如果說范蠡是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禦理論，墨子則更多從作戰角度探討防禦，形成了較完備的防禦作戰理論體系，而這一體系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理論形成互補關系，對傳統兵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墨子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
2、荀子
思想觀點
主要觀點
荀子對各家都有所批評，唯獨推崇孔子的思想，認為是最好的治國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繼承人自居，特別著重的繼承了孔子的「外王學」。他又從知識論的立場上批判的總結和吸收了諸子百家的理論主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於天人之分」的自然觀、「化性起偽」的道德觀、「禮儀之治」的社會歷史觀，並在此基礎上，對先秦哲學進行了總結。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將「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觀化與規律化，見於他的《天論》一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在荀子看來，天為自然，沒有理性、意志、善惡好惡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陰陽風雨等潛移默化的機能叫做神，把由此機能所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為，天不是神秘莫測、變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變的規律。這一規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賴於人間的好惡而發生變化。人不可違背這一規律，而只能嚴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道不會因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變，對人的善惡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對傳統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態度，認為自然的變化與社會的治亂吉凶沒有必然的聯系。認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種宗教儀式，僅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盡「人道」而非「鬼事」。（《禮論》）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各有自己的規律和職分。天道不能幹預人道，天歸天，人歸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亂吉凶，在人而不在天。並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職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載人，不能治人」（《禮論》）「天有其時，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論》）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來，與其迷信天的權威，去思慕它，歌頌他，等待「天」的恩賜，不如利用自然規律以為人服務。荀況強調「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對天的態度作為君子、小人之分的標准。強調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觀能動性，主張「治天命」、「裁萬物」、「騁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確的宣稱，認識天道就是為了能夠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偽」的性惡論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惡論，這與孟子的性善說直接相反。他的總論點是，凡是善的，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人努力的產物。價值來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惡」——一自然資質為性的性惡論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確認人在道德修養和治理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在道德修養方面，作為前提與起點的，是荀子主張的性惡論。荀子從天人相分的立場出發，否定而人性中先驗的道德根據。在他看來，所謂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謂「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現為「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6]。其實質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認為人的這種天然的對物質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禮儀規范相沖突的。他認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紛亂理而歸於暴」。所以說人性是「惡」，而不是「善」。
荀子這里的情性觀與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關。然而性自命出以「情」為天的觀念引出的是自然主義、情感主義的生存論調。荀子沒有沿著這一個路向發展，這是因為，他認為天然稟賦的性情是惡的。因而順應他的發展，將引起人與人的爭奪，賊殺，導致社會的混亂，這就是性惡論。
2.「化性起偽」的道德教化論
荀子認為，凡是沒有經過教養的東西是不會為善的。對於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命題。荀子的人性論雖然與孟子的剛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為聖人。荀子以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後天的賢愚不肖的差別是由於「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後天的環境和經驗對人性的改造其則決定性的作用。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其禮義，製法度」，轉化人的「惡」性，則「塗之人可以為禹」。
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因為人本來就是善的，而荀子論證塗之人可以為禹是因為人本來是智的。
3.「化性起偽」的性惡論的意義與目的
性惡論的價值在於：（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從人的實然層面來看待人性。（2）強調後天環境對人發展的作用。（3）進而說明禮樂教化的價值與意義。
性惡論的限制在於：（1）從性惡出發，固然可說明禮樂教化之「偽」的現實必要性，但由於否認了人的道德先驗性，聖人治禮作樂的「化性起偽」的教化行為就失去了堅實的存有論根據。（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於社會道德之惡，沒有真實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會性「惡性」之間具有人的意識的造作性。如此將使社會性的「惡行」具有自然存有論根基，以至於「惡」成為了價值的合理性行為。（3）性惡論使人性的超越幅度喪失殆盡，人完全成為社會宗法等級的奴隸。
性惡論的目的：性惡，或性善，對儒家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其價值僅僅在於如此的人性論奠基可以為現實社會的禮樂教化提供內在人性的根據。
所積而致的成聖之道
就道德修習而言，荀子認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聖」。荀子堅持自己的理論的一貫性，認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聖人與普通人沒有什麼不同。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戰國末年貴族和平民依血緣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還認為聖人與普通人一樣，也只有經過後天的努力，才能夠成就自己。「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
聖人與一般人，君子與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別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論的意圖並不在於從根本上廢棄這種差別，反而要從後天努力的角度凸現這種差別。凸現後天努力修為造就君子、聖人，是在強調精神氣質、文化教養上的貴族性，荀子學說有濃重的知識化、工具化的傾向，然而在追求成聖，追求貴族性的精神氣質與品格的這點上，與孔子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荀子講成聖，又希望借聖人的教化，使得社會大眾得以轉變性情，以至於善。
「明分使群」與古今、禮法之爭
荀子的社會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藉助聖人的教化，轉變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認為聖人更重要的作用在於他能夠「使天下皆出於治」，這就是儒家的外王學。不過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識論重組了這種外王學。
2.「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
隆禮重法
對禮法、王霸之爭的總結
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命題。
3.厚今薄古的「法後王」說
荀子在歷史觀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後王」說，所謂「後王」蓋指「近時」之聖王或可能成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統治者。他認為「先王」的時代久遠，事跡簡略，不如近世的後王可靠，所謂「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須通過「法後王」的途徑才能實現。他主張「法後王」，又提倡繼承「先王之道」，意在為封建統治階級尋求理想的人格榜樣。荀子批判以復古倒退為目的的「先王」觀，指責「俗儒」們的「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雜學，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後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納入新興地主階級大一統的制度與范圍上來。
「虛壹而靜」的認識論
1.「天官薄類」和「心有徵知」
2.「虛壹而靜」的解蔽方法
3.「學至於行之而止」的知行觀
4.「制名以指實」的邏輯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秘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3、韓非子
法家思想
韓非子雖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張卻與荀子大大相反，他沒有承襲荀子的儒家思想，卻愛好「刑名法術」之學，且歸本於『黃老之學』，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統治理論。韓非總結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張君王應該用『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治理國家，此為法家之博採眾長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見韓非著作部份篇文內容就佩服地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說，寡人如果能見此人，與其同游談論一番，那就是死也都無憾了！在韓非死後，當代各國國君與大臣競相研究其著作《韓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統一六國的帝業。
韓非子反對政治治理的原則建構在私人情感聯系與當代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張將人的自利本性作為社會秩序建立的前提，強調君主統制權視為一切事物的決策核心，君權是神聖不可侵犯，君主應當運用苛刑峻法重賞來御臣治民，以建立一個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
韓非子在其《韓非子》裡面有《解老》與《喻老》兩篇，直述自己思想也源自於老子，故後世稱之為道法家，意味從道家裡面延伸出來的新法家思想。從思想上說，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從政治上說，商鞅是法家最傑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動，創造了一個國家的富強，奠定了天下統一的基礎，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法家這兩個巔峰人物，都從老子那裡得到了豐富的營養。
韓非子之學出於荀子，源本於儒家，而成為法家，又歸本於道家。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但其學說過於尊君，為後世所詬病。
1、名實相符
韓非子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2、依法治國
韓非子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以法治思想為中心。他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3、改革圖強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4、唯物主義
韓非子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為「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系。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
韓非子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韓非子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韓非子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就是實踐。韓非認為，不經過實踐（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辯證法
韓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斷地變化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為常。」（《解老》）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論」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 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作用。
韓非子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一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提出對立統一的矛盾論問題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韓非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4、李商隱
政治詠史詩
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於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隱的詩歌創作，開始時醉心於李賀那種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清倩流麗的詩體，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變」，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殺、宦官擅權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轉變，寫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現實的政治詩。[20] 如表達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憤怒聲討了宦官的罪行，稱頌了敢於反對宦官專權的將領，熱切盼望鏟除宦官、恢復皇帝的權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長篇政治詩《行次西郊一百韻》。[20]
李商隱的政治詩又多半以借古諷今的詠史詩出現。如《詠史》批判了統治者的荒淫、愚昧和無能。《隋宮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統治者要接受前車之鑒。又如《馬嵬二首》其二，對唐玄宗為皇帝而弄得眾叛親離，連自己的寵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結局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賈生》深寓作者對晚唐統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長生，而不恤國事的諷刺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瑤池》借周穆王諷刺唐代皇帝們求仙，《隨師東》借古事影射朝廷東伐李同捷。
李商隱詠史詩的成功之處，在於注意構思的凝練、取材的精當，巧妙地將歷史與現實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辭創作出帶有虛構色彩的場景，突破史實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諷刺對象的本質；或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或微物，深入開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與此同時，將自己的感情和議論自然地寓含在鮮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長的情韻，達到寓意的深刻性與形象的鮮明性、情昧的雋永和諧統一，增強了詠史詩的藝術表現力。
李商隱的政治詩反映了晚唐許多政治、軍事事件和重大的社會問題，是李商隱詩歌創作中最有思想價值和認識意義的部分，也是判斷其政治傾向的主要依據。李商隱一生慘淡漂泊，整日忙於生計，到老都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但他卻是個勇敢的詩人，針砭時弊，直指朝廷，抨擊皇帝，敢於揭開社會的傷疤給世人以清醒的認識，能夠使我們看到晚唐社會必然衰亡的命運。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㈢ 以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為題的作文
我與傳統文化
剛剛播完各種先模事跡，便是接二連三的防盜門廣告。作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願喪失錢財或生命，便只能時時處處提高警惕：不要讓陌生人進家，不要吃陌生人東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幫助等等。這樣，當我們用警覺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別人的同時，自己也時時被警惕的眼睛監視著。我們就這樣無奈地生活在一個（被假定為）」小人」世界裡。因此，當我在瑞士乘公交車發現無人驗票時，當我在日本退旅館發現無需查房時，我心中好一陣感動。我體驗到作為大寫的人的尊嚴，體驗到（被假定為）」君子」社會的愉悅。中國需要多久才能步入這樣一個人與人不設防的時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盜門窗，我無法預測。但相對說來，今天國人已經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飲購物時，享受到規范化的職業道德服務了。這給了我們希望，腳踏實地的職業道德建設，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領域，提升著我們整個民族的道德水準。當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們要走的路依然長之又長。
中國傳統美德，往往是與現代常德對立的
我之所以強調常德建設的艱巨性，是因為它對我們民族是一項」創新工程」，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支持現代常德的倫理元素：若干所謂傳統美德，在現代生活實踐中與常德規范恰好是對立甚或逆反的；而作為現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傳統道德所稀缺的。這便涉及到對傳統道德特別是儒家倫理的重新認識與評價問題。限於篇幅和本文題旨，其下只做簡要闡述。
長期來，我們對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道德採取一分為二態度，認為可以揚棄其封建糟粕，繼承其美德精華，忽視了儒家道德與現代道德的本質差異。筆者認為，儒家綱常倫理，也是以聖德（」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為標榜的封建道德體系，它的部分規范固然可以被現代家庭倫理所承繼，但卻難以直接移用到現代道德體系中來，更無法作為常德規范。當然，這里需避開符號陷阱，不能象某些學者那樣將傳統的良知、誠信、正直、仁愛等概念抽象拿來，賦予其現代內涵，然後大談儒家的當代意義，稱之為」美德倫理」、」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人道精神」等等。我們必須依據傳統美德的傳統固有內涵進行討論，才能發現其負面效應，
譬如說誠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誠者，聖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問題是，誠信作為儒家倫理規范，只是服從於忠孝仁義這些綱常倫理規范，在」六親」或」五倫」之內為鞏固差序社會結構服務的。換句話說，在人倫親情關系之內，中國人是講誠信的，欺君欺上無信無義罪莫大焉。但離開特定人情關系，欺騙」六親」之外的陌生人，則不一定受到道德譴責。明恩浦以來，來華的西方人都發現中國人缺少誠信的」素質」。有人認為這屬醜化國人形象的殖民話語，實際上，這正是國人誠信的另類表現：因為在國人眼中騙」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這種系於情緣的」誠信」，顯然有違現代常德所講的誠信。如前所述，中國人種種徇情失信枉法行為便是由此獲得道德庇護的--譬如向親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誠信」嗎？
這當然並非筆者新見，梁啟超早就發現中國人」公德殆闕」、」偏於私德」的現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的定義，中國人是」私德」也不具備的，因為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國人是難以」獨善其身」的。譬如當某單位人集體外出乘車時，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謙讓，惟恐爭先。但當這些人分別同陌生人乘車時，君子之風則盪然無存，人人爭先搶座，惟恐落後。更典型的例子是農民。農民一旦離開鄉土鄉親，其道德約束幾乎全部失效，在良民與刁民雙重身份自由轉換中毫無障礙。只要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說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為了，就是人口販子汪洋大盜回到村裡，也是不受道德輿論譴責的。因此，嚴格地講，國人所具備的只是一種在人倫關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這種」群德」在情緣關系內，美輪美奐，仁愛綿綿，情義無限。但這種仁愛、情義卻是內外有別有邊有界的。《禮記》雲：」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而親畢矣」。親既畢，愛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寫過百年前國人真實道德狀況：一人落難，眾人觀看。魯迅也曾對國人冷漠的看客行為，表示出極大憤慨。而今天，國人」進步」了，已由默默看客變成大聲鼓勵別人自殺的幫凶！因此，當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圍觀者起鬨叫好導致神經病人跳樓死亡的消息後，只能感到悲憤莫名。這里的關鍵，是起鬨者與跳樓者沒有情緣關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樓者的親屬，就可能喚起眾人的同情心，這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的」美德倫理」，與現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間沒有承傳關系。
深入探究下去，為什麼從儒家美德中推不現代常德呢？這就涉及到對道德文化深層結構的認識了。與傳統文化的君本主義（字面上是民本主義）相適應的儒家道德，沒有個人價值概念，是一種維護綱常禮教的義務本位的道德體系，強調的是」克己復禮」。而現代常德則是建立人本主義基礎上，承認個人權利合理性，是一種維護公共契約的權力本位的道德系統，強調的是」自律守法」。盡管現代常德也講良知與誠信，但這種良知與誠信並不只是對人的信諾，更是對共同遵守公共游戲規則的承諾。各種游戲規則，劃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維護他人權利的同時維護自己的利益，包括體現自己利益的集體與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侵權沖動總是難免的，因此，便又邏輯地產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規范，通過維護法的正義尊嚴來捍衛公民及集體、國家的合法利益。顯然，這與復禮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對立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封建禮教及法律維護的都是君貴民賤的等級制而不是個人權益，因此，也就難以形成自覺維護社會契約的」自律」、」守法」、」公正」、」正義」等等理性道德規范或價值規范。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後，何以會產生現代常德缺位的問題了，因為我們壓根就沒有這些規范！那種將道德滑坡籠統歸咎於儒家傳統中斷，完完全全是把錯了脈，新儒家開出的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當代中國人的常德建設，是需要伴隨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場經濟發展而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