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屬於哪個方面

『壹』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紀30年代，楚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就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秦楚國遺址、墓葬等的發現，激發了學界探索楚文化的熱情。其研究范圍從先前的文學、哲學領域擴展至歷史、地理、經濟、軍事、文字、建築、服飾、風俗、科技、歌樂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隨著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滲透，逐步向綜合性研究方向發展。
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長沙地區發掘的大批楚墓為楚文化這一學科的創立提供了契機；上世紀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國故地的考古發掘層出不窮，特別是隨州市曾侯乙墓的發現，使得楚文化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也認為，考古發現及其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引發了學界對楚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也為其拓展和精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佔有最新材料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的。」劉玉堂說，「隨著大量楚簡的不斷問世，其所承載的豐富訊息為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可能。例如，傳世文獻記載楚國遷都六七次，都城先後稱丹陽和郢，但清華簡《楚居》則記載楚國遷都達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見丹陽名稱，這將引起學界對楚都問題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楚人先祖季連活動的年代不會晚於虞夏之際。可是清華簡《楚居》中則將季連與盤庚連在一起。若此盤庚即商王盤庚，那麼季連活動的年代豈不要向後推約七百年？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華中師范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紀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這套叢書是20世紀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經過多年的積累，楚文化已經有了全方位、多角度、體系化的研究和總結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當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緊密跟蹤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著力解決其囿於資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難問題。」蔡靖泉說除了注重考古發現之外，將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對於推進楚文化多層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積極意義。萬全文向記者介紹說，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體說來，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比如，張正明的《古希臘文化與楚文化比較研究論綱》、王紀潮的《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等，就將楚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中觀角度則是將楚文化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譬如張正明的《秦與楚》，清晰展現了秦與楚的民族源流、歷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國家發展和命運，深刻揭示了秦與楚興衰存亡的歷史原因、秦人與楚人性格傾向對華夏民族性格形成的決定作用。所謂的微觀比較，則是將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對比探討，這也是目前區域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劉玉堂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重大。因為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發現不同區域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准確把握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過程和規律，進而發現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
蔡靖泉也表示，將楚文化與並世共存的諸地域文化進行比較探討，是楚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不僅能夠拓展楚文化研究視閾，也必將促進中國區域文化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紀的深入發展。劉玉堂表示，盡管楚文化研究在區域文化研究中處於領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比較薄弱，某些關鍵的研究領域多年沒有突破。他認為，上世紀楚文化研究的輝煌，多半基於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轟動性發現，楚文化研究很可能會出現「瓶頸」，甚至無話可說。因此，學界需要對楚文化考古資料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創新。萬全文認為，從楚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楚簡帛研究的推動。造成這一研究現狀的原因，是由於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相對上世紀有所減少，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出現的情況下很難得到解決。
針對此種情況，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說，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沒有上世紀90年代那麼轟動，重大考古發現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南水北調等大型工程的陸續開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發現，而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將這些新發現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據此繼續深化研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羅運環則強調說，除了對楚文化考古資料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強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他告訴記者：「准確釋讀諸如楚簡、璽、貨幣、器物上的文字資料，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尋新的突破點，還能夠對過去的成果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對出土文獻這些一手資料辨識的准確性，對於醞釀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無裨益。

『貳』 什麼是楚文化楚文化的性質和淵源

楚文化為東周時期中國南方的一支高度發達且風格獨特的區域文化。
楚族源於中原，與中原華夏集團有著密切的關系。楚文明的主源應是中原文明。從地理位置而言，楚的先民長期與華夏先民居住、交往，楚先民吸收了華夏先民所創造的先進文化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被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 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系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熊繹受封
楚文化
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49]中出有少量銅器，並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
文化面貌
由於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於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於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徵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並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後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徵和鮮明的個性。
迅速發展
楚文化
楚武王熊通即位後開始謀求向外發展，「辟在荊山」這一狹小的區域也不能滿足楚人的發展要求，楚文王遷都位於今荊州紀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吳師攻陷郢都止，是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這一時期的楚國在鞏固後方的基礎上逐步吞並了江漢地區、南陽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區的數十個文化因素各有特點的國家，其地入楚境，民為楚人。在這一系列並國擴境的過程中，楚人根據形式的變化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及實力條件的不同，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處理方式，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滅其國，絕其祀，縣其土而有其民，在這一過程中，楚人採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將其逐步納入楚民族的共同體，民族融合進程加快。同時，這一范圍內各種經濟、文化因素相繼融入楚系，從而為楚文明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礎。
洗禮融合
實物資料表明，獨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來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礎上，歷經這一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的洗禮，通過融合、吸收被吞並的眾多周王室同姓、異姓封國及其它諸侯國的先進文化因素加以綜合、提煉並經過創造而成，正是在此時，楚文明以非凡的氣勢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籬，取得了質的飛躍，從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轉折，進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發展逐步定型。 楚文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擊敗吳人，後昭王遷都於鄢（今湖北宜城），後又返郢，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為楚文明的繁榮鼎盛期。 這一時期楚國歷史雖然有起有伏，但楚國的發展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是連續不斷直至達到最繁盛、最光輝的頂點。其政治體制方面有斷斷續續的改革，舊的縣由大化小，並已在全境范圍內普遍設立，邊境設郡，官職爵秩已經相當完善，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發達的經濟基礎為楚文明的繁盛創造了有利條件。楚文明一如沖出峽谷的江河，以奔騰萬里之勢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取得飛速發展，表現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內涵，以致盛極一時。 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社會生產蓬勃發展，政治局勢迅速改觀。到戰國早中期，楚國在北面與中原諸國爭雄，時有進退；西北、西南分別防禦秦與巴蜀而主要是來自秦的威脅，以秦嶺、巫山山脈相阻隔，並分別設立了漢中、黔中、巫郡等；東面是楚國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方向，其軍隊多次出入齊魯國境，並直至海濱，但戰爭頻繁，建設難以連續持久；南面主要是「蠻夷」之幫，楚人沿洞庭湖兩側南進，直到五嶺，這一區域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政局穩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續發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遺存就主要在江漢平原及楚國南部的今湖南境內發現，並向楚全境輻射。 楚文化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遷都陳城，習稱陳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遷都壽春城，習稱壽郢，直至楚負芻五年（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是為楚文明的滯緩衰退期。 這一時期楚國基本處於動盪之中，盡管有相對的穩定，也是十分短暫的。楚國政治腐敗，思想保守，經濟上又因國土的淪喪受到了慘重的打擊，楚文明也丟掉了賴以發展和昌盛的堅實基礎。楚國歷史已成頹勢，楚文明也隨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曇花一現。
融入漢文明
當然，楚文明並未隨著楚國的滅亡而消失，在楚國被秦國滅亡後，楚文明也被秦文明所接受、改造，在楚人亡秦的過程中，楚文明得以部分恢復，隨著西漢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建立，楚文明融入更廣泛、更深入的漢文明之中。 楚文化
而且，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於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復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並連續發展二千年。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