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梁晉商文化怎麼樣

Ⅰ 晉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內容

晉商文化主要可分為三種精神。

1、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2、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

3、進取精神

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

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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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盡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Ⅱ 晉商文化是啥

晉商文化，山西晉中地區,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晉商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特點
重視家規與家風
學而優則商
為家族買官留爵提高社會地位
婚姻多不幸
民宅建築獨具特色

Ⅲ 晉商文化的精髓是什麼

晉商文化，是以整個山西為背景，以商貿為中心形成的一種文化形態，也是以晉商在中國市場上發跡、稱雄為起點，從明、清兩代延續到民國時期，以商業為紐帶的一系列文化現象。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馳騁華夏的晉商令國人矚目，以平遙、太谷、祁縣為代表的商貿金融前驅，舉商貿大業，奪金融之聲，票號匯天下，稱雄數百年，創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晉商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在中國商界稱雄達500年之久，晉商家族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晉商文化立足全省，影響全國，其力度和涉及層次廣闊，文化形式的方方面面滲透在晉中傳統文化中，對國人認識和反思中國文明史具有重要意義

明清山西商人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令人注目。他們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實踐活動都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作為其靈魂，這種內在的靈魂是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能動力量，而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就是這一特殊精神的創造者和實踐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於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它包括進取精神、敬業精神、群體精神，我們可以把它歸之為「晉商精神」。這種精神也貫穿到晉商的經營意識、組織管理和心智素養之中，可謂晉商之魂。

進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後，「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里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干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傭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乾隆《祁縣志》卷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准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里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伙極厚，故人皆樂為盡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仆，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里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裡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伙，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0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Ⅳ 晉商文化的內涵是什麼

晉商文化的內涵
00晉商始於宋代，稱雄於明清，衰落於20世紀初。考察其數百年的發展圖景，晉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融入到商業經營，在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商業文化和經營理念。誠實守信、義利並舉就是其中最為本質的兩個內容，它們支撐著山西商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業績，並對後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00誠實守信：為商做人之本00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誠」這一哲學范疇是儒家經典《中庸》提出來的：「誠者，天之道也」，「不誠無物」。「誠」的意思就是真心實意、真實不欺。戰國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講「誠」，孟子說：「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荀子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荀子·不苟》）。誠的理論至宋代周敦頤而有大的總結，周敦頤說：「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通書》）。這就是說，誠是仁義禮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礎，不誠則一切德行皆屬虛而無其實。00「信」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它的含義主要是指誠實可靠，守信用。作為人所應有的優秀品質和做人的倫理規范原則，「信」在儒學精神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從孟子開始信成為人倫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漢代董仲舒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宋代朱熹認為：「信便是真個有仁義禮智，不是假」（《朱子語類》）。信是以誠為基礎的，是對道德原則信念的堅持以及執行時的不做假。00晉商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他是將做人的道理應用於買賣生意上，特別是將「誠實守信」的觀念融入商業活動中，以誠實為本，堅持質量第一，維護自己的信譽，不弄虛作假。是先做人，後經商。以信用為上，取信於人，寧願賠錢也不做玷污招牌的買賣。祁縣喬氏在包頭的復盛油房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職工為圖私利，在油中摻假，被掌櫃察覺，立即另行換裝，雖然經濟受損，但是從此信譽昭著，近悅遠來。00晉商在進行商業活動時，誠實（守信）的表現還有重信守約、有諾必踐。經商過程中，商號之間資金經常相互「拆借」，叫做「相與」，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借貸款項。他們對待「相與」極其慎重，經過了解，認為對方重信守約，才與之銀錢來往。既經來往，就是對方中途發生變故，明知無利可圖，也不中途絕交。萬一對方倒閉，成了呆賬，也就聽之任之，當作教訓，其指導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為商家之命。00晉商以誠實守信為商業精神，以雄厚資本為物質基礎，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商業輝煌。票號是山西商業中極為獨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業，一紙匯票千里傳，萬兩銀子立刻取。在當時復雜多變的環境下，沒有一種內在的商業精神的支撐，很難達到這樣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說晉商是以誠實守信為根本的思想原則，並將其貫穿整個商業活動的始終。00義利並重：經商致富之道00「義利」之辨是討論倫理道德原則與物質利益之間關系的問題，是儒家思想重要爭論之一。義主要是指思想、行為所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利是指功利，物質利益。00晉商興起於明清之際，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封建的生產關系體系已有了裂痕，出現了許多反映商人階級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顏元。他吸收先秦墨家「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義利統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義利兼有，以義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命題，他認為義與利是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滲透，謀利計功是正義明道的目的，也是正義明道的動力，正義明道是謀利計功的手段。這就是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思想。00受當時先進的商業思想的影響，晉商挾信義而經商，不畏艱難，輾轉千里，輸萬貨以為人，贏百利而利己，逐漸形成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商業價值觀。00商業經營活動中的義，在擔負社會責任感的同時，應該還包含了三層含義：先進的經營機制、優良的企業素質、靈活的經營方針。一、晉商建立了具有強大動力、很強的平衡約束力的商業經營機制，把權、責、利三者很好地結合起來。財東一般不直接參與商號的經營管理，而是選用自己信賴，又熟悉業務、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本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放手讓其經營。為了避免各商號造成脫節，晉商通常運用大號管小號，總號統支號的方法，層層節制使整個管理系統有條不紊。各個商號之間又相互聯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約，建立起一種獨特的「縱向管理，橫向聯系」的制衡式的經營管理模式。00二、提高商號素質，增強內在活力。晉商號的機構精幹，在人員設置上的原則是：「因事設人」。一般從業人員在10人左右，精乾的機構設置提高了商號的辦事效率，減少了人員重疊造成的拖泥帶水。晉商對於人員的素質要求非常嚴格，狠抓業務，讓自己的職員練到嘴穩手勤。在職業道德方面，要求人員重信譽，貴忠誠，鄙利己，喜辛苦，戒奢華。制定出許多規定，如果違反開除出號，永不續用。晉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業形象，贏得了廣泛的贊譽。00三、把握信息，預測行情，審時度勢，經營方式非常靈活，多變。晉商從商業競爭中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櫃必須及時捕捉商機，制定經營決策，做到出奇制勝。晉商在競爭中知於前，行於先，在誠實守信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義利並重、義利統一的商業價值觀，服務民生，富足家業，在商界縱橫500餘年。

Ⅳ 晉商文化對我們的啟示：要有胸懷與眼光

晉為山西省之簡稱，晉商指的是山西商人，尤其是以山西太谷、祁縣、榆次、平遙等地為代表的晉中盆地商人。晉商的歷史可遠溯至春秋戰國時期，明清以來，晉商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燦爛的商業文化。那麼，今天就隨我一起來了解， 晉商文化 對人們有什麼啟示。

一、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念
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響，崇尚信義，在其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范，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晉商將關雲長尊為財神，百般信崇，均在於其「信」、「義」二字。晉商以其信義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衛自己的商業利潤。

晉商各商號在號規中大都規定了「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族恨」，反對採取卑劣手段騙取錢財。晉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虧賠，也要保證企業信譽的記載，以致各地百姓購買晉商商品，只認商標，不還價格。

二、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
博大寬厚是晉商文化的底蘊所在，亦是晉商群體賴以興旺發展的精神支柱。胸懷寬廣，眼光遠大，使晉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審時度勢，洞察機遇的銳利眼光；敏於觀察商情，捕捉戰機，採取主動，適機而上，乘勝獲取戰果的機智頭腦；寬厚待人，以義取財，以利厚人，增強友誼，在化解業務糾紛和協調師徒關系方面展現的大家風度。

三、兼容並蓄的經營氣度
表現在經營管理上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

四、同舟共濟的協調思想
晉商信奉「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相互支持和關照。在晉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為「相與」，凡是「相與」，必須善始善終，同舟共濟。

晉商不亂交友，「相與」需經過了解，認為可以共事，才與之銀錢來往，否則婉言謝絕。既然「相與」，必竭力維護，即使無利可圖，也不中途絕交。票號經理李宏齡著書《同舟忠告》說：「區區商號如一葉扁舟，浮沉於驚濤駭浪之中，稍一不慎傾覆隨之……必須同心以共濟。

Ⅵ 晉商文化的八個字精髓晉商文化的簡介

1、晉商文化的八個字精髓是誠信、勤奮、堅韌、團結。
2、晉商文化是指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母體下，在特殊時代和特殊的區域文化結合過程中，所產生的指導晉商經營管理、發展和自我完善的文化思想和商業思想。
3、晉商文化在中國明清以來的近代經濟發展史上，馳騁歐亞的晉商舉世矚目，山西特別是以太谷、祁縣、榆次、平遙等為代表的太原盆地商人前輩，舉商貿之大業，經營范圍包羅萬象，奪金融之先聲，錢庄票號匯通天下，稱雄五百餘年，創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燦爛的商業文化。晉商是中國較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晉商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在中國商界稱雄達500年之久。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Ⅶ 晉商文化的文化特點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系明確，存在經濟聯系並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據山西巡撫哈芬、恆春、王慶雲等奏摺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
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陝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型大小首任經理毛鴻翙、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御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准為監生共賞給守御所千總銜。 清人紀昀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伙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說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櫃，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櫃，下至伙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後，婚姻由於財富的關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盡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