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發揚徽商文化

『壹』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歷擾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困爛梁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汪運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

『貳』 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斗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盪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斗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准備編纂縣志時，就說：「縣志應該注重縣里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志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里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路，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卜干」。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卜」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盪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志》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志》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里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里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范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范，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叄』 大學生如何傳承和發揚晉商和微商的文化觀和精神特徵

晉商、徽商之相同處
習俗首先，晉商、徽商均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自金銀花的徵收到一條鞭法的推行，賦稅折征貨幣的部分日益增加。賦稅折銀的結果，刺激了生產，大大促進了長途販運貿易的發展。入清以後，隨著國家的統一，社會政治局面的相對穩定，歷經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產總體水平大大超過明代，水陸驛站幹道的迅速擴展，從而為晉商、徽商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其次，晉商、徽商都有著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點。中國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諸家文化的良性影響，創出具有傳統文化的貨殖文化，這一文化在明清晉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體現出來，反映了傳統文化對商人經營理念的價值導向作用。
再次，晉商、徽商都與封建政治勢力有著結托關系，商業勢力消長受到政治勢力的影響。明清時期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一統天下，封建專制主義的觸角伸向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晉商、徽商對封建勢力所持的基本態度。而封建政治勢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晉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鬆對晉商、徽商的敲詐勒索。他們之間的這種關系，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商人經濟地位動搖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與封建社會同枯共衰的命運。（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復次，晉商、徽商都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晉商、徽商在商業活動中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突破區域性界限，進行長距離販運，從而促進了各地區間的聯系，擴大了國內外貿易市場。晉商推動了包頭、西寧、張家口、平遙、祁縣、太谷等城鎮的興起，而徽商則有「無徽不成鎮」之說。晉商不僅對商業、金融經營管理形成了經營文化，而且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如山西地方戲曲的繁榮，社火活動的開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術活動的推廣，飲食、茶葉文化和珠算、會計、醫葯文化的推動，以及民風、民俗的變化等。徽商則對教育、書畫、經學、理學、醫學、園林等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並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肆』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驕傲,也是中國和世界的驕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代有發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作為古代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所以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橘仔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圓帶汪，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 貲 買官的道路。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行伍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這個特點以外，誠信經商和獨特的經營理念也是這個群體不敗的原因。

誠信經商

徽商在異域他鄉的立足、發展和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吃苦耐勞精神、善於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一些客觀機緣以及聚散網路等有關，但就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行善緣等，顯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遵行“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之所在。在那個歷史年代曾有過鮮明的對比，各地商家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然徽商卻堅持不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飢之年“斗米千錢”的'景況下，也決不在糧谷中摻雜兌假坑害百姓。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一批墨錠質量上有些瑕疵，老闆胡余德發現後立即指令所屬各店鋪停止制售此批墨錠，並將流向市場的部分高價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銷毀。為保證商品質量，維護客戶利益，決不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客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富與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徽商歷來奉行“賈道而儒行”，倡導誠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故譽溢五湖四海，“而資益積也”。徽商許憲據此作過精闢的總結：“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經營理念

在經營理念上，堅持“生財有道”的義利觀，見利首先思義，認為義重於財，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堅持誠信經營，講究商業道德，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滿。並且，做到薄利多銷，讓利於客。反對強取豪奪，鄙視對顧客欺詐行騙。同時，還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堅持任用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儒雅之士，並且，注意培養他們學習思考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始終堅持“勤苦、誠實、謙和、忍耐、變通、儉朴、有主見、不忘本、知義理、重身命”的選人思想和用人標准。在人生哲學上，做到重德尊儒，堅持和為貴、禮為先、廣交良緣。奉行“溫良恭儉讓”即溫順、和善、恭敬、節制、謙遜。認為謙以交友，和以生財，勤以補拙，儉以興業。而且，強調“五誼並重”，即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並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別崇文、重教、孝親、講禮，或者說是重讀書、講孝道、識禮節、揚文風。在古黟，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具有教化意蘊的楹聯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視奉親至孝。此外，愛好廣泛，琴棋書畫，文風濃郁，崇尚以文會友。同時，在交際中注意公眾形象和注重公關策略，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就是其重禮講儀之寫照。

回到我們現代創業歷程當中，有多少創業者忘記了這些古老的信條。誠信重義，這個被前人反復證實的創業經商不敗真理，是不是也應該被我們重新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