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講西周文化

Ⅰ 周代文化具體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國近三百年，這一時期創造的文化亦是燦爛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與《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現了對「五行」的認識。《尚書•洪範》把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稱為「五行」，並認識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認為「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牆；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牆作甘」。 「水曰潤下」，是指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發熱、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長、升發的特性；「金曰從革」，是指金具有肅殺、變革的特性；「土爰稼牆」，是指土具有種植莊稼，生化萬物的特性。西周時期的人們基於這種認識，把宇宙間各種事物分別歸屬於五行。

此外，儒家經典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時出現的，其內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氣象、歷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武術、煉丹、養生、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教育、民俗、心理、倫理、軍事、宗教、卜筮、堪輿等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構成的，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與爻辭是經文，稱為《易經》，後人對卦辭和爻辭進行說明、解釋，甚至加以發揮，這些文字叫做傳文，稱為《易傳》。現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

據《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被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原來西伯侯在獄中彈琴之餘將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內含天地造化之妙、陰陽不測之機。因六十四卦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後天易學。《史記正義》解釋說：《乾鑿度》雲：「垂黃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義》雲：「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種較早的記載。

司馬遷曾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說文解字》易部解說道：「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八卦由陰爻和陽爻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組成象，其象也是陰陽。日為陽，月為陰，是以陰陽的消長、盛衰、變化來闡明宇宙萬事萬物的變化之理。先天八卦圖和後天八卦圖都是如此。

《周易》內容豐富切如此，是人們了解宇宙、世界的一個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愛，孔子為讀它竟然三次磨斷了扎書簡的繩子。「韋編三絕」這個成語就是這么來的。中國儒家的經典是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易》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可見儒家對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還是中國傳統醫學之源，二者之間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醫張景岳在其著作《醫易義》中所說：「《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醫不可無賜，《易》不可無醫」。

《周易》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力彌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與文學

西周流傳下來的甲骨文與青銅銘文，與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時期出土的器物較多，銘文的篇幅也較長，所以成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內容比甲骨文更豐富。從殷商器上的一兩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數百字，記錄了祭典訓誥、征伐功勛、賞賜策命、盟契誓約、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銅器一起鑄成的銘文，其形式要求庄嚴，穩重，端肅，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禮於器」的禮儀文化的特點。

較長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陝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記述了關於西周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史實，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陝西臨潼出土的記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諸器等器，都載有銘文。通過這些文字，更加豐富了後人關於西周社會歷史研究的內容。

今人容庚《金文編》 收錄了二十世紀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銅器銘文近三千單字。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這就說明西周時期是中國古文字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世傳周太史籀作大篆，經過長期流傳下來的籀文，在書法上與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處，但在當時是一般比較通行的文字，與銘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體演變的主要趨勢是線條化。

現存《尚書》中的「周書」和「逸周書」等，就是經過後人選編而保存下來的西周文獻典籍的一部分。這些篇章是當時的重要歷史文獻，文章結構復雜，文辭簡練，表現了當時嚴謹的文風。

第三、禮樂

周代是最早對「禮」（祭祀、朝饗等儀式）和「樂」（伴隨「禮」進行的樂舞）作出詳細規定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制定禮樂」。周代的禮樂制度有兩條基本內容，一是規定等級，二是規定伴隨禮的樂舞基本是雅樂。

周代禮樂制，等級森嚴，不同場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禮儀有別，所用的音樂也不一樣，所用樂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兩君相見，用大雅《文王》；諸侯設宴招待來訪使臣用小雅《鹿鳴》、《四度》、《皇皇者華》。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頌》，士大夫則不能用。

在周雅樂中，器樂、舞蹈、歌唱往往分別進行，並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與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彈奏樂器瑟或簧管樂器笙伴奏，器樂即所謂「金奏」，是鍾、鼓、磬的合奏。「金奏」規格很高，只有天子、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單單用鼓。鍾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織成肅穆庄麗的音響，加上鼓的配合，確實能造成天子、諸侯「至尊至高」、「威嚴」無比的功效。當時可以看到「六代樂舞」，即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

周代還有采風制度。即通過收集民歌，來觀察風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時經孔子刪定，匯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入樂詩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詩經》中最優秀的部分是「風」。它們是流傳於以河南省為中心，包括附近數省的十五國民歌。此外還有文人創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詩性的祭祀歌曲「頌」這幾種體裁。就其流傳下來的的文字分析，《詩經〉中的歌曲可以概括為十種曲式結構。

西周所用雅樂的歌唱部分均屬於《詩經》中的《周頌》、《大雅》和《小雅》。而《國風》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後期用於等級較低的「禮」。清代學者方玉潤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詩時對詩所表現的情形進行了想像性的描述：「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 今天，我們只能從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節奏和韻律。

周代還興辦了音樂機構「大司樂」，在音樂方面系統的訓練貴族子弟。《周禮·春官·大司樂》中記載了大司樂教授樂舞的具體內容：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說明《周禮·地宮·大司徒》已注意到音樂對人情志的影響。
《周禮·春官·大司樂》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樂舞，它表現的是周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據《禮記·樂記》記載，《大武》具有很大的規模，它在春秋時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樂隊伴奏。它有著結構完整的曲式，在藝術上有相當高的水平。

西周時的樂器有數十種之多，僅一部《詩經》中，就出現了二十九種樂器。不僅有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還有彈弦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當時的樂器可分為八類，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史書稱為「八音」 。另外，被史書稱為「鍾鼓之樂」的大型管弦樂隊也在西周時興起，這種樂隊的主要樂器是編鍾和建鼓。這時的編鍾以由先前的三隻發展而為五隻、八隻。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柞鍾，總音域已有三個八度，並基本按羽、宮、角、征、羽、宮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論已經確立。五聲階名（宮、商、角、征、羽）也已經確立。這時，人們已經知道五聲或七聲音階中以宮音為主，宮音位置改變就叫旋宮，這樣就可以達到轉調的效果。律學上突出的成就見於《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就是以宮音的弦長為基礎，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宮音下方的純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長減去三分之一（損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純五度商音；以次繼續推算就得到五聲音階各音的弦長。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內十二個半音（十二律）的弦長，就構成了「三分損益律制」。這種律制由於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這樣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發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謂「黃鍾不能還原」，給旋宮轉調造成不便。但這種充分體現單音音樂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續至今。

第四、服飾

中國服飾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諸侯、貴族都依照場合與身份穿著服飾。
周代的服飾，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領開向右邊；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著一條寬邊的腰帶，肚圍前再加一條像裙一樣的「韍」，用來遮蔽膝蓋，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飾中最尊貴的一種。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著，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諸侯朝覲、大婚親迎時也要穿冕服，其服飾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帶、大帶等要件所組成。冕服的主體是玄衣，衣裳上面繪綉有章紋飾，周代共有九章花紋，即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含義。而在最隆重的典禮時，穿九章紋冕服。衣裳之下，襯以白紗中單，即白色的襯衣。古代襯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為硃色，諸侯為黃硃色。鞋是雙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禮時穿赤色的。

隆重性僅次於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與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為爵弁、韋弁、冠弁等幾種，它們主要的區別在於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顏色。「玄端」為天子的常服，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禮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連，但有一種衣裳是上下相連，分開裁但是上下縫合，因為「被體深邃」，所以被稱為「深衣」。

女服也是與「禮」相合。《周禮·天官》中記載道：「內司服掌王後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王後跟從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禕衣」。王後跟從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畫揄狄紋十二章紋，揄狄羽色亦為五采。王後跟從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的祭服是「闕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繒的狄紋。王後率領命婦祭蠶神告桑的禮服是「鞠衣」，也是諸候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後禮見王及宴請賓客的禮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的祭服。王後燕居時的常服是「祿衣」，也是士之妻從夫助祭的祭服。「素紗」主要是襯在六服的面，這樣可以顯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說，古代的服飾制度與人們的社會禮教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具有裝飾的意義，而且還是當時人們身分和言行舉止的標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學

西周時，天文學家通過觀測恆星，在黃道帶和赤道帶的兩側，確定了二十八個星座作為標志，稱為二十八宿。依據這些星座，天文學家來確定天體的位置和許多天象，如日、月食等發生的位置。由太陽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節，這比觀測早晚星象以觀察太陽所在位置而定季節的方法要精確。
關於日食的觀測，《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確的記載。所記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這是中國最早的以日月合朔為一月開端的記錄。

中國最早的天文觀測儀器是用以觀測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裝置圭表的觀測台是周初在陽城建立的周公測景（影）台（遺跡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鎮）。表高八尺，圭是與表相連的座子。太陽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則最長。利用土圭觀測日影，就能比較正確地測定出太陽年的長度。

第二、地理學

由於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需要，地圖在西周時期已經廣泛應用。如周公在選定洛邑城址時，就事先繪制地圖。《周禮》大司馬的屬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大司徒的屬官有土訓「掌道（解釋）地圖以詔地事」，等等。這些專職官吏各有專用的地圖，說明地圖的繪制已經相當發達。

第三、醫學

西周時，專門的醫學書籍還沒有出現，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多散見於《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山海經》等當時的文獻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時人們對疾病的認識已有了明顯的進步，對於熱病、昏迷、浮腫、逆產和不孕等疾病已經可以認識，並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詩經》中就記載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癥候，如：瘨（癲狂）、閔（傷癰）、狂（疑）、首疾（頭痛）、噎（氣息不利）、疚（心憂憊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懷孕）、瞽（盲人）等。《山海經》、《周禮》等也分別記載了多種疾病的名稱和內容，如腫瘍、潰瘍、金瘍、瘧疾、疥、癉疽、足腫病、佝僂病、禿頭、胼脅等。
對疾病的診斷，《周禮·天官》是這樣記載的：「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在治療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後葯」的治療主張，即先用食療，再用葯治。同時還提出飲食要與四時季節的變化相適應。周代甚至出現了專管王室膳食的官職「棗食醫」，這說明當時關於飲食療法的經驗已有相當的積累。

此外，針灸、按摩、導引等各種治療方法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應用。

雖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並未發現關於葯物的明確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魚來散瘀血和用棗治瘧疾的記載。到了西周、春秋時期，葯物品種增加，人們的用葯經驗也日益豐富。很多文獻中都有關於葯物的記載。如《周禮·天官》中記述了初步對葯物分類的「五葯」；記述了對外用腐蝕葯膽礬、丹砂、雄黃、礐石、磁石這「五毒」的煉制過程。再比如《詩經》中也記載了大量的動植物，雖然沒有明確指明這些動植物的葯用作用，但是許多都是後世所使用的葯物，如芣苢（車前）、藚（澤瀉）、葛（葛根）、薇（白薇）、芩（黃芩）、虻（貝母）、荑（白茅）、壺（葫蘆）、木瓜、棗等。《詩經》中對一些植物的採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記載。

西周時期的人們還認識到，季節氣候的變化與人體健康有一定的關系。當時傳染病被稱為癘疾。《周禮·天官·疾醫》中記載了四時的常見病、多發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周代起專職醫生開始出現，並且有了最初的醫學分科。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各有其編制和職責范圍。食醫負責王室的飲食與配膳；疾醫職責是負責百姓疾病的治療；瘍醫相當於今天的外、傷科醫生；獸醫主要負責動物疾病的治療。

周朝還設立了較為完備的醫療制度，其系統是：醫師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是「眾醫之長」，掌管國家的醫葯政令，負責王室和邦內疾病和瘟疫的預防和治療；士是治病的醫生；府掌管葯物、醫療器具和會計事務等；史負責文書和醫案，徒專供驅使並看護病人。周朝還設有完整的醫療考核制度和考核標准。據《周禮》記載：「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也就是說，每到年終，醫師們的級別和俸祿要根據他們的醫療成績的優劣來決定。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病歷記錄和死亡報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據病人不同的患病情況進行分別處理，並對其治病過程全程記錄。對於死亡者，還要作出死亡原因的報告，呈送醫師，作為評定級別的依據。

根據甲骨文的記載，夏商時期，人們已有洗臉、洗手、洗腳的習慣。到了西周，人們對飲食衛生更加重視。人們「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們還意識到人的飲食口味必須隨四時氣候的變化而變換，《食醫》中記載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從已經挖掘出來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關於牛欄、豬圈和室內除蟲的記載，這說明殷商時期的人們已開始注意環境衛生，並實行了人畜分離。到了周代，人們使用了如抹牆、堵洞、葯熏、灑灰、掃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滅水中病蟲害的方法，對此，《周禮》、《易禮》、《詩經》中都有相關記載。

第四、數學

周代很重視貴族子弟的教育，從幼童開始，就要教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號稱為「六藝」。數學是其中的一門，可見有關數學的知識已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周髀算經》 開頭所舉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傳說是周公提出來的。

第五、生活設施

相傳黃帝時代已有水井，夏代則有「伯益作井」的傳說。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鑿。到了商周時期，人們逐漸發明了井裙、井蓋、井亭等設施。根據出土的殷墟遺址，發現當時已經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遺址中也發現了比商代更為先進的地下水道。

此外，對於如何防暑降溫，周代較之商朝有了新的發展。夏商時代，人們一般冬季貯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們普遍在夏季用冰來調節溫度，達到「癘疾不降」的目的，而且還設有專門分管用冰的官職「凌人」。《詩經》、《周禮》中都有藏冰的記載，考古挖掘中也曾發現這一時期修建的冰窖和貯存食物的冷藏井。

Ⅱ 西周的文化

周人在周原建國時，同時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徵性的文化體系周文化，他們和商人的關系是並存的，可是他的勢力不如商人大，國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響，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獨特的色彩，同時還接受了草原的影響以及西邊羌人的影響，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體。他以這種混合體的特點，在打敗商人以後，由於人少，要治理這么大的國家是很困難的，所以就建立了許多駐防的點，每個駐防的點到後來都變成了一個國家；從考古學上看最顯著的一個駐防點就是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國所在地，從這里可以看到，裡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盤，有周人文化的地盤，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盤，三者共存；由此可見周人又採取了所謂包容性極強的政策，對於舊日的敵人商人，採取尊敬、合作的態度，對於土著也採取合作、共存的態度，這種精神是了不起的。
西周禮制繼承商代而有所變革。周初，力求扭轉商末流行的奢靡風氣，曾反復告誡禁止酗酒。從成王時的《尚書·酒誥》，到康王時的大盂鼎銘文，都講到必須遵奉周文王的告誡，不得縱酒。反映到青銅製造的禮器上，商朝常見的許多酒器，西周時逐漸歸於消失。
周禮非常繁縟，據《周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指對先祖與各種神祗的祭祀；凶禮指喪葬，還包括對天災人禍的哀弔；軍禮指戰爭，以及田獵、築城等動員大量人力的活動；賓禮指諸侯對王朝的朝見、諸侯間的聘問和會盟等；嘉禮指婚、冠、饗燕、慶賀、賓射等。所有禮制都和法律一樣，體現出貴賤等級的區分。
樂在西周很受重視，有專門職官管理。金文中也記有樂官。例如師嫠簋「命汝司乃祖考舊官小輔（鎛）眔鼓鍾」，即相當《周禮》的鎛師和鍾師。
周代有的樂舞起源很早，如《大武》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凱旋告於周廟時表演。這一樂舞的歌辭還保存在《詩》中，即《周頌》的《武》、《酌》、《桓》、《賚》等篇。
周人的宗教觀念，與商代有較大的不同。商代那種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經淡薄。周代的祭祀對象分為天神、地祗、人鬼三類。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人鬼則指祖先而言。
人殉現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樣普遍。由於沒有發現相當於殷墟西北岡、武官村規模的大墓，當時人殉數量尚難判定。用人作為祭祀的犧牲，在西周時期亦史無明文記載。
宗教思想的變化也表現在青銅禮器的紋飾上。商代流行的帶神秘意味的花紋，只在周初延續了一個時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數禮器的紋飾都圖案化了，除裝飾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話的意義。 周初封周公長子伯禽於魯，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務的官員。當時這種人的地位較高，如太史可稱為公。後來他們的重要性逐漸降低，以至在社會中不再有顯赫的身份。
祝管理禱祝，宗管理祭祀，卜職司卜筮，史職司文書記事。由於他們的專業需要特殊訓練，常在家族中世襲。例如陝西扶風庄白一號窖藏青銅器銘文所見史牆一家，從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職，說明其職業的封閉性。
殷商時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繼續流行。已發現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時代的，其形制與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見商周卜法間有一定的聯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辭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陝西長安豐鎬遺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發現，而以陝西周原所出最多。
這一時期使用蓍草的筮法與卜法並用。筮書就是《周易》。當時常先筮後卜，特別在占問國家大事時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為重要，所問的事越重要，越要採用卜法。這叫做「筮輕龜重」或「筮短龜長」。 西周時期文獻流傳至今的為數不多，《尚書》中出於西周的，有《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費誓》等篇，內容的時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時佔大多數。這十幾篇書記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況，有重要歷史價值。
《逸周書》也有一些篇屬於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關於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學價值的《詩經》，包括有很多西周時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間的民歌，如《豳風·七月》之類；有的則用於朝廷廟堂，收入雅、頌。一些篇有準確作者，例如《大雅·烝民》為周宣王時尹吉甫作。這些詩歌或反映當時社會狀況，或描寫歷史事跡，或對朝政進行頌揚及諷刺。
《周易》本為占筮用書，其經文主要成於西周時期。封辭、爻辭中有些內容與周人歷史有關，如康侯用錫馬蕃庶等。由於占筮必須由卦象推類，逐漸被賦以抽象的意義。有的封、爻辭，如《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即使從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學意味。 從西周文獻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觀較之商代有相當大的發展。西周統治者強調天命和德的觀念，認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內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義，也有倫理性質。《尚書》所載周公的許多言辭，都反復闡述天命與德的聯系，告誡王和貴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則天命即將失墜，商朝的覆亡是為鑒戒。穆王時大臣祭公謀父繼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見解。據《逸周書·祭公》，他曾以同樣的天命與德的觀點勸誡穆王及其他朝臣，類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現。
這種天道觀到西周晚年遭到動搖。由於當時社會動亂，災禍頻仍，人們對天和祖先的神聖產生了懷疑。這個時代創作的一些詩篇，充滿了對「浩浩昊天」怨恨不滿的情緒，一時形成思潮，為懷疑以至否定神權的進步思想提供了基礎。有樸素唯物主義性質的陰陽五行說開始形成體系。周幽王時臣伯陽父以陰陽之氣解釋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雜和作為比喻，就表明了這樣的趨勢。

Ⅲ 周朝文化 內容

西周時期，宗法制進一步完備，與政治結合得更緊密，嫡長子繼承製實行得更嚴格。《詩·大雅·文王》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注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鄭箋曰：文王「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嫡）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如缺嫡，其補充制度是「無適（嫡）則擇立長，年鈞（均）以德，德鈞則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上述立嫡制度及其補充制度總的說來，比較完備，對於王位世襲起到了順利執行的作用，對於穩定政局，動員統治階級以全力加強對全國的統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宗法制度是中國古代維護貴族統治的一種制度，它由原始的父系家長制血緣組織，經過變質和擴大而成。……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稱天子，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貴族的最高族長，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統治天下的權力。天子的眾子或者分封為諸侯，君位也由嫡長子繼承，對天子為小宗，在本國為大宗，是國內同宗貴族的大族長，又是本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統治本國的權力。諸侯的眾子或者分封為卿大夫，也由嫡長子繼承，對諸侯為小宗，在本家為大宗，世襲官職，並掌有統治封邑的權力。卿大夫也還分出有「側室」或「貳宗」。在各級貴族組織中，這些世襲的嫡長子，稱為「宗子」或「宗主」，以貴族的族長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權，成為各級政權的首長。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公社制中的父系家長制直接演變而來的。其主要作用是用規定宗族內嫡庶系統的辦法以確立並鞏固父系家長在本族中的地位。此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以始祖的嫡長子一系的嫡繫世代相承為大宗，其餘各代庶子為小宗。庶子各在本支為大宗，其嫡子、庶子又分別為本支的大宗、小宗。如此推衍傳繼，嫡永為大宗，庶永為小宗，構成一個龐大的宗支網，狀如樹之干與枝的關系。周王為姬氏家族的大宗，就是所謂「君之宗之」（《詩·大雅·公劉》）。以周王為首，根據宗法制度的宗支原則與分封制度相結合，將他們的既得利益按照等級分配給各個姬氏家族。
宗法制的核心是維護奴隸主貴族的嫡子，即兄長地位的不可動搖性。「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禮記》）。長子立為「嫡子」，為世代相傳的大宗。而其餘的庶子（即諸弟）即為別子，對長子來說是為小宗。從別子起要自立新宗，他即為這個宗的始祖，即「別子為祖」。別子的嫡長子也世代相傳，「繼別為宗」，也成了「百世不遷」的宗。而他的諸弟（庶子）不能繼別，庶子之子也不能繼別，只能繼承自己的父親（即庶子），即「繼禰者為小宗」。……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至遲在周初已經出現了「宗子」、「大宗」等名稱。《詩經·大雅·板》中有「大宗維翰，……宗子維城」，這里所說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貴族中根據血緣關系對族人擁有管轄和處置權的人。這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宗法制度。有的學者認為，在有關商代歷史的文獻中，也可發現類似的記載。如《左傳》所記的周初商朝遺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緣團體。但迄今對中國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還是關於周代的。
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護和幫助宗族成員的責任，而宗族成員有支持和聽命於大宗的義務。惟其如此，大宗和宗子對宗族組織起著支柱的作用，所以《詩經·大雅·板》說：「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而小宗對大宗起著輔助的作用，所以《左傳·襄公十四年》說：「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以相輔佐也」。
宗法制度的基礎是奴隸制大家族，周王和各級貴族都是奴隸制大家族的族長，每個奴隸制大家族具有共同的姓氏，共同的直系祖先，共同的宗廟，共同的墓地，有互相保護的義務……
西周的分封制
分封制在中國古代原叫做「封建制度」。但這個「封建」與我們用於社會發展史稱「中世紀」為「封建」不是一個含義，而是「封諸侯，建藩衛」的簡稱。為了將這兩個「封建」相區別，今天史學界多稱「封諸侯，建藩衛制度」為「分土封侯制」或簡稱「分封制」。
西周所封諸侯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王室的姬氏同姓親屬，如……伯禽封於魯、康叔封於衛等。另一類功臣，如姜太公（呂尚）封於齊。再一類是邊遠地區較強大的異姓氏族或部落首領，實行羈縻政策。……因分封制與宗法制相結合，所有受封者都是宗法貴族，所以我們稱此制為「宗法貴族分封制」。這種制度是西周的主要地方行政制度，也是主要的國家制度。
周公東征勝利以後，推行大規模的分封制，既是鞏固和擴大周朝統治的手段，又是貴族內部對財產和權力進行再分配的一種方式。《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記載說：「武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荀子·儒效》又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公這種分封制，雖然以姬姓貴族為主體，但是為了穩定統治的大局，又不能不照顧到異姓貴族，還得分封一些異性諸侯。
周初的分封諸侯，在武王時即已開始，但大規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的時期……康王之後，周朝疆域大體固定，分封的機會減少……但分封並未絕跡。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還把其弟友分封在鄭（今陝西華縣東）。
西周滅商，推行「封建」，所謂的封建，就是封侯建國，裂土封爵。分封的諸侯在封國內享有世襲特權，對天子有朝貢和提供軍賦、力役的義務，負責藩衛王室。
宗法制度是與分封制度互為表裡的。周人滅殷以後，獲得了廣大土地和大批奴隸。為了加強對廣大被征服地區的控制，西周王朝把子弟、同姓和親戚分封到全國各個戰略要地。……周公東征以後，又「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把周王族子弟，諸如「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分封在全國各地。
在西周鼎盛時期，周王對諸侯擁有很大的權威。各封國的諸侯要定期朝見周王，報告自己國內的情況，聽取周王及其輔佐的指令；如臨時發生重大事故，要及時向周王報告。他們還必須向周王貢獻封國的產物和周王需要的東西。他們還有保衛王室的義務，包括為周王提供作戰的軍隊。如果他們不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超越周王賦予他們的特權，周王可以收回或削減他們的爵祿，改變他們的封地，可以廢除和另立國君，甚至滅掉他們。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存在著西周封建，我國自西周開始已進入封建社會，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
西周封建論者對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有他們不同的解釋。《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一書列舉西周封建論的觀點說：「大多數的西周封建論者都把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看作是中國封建領主制形成的重要標志。例如，範文瀾認為，西周的『天子、諸侯、采邑主都從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權力，形成一整套的統治體系』。王亞南把周在滅商後逐漸選擇和創制的『封建諸侯以屏藩周室』，分別等級和頒田制祿等一整套辦法，概括地稱為『封建制度』。束世澄認為西周的分封既封賜采邑，同時又任命為地方官，這是采邑制的發展和領主制的肇端」。「西周封建論者一般都認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國封建制的特點。範文瀾說，西周封建社會最重要的上層建築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主為中心，按血統關系的遠近來區別親疏貴賤，從而規定出無可改變的等級制度。這種制度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里都是存在的，它對貴族領主來說是一種加強統治的力量，對農夫來說也是一種組織力量。王亞南認為，西周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不同的特點，就表現在鞏固專制主義的宗法組織上。童書業更徑直把西周的封建制稱作『宗法封建制』……因為它把『宗法』系統擴大為政治系統，並與封建制度密切結合起來，構成宗法封建制的社會」。
西周(前1027年?—前771年)是我國繼夏商之後的第三個王朝，是中國遠古社會的鼎盛時期。
周的先祖起源於黃帝族，在夏朝時，周族首領棄為「後稷」，負責管理農事，故而，周族是一個善於農業耕作的部落，這大大促進了周的經濟發展。至周文王時，周已發展成為一個可與殷商抗衡的大諸侯國。文王是周朝歷史上卓有政績的統治者之一。他在位期間，在軍師姜尚的輔佐下，開始了「翦商」的准備，先後滅耆、邗、崇等國，又遷都於豐（今西安市西南），於是完成了對商都的鉗形包圍。在遷都後的第二年，文王卒，其子姬發繼承王位，即赫赫有名的周武王，繼續周朝的滅商行動。武王九年，周於孟津大會諸侯，並與諸侯結下同盟，共同討伐商紂。此後，武王又打敗商軍於牧野，攻佔商都朝歌，結束了商朝的統治。
武王死後，其子誦即位，是為成王；因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攝權。在他的統治下，周消滅了各個叛亂勢力，東遷國都於「雒邑」，加強了對東方諸部的統治。分封周室親戚及有功大臣為諸侯。建立「周刑」穩定了社會秩序。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治理，西周王朝的統治得到了鞏固，開始走向繁榮。西周自成王，經康王、昭王、至穆王，是向外擴張的時期。成王時代周公旦平定了東方的小諸侯國，而康王、昭王、穆王等人也都使周王朝的疆域和人口有所擴大，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達到了周朝的鼎盛時期。昭王後期，周王朝又開始了南征。十九年，昭王親率大軍伐楚，但卻因不得民心而失敗了，昭王也死於南方。
厲王是周朝的第十代統治者，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間，對人民大肆壓迫，卻又禁止人們議論國事，致使人民怨聲載道。最後，憤怒的人民沖入王宮，趕走了厲王，結束了厲王的殘暴統治。至此，周王朝開始走向衰落。
厲王逃走後，諸侯推舉共伯和攝理王事，這一年被稱為共和元年（司馬遷著《十二諸侯年表》就從這一年開始，自此中國才有了准確的紀年）。共伯和好行仁義，在諸侯中有很高的威信，他代國王行使權力長達十四年。逃亡的周厲王薨後，共伯和立太子靜繼位，是為周宣王。宣王是位開明的君主，以昭公、周公二相為輔，又任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賢臣，使得國家逐步恢復了往日的統治，各國諸侯紛紛來朝見周天子，這一時期被後人稱為「宣王中興」。然而，中興的局面並沒有長久保持下去，宣王薨，子宮涅繼位，是為幽王。幽王是西周的最後一個皇帝，與厲王一樣，他也是昏庸之君。他為博得愛妃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戲諸侯」，結果，當犬戎舉兵大舉進攻的時候，幽王再次點燃烽火，竟沒有一個諸侯發兵相救。幽王兵敗，死於驪山腳下。他死後，申侯、魯侯和許文公擁立宜臼為平王。平王東遷，史稱「東周」。自此，西周王朝宣告滅亡。
周朝禮儀制度比較健全，有自己的官制、兵制、刑法、地制以及禮制。直至春秋時期，孔子還在崇尚周禮，這說明周禮對後代的影響很大。周的先祖是夏時的農官，所以它的農業生產技術比較先進，這為社會的進步提供了最初的物質基礎。隨著物資的豐富，手工業、商業以及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得到了促進。在當時， 已有專門的人員負責觀測天象，記錄歷法，而中華民族傳統的五行、八卦之說也極有可能起源於周朝。這些都無疑證明了當時社會在科學上的進步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