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秦皇漢武時期的燕趙文化
秦漢時期，是漢文化和中華整體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秦始皇對於中華疆域的統一和漢武帝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強化，為大一統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促進了漢民族的形成和漢文化的發展。同時對燕趙文化融入華夏大一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燕趙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注入了新的內涵。
一、秦朝鞏固統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標志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統一、政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文化的統一和制度統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燕趙文化融入大一統中華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礎。
一是書同文，統一文字。秦統一後，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統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礎上，創制「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全國規范化的文字頒行全國。統一文字的工作使遼闊疆域內文化傳播不再有文字隔閡，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是車同軌。秦始皇統一後，修建馳道、直道，形成以咸陽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網路，規定全國車軌軌距，兩輪之間皆寬六尺。這一措施不僅促進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也有利於全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統一貨幣、度量衡。秦統一後，於公元前221年下令廢除六國舊貨幣，制定新幣：黃金為上幣，以鎰為單位，重24兩；銅幣為下幣，為圓形方孔錢，每銖重半兩（俗稱秦半兩）。同時廢除六國舊度量衡制，以商鞅變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為准，頒行統一度量衡詔書，凡是製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詔書全文，促進了全國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倫，同一風俗。秦統一後以強制手段將秦的風俗推行全國，嚴刑峻法，以法為教，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飭異俗」，實現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遠邇同度」[2]。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中有「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幣（僻），除其惡俗」的記載，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風易俗。
二、秦漢的文化專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統一文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文化專制制度。
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專制的政治理論。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張，認為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強調法是衡量一切的准繩。
秦始皇極度推崇韓非學說，在統一後，把韓非極端的文化主張付諸實踐，焚書坑儒，實行以吏為師、嚴禁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
秦始皇還採納李斯焚書的建議：除《秦紀》外，六國史書一律燒毀；《詩》、《書》、百家語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銷毀，逾期不交的，處以黥刑並罰作城旦；對談論《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但醫葯、卜筮、農書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燒詩書、坑殺儒士的行為，歷來為後世所詬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後秦紀》中對李斯「焚書」的上書作了如下評論：「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國橫議之後，勢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這一政策反映了統一的帝國在完成軍事政治上一統後，必定著手思想的統一，建立與大一統配套的主流意識形態，其背後的動機是為了維持帝王獨尊，與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
但焚書坑儒不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毀滅，也激起了士人對秦政的抵觸和反抗，陳勝吳廣起義後，連孔子八世孫孔甲也憤然反秦，作了陳勝的博士。
繼秦而起的西漢王朝，不斷探索維護大一統的政治指導思想，漢武帝時期政治一統、經濟強盛，對思想統一的要求更為迫切，大儒董仲舒適時提出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以經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為帝國的統治思想。隨著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學說作為大一統思想體系得以確立。
三、燕趙文化的整合
秦漢時期，隨著大一統政體的建立，各地區間的文化進一步融匯，燕、趙、中山的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發展，整體性特徵不斷加強。
燕文化是在燕國時期形成的諸侯地域文化。燕國山高水寒、環境惡劣，且民族沖突激烈，頻繁的民族戰爭要求它的文化剛健、勇武，文化特質剛強、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氣任俠的特點。
燕昭王即位後，卑身厚幣廣招賢才，築黃金台，延攬天下英才。給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視人才的特點。
趙國是在三家分晉時建立的新諸侯，立國之後即捲入了諸侯紛爭。趙武靈王親政後，為提高趙國的軍事力量和軍隊素質，推行「胡服騎射」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使趙國的軍事實力大增，先後取得了北卻三胡，伐滅中山國的勝利，成為繼齊之後山東六國中唯一能與秦相抗衡的大國。
中山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曾被晉國所滅，中山武公復國，建都於顧（今河北晉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國所滅，成為魏的屬國。魏統治期間，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和魏國文化，使中山在經濟、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發展。公元前379年前後，中山復國，遷都於靈壽（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帶）。1974年以後，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發現了中山國都靈壽故城和中山王墓遺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證實了中山國往日的輝煌和強大。中山夾居燕趙之間，疆域雖小，武力卻很強盛，敢於公開加入到大國間的角逐。曾與韓魏燕趙一起「五國相王」，成為僅次於戰國七雄的「千乘之國」。後來雖亡於趙，但中山精神卻匯聚到燕趙文化中。
秦漢時期，燕趙中山文化在大一統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屬燕趙中山文化的精華上升到整體文化的高度，表現出很強的地域性特徵，通過人文心理、風俗民情表現出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談到燕趙地區時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馬遷分析外，還記載：
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余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踮足，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宮。
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
代、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
顯然，在大一統背景下， 燕趙文化表現出趨同的文化特徵，最終促進燕趙文化由諸侯文化向地方性區域文化發展，正是燕趙中山文化整合的結果。
四、移民與燕趙文化的傳播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移民的時代。一方面燕趙地區接受了大量外來移民，對燕趙文化生產了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燕趙向其他地區遷民，促進了燕趙文化的傳播。
（一）、趙國富豪外遷與文化傳播
秦滅趙後，有趙人被遷至溫（今河南溫縣西南）[6]；有的被遷於蜀，也有人買通押送的官員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廣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鄭等被遷至臨邛（今四川邛崍縣）。趙王遷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縣）。秦始皇統一的當年，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於咸陽。主要是包括燕趙在內的六國富豪。
人口的遷徙，促進了地區間文化的交流和傳播。燕趙地區的移民，把燕趙的生產技術、生活習俗和文化信仰帶到遷入地，對當地產生了重要影響。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卓氏的見識與性格，體現出燕趙文化的影響。《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另一位邯鄲人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把燕趙地區先進的鐵器文化和生產技術傳入巴蜀，不僅有利於該地冶鐵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巴蜀營商文化的發展。
（二）燕趙文化對遼東和朝鮮的影響
燕昭王時，曾派大將秦開攻伐東胡，燕國勢力抵達今遼河中下游地區。緊接遣秦開攻朝鮮，「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為界」[8]。後又乘勢「嘗略屬真番、朝鮮」[9]，自造陽（今河北懷來縣）至襄平（今遼寧遼陽）築長城，置郡縣。秦滅燕後，秦在遼東地區承襲燕制，朝鮮半島則屬遼東外徼。
秦時，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鮮半島。秦末漢初朝鮮半島有「燕、齊、趙人往避者數萬口」[10]。漢初燕人衛滿聚眾數千人統治朝鮮，境內就是「故燕、齊亡者」[11]，到衛滿的孫子右渠時，漢人越來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遼陽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幣、布幣和生產工具，表明燕趙文化對這一地區的影響。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與文化傳播
秦始皇時期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海外移民，與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關。徐福，齊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動於今河北滄州一帶。《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禪後，「既已，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後，徐福一直從事為始皇求仙的活動，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僅得到數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質，耗資巨大，終無所獲。三十五年盧生、侯生等逃走後，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葯，徒奸利相告日聞」[12]。徐福不得不尋求退路，因此在從河北鹽山啟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島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14]。徐福東渡成功，給日本帶去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促進了日本的開發和發展。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關徐福及秦人的傳說和故事，尊稱徐福為農神、蠶桑神、醫葯神等[15]。
（四）燕趙文化在嶺南的傳播
嶺南，指南嶺以南的地區。秦漢時期，嶺南地區先後成為封建國家行政區的一部分，這是嶺南歷史上一個劃時代事件，也是嶺南古代文化發展史上新的起點。此後，中原漢文化在嶺南進一步傳播，與當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嶺南跨越式發展，趙佗是完成這一歷史重任的關鍵人物之一。
趙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秦末農民起義烽煙中，把握機會，建立南越國，立國93年，為開發嶺南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征百越，
嶺南地區歷來散居著眾多越族部落，種姓各異，故稱「百越之地」。《通典》雲：「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於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16]秦始皇統一前，有的進入部落方國，有的還停留在原始部落階段。
秦始皇一統天下過程中，於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17]。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將「趙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19]發兵卒50萬，進擊嶺南。屠睢的一、二路軍，因推行民族歧視政策，雖殺了殺甌王鐸吁宋，但遭到頑強抵抗，「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20]，而東線的趙佗，由於實行剿撫結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佔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21]。
為穩定嶺南局勢，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發嘗逋亡人、贅婿及賈人，使任囂、趙佗為帥，繼續「掠取陸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後，秦始皇以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令（今廣東龍川縣），領「五十萬人守五嶺」地，又接受趙佗上書，徵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為士卒衣補」，[23]使之與戍守將士成婚定居。三郡的設立，使嶺南地區納入秦帝國版圖，結束過去越族互不統屬、政治上落後的狀態，先秦時期的蠻荒之地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
趙佗在南征及任龍川令期間，既致力於防範越人反抗，又採取「和輯漢越」的方針。勸導士兵在當地養兒育女，促進漢越同化；上書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遷居南越，積極推廣燕趙文化和先進的生產力，把中原的生產技術、禮樂教化、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也帶到嶺南，中原華夏族與南越族在血緣和文化上的交流，滲透到嶺南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各個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風貌。趙佗在任龍川縣令時指導當地人民開荒闢田，興修水利，修築城池，今佗城即是趙佗所修，是當時龍川縣治所，時稱龍川，後稱循州。1941年改稱佗城。
統一嶺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面對「天下洶洶」的局勢，南海尉任囂於病重，召趙佗商議，「聞陳勝等作亂，……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叛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於是，「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趙佗主持南海軍政要務。任囂病逝後，為防止中原戰火波及嶺南，趙佗宣諭橫浦、陽山、湟 三關設重兵防守，殺秦長吏，以親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勢。秦亡後，趙佗派軍統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建南越國，定都番禺（今廣州）。
趙佗統一嶺南的舉措，其本身就是一種反秦行為，且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使嶺南避免重新出現百越分立的混亂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戰爭之苦，從而保證了嶺南地區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是一位傑出政治家在國家動亂之時採取的英明抉擇，是與分裂國家的某些野心傢具有本質區別的。
趙佗統一嶺南後，繼續推行「和輯百越」「漢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風俗，他自己身著越服，結發頭頂，自稱「蠻夷大長」，鼓勵漢越通婚，任用越人參加政權管理，如越人首領呂嘉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24]。辦學教民，推廣漢文化，移風易俗等，使漢越和睦相處，社會安定，促進了越人社會的進步，也加快了漢、越民族的融合過程。推行秦朝的郡縣制，要嶺南各族首領「俯首系頸，委命於吏」，即各族首領要聽命於郡縣官吏。
趙佗的舉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漢高祖稱贊他治理嶺南「甚有文理。中縣人（中原遷徙到嶺南的移民）以故不耗減」，能「和輯百越」，「越人相攻擊之俗亦止，俱賴其力。」[25]可以說，在中華民族統一史上，趙佗不僅是秦朝以來第一個成功在少數民族地區成功建立穩定政權的傑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進民族融合的偉大先驅。
維護統一，攜土歸漢
西漢王朝建立後，因天下初定，未及過問趙佗稱王之事。漢高祖十年（前197年），劉邦親率大軍到趙佗故鄉東垣平定趙利叛亂，改東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翌年，劉邦命大夫陸賈攜印璽至嶺南，立趙佗為南越王。趙佗與陸賈相談甚歡，接受南越王封號，奉漢稱臣，並劃定疆界，北與長沙王吳芮統治區相鄰，將過去在名義上封給吳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劃為南越國。
劉邦的正確決策，趙佗的明智選擇，不僅消除了漢與南越的對峙，在嶺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統一史上第一個具有民族區域自治性質的穩定政權，而且開辟了一條和平統一的途徑。趙佗在奉漢稱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權，同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保持著密切聯系，促進了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此後，南越國每年向漢朝廷進納貢物，《西京雜記》卷三記載「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卷四「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鷳、黑鷳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並在邊關與漢互通貿易。
劉邦去世，呂後專權，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對南越以蠻夷視之，禁止金鐵田器、馬牛羊輸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過禁運限制南越的經濟發展。趙佗先後三次遣內史藩、中尉高、御上書，請求解除禁令，均被呂後扣留。呂後又將南越領地封給了長沙王，引起趙佗強烈不滿。呂後五年（前183年），趙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國邊邑，此後更「以兵威邊，財物賂遺」等方式，統治了閩越、西甌、駱越等地，「東西萬余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27]。強大的南越國與北邊的匈奴一樣，成為漢朝的大患。
呂後又削除趙佗 「南越王」爵位，並遣隆慮侯周竃將兵助長沙國攻越。不久呂後死，漢遂罷兵。趙佗致書周竃，提出恢復關系的兩項條件：「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漢文帝即位後，採取安撫措施，「乃為（趙）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再遣陸賈出使南越國，在承認趙佗「服嶺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勸他取消帝號分棄前嫌，通使如故。並闡明戰則俱傷，和則兩利。趙佗願重修舊好，「長為藩臣，奉貢職」 [28]。
歷文、景、武三朝，趙佗不斷「使人朝請」，奉漢稱臣，使漢不費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穩定和發展，為國家統一和嶺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開發嶺南，傳播文化
漢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佗去世。趙佗自率兵征發嶺南到去世，在嶺南81年，作為在燕趙文化造就的一代英傑，他為燕趙先進文化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統治南越國期間，趙佗 「和輯百越」，對各民族文化實行糅合政策。使得嶺南得到大規模開發，鐵器和農耕得到推廣，郡縣制度得以實行，漢越文化相互融合，社會生產全面發展。
1983年出土的廣州象崗山第二代南越王趙昧墓，是漢越文化的一座寶庫，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絲。葯、石等器物，種類繁多，形制多樣，工藝精湛。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紋飾與中原一樣，應是由秦軍帶去或與中原交換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頗具地方特色，如編鍾、銅鼎、銅仿、銅烤爐，以及許多金銀製品，造型奇特，顯屬當地鑄造，表示南越國物質文化已達相當高水平。而1995年發現廣州南越國宮苑遺址內人工水景遺存，內有石構水池、疊石柱、八棱石柱、石欄桿、磚瓦等大量建築構件，為國內罕見。長約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當中築有渠陂、石板平橋、水閘及多口磚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嶺南水鄉園林風光。這顯示秦漢時期漢越文化融會的結果，與中原漢文化輸入分不開。
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和鐵器，除兵器、禮器外，還有農具等，說明當時南越國已掌握了加工鐵器以及鐵器的鍛造、淬火技術，並有了較為發達的手工製造業。
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縮影，也是社會發展的標志。南越國都番禹為漢文化在嶺南傳播的基地，出土的漢代建築遺存，包括南越王宮「萬歲」瓦當、印紋方磚、瓮、罐等，其中鋪地磚為秦制宮廷建築用磚，其花紋與咸陽秦宮地磚相同；象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宮苑規制興建。廣東五華縣華城獅山西南坡發現的南越王長樂台遺址，發掘出長20多米、寬1.5米左右的以角礫和河礫石塊鋪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兩座建築基址前，山頂平台上是大型迴廊式建築基址，主體建築在高台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當，板瓦、筒瓦均飾繩紋，瓦當飾卷雲箭鏃紋，可知當年長樂台的建築是十分高大宏偉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傳·先主傳》雲：南越王趙佗「以龍川為興王地，就五華山築台日長樂。」考古發掘足以證明中原營城、打井技術在南越國時已傳人嶺南。另外，南越國在邊關互市，渡口、村場、交通要道等地舉行定期集市。劉宋沈懷遠《南越志》雲：「越之市為圩，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南皆然。」這也是在中原影響下出現的商貿文化習俗。
趙佗十分重視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發展嶺南經濟，其中造船技術在南越國時得到空間發展。史載：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見其造船業相當發達。《漢書·嚴助傳》載：越人慾為變，必先田余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考古發現，南越國時期番禹已能生產規模較大的船隻。另外從《史記》、《漢書》以及《西京雜記》等文獻記載的趙佗每年進呈漢室的珍寶來看，南越國海洋捕撈業也很發達，能夠捕撈珍貴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貝、紫貝等。
經過趙佗的治理，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飛躍性的發展，使一向十分落後的嶺南經濟趕上並在某些方面超過中原的發展水平。
（五）、與匈奴的戰爭和文化融合
在秦漢時期對北部邊疆的經營中，燕趙地區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滅六國，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並把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長城連接起來，鑄成西起臨洮，東到遼東的萬里長城。在北部邊境沿長城設置了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等12郡。同時，從內地遷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長城一線。其中燕、趙北部作為防禦匈奴的主要地區，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遷入有利於邊疆的開發和民族融合。
西漢前期，因政權初建，財力匱乏，對匈奴採取被動的和親政策，匈奴不斷南下，燕趙成為匈奴騷擾的地區之一，大量民眾被擄掠。漢武帝時發動對匈奴的反擊，燕趙皆是用兵重地。漢武帝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於塞外，設烏桓校尉，職同太守。東漢初，匈奴南下殺掠的范圍深入到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29]。東漢不得不把雁門、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萬余口遷徙到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在擊破匈奴後，光武帝准許內附烏桓從塞外內遷於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雁門和朔方等十個邊郡地區，並設置烏桓校尉於上谷寧城（今河北宣化附近）。東漢末年的戰亂中，幽冀一帶大量的人口逃往烏桓，與當地人雜居。
燕趙北邊因與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驃悍的民風。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引朱贛的《風俗》論述各地民風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作為一個地區文化具體表徵的生活方式、社會風俗與該地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述及燕趙的經濟特徵和文化風貌時指出：
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眾，……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夫燕亦勃、碣之間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
班固在論及這一地區時除引用司馬遷的論述外，還特別強調歷史傳統對文化的影響：
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燕趙地區「矜懻忮好氣」，「雕捍少慮」、「任俠為奸」的民俗特徵，表現出驃悍的軍事文化的色彩。而漢武帝時徙烏桓內遷，主要安置在今燕趙北部一帶，更加重了這一地區尚武的民風。幽燕產良馬，軍隊戰鬥力較強，在楚漢戰爭期間幽燕的梟騎曾助劉邦擊敗項羽，東漢光武帝平定河北時，幽州的突騎更被稱為「天下奇兵」。北邊部族的內遷強化了燕趙地區文化融合。
燕趙地區的地位，使齊魯、中原文化和北邊的游牧文化在這里融匯，使燕趙文化具有了海納百川的獨特魅力。既有勇武豪俠的遺風，又因儒風流布，多鴻儒文豪。既產生了維護國家統一、推行民族親和的一代先驅趙佗，東漢名將趙雲。更造就了被後世尊為「漢代孔子」的儒學大師董仲舒，還有被曹操稱「一代宗儒」的「盧植」。還因有「實事求是[30]」的河間獻王劉德，燕趙成為「實事求是」的發祥地。而且因劉德的「修學好古」，成就了河間詩經學派――毛詩。燕人韓嬰成就了《韓詩》，並在秦漢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漢時期，在大一統局面下，文化的趨同性日趨明顯，而燕趙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這種文化變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