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宋代政治、經濟、文化
南宋（1127年一1279年）是北宋滅亡後由宋室皇族在江南建立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的朝代。歷經九位帝王，一百五十二年。
政治：
南宋時期是加強中央集權、逗干強枝弱地的時期。南宋繼承了北宋逗強干弱枝地政策，在中央地方權力、官僚機構、司法、軍權等方面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系列措施，為維護國家內部統一、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從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謂逗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地的時代。南宋時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雜類、僧道、農民，甚至是殺豬宰牛的屠戶，都可以應試授官，南宋的科舉登第者多數為平民。
南宋初年，以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為副相，廢尚書左、右丞官。從宰相官稱來看，三省已並為一省。孝宗時，索性將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為左、右丞相，參知政事未變（左、右丞相，唐玄宗時為尚書省長官，宋為中書的長官）。
在南宋皇帝無內朝，外朝黨爭不止政治情勢下，權相在皇帝怠政期間起到了維護政權穩定和朝政運行的作用。權相政治下，中央決策機構及決策系統的運行機制都發生變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為朝廷決策的中心；文書系統方面，權相的逗堂貼地或者代書逗御筆地乃至權相私人信函成為最高的政令指揮；秦檜時期建立里專屬權相的獨立財政體系；台諫成為權相人事運作的重要工具；社會和官場對權相的認知也發生變化，出現逗言相不言君地的現象；皇帝卻趨向於虛位化。
但是，在科舉社會和皇權思想統治下的權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顯。權相政治缺乏統治基礎，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權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邊；權相的控制力難以滲透至縣級政權以下；更為重要的是，權相政治時期的財政和人事政策層層傳遞，損害了主要納稅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從而形成廣大的反對勢力。 權相政治深刻影響著南宋的歷史，幾乎所有重大事件都發生在權相政治時期。權相政治深刻改變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軍事政策和社會心理。南宋初期，權相政治促進了南宋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然而，在社會矛盾尖銳的南宋末期，權相所代表的中央權力極大損害了廣大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加劇了他們的離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權的滅亡。
經濟：
南宋帝國與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國構成了當時世界貿易圈的兩大軸心，鑒於此，美籍學者馬潤潮把宋代視為逗世界偉大海洋貿易史上的第一個時期地。
南宋時候，水田增加，產量進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等地，稻米產量很大，當時流傳著逗蘇湖熟，天下足地的諺語。棉花的種植擴展到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綿紡織業成為產棉區的主要農村副業，有了一套擀、彈、紡、織的棉紡織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裝有指南針，並且具有較強的抗風力。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廣州和明州，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南宋對中國後世歷史發展之影響。中外學者普遍認為，兩宋文化直至20世紀初都是中國的典型文化。其中許多東西在以後的一千年中是中國最典型的東西，至少在唐代後期開始萌芽，而在宋代開始繁榮。南宋開啟了中國社會的平民化進程，並出現了歐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徵，如大城市興起、市民階層形成、商業經濟繁榮等現象，美國、日本學者普遍把宋代中國稱為逗近代初期地。南宋時期，全國經濟重心完成了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歷史性轉移，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中具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轉折。
文化：
南宋是古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巔峰時期。日本學者將宋代稱為逗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地。著名華裔學者劉子健認為：逗此後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為模式，以江浙
② 北宋政治經濟文化
一、政治：
1、中央制度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經過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總攬大權。
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將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
宋朝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書，侍郎之類，只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職亦稱貼職，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榮譽銜，並無實際職掌，如學士、直閣之類；差遣才是官員所擔任的實際職務，故亦稱職事官，樞密使、三司使等，屬於此類。一般官員則在所擔任的職務之前，冠以「判、知、權、管勾、提舉」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舉常平等，以示差遣。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2、文人治國
北宋通過改革，採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宋太祖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軍隊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
由於宋代皇帝都能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文官也敢於發表意見，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前朝都大。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造成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這種比較開明的政治為他朝罕有，也為宋朝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3、科舉制度
在科舉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採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龐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僕，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4、賦稅制度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稅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征稅，每年夏秋各徵收一次（沿襲唐朝的兩稅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獲一石，須納官稅一斗。江南各地由於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稅三斗。唐代的兩稅法是按資財多少征稅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征稅的。秋稅，是在秋熟後按畝徵收糧食；夏稅，是以收錢為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按畝征稅是征稅的基本標准，但是在實際徵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征稅的稅額。「支移」就是在徵收秋稅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願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一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折變」就是在徵收夏稅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稅額。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政府收取地租，稱為「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復取稅」。
北宋的身丁稅規定，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稅，交錢或交絹，與兩稅同時交納。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稅，以類合並，統稱之為「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稅、牛革稅、蠶鹽稅、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雜交也必須隨同兩稅輸的。
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征購的數量，並付給一引起價款，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5、司法
五代時期談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鎮跋扈，任意殺伐濫刑，視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虛設。宋朝除在各路由提點刑獄掌司法，嚴格法制以外，還規定：凡死刑必須申報中央復審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復，大權基本收歸中央。
二、經濟
1、農業發展
生產技術的進步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葯」。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餘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頃。以後也不斷增加。
農作物的推廣和交流
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後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綉、宋綉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傑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瓷器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窯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綉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佔主要地位，並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艷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雕刻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的新的情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
北宋官府設有很多造船場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今吉安）、溫州（今屬浙江）、明州（今寧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時，全國每年造船已達三千三百餘艘，遠遠超過唐代。北宋的造船業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在對外貿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國製造的船隻。
工匠地位的變化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
私營作坊使用雇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2、商業發展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於北宋前期四川地區。北宋的紙幣有交子——北宋貨幣
交子、錢引和小鈔三種。
隨著北宋商品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量也明顯增加。唐玄宗天寶年間每年鑄幣32萬貫，北宋從太宗時起每年就達到80萬貫。以後逐漸增加，到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達六百餘萬貫。除銅、鐵錢外，金銀也作為半流通性貨幣使用。租稅的徵收、官俸的發給和對外貿易都使用銀兩。大城市有金銀鋪和兌房，專門買賣金銀和兌換貨幣。國家稅收中白銀所佔的比重逐漸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為883900多兩，到1120年（宣和二年）為1860萬兩。黃金雖在流通，但不佔重要地位。
北宋時期還產生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北宋建立後，四川地區長期使用鐵錢，因鐵錢重，攜帶不方便，公元10世紀末葉，成都市場上遂出現所謂「交子鋪」，發行紙幣「交子」，代替鐵錢流通。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發行交子有利可圖，即借口商人爭訟不息，正式創立「交子務」，改交子為官辦，以36萬貫鐵錢為准備金，定期發行，流通區域仍限於四川。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擴大流通區域。但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於是成為人民的一大禍害。
商稅專賣
由於商業發達，北宋政府對商稅特別重視。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專門征稅。
宋朝商稅分為兩種：過稅，每關值百抽二，是對行商抽的；住稅，值百抽三，是對坐賈抽的。正稅之外，還有雜稅。隨著商業的繁榮，商稅日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間，商稅只有450萬貫，到仁宗時，即增加到2200萬貫。
北宋政府為了搜刮更多錢財，對鹽、茶、酒、礬等實行專賣，即由官府控制這些物品的生產並壟斷銷售。北宋專賣制度的實行，使得封建政府大獲其利，但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
城市經濟
唐代開始出現的在大城市周圍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經普遍存在於各大、中、小城市周圍，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農村中也出現定期舉行的小市。
唐代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個，北宋則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大名、應天（今河南商丘）、蘇州、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長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華都市。開封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萬，城中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餘家，街上熙熙攘攘，車水馬龍。市場上的商品從日常用品到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分區，交易只能在市裡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止。北宋時，開始打破了「坊」、「市」和晝夜的界限。開封市內，商店可以隨處開設，而且有了夜市和曉市。當時開封市內還出現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裡面有「勾欄」（歌舞場所）、酒肆、茶樓和說書、唱戲的，熱鬧非常。[43]
廣告競爭
宋朝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市場競爭，各個行業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經營方式，多數商家利用「廣告」進行角逐。宋代商人擁有較強的廣告意識，其根本原因在於追求經濟利益，客觀原因在於他們處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影響，商人們在廣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現了諸如「聲響廣告、商品展示類廣告、懸掛式廣告、媒介廣告、節日廣告」等一系列的廣告形式。
海外貿易
唐代僅在廣州一地設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北宋除廣州外，又
海上絲綢之路
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秀州（今浙江嘉興）五地設市舶司，使外貿規模成倍擴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達六十三萬貫，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金屬等，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葯材、象牙、珠寶等。
宋代遠洋航行的海舶，無論是船體構造還是經營規模，抑或成員人數都很龐大。船內作業的勞動編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業異軍突起，所造船舶規模大，數量多。根據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的記載，大型中國海舶載重達1萬～1.2萬石（500～600噸），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中型海舶載重2000～4000石（100～200噸），搭載200～300人。
城鄉集鎮
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到北宋出現了新的轉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區，即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北宋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徹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不再採取集中的方式。
3、全國人口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18500戶、約達3210萬人[77]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戶統計范圍的戶數則該年有687萬戶、近3710萬人；至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有20882258戶、46734784口[43] ，學者考慮到宋代戶口只統計承擔賦役的成年男丁，故認為當時實際人口達11275萬，並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現在靖康之亂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國約有2340萬戶、12600萬人。
三、文化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於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貧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登峰造極。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1、詩詞
宋朝的科舉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而宋朝的詞作品也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它與唐詩並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的瑰寶。
北宋文壇群星薈萃，明代學者宋濂稱：「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為唐人，其餘六人均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而北宋詞人眾多，佳篇迭出，可以說是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著名詞人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范仲淹、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
2、書畫
北宋涌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和畫家。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稱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眾人所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北宋畫家早期有李成、范寬、燕文貴、文同等名家，中後期有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趙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
首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東京開封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
3、史學
《新唐書》和《新五代史》這兩部史籍都是紀傳體史書，這種體裁的史書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內容。《新唐書》由歐陽修主持編寫，《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書》不僅補了《舊唐書》之缺，對了解唐朝史書，也頗有幫助。《新五代史》相對《舊五代史》而言，取材廣泛，敘事生動。加上歐陽修文筆簡凈，因而更有可讀性。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馬遷並稱「兩司馬」，他的《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資治通鑒》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的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記載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30卷。該書「詳於理亂興衰」，在取材上「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顧炎武把《資治通鑒》視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4、哲學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理學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因理學家著重探討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邵雍 、程顥、程頤
③ 概括宋代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突出表現
政治：
宋朝的政治體制大體沿襲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擔任，而是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通稱執政，與宰相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還在御史台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
經濟：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 [108] 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
文化 ：
宋朝文化是中國文化歷史中的豐盛時期，理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領域碩果累累。宋朝文學主要涵蓋了宋代的詞、詩、散文、話本小說、戲曲劇本等等，其中詞的創作成就最高，詩、散文次之，話本小說又次之。宋朝的文學作品在北宋初期稟承了晚唐風格，用詞浮艷，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隨著王禹偁關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學，文學作家開始注重儒家說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歐陽修帶起的第二次古文運動，文人才以平實的語言來創作，加上內容多反映生活時弊，雅俗共賞，文學創作進入了高峰期。當時的各種文體，互相影響，有破有立，而且派別林立，題材眾多，並受到儒釋道的影響，文壇有長足的發展。話本小說與戲曲就在這個時期不斷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後，文人多以作品抒發愛國情懷。
思想：
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佔了六家，詞達到全盛，話本在中國文學史上開辟了新的紀元。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著作豐富，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書院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如書法、雕塑、石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