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數據如何結合

㈠ 文旅部：以數字化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

近日，文化和旅遊部發布《關於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在國家政策層面進一步支持數字文化產業發展。作為互聯網時代下文化產業的新方式，數字文化產業將在多個方面帶動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意見》提出，推進數字經濟格局下的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進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構建數字文化產業生態體系。

《意見》還提出，以數字化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實現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融合。加強數字文化企業與互聯網旅遊企業對接合作，促進文化創意向旅遊領域拓展。促進數字文化與社交電商、網路直播、短視頻等在線新經濟結合，發展旅遊直播、旅遊帶貨等線上內容生產新模式。推動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公共文化場館的應用，豐富公共文化空間體驗形式和內容。

㈡ 大學生如何踐行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發展

大學生踐行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發展的方法：

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大學生是青年中具有特殊優勢的群體，新的世紀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生長在這個偉大時代 的大學生，幸逢盛世，既是無限幸福，值得羨慕的一代，又是責任重大，任務艱巨的一代。

必須堅定自己的理念，時刻牢記自己的歷史使命，肩負起時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強弱將關繫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 關繫到他們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文化科技發展依託「科技進文化」和「文化進科技」兩條主線，形成了四個方向：

一、是新科技與新生活方式交融催生文化新業態；

二、是科技改造現有文化業態，助力現有文化產業升級；

三、是新技術讓公共文化資源效能釋放，進入消費領域；

四、是利用科技將文化元素融入實體經濟和製造領域。

㈢ 大數據時代 重構文化空間的人文向度

大數據時代：重構文化空間的人文向度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人們在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的雜居，以及「擬態環境」對文化空間的重構，導致了知識在獲取、存儲、交流、再生產等諸多環節發生深刻變化。如何面對由此帶來的挑戰成為擺在廣大學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大數據時代首先帶來了傳播話語權的遷移。在印刷時代，知識分子常常是報紙書籍等紙媒話語權的擁有者。比如，民國時期的《新青年》、《新潮》、《語絲》、《晨報·副鐫》等報刊，其編者常常具有大學教師、編輯、作家等多重身份，這為他們重構文化空間、進行文化啟蒙打下了重要基礎。而在大數據時代，由於媒介身份和教育身份的分離，當今學者難以形成占據主導地位的話語權。文化話語權逐步從傳統學者移至媒介巨頭，尤其是以電視、網路等現代傳播手段為代表的傳媒機構。無論如何，大數據重構了文化傳播的空間形態，也打破了原有的話語體系平衡，締造出新的話語權分布，進而帶來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作為掌握媒介話語權的傳媒機構如何重塑文化價值空間？從目前看，媒介文化產業正迅速崛起、快速發展，但由於從業人員的蕪雜，資本力量漸漸成為傳媒文化的主宰。特別是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文化的價值向度被嚴重剝落。不僅如此，媒介偏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印刷文明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而大數據不僅用視像漸漸取代傳統文字，還使信息變得海量且混雜無章，這導致公眾話語變得散亂無序。正如尼爾·波茲曼的喟嘆：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因此，在大數據時代，廣大學者必須積極應對文化空間和教育背景的深刻變化，特別要處理好「為學」及人文教育等問題。

首先，就為學而言，在印刷媒介時代，藏書、購書與紙媒閱讀常常是文人學者為學的主要方式。民國時期，學者家中的藏書一般都要超過上萬冊，據鄧雲鄉回憶：「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書幾萬冊」。「據統計，現存魯迅藏書有4062種，約14000冊，其中中文書籍2193種，外文書籍1869種，包括中文線裝書、中文平裝書、俄文書、西文書、日文書等。」可以說，魯迅的文學及學術成就與其藏書、借書乃至抄書密不可分。而在知識的交流與傳承上，也多是通過課堂、宴飲、聚會、拜訪等方式進行。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北京，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朱光潛的「讀詩會」、《晨報·副鐫》「沈從文們」的聚會等都是當時為學交流的典型代表。

而在大數據時代，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查到各地的藏書狀況及學習資源，國內外開放的網路數據資源使知識獲取更為便捷迅速。數字化出版的崛起更是重新塑造了人們的交流方式、交流對象和文化傳遞模式。在知識的存儲上，電子圖書具有紙媒所不具備的攜帶方便、易於查詢等長處，實現了從古昔的汗牛充棟到當今的大容量可移動介質的重大轉變。在知識的交流上，網路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機會，E-mail、博客、微博、論壇、微信等網路平台已經成為日常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知識的分享、交流和傳遞也更為迅速和便捷。在知識的再生產上，海量網路資源為人們的書寫記錄提供了重要平台。比如，部分史料在搜集、整理、編寫、保管、出版、傳播等環節開始趨於數字化發展。由此可見，大數據時代的「為學」方式較紙媒時代已經發生很大改變。隨著「數字鴻溝」的不斷拉大，廣大學者除了要秉承傳統的為學精神，還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獲取及交流方法，使自身的學術研究不斷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

此外，人文教育也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30年前，尼爾·波茲曼在談到電視對美國教育的影響時指出，「美國目前最大的教育產業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裡，在電視機前。」這種警醒亦如當下的大數據之於教育。傳統課堂傳授的知識備受各類現代傳播媒介的信息沖擊，學生獲取知識及價值認同的途徑已發生重要改變。大數據時代使得我們的教育變得越來越「教條化」。這就要求人文教育工作者既要注重網路傳播的倫理規范，還要加強高校自身的職責建設，推動網路新媒體與傳統教學資源的有機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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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中學生在Al時代,大數據時代應該如何抓好文化知識的學習

文化知識的學習與思想品德的培養相結合，是當代青年學生成長的核心。年輕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學習。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知識經濟方興未艾、知識創新成為國家競爭力核心要素的時代，廣大青年學生應該抓住時機，認真學習中華優秀文化和人類文明成就，鞏固理論基礎，提高專業素質，不斷積累新知識，提高新技能。我們將成為國家建設所需要的有用的專業人才，肩負起歷史賦予我們的新使命。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一個人的知識學習和科技掌握離不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指導。成功和職業道德的基礎。當代青年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同時，還要積極加強思想道德修養，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自己，胸懷崇高理想，培育崇高情操，樹立為國家作貢獻的志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意志，牢牢把握人生方向，為祖國和人民的偉大事業成長，為社會奉獻作為優良品德的不懈追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造出與人民和時代相稱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