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怎樣講好中國故事
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必須建構與中國故事相聯系的話語體系，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有機統一，把握當代中國實際，選取中國典型案例，增強傳播效果。
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日益增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際影響力持續擴大，這塊古老的東方大地正在創造出一個個精彩而神奇的中國故事。當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國際社會也迫切需要了解東方巨龍的滄桑巨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建構與中國故事相聯系的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首先需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任何一種新的話語體系之所以能夠建構起來，是因為支撐這一話語體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疇具有與眾不同的嶄新內涵。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就需要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基本框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和范疇的內涵作出准確而規范的科學解讀。這是客觀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得以成功建構的基本要求。講好故事，需要講清楚故事背後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完整地講好中國新故事，也需要先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世今生和理論邏輯。唯有如此，才能樹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面而清晰認識，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故事的種種誤讀。
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有機統一。構建對外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眾話語的充分結合和有機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是對外話語體系的指南針和方向盤，要充分體現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幾代領導集體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像「中國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體現了黨和國家的政治話語創新，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同。學術話語側重於從學理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研究，解析相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學術研究要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切忌生搬硬造、玩弄概念，對西方的學術成果也要給予批判的吸收和借鑒。大眾話語是廣大民眾的日常用語，蘊含了豐富的民間智慧，是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集中反映。採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話語元素和表達方式，做到「聽得懂，記得住」，達到「隨風入夜」「潤物無聲」的積極效果。
科學把握當代中國實際。構建對外話語體系，要了解和研究中國具體國情，科學把握當代中國實際。一是要聯系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講清楚當代中國發展變化的制度原因。在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剖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文化的優勢所在，著力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提煉和加工，將其上升至話語體系。二是要聯系中國歷史，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歷程。三是聯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根基。
選取當代中國的典型案例，加強個案研究。講好中國故事的重點和難點在於，如何讓國外受眾能擺脫西方媒體長期以來的話語霸權和陷阱，聽懂中國人所講述的內容並產生興趣。以往對外傳播中的大而化之的工作總結或一般匯報式的宣傳手段，難免會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困惑與誤解。實際上，國外社會在關注當代中國發展時，其興趣點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從局部的微觀視角切入，逐步進行針對性的總體剖析。講好中國故事也要契合國外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方法，力求小中見大、生動活潑，與國外話語實現有機對接，並藉助新媒體的包裝宣傳等多種形式，將令人信服的具體發展經驗和成果介紹給世界，呈現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的真實面貌。
加強對外交流機制，切實加強「走出去」人才隊伍建設。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為國內外學術交流與文化傳播「走出去」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因而要抓住機遇，主動出擊，提高「走出去」的層次、深度與廣度，在鼓勵國外各界人士到中國實地見證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走出去，積極廣泛地參與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現狀是，具有較高專業素養的專家，外語能力遠遠達不到國際交流的要求；而外語水平較高的人才，對於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又知之甚少，因此在國際交流中難免出現國內有價值的觀點無法傳遞給世界、別國有益的研究成果不能被國內消化吸收，甚至出現有理說不清的狀況。這就要求培養大批既通曉中國實際、又了解世界大勢，同時還熟練掌握外語的專業人才隊伍，為其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一系列具有當代中國風范的精髓性思想觀點產生較大的國際影響力，贏得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文化的認同。
⑵ 描述一下中國文化的起源
漢唐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思想以及文字、繪畫、建築、雕刻等等，傳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唐鑒真東渡，中國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傳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備真備、高僧空海、阿倍仲馬呂等到中國研習中國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築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現在我國難覓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還有完好的保存。在韓國，影響最大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後的實學思想，如果人們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鏞等人是韓國哲學家，僅看他們的著作難以判斷作者的國籍。而中國文化中的禮教內容，在中國早已失傳，在韓國還保留的相當完整，因此，韓國被西方國家稱為是儒教國家的活化石。
中國文化不但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種影響。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認的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特別是其中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思考，焦點是它們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在明清之際，通過西方耶穌會士，通過東學西漸，還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葯、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先後傳到西方後，對於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國的影響最大，法國成為當時歐洲中國文化熱的中心。從17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大學》等，就通過法國傳到了歐洲其他國家。法國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如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程度，讓我們現在都感到震驚。伏爾泰就在禮拜堂里供奉著孔子的畫像，把孔子奉為人類道德的楷模。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直到費爾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過中國哲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就認為，正是中國的發現，才使歐洲人從宗教的迷惘中覺醒過來。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
那麼，中國文化對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的影響與西方現代化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學術界對西方現代文化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這樣一個共識，那就是，現代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於16世紀的科學革命，也不是始於17世紀的工業革命，而是始於18世紀的啟蒙運動；因為啟蒙思想集中表現了現代文化的基本特徵，於是，就得出了這樣兩個基本命題和結論：第一個命題就是：中國文化對歐洲啟蒙思想發生過重要影響；第二個命題就是，「啟蒙思想是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必要條件」。結論就是：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國包括亞洲、歐洲在內的一些國家都對中國文化給予了高度的認同和重視。
我們知道，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的現代化程度較高，但韓國的現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在對傳統文化尊重、繼承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化。到過韓國的人對韓國人的愛國精神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觸。譬如，韓國目前最著名的大學成均館大學，該校現在仍以儒家思想為宗旨，以仁義禮智為校訓。每年2月和8月，韓國人還會按照傳統方式到文廟去祭祀孔子，還有完全按照傳統儒家教學方式授課的學院，講授的主要課程就是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在中國幾乎已經消失殆盡的傳統縣學和書院，在韓國至今還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也在2004年底在韓國首都掛牌成立。韓國還將儒家文化的精神，通過電影、電視，各種媒體，向全社會廣泛宣傳。可以說，韓國是以儒家文化立國育民的成功範例，被西方很多學者稱作「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國度」。韓國沒有拋棄和否定傳統文化，而是把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入到了現代社會和現代生活中。
新加坡則從1980年代，就開始推行以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為中心內容的「文化再生」運動。1982年春節，李光耀總理號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儒家的傳統道德，並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政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的「治國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總理吳作棟又提議把儒家東方價值觀提升為國家意識，並使之成為每個公民的行動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發表了充滿儒家倫理精神的《共同價值白皮書》。該書提出了五大共同價值觀為：(1)國家至上，社會為先；(2)家庭為根，社會為本；(3)關懷扶持，同舟共濟；(4)求同存異，協商共識；(5)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重視傳統文化告訴我們：
第一、這些國家之所以都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儒家傳統文化中一部分價值觀、倫理觀已經積淀成為他們民族的道德規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國慶獻辭中曾說：「也許我英語比華語好，因為我早年學會英語；但是即使再過一千個世代，我也不會變成英國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價值體系，而是東方價值體系。」
第二.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實現現代化，不必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並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並行不悖的。
⑶ 儒家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主流
（一）儒家文化不適應現代社會。
參考資料一.從新加坡看儒家文化：
新加坡重視傳統的儒家文化，但同時更加重視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實，來說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實，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個法律結構是英國留下來的，並在它發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現在的法庭審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國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結構恰恰是英國的價值結構，是歐洲法制精神的結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對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著相當清晰的認識。李光耀認為，儒家文化強調長者權威，不適應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年輕人創造歷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財富」論壇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出不了企業家。因為中國的儒家文化：叫學而優則仕。而美國只改了一個字，叫學而優則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視以西方文化彌補儒家文化的不足。這里所說的西方文化，並不是中國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學、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內的整個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個全球性的城市國家，在新加坡400萬人口中有100萬是外國人。新加坡以海納白川的精神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種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們看不到中國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國式管理的痕跡。
盡管在新加坡企業中存在著明顯的等級觀念和服從文化，但主導新加坡企業的卻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著亞洲最為完善的職業經理人制度，而支撐職業經理人制度的是背後的西方哲學。因此，新加坡企業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結果，而不是以單純的儒家文化為根基。
參考資料二：儒家文化與法制、文明、自由的沖突。
當今世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世界，我們的儒家文化及其他傳統文化已經在這一點上表現了明顯的不適應。日本人改變自己適應了，所以日本人現在就是比我們發達。而我們在這一點上還存在著許多心理與制度上的障礙，所以還是不及人家。你可以有權討厭人家，但是，這是沒有用的。你還得比人家強，自己才會有安全感，才不會有生存上的威脅。這不是什麼自卑，正是自信才有這樣的勇氣。一個有強烈自卑情緒的人，是不敢承認自己的缺點的，只有充滿自信的人才敢大方地說出自己的缺點，才敢於正視自己的缺點，才會努力向人家學習。一個寬容的人、善於學習的人，正是有十足的底氣的人，是充滿自信的人。那種說西方人開始向中國文化尋找歸宿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自欺欺人的。這個說法，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著名儒家學者梁潄溟先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里已經說過。說我們的文化是精神的，外國文化是物質的。外國開始要向我們中國文化學習了。當時就被胡適先生批駁了。這些說法並不新鮮啊。如果我們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的話，我們應該不會這樣容易健忘的。其實我們越是一個貧弱的民族，這樣急於得到人家西方認同的心理就越強。這正是民族自卑情結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