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蜀歷史文化
蜀文化從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興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東周時期，由於巴文化的興起，逐漸融匯為巴蜀文化，擴大為巴蜀大文化體。至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又逐漸融匯入中華文化之中。這一文化交流影響過程，正印證了考古學上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擴張模式：接觸——沖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響過程中，曾經輝煌了千餘年的古蜀文明雖然已成歷史，但作為凝聚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卻不會因此而消失。誠然，從考古器類學角度看，這以後再難發現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紋飾，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學上的文化意義。但如果從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角度來考察，便可發現，蜀文化作一種積淀了上千年歲月的傳統文化，它的影響力決不會，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繼續流傳下去，首先要看這種文化存在的環境和條件是否改變，傳承的渠道不否通暢。由於東周以後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漢以來能上能下入的漢文化，都是建立在傳統農業基礎上的內陸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質與存在方式別無二致。所以，在經過這兩度涵化後，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意識流，蜀文化的傳承渠道仍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心理觀念、生活模式和行為模式仍會一代代接力傳下去。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為古蜀該區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採集種植、漁獵飼養，進而創造獨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類型提供了良好條件。
從文化的主體———人來說，古蜀人口眾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著漢、藏、羌等十餘個民族，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傳統節日、穿著打扮，以及獨特的節慶、歌會等，都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內容。蜀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化，她的肇始、發展，與治水有密切關系。
古蜀不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稱的農耕文明，而且有發育較早的工業和商業：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氣開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術、世界紙幣、世界蓋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最早出現城市文明的地區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間，就有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時期，古蜀已進入國家形態，有比較發達的神權和禮樂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對外貿易比較發達，成為中國西南與南亞以至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稱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從人民不知飢饉……謂之天府」之後，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僅使蜀之先民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物質文明，而且創造出了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兩個系統的文字，一個系統是比較進步的表意文字，一個系統是表形（象形）文字，而兩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遺跡；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輩出，傑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漢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國兩晉時期的諸葛亮、陳壽，唐代的陳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蘇門三父子」、黃庭堅、張？、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楊慎、來知德，清代的唐甄、費密、李調元，近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謂燦若星辰，這一串串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一筆筆豐富的精神財富。
蜀各個歷史時期文化名人的不斷涌現，不僅充分證明蜀文化歷史悠久，燦爛輝煌，而且為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 蜀文化的形成、繼承和發揚，主要得益於它匯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傳統和強烈的渴求開放的意識。
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與西面的阿壩相連，與岷江上中游保持著密切的往還互動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為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環抱，歷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致使李白發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這一封閉地形對蜀文化必然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質，正因為蜀道之難，反而激勵起蜀之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
於是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義上改造環境，進而鑄就了蜀之先民於封閉中求開放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兼容和開放終於成為蜀文化最顯著的特徵。
從自然地理審視，蜀文化同周圍不同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盆地周圍（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嶺。蜀之先民為了打破盆地地緣的封鎖，創造了高超的棧道和繩橋技術（現在劍門關、廣元等地仍保存有棧道，20世紀60年代連接都江堰內外江的竹索橋以及四川阿壩州，至今仍可見到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則是多種類型的繩橋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狹隘的封閉性。
藉助劍門關、廣元等地的古棧道，蜀地得以與陝西等中原地區溝通，蜀文化得以與原本就是同一血脈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禮制、風習、價值觀和歷史觀等方面的影響。四川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與江漢平原相通，蜀通過巴，與楚江水上下，一葦可航，「蜀風」早與「楚流」交流混融，從古至今，蜀文化都與楚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在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中，分別出土了海貝、象牙，阿壩州茂縣則出土了琉璃珠，這些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證明蜀之先民與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遲到漢代，從蜀到印度、中亞再到西亞，就存在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今天被學術理論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據考證，「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緬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經「滇越」乘象國（今東印度阿薩姆邦），到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區，直至中、西亞。
另一條是東道，從成都出發，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西道重合。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蜀文化主要與雲南、貴州地區的南中文化有著密切的往還交流和相互兼容。
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還交融，又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溫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強的輻射能力，除與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滲透影響之外，主要還表現在對滇黔文化的輻射，並遠達東南亞地區，在金屬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對東南亞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漢唐以後，文化的。
古蜀文明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內陸農業文明。
它的興衰，與治水和農業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形成的治水經驗和開發平原農業的傳統，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秦並蜀後，古蜀文明雖已消融，但這一傳統的文化基因，卻因此得到繼承和發揚。蜀地自有記載以來，就是一個農業發達的區域，並形成了「教民務農」和治理水患的傳統。
至遲在戰國時期，已有了作為國家機器主持的統一的水利建設事業。秦並蜀後，李冰率蜀郡人民繼承發揚這一傳統，把中原先進的技術與蜀地的經驗結合起來，掀起了在蜀大興水利、廣開稻田的 *** 。
「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經由李冰這次大規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個有機的水利體系。
它不僅使當時的「成都小平原和臨邛、南安這一小小的三角地帶」成為經濟文化的繁榮地區，其人口密度幾乎占巴蜀戶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發揮著防洪、水運、灌溉等綜合的功能和作用。作為蜀文化精神象徵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經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觀。
秦漢以來治水、農業傳統精神的復興，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華陽國志》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古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蜀地成為全國聞名的富庶之區，並享有天府的美譽。
東漢初年，班固在《西都賦》中描繪首都長安郊野的情況說：「源泉灌注，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李善《昭明文選》注曰：「言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這里說得很明白，蜀地的農業文化發展程度超過了關中，原來富庶的關中，這里反而向蜀看齊，只配號為「近蜀」，「與蜀相類」而已。
可見，這時的蜀，已與富饒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開明王朝起，即成為蜀國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這里薈萃著蜀文化的精華，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徵。秦並巴蜀後，分置巴、蜀兩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
漢時從蜀郡分置廣漢、犍為郡，號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於秦漢以來，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陸海」的美稱，為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結構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種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結合成都地形走勢而修建的略成龜形的城牆，被定型下來。
成都的秦城、漢城，有「重城」、「層城」之說，即由大城連著小城組成。加之城內街道呈方塊狀布局，河水溝渠縱橫，江多橋眾。
這樣的城市格局和景觀，既取法秦都咸陽，又獨具特色，以致成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種獨特的類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藝聞名於海內外。
成都城內不僅設有專門官府工匠聚居的「錦官城」，而且織機遍於民間人戶。由成都城內生產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細布）、蜀「織成」錦（宮廷用品）、蜀緞等，以錦水濯漂，鮮潤細膩，名揚天下。
此外，還有以「金錯蜀杯」、「蜀漢扣器」為代表的漆器工藝品，遠銷於長沙、江陵、朝鮮和蒙古。至於以蜀布、邛竹杖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驅，也是以成都為大本營傳播出去的。
以上這些文化成就，給漢晉時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中有人採用當時最為流行的、以華麗辭章著稱的文學形式——漢賦，對當時成都的富庶與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如西漢末年蜀人揚雄首先以《蜀都賦》以贊之，稱其「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這一評價，既是對蜀文化生氣勃勃的真實寫照，也是對當時成都的時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後，「蜀都」這一歷史賦予的光輝的文化形象，便成為成都這座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代稱。
蜀與華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統必然相異。楊雄《蜀王本紀》說蜀的古代，「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僅有口耳相傳的祖先神話和巫術式的巴蜀圖語，其精神形態尚處於原始幼稚階段。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六國移民、徙徒、遷虜大量強制在蜀中安置，此舉有助於提高蜀地的經濟文化水平，縮小同中原文化的差異。
「是的，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漢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創辦地方官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
蜀生張寬等18人被派往京師攻讀《五經》，數年後歸蜀，標志著中原學術文化引進蜀地。蜀人對中原文化的引進，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決不盲從的態度。
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傳統的影響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選擇地學習儒家經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漢書·地理志》「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說，蜀人雖學儒家經典，但未能篤儒家學說，仍然酷好文字，長與詞賦，西漢一代，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均以詞賦見長，表現出蜀與楚文化的濃厚關系。
又如，蜀人在《五經》中，對《易經》特別偏愛上，以致西漢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經出眾的經師，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結果，等等。在文翁。
巴蜀文化 華夏文化的一個分支。
中國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慶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陝南、滇北一帶。
傳說，早建有地方政權，至公元前 316年為秦所滅。考古發現，商至西周時，蜀人與黃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後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缽等，雖具地方特色，但銅鏃、銅戈、銅矛卻為黃河流域常見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禮器與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於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後活動於盆地東部及附近地區。西周時，建有巴國，受蜀影響，始有較高水平的農業。
後與蜀同時為秦所滅。代表巴文化特徵的有出土戰國時的圓刃折腰鉞，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銅容器。
巴蜀兩地相距較近，交流方便，兩地出現的船棺葬、扁莖無格柳葉劍、銅器紋飾中出現的虎紋則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徵。銅兵器和銅印上的各種符號可能是一種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與楚文化影響外，它還影響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 在秦以後，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加速融合獲得新的發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後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為天府之國。四川自古盛產蠶桑，絲織為中國之冠，漢時成都即成織錦中心。
由於錦緞馳名，錦城成為成都的代稱。四川很早就發明鑿鹽井取鹵，打氣井取氣，燃煮鹵制鹽，其鑽井技術為世界首創。
蜀道難久為人知，但巴蜀創造的棧道卻是一種奇跡。它不僅溝通與中原的往來，也是西南絲綢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藝術風格獨特。川劇是其特有的表演藝術，語言生活氣息濃厚，幽默風趣，尤以幫、打、唱緊密結合，川劇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講究吃的藝術，川菜特點注重調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蔥、蒜，味醇厚，人稱「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濃郁、綿醇爽甜。
名酒有五糧液、瀘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為「四塞之國」，古代交通甚為困難，故李白發出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
這一封閉地形對巴蜀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所必然帶來的封閉性肯定會有較大影響。但正是因為如此，又反過來激勵起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
於是，環境與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中有封閉的歷史個性。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終於成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隴文化的溝通，最大的障礙是北方的高山——秦嶺。但巴蜀先民以驚人的勇氣，創造了高超的棧道技術，打破了盆地地緣的封鎖，克服了狹隘的封閉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開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個美女的神話故事，就是上古時代開山通道進行文化交流的生動體現。棧道是巴蜀人的一大發明。
司馬遷認為巴蜀「四塞之國」的封閉性是靠「棧道千里，無所不通」來達到開放的，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須開道，遇水必須造橋，古蜀先民為了突破封閉，在發明了棧道的同時，又發表了笮橋。
笮橋即繩橋，有多種類型，至今尚可見到的藏區的溜索和編網的藤橋，岷山上的竹索橋，滇西北的編網篾橋，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橋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鐵索橋，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智慧體現。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塗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
這條通道，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
從成都出發，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稱為「五尺道」。從成都出發，到僰道（宜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以後一途入越南，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
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最早走這條線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滅蜀後南遷的蜀王子安陽王。安陽王率領兵將3萬人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歷史上又稱之為「蜀朝」。
四川盆地雖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但山原之間的若干河谷卻成為巴蜀得天獨厚的對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礱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們穿行於橫斷山脈，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為古氐羌民族遷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東部有長江三峽作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劍門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隴，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漢中。
而盆地以東的清江流域又北與江漢平原相通，南與湘西山地相連。正是依據這樣的地理特點，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東、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為薈萃農耕、游牧文化的聚寶盆。
從先秦到魏。
劉禪（shàn）(207-271)即蜀漢後主，字公嗣，小名阿斗。
劉備的長子，母親是昭烈皇後甘氏。三國時期蜀漢第二位皇帝，公元223-263年在位。
公元263年蜀漢被曹魏所滅，劉禪投降曹魏，被封為安樂公。 劉禪降魏後，司馬昭在一次大宴蜀國君臣時，特意令人奏起了蜀地音樂，以觀察劉禪的反應。
蜀國舊臣聽後無不現出悲慽之容，只有劉禪一人不悲反笑，開心得不得了，活脫脫是一個缺心少肝、苟且偷安的皮相。司馬昭當時就跟人說，一個人沒有心肝怎麼可以到這種地步！後來司馬昭又去問劉禪，說你還想念蜀國嗎？劉禪馬上回答：「此間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這個成語從此誕生。 說完這個話以後，劉禪帶來的一個舊臣就跑去找他說，不能這樣說呀，這樣說實在太沒心肝了，下回司馬昭再問你，你就說，先人的墳墓在蜀國，我沒有一天不想，然後把眼睛閉起來。
果然，不久司馬昭再次問劉禪，說想念蜀國嗎？劉禪說：啊呀，先人的墳墓都埋在那兒，我沒有一天不想。 司馬昭說不對啊，這話我怎麼聽著不像你說的，像你某個大臣說的。
劉禪馬上把眼睛一睜：哎，對啊，就是他說的，就是他教我這么說的！乍一看，劉禪的確是一幅沒皮沒臉的嘴臉，而且 *** 到了無可救葯的地步。可細細一想，劉禪不如此回答又能如何？。
蜀國是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蜀族在現今四川建立的國家，後被秦國所滅。
蜀族是先秦時期一個不同於華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中，據記載武王伐紂時蜀人曾經相助。但關於蜀國的歷史在先秦文獻中一直沒有詳細記載，直到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中才記載了關於蜀國的歷史和傳說。
古蜀人先祖為蜀山氏，有觀點認為：蜀山氏與蠶叢氏是從岷江上游興起的，是古羌人的一個分支。蜀國不只擁有單獨一個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開明氏諸族統領。開明五世之前，蜀國的都城建於廣都樊鄉（即今天的雙流縣）。到了開明九世建都於成都。開明十二世時「五丁力士」開辟了石牛道，打通了從蜀至秦的信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時秦國滅掉了蜀國，蜀地從此成為秦國的糧倉，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秦滅蜀後，蜀人殘部一支在王子安陽王帶領下輾轉南遷，最後到達交趾，在現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並持續了一百多年。
關於蜀國歷史最著名的詩句是李白在《蜀道難》中所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李商隱在《錦瑟》中有「望帝春心托杜鵑」的詩句。相傳望帝原名杜宇，立荊州一個傳說死而復生的人鱉靈為丞相。當時洪水泛濫，而蜀國四面環山，中間是盆地，水流不出去，鱉靈鑿穿巫山，引導水流出去，形成今天的長江。隔幾年，望帝因他功高，傳位於他，自己修道，死後化為杜鵑鳥。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風格與同時期中原一帶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時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文明程度。